永乐八年（1410年），长沙妖人李法良作乱，皇太子朱高炽命丰城侯李彬率兵围剿捕杀，而汉王朱高煦阻止。朱瞻基于是寻求黄淮的意见，黄淮说：“李彬是老将，必能消灭贼人，愿殿下从速派他去。”于是李法良被擒。黄淮生病，皇太子命内臣前去问安，又派遣太医蒋用文前去巡查病情，赐以手书。秋，明成祖回朝，朱高炽派黄淮前往滁州谒见明成祖，明成祖很高兴。

永乐九年十月十七日（1411年11月3日），明成祖命黄淮担任总裁官，参与重修《明太祖实录》。永乐十年二月一日（1412年3月13日），阁臣胡广、黄淮、杨荣、杨士奇、金幼孜五人皆赐诰命，推恩先世。黄淮父赠奉政大夫、右春坊大学士，母、妻皆封宜人。

永乐十一年二月十五日（1413年3月16日），明成祖巡幸北京，皇太孙随同前往，黄淮与尚书蹇义、谕德杨士奇、洗马杨溥辅佐皇太子监国。

永乐十二年闰九月四日（1414年10月17日），因明成祖征瓦剌回来时太子遣使者迎接稍迟，明成祖又听信朱高煦的诬陷，将东宫属官全部投进诏狱，黄淮和杨溥、金问都被关了十年。

永乐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1424年9月7日），明仁宗朱高炽即位，命黄淮官复原职。八月十七日（9月9日），明仁宗升黄淮为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学士，与杨荣、金幼孜、杨士奇同掌内制，后遭母丧，黄淮请回家守孝，明仁宗不许。

洪熙元年正月五日（1425年1月24日），明仁宗进升黄淮为少保、户部尚书，仍兼武英殿大学士。不久，明仁宗赠黄淮的曾祖、祖父、父亲皆如其官，母封太夫人，妻封夫人。五月十一日（5月28日），明仁宗感觉身体不适，于是派使者将皇太子朱瞻基从南京召回北京，期间命黄淮与杨士奇、杨溥辅佐郑王、襄王监国。当时汉王朱高煦久蓄异志，中外疑惧，黄淮因忧患危局而吐血。

宣德元年（1426年）八月，汉王朱高煦造反，明宣宗亲征乐安，命黄淮留守，辅佐郑王、襄王监国。

宣德二年八月九日（1427年8月30日），黄淮因病请求退休，明宣宗批准了。父亲黄性年已九十，黄淮奉养甚欢。

宣德七年三月十日（1432年4月10日），父亲黄性去世，明宣宗赐葬祭。十二月十八日（1433年1月9日），黄淮入宫谢恩，并推荐自己的儿子黄采入国子监。正值灯节，明宣宗赐许他游西苑，诏令他乘肩舆登万岁山。宣德八年二月八日（1433年2月27日），明宣宗命黄淮主持会试。到黄淮辞归时，明宣宗在太液池为黄淮饯行，还作长歌送给黄淮，并且说：“朕生日时，卿再来。”

宣德九年（1434年），黄淮按时参与明宣宗的生日，等到九月又归乡。

宣德十年（1435年），明英宗即位，黄淮再次入朝觐见。

正统十四年六月三日（1449年6月22日），黄淮去世，享年八十三岁，赐谥号“文简”。

黄淮现存诗歌816首，包括《黄文简公介庵集》中收录的458首和《省愆集》中收录的338首，还有20首今人辑遗之作，均按诗歌体裁分类，各体兼备。

《黄文简公介庵集》包括《退直稿》收录的355首诗歌作品和《入觐稿》收录的103首诗歌作品，囊括了黄淮在朝为官和致仕后三次进京入觐的全部诗歌创作，诗歌主题围绕台阁文臣日常应制酬答和闲情雅趣，诗歌风格呈现出明显的台阁诗风。黄淮的《介庵集》诗歌创作具有明显的台阁体风格特色，其用于官场交际类的诗歌带有浓重的歌功颂德色彩，诗歌风格雍容典雅；而其政务之余的日常生活类诗歌则显露出明初文人的闲情雅趣，诗歌风格清丽平正。

《省愆集》共收录黄淮狱中诗歌作品338首，大致包含颂圣恋阙、自省表忠、牢狱之苦、亲友交际和自我感怀等五大方面题材内容。黄淮创作于狱中的《省愆集》相较于其具有明显台阁体诗歌风格特征的《介庵集》而言，诗歌题材范围有所扩大，“目之所及皆能入诗”，不再只局限于官场馆阁的生活范围之内；诗歌情感内蕴也更加丰富，抒发情感真挚感人，且私人情感不再完全服从于公共情感，开始大量关注到主观自我，喜怒哀乐皆可入诗；诗歌艺术性大大加强，大量运用对比、象征、托物言志、借物喻己等修辞方法和表现手法，文学色彩浓厚。

综上，黄淮的诗歌创作丰富扩充了台阁体诗歌创作的题材，关注到了主观自我私人的、独特的、复杂的情感世界，对同时期台阁体诗作在题材、内蕴、审美方面均有突破深化之处。同时，其在宏观公共情感上所表现出的“无所怨尤”，凸显出了明初台阁体文人所推崇的儒教诗学品格，受到清代四库馆臣的推崇，赞其“可谓不失风人之旨”。

黄淮现存散文三百余篇，种类丰富，主要见于《黄文简公介庵集》的《退直稿》卷三、《归田稿》全六卷和《入觐稿》卷一、卷二之中，此外还有部分后人考证补遗之文。从文章体裁来看，各体兼备，颂、赋、赞、箴、铭、说、序、记、题跋、碑志、传、祭文、哀辞等各类文体皆有创作，就文章内容而言，包罗万象，涉及了明初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方面，真实全面地呈现出了明初官场文化，为了解明初政治环境、官员的选拔任命、仕人的从政心态、文人的生存境况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史实资料。除此之外，黄淮在《归田稿》中有大量记录了明初温州故实的记、序、传、碑志等文章，涉及当地文迹、时政设施、名人事迹和庙学修建等多方面，对温州地域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同时黄淮作为具有代表性的台阁体文人，其散文具有鲜明的明初台阁体风格特色，尊崇文以载道，文风平易纡徐，文章中所流露出的价值观念和文学思想对研究当时文学风尚的嬗变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推进对台阁体文风的研究。黄淮的散文创作在遵循台阁体文人所推崇的文以载道、雍容典雅创作风格的基础上，兼备史料价值。其在致仕归乡后的二十余年间，创作了大量涉及明前中期政治制度、地域文化、外交战事的散文，对了解明前中期义仓兴废、庙学修建、邦国朝贡、抗倭工事等时政史实，以及明前中期温州地区的祭祀信仰、家族文化、地域名胜等文化故实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明成祖朱棣：①朕即位以来，尔七人（解缙、黄淮、胡广、胡俨、杨荣、杨士奇、金幼孜）者，朝夕相与共事，鲜离左右。（《明太宗实录》引）② 黄淮论事，如立高冈，无远不见。（《明史》引）

胡广：淮有政事才，士奇文学胜，且简静无势利心。（《东里集》引）

杨溥：观公名集之义，岂徒诗云乎哉？（《省愆集》引）

王直：性尤介特，不曲如苟止。虽与同列议事上前，有所不可，亦毅然不回。（《重编王文端公文集》）

孙继宗等：淮直谅多才略，熟谙朝政。（《明英宗实录》）

尹直：是则文简好短毁人，固宜有反尔之报。至谓方、尹、许之惨祸一出于文简，则未必然。若果有之，是小人之尤者，何得老死牗下好还之，天岂懵然耶？（《謇斋琐缀录》）

廖道南：予观文贞所载日录，谓淮忌胡广、解缙。及观国史，亦谓缙之死，淮有力焉。再观省愆录，乃知淮之不容于时，下狱十年，家食二十馀年，杜门扫轨，不问国事。而同事七人，缙既雉罹，广亦蟪夭，惟文贞秉钧，文敏谋幄，淮之蒙诟，亦未可知也。（《殿阁词林记》）

郑晓：公圜土十年，家居余二十年，蒙垢简牍，君子弗信也。（《吾学编》）

黄景昉：家居二十余年，晚备优闲之适，似较得出处正。（《国史唯疑》）

傅维麟：神识洞朗，健力峻拔，有古社稷臣之风。（《明书》）

张廷玉等：①淮性明果，达于治体。（《明史》）②量颇隘，同列有小过，辄以闻。或谓解缙之谪，淮有力焉。（《明史》）

纪昀等：淮当革除之际，身事两朝，不免为白圭之玷。史又言淮性颇隘，同列有小过辄以闻。解缙之死，淮有力焉。人品亦不甚醇，然通达治体，多所献替。其辅导仁宗，从容调护，尤为有功。虽以是被谤获罪，而赐环以后，复跻禁近。迨至引年归里，受三朝宠遇者又数十年。遭际之隆，几与三杨相埒。其文章舂容安雅，亦与三杨体格略同……当患难幽忧之日，而和平温厚，无所怨尤，可谓不失风人之旨。（《四库全书总目》）

永乐五年（1407年）冬一日，明成祖在胡广进呈诗文时间问：“杨士奇的文学成就是难得的，为什么黄淮容不得他？”胡广回答说：“黄淮有政治才能，而杨士奇有文学才能，且没有势利心。因为解缙更重视杨士奇，所以黄淮心中感到不平。”明成祖说：“我知道你也容不下黄淮。”胡广退下后告诉杨士奇，于是杨士奇对待黄淮更加谨慎了。

明《万历温州府志》记载，南宋咸淳初（1265年-1274年）初，海坛岭下江沙忽涨，人皆异之。不久后，陈宜中大拜；明宣德间，山边江涂又一次涨沙，黄淮大拜；明嘉靖初，第三次海坛涨沙，张孚敬大拜。

黄淮的家世最早可追溯至唐代，其远祖黄中，字大本，号潜夫，在唐文宗时授江浙东路教授，始迁温州永嘉育材坊，自此永嘉黄氏族系在此生根繁衍，在此后的各朝各代均有入仕为官者。

黄淮著有《省愆集》二卷，《介庵集》十一卷，还有杨士奇合著有《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

《明史》认为黄淮气度狭隘，好言他人是非。这种对黄淮人品的负面评价不仅见于《明史》，还遍及明代和清初关于黄淮的各类记载中，与正面赞扬黄淮人品的传记形成两极分化的鲜明趋势。

梳理相关文献，对黄淮人品不利的说法最早源于杨士奇。然而，此说却有颇多不能令人信服之处。遍观涉及解缙与黄淮的明初史书传记，并未有任何将解缙之死与黄淮相关联的史料记载。再进一步梳理与《明英宗实录》相关的文献和人物，则可发现，参与《明英宗实录》修纂工作的尹直在其《謇斋琐缀录》中有对黄淮做出过相关评价。

《謇斋琐缀录》中记述了杨荣以黄淮病瘵、能传染人的缘由使其见疏于宣宗，尹直认为黄淮喜好诋毁别人，所以被人不容，可以看出尹直信奉并遵从了杨士奇在《三朝圣谕录》中对黄淮的不利评价。由此可以推测，《明英宗实录》作为正史，在评判黄淮时却采纳了无从证实、没有根据的负面言论，或许与其编纂人员有关。此外，尹直在《謇斋琐缀录》中还指出时人将方孝孺、尹昌隆、许白云等人的死因都归咎嫁祸于黄淮，这种说法对后世影响极大，更加加深了黄淮好言他人是非、喜兴大狱的负面形象。

但是，黄淮去世后，同时代的陈敬宗、王直等在为其所作的墓志铭和碑铭中对其人格高度肯定。陈敬宗刻画了黄淮正直认真、勠力从公的为官品性。王直也在其为黄淮所写的神道碑记中指出当时朝堂之人多有说黄淮刻板固执者，认为黄淮做事太过于认真，流露出其刚正不阿、忠正无私的为官之德。时至正德、嘉靖年间，廖道南在《殿阁词林记》中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廖道南认为黄淮在朝时便“不容于时”，而后又下狱十年，家居二十余年，杜门幽居，不问国事，而杨士奇、杨荣位高权重，掌握话语权，因此黄淮因与杨士奇、杨荣有所芥蒂而遭诬陷也不得而知。郑晓也在其《吾学编》中认为黄淮进退适宜却遭人构陷，后世君子皆为其惋惜。

时及明末，对黄淮人品的争议仍然存在。黄景昉《国史惟疑》中指出时人多认为黄淮好诋毁同列，解缙、胡广、杨士奇都受到黄淮的排挤，由此可以看出明末对于黄淮好诋毁同列的传言更甚，但黄景昉认为黄淮好诋毁同列之语为不实之言。

通过上述诸多文献可以看出，明代文人史家对黄淮人品的评定出现了两种几近相悖的观点，而清代的《明史》大体依循《明英宗实录》编写，且加之杨士奇等人的政治地位所附加的话语权，令后世文人多从其说，由此对黄淮“量颇隘，同列有小过，辄以闻”盖棺定论。

浙江省温州市信河街黄府巷原来因为北宋孝子仰忻居此，而名孝廉坊，办有孝廉塾，其南侧原有小河，颇似幞巾，故称巾湖里。宣德二年（1427年）黄淮晋身荣禄大夫，因病回温州养病，郡县官员及师生提议改巾湖里为荣禄坊，被他婉言谢绝。而孝廉坊因为是黄淮居处，正统元年（1436年）之后被民间改称黄府巷。黄府故址现为温州仪表厂。“文革”时，曾改名为“燎原巷”，后恢复原名。

明清《温州府志》与清《光绪永嘉县志》记载，温州市区拱辰建有少保坊，即今永宁巷口桥边，是为纪念黄淮所建，牌坊上刻“少保”等三十字，是当时国手、温籍书法名家黄养正所书，后被毁。

最胜寺位于温州市区郭公山东麓，是黄淮采纳了江心寺都纲昙旭禅师的提议，为祈求身体康复，作为祝贺父亲九十大寿的礼物，宣德三年（1428年）动工兴建，宣德四年（1429年）秋竣工，2004年被公布为市文物保护单位。

黄淮墓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茶山南柳村南侧稻桶岩下，茶罗公路亭侧，有石翁仲、石羊、石马、部份石碑尚存。现列入文物保护单位。

黄淮纪念馆位于浙江省温州市瓯海区南柳自然村，茶山路东侧，南柳黄府山麓。二进砖木结构，2004年重建，2007年被瓯海区人民政府列为文保单位。

《黄文简公八任官诰》全长3.47米，高0.3米，现存民间。

明宣宗赐黄淮石砚，现存湖南湘阴博物馆。

雁荡山龙鼻洞还有“荣禄大夫、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永嘉黄淮宣德癸丑冬游”字样的摩崖石刻。

张廷玉等《明史·卷一百四十七·列传第三十五》

陈敬宗《荣禄大夫少保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谥文简黄公淮墓志铭》（《国朝献徵录·卷十二》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