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至1985年任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党组副书记。1998年12月离休。曾参加第一届至第十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黄甘英是中共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政协第五届、七届、八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

2023年1月11日，黄甘英同志（享受部长级待遇），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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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幼多舛，自强自立

黄甘英的故乡在广东梅州，1921年4月生于北京。当时的中国正处于内战时期，军阀混战，各派系相互争斗。黄甘英从小就是一个苦命的孩子，幼年的时候就不幸失去了父亲，和母亲艰难度日，可是没过几年连相依为命的母亲也离她而去，黄甘英彻底成了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

悲惨的身世不仅没有打垮年幼的黄甘英，反而使得她幼小的心灵在种种磨难下练就出一份不屈不挠的韧性来。她忍住父母双亡的巨大悲痛，发奋读书，把一切精力都投入到学习中，终于以优异的成绩叩开了北京师大附中的大门，成为当时北京师大附中（男校）的最后一届女学生，并和张洁珣、王光英等人成为同班同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进入北京师大附中以后，黄甘英更是一刻都不曾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每天早早就出门上学，从不迟到早退，每一节课都认认真真，听课一丝不苟，并且常常和同学们一起讨论问题。直到毕业前，她每一科的成绩都在全年级名列前茅，是同学们争相学习的榜样。

投身革命，无怨无悔

1935年12月9日，北京大中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了抗日救国的“一二·九”运动。黄甘英当时年仅14岁，不甘沦为亡国奴的她也毅然决然地参加了示威游行。这次“一二·九”运动彻底改变了黄甘英的人生轨迹，从那以后，她一方面积极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教育，一方面开始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从此踏上了艰难的革命道路。

1936年黄甘英参加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为了一名不惧死亡，不畏艰险的革命斗士。1937年9月，她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1938年黄甘英到了冀南抗日根据地，凭借先进的政治觉悟、出色的谈吐和优秀的办事能力，获得了党内同志的一致认可，在威县担任县委宣传部长、县委妇委书记，后来又因不俗的表现转到了垂阳县担任学运部长。

随着农村工作经验和生活阅历的增加，黄甘英在工作上越来越得心应手，并且得到了当地群众的深切爱戴。1943年她又调回北京，专门做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

妇女工作，一生志愿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战中，在国民党残酷镇压下的城市地下工作中，在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的风云变幻中，她是勇敢向前从不低头的斗士。可是与上前杀敌的战士不同，她的战场更多的是在后台，1948年下半年她被调到平山县中央妇委工作。第一次做妇女工作的黄甘英意识到，妇女工作不同于一般的思想教育，和她此前做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思想工作不同。她出现了一些动摇，这时邓颖超大姐把她“骂”了一顿：“你是妇女却不愿做妇女工作。这话讲得没出息，难道你想等着让男人来解放妇女吗？”黄甘英从没见过和蔼可亲的老大姐这么严厉，觉得心服口服，从此立下了做一辈子妇女工作的志愿。

她开始挨家挨户地探访，体察民情，她发现乡村的妇女大多比较传统和保守，遵从三从四德，自幼裹着小脚，每日只识务农干活。从北京师大附中毕业，受过良好知识教育的她深切地感受到，只有用生动的事例来感动全乡妇女，用身边的典型来感染、带动全乡妇女，才能促进她们思想认识的提高。于是她就常常召开全乡妇女座谈会，大家在一起畅谈生活、理想，张家的媳妇有困难就带动全乡妇女每人帮一点忙，李家的媳妇不识字她就带动全乡妇女一起学认字。

做了一年妇女工作的黄甘英此时意识到，中国这么多的妇女，可是却没有一个专门的机构来帮助她们，引领她们，黄甘英意识到了成立全国妇联的必要性。于是她开始积极上书写报告，积极为全国妇联的成立努力奔走。终于1949年4月全国妇联的机构正式成立，黄甘英因为之前出色的工作表现先后被评为全国妇联的组织部科长、副部长，城市工作部副部长。1954年1月至1956年5月任全国妇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1956年5月至1957年10月任全国妇联国际部副部长，1957年10月起任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部长。

文革岁月，惨遭压迫

1961年5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黄甘英担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兼国际部部长。后来她因不满“四人帮”横行霸道，便勇敢地站出来同“四人帮”进行斗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结果被诬陷为特务，受到残酷迫害，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达十年之久。

那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不仅极大地摧残了黄甘英的身体，更给黄甘英的心灵带来不可磨灭的创伤。当她被释放出狱时，脚几乎不能走路，嘴不能说话，大脑不能思考。中央领导非常关心她的病情，把她安排在当时医疗条件最好的北医三院住院治疗。

事后黄甘英回忆：“医生除了每天给我做体能恢复训练外，就是让我不断地读报纸，直到能背为止。别人念几遍就背下来了，可我的脑子却是空的，怎么也记不住。”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她能背诵越来越多的东西。当她出院时，她的大脑基本上恢复了健康。恢复健康的黄甘英却没想到，将要面临着一场艰巨的挑战：三位和她一样在“文革”中被诬陷的同志，请求黄甘英帮她们平反昭雪。有人警告黄甘英，让她少管闲事，但是黄甘英毅然接下案子并最终帮那三位同志平了反。

中央为黄甘英平反后，她继续留在全国妇联工作，曾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并被第四、第五届妇代大会选为全国妇联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被选为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共第十二届候补中央委员。

巾帼风采，国际扬名

黄甘英从事国际妇女工作，是在她从“文革”的阴影中完全走出来，身体也完全恢复健康以后开始的。根据黄甘英后来回忆：“邓颖超和康克清两位大姐见我完全康复，就安排我继续在全国妇联负责外交方面工作。这个工作每天都要面对外事来访，应对记者招待会，脑子不好是绝对不能胜任的。”

黄甘英从事国际妇女工作距今已经有三十余年了，出访过近五十多个国家，率团参加过世界妇女和平大会等十多次重要的国际妇女会议，并且代表中国妇联担任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中的中国委员和国际和平年中国组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国内曾多次接待一些国家的元首夫人和国际知名妇女。为发展我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为国际反帝反殖反霸、维护世界和平的斗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黄甘英的名字还被收录进中外著名妇女的名册中，被誉为“著名的国际妇女活动家”。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历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中，黄甘英每一届都担任全国妇女代表，并且选举为第三、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现在还担任全国妇联国际活动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为了全程参加第九届妇联大会，黄甘英宁可带着呼吸机，她说：“妇联的工作确实在与时俱进。我记得第一届时只有四百多个代表，现在已经一千多名了，而且代表来自各个领域、团体。妇女工作越做面儿越宽，也越活跃。我已经八十四岁了，所以很珍惜这次机会，我是从一到九届妇联发展历史的见证人，看着中国妇女事业一步步前进。”

发挥余热，助力统一

虽然黄甘英从小在北京长大，但是她始终不忘自己是客家人，抓紧一切机会学习客家话，以便于在各种世界客属联谊会上用地道的客家话交流。

黄甘英第一次参加世界客属联谊会的时候，她就用长期从事外事工作积累的经验和智慧化解了一场矛盾。当时会议有一项议题是挂不挂国民党旗的问题，黄甘英不顾阻拦，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大着嗓门说：“我们从北京来，路途遥远，不是来跟你们吵架的，是想和大家共同开一个团结和睦的大会。我们要求不挂国民党党旗，也不能要求你们同意挂共产党党旗，我们可以折中一下，是否可以挂一面客属联谊会的会旗？”会场上安静了几分钟之后响起了热烈的掌声，会场上一致同意这一提议，从此，世界客属联谊会都是挂会旗，这与黄甘英的据理力争是分不开的。

黄甘英充分利用自己从事外事工作的经验和资源，发起成立了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圆了她要弘扬客家文化，团结海内外华人华侨为国家、为家乡尽力的梦想。当台湾陈水扁抛出所谓“去中国化”、“公投”等言论，企图分裂祖国时，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同香港海峡两岸关系研究中心访京团共同发起“全球客家促进中国统一大联盟倡议书”，反响强烈，签名达到150万人之多。

黄甘英现在退休多年，仍然发挥余热，不顾路途的遥远和体力的不支，到处奔波，出席各种客属联谊会和两岸交流会，致力于客家文化的传播和祖国的统一大业。她说：“对于我们这个客家的事业，我是特别有感情的，现在咱们多做做台湾的工作，所以凡是能够做上台湾工作的，我都是要到位，要去的。”

心系故土，助力发展

建国以后，黄甘英始终心系家乡的建设和发展。黄甘英的家乡在广东梅县水车镇灯塔村，过去乡亲们出门赶集要坐摆渡，很不方便。黄甘英多方筹备，终于在梅州修成了第一座“水车大桥”，修建了长达60多公里山区公路，使穷困山区走上了脱贫致富的道路。乡亲们敲锣打鼓庆贺，到处说：“姑婆修桥铺路功德无量”。乡亲们还牵出黄甘英祖父和父亲修桥的佳话，于是当地盛传黄氏三代铺路修桥的典故。

黄甘英结合自己几十年的革命战斗历程，教育乡亲要矢志不渝，奋发创业。她说：“黄氏家族历来有扶危济困助学的传统美德，今人要承袭前人的作为，以光宗耀祖，报效国家为光荣使命。”

不忘坎坷，自传育人

2009年4月14日，《黄甘英自传》座谈会在京举行。黄甘英以八十七岁的高龄，用了近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本自传，记录了她自己坎坷奋斗的一生。在谈到为什么要写这么一本自传时，黄甘英说：“我那么大岁数了，我是得给我们的后代留下一点什么东西了，所以呢，我才决心把这本自传（写出来），让所有的年轻人知道我们这些老一辈是怎么走过来的，鼓舞一下年轻人在这方面的斗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赠送了一架“神舟六号”飞船模型给黄甘英，北京梅州人海外联谊会很多会员通过书写对联的形式表达对黄大姐的敬佩，有人写到：“胸怀壮志，赤胆救国，不屈不挠铸铁骨；身担道义，衷心为民，无怨无悔慰平生。”梅县分会秘书长杨勋烈写了一对藏头联送给黄甘英和张文松夫妇：“甘苦著雄文，传记人梯无怨悔；下联是英豪伴劲松，诗吟轶事颂河山。我的意思是，上联第一个字是甘，下联第一个字是英，对联里叫鹤顶格。著雄文的文，伴劲松的松，文松就是她的爱人，所有的喜怒哀乐都是两位革命伴侣一路走过来的。”

她的好友曾平用黄甘英的老家梅县水车墟的名称赞扬她的精神：“她是梅县人，梅花是梅县的特征，梅花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不怕寒、不怕霜、不怕雪，越寒越绽放地更加鲜艳。她又是水车墟人，水车，一方面是脚踏的，一方面有水就会自动运转，运转就是为了灌溉、为了农业发展、为了人民。”

至于说这本自传写得太短，黄甘英说，如果把自己经历的事都写出来，就是十万字也是打不住的。不过，黄甘英还是希望这本短短的自传能够对现在的年轻人起到激励和教育作用。她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要多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当祖国需要的时候，能够像老一辈人那样挑起重担。“我当时写这本书时也就是有这个意识，就是要让所有年轻人知道，我们老一辈人是怎样走过来的，让他们读了这本书，能够激发起为祖国的强大复兴而奋斗的责任感。”

回忆她投身革命的坎坷一生，黄甘英说：“我和所有革命者及其他黄氏家族的献身革命的成员一样，始终怀着对党坚定的信念。”

这就是刚烈睿智、无怨无悔的黄甘英，把毕生心血都贡献给了中国妇女事业的黄甘英，为党、为国家、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一生精力的黄甘英，我们诚爱勤勇的附中人！

全国妇联原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黄甘英生在北京,但祖籍在被称为“世界客都”的广东省梅州市，自己又在梅州度过了童年，因而她总称自己是“客家妹”。

黄甘英参加革命的时间比较早，1934年考上北师大附中后受到进步思想的启蒙。那时正值“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把魔爪从东三省一步步伸向华北。在北师大附中和她同班的同学有张洁珣（曾任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王光美（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刘少奇夫人）、叶宜敬（即叶群，林彪夫人）、李菊萍（即黎频，李德伦之妹，人艺演员）等。

1935年末，在祖国危亡之际，北平学生在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抗日救亡示威游行。当时只有15岁的黄甘英，有一个坚定信念：誓死不能当亡国奴，要跟日本鬼子拼到底。

游行中，黄甘英紧跟着大姐姐大哥哥，手中拿着旗子冲向大街。军警拿着皮鞭、枪托驱赶游行队伍，但她毫不畏惧，只管和同学们一起高喊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从中国赶出去！”，一路向前。

后来，军警又用水龙头冲击游行队伍。好多人被冲倒了、被抓走了，但学生们前仆后继。其中有个被抓走的男同学因受伤严重死在狱中，大家义愤填膺，抬棺游行。受到军警疯狂镇压的同学们英勇不屈、坚持斗争。这就是震惊全国的“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6年，黄甘英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不断受进步思想影响，她日趋成熟，1937年，黄甘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对自己的入党介绍人说：“我现在是党的人了，一定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

革命青年：一定要到前线去

1937年7月，卢沟桥“七七事变”的隆隆炮声，宣告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也正是这一年，十七岁的黄甘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此起彼伏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打倒日寇，还我河山！”的口号声中，在《五月的鲜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抗日救亡歌曲声里，以她年轻的生命，高涨的热情，满腔的热血，和进步学生们手挽着手走向街头，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的滚滚洪流之中。

黄甘英出身于官宦家庭。父亲黄锡铨是一代名流，很早就从事外事工作，任过清政府驻日使馆文案，美国旧金山副领事，纽约领事，秘鲁使馆二等参赞代办使事，还曾与黄遵宪共同完成了《日本国志》一书。后因见不得官场腐败，愤然辞职返乡。民国后重出政坛，在参议会上质询政府出售鸦片问题，提出六大议案，洋洋数万言，遭到反动势力的猖狂围攻，愤然辞职。出身于这样的家庭，在当时可算是“豪门”了。也许是继承了父亲的傲骨，早在北师大附中读初中的时候，黄甘英就开始接受革命思想，参加抗日学生救亡运动。1936年2月她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8年， 黄甘英瞒过家人，毅然出走，和张文松、张洁珣、沈亚钢等几位进步同学一同赶赴抗日前线，那时她才18岁。

一路风尘，历尽艰辛，当到达日思夜想的冀南抗日根据地，找到了抗日队伍八路军，向接待他们的冀南解放区党委领导表达了想去全国热血青年最向往的地方革命圣地延安时却得到了这样的建议：这里才是抗日的前线，要与日本鬼子短兵相接，真刀真枪地战斗，你们不是要到最艰苦的地方锻炼成长吗？这里是最好的战场。

哪里需要就在哪里干！满腔热血的革命青年从此开始了在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生活，那一年黄甘英18岁，张洁珣16岁，张文松19岁。

冀南解放区的条件异常艰苦，八路军靠游击战与日本鬼子周旋，队伍经常夜行军，走个百八十里路不算事，有时候遇到敌机追着打，必须拼命地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停下来，黄甘英遇到过好几次这种情况，心想不能刚来就把小命给交待了，怎么也得消灭他们几个才够本。

鬼子经常拂晓时来“捂村子”。想把八路军捂在村里。八路军和鬼子斗智斗勇，你来我就夜行军，不断换村子，让鬼子一次次扑空，部队给黄甘英配备了一把小手枪，因子弹非常缺乏，枪膛里多半时只有两颗子弹，她做好了准备，随时都可以为革命事业献身。一颗子弹是射向敌人，另一颗则留给自己—誓死不让鬼子逮到给糟蹋了，当时的斗争环境就是这样残酷。

黄甘英回忆，冀南有个出名的游击队长叫任光亚，他领导的游击队作战英勇，战斗力强。但不幸被叛徒告密给抓了起来，受到严刑拷打。他立场坚定，痛骂敌人，敌人软硬兼施，手段使绝，仍然不能使他屈服，最后，敌人砍下他的头颅，把尸首、头颅扔出炮楼。

大家听到消息后，趁着夜色，冒着危险，把英雄的尸身和头颅运到老乡家中，给他擦洗干净。然后，黄甘英用针线把他的头颅与身体缝合起来下葬。

“那时我只是个20来岁的小姑娘，本来也是个胆小的人，但当时只有满腔怒火和对鬼子的痛恨。”从那时起黄甘英变得更加成熟、坚强。

抗战期间，八路军与老百姓关系非常好。日军扫荡时，他们就躲在老乡已经挖好的地道，以方便逃出。

但有一次，敌人来得特别早，那家老乡看形势不妙，一把拉过黄甘英，给她梳了个髻，脸上擦了两把炉灰，然后塞给她一个没纳完的鞋底子和一个锥子，装扮起来。后来，日本人和皇协军把各家各户的人赶到场院，男女分开，一边是小伙子，一边是妇女儿童。训完话后就让大家把自己的儿子、丈夫等亲人领回去，剩下没人领的就是八路军了。

“当时我眼前就站着八路军战士，但只见他的房东老大娘，目不斜视地走到战士跟前，在他背上一拍，说你还不赶紧跟我回家吃饭，还在这儿傻愣着干什么。她的儿子就在旁边，她却拉着八路军战士回家了。这是真正的军民鱼水情啊！”黄甘英回忆道。

冀南岁月：战地的幸福与忧伤

1940年的一天，在四分区所在地任县委书记的张文松牵着一头毛驴把在威县当宣传部长的黄甘英接到垂杨，他们结婚了。

没办什么仪式，县委同事们做了些好吃的热闹了一下，黄甘英穿着老乡自织的紫花布新衣服，喜庆地入了洞房。一对同赴抗日前线的同学就这样结为连理，他们共同参加过抗日运动，有着共同理想和追求，而后又冲破重重阻力，不远千里来到冀南抗日前线并肩战斗，最终牵手成为人生伴侣。条件很苦，却很甜蜜，他们觉着能走到一起就很幸福。而婚后不久，张文松被调到冀南军区四地委，黄甘英被调到地委的流动教育团，再后来，张文松又被调到解放区党校去学习，黄甘英留下来坚持斗争。

婚后不久，黄甘英怀孕了，可是战事紧张，她又身负重任，依旧在各县间奔波。一天赶到了一个村子，她生产在即又遇到鬼子扫荡，村里的老乡全跑了。陪同的护士和警卫员找了一间老乡的房子做临时产房，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黄甘英的长子诞生了。但她都顾不上多看他两眼，也来不及喂奶，就赶紧让警卫员抱走，托给当地村里的老乡家中喂养。她又强撑着身子被扶上马去追赶部队。一个月子中的女人一路马背上颠簸，冲破了敌人一道道包围圈，寻找部队。

过了一段时候，部队又打回来了，警卫员去探询孩子的下落，人家说这个孩子死了。有人说是抱养孩子的老乡不愿再把这个男孩归还而谎称死了。当时黄甘英二十出头，一心想着干革命，听到儿子丢了的消息时，虽也心痛，但一滴眼泪都没掉……天下的母亲谁不爱自己的孩子，但为了抗战，为了革命，有多少母亲失去了自己的孩子，这就是残酷的战争带来的悲剧。解放后，她时常想念儿子，但也没有再去找他，她常想，如果这个孩子还活在人世，就让他去报效养育他的人民和土地吧。

北平潜伏：忠诚与背叛的较量

转眼到了1943年，黄甘英和张洁珣（张文松之妹）在北平利用张文松叔叔的关系，救出了被敌据点伪县长抓去的区党委书记李箐玉的夫人。北方局领导通过这件事知道他们在北平有不少上层关系，又因为全国的抗战局势发生战略性变化，由农村开始向大城市发展渗透，就把他们派回北平，潜伏起来，做一些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

开展统战工作需要公开身份做掩护，张文松去海关考取了职员，黄甘英在李宗仁夫人办的德智幼儿园做教员，后来当了代理园长。地下工作危险重重，随时面临被叛徒出卖和组织系统被破坏的险境，要十分警觉。一次黄甘英和张洁珣去电影院，碰上一位被捕后已叛变的原冀南解放区的同事，他上前追问道：“你是李清（黄甘英在冀南工作时的化名）吧？”黄甘英说：“你认错人了。”随后马上离开。当时她穿着旗袍又化着妆，与在解放区时的装束、气质完全判若两人，因此对方才不敢确认。后来才了解到此人已加入新民会，专门追捕过去的战友。

从1943年到1948年，他们一直从事党的统战工作，后来黄甘英被安排到中学工作委员会做学生工作，同时负责新闻宣传材料的秘密传递。她主要负责把刻好的蜡纸拿回家，交给张文松，他负责印好，散发出去，每次黄甘英都骑辆自行车到接头地点，把刻好的蜡纸藏在烫过的头发里，这样在过关卡的时候不易被发现。

到了解放战争中期，党的地下组织又一次遭到了破坏，敌人到处严查共产党，很多同志被逮捕。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将他们调回晋察冀解放区，到达了河北平山西柏坡。

1948年，黄甘英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筹备中央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直到9月，解放战争的炮火在东北华北打响。扎着两个小辫子，穿着军装，英姿飒爽的黄甘英随着彭真同志率领的大军，从西柏坡出发向北京挺进，一直到1949年初，作为第一批进城的队伍，从青龙桥开进北京城。

北京和平解放了，黄甘英接受的任务是参与对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接收接管工作，有意思的是，在德智慧幼儿园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看到一身军装的黄甘英都非常惊讶，然后才醒悟到，黄甘英一直在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妇女工作：最终的选择和坚守

1949年3月，黄甘英又回到中央妇委工作，4月，参加了第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从此她与妇女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干就是一辈子，见证了全国妇联工作发展的全过程，参加了从第一届到第十一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

刚进北京城的黄甘英还不到三十岁，年轻，脑子灵，口才好，组织能力也强，在上千人的大会上发言从来没有怯场过。但她觉得妇女工作婆婆妈妈的，动了心想调离妇联，去学门技术，以后当专家。邓颖超大姐知道这事就找她谈话，问：“你不安心做妇女工作了！”黄甘英答：“是的，对于我来说学一门专业知识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妇女工作太婆婆妈妈了。”邓大姐笑笑：“这种想法不错，不过你是被解放了，妇女们都解放了吗？连从事妇女工作的都不愿干了，以后是否让男同志做啊？正因为你有能力，才需要你去做这项工作，你的想法是不是自私了点？”她的语气并不严厉，但黄甘英听了很受震动，当时就表态：“党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邓大姐接着鼓励她说：“你应该立志做一辈子妇女工作。”黄甘英答应了，并且履行了诺言，在这个岗位上干了一辈子，她可以骄傲地告慰邓大姐的在天之灵，没有辜负她的希望。

黄甘英在全国妇联先后担任过组织部副部长，城市工作部副部长，研究室副主任，国际部副部长、部长等职务，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担任主管国际工作的书记处书记，副主席。得到了全国妇联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亲身指导。

在全国妇联工作期间，黄甘英从事时间最长的是国际妇女工作。她曾出访过五十多个国家，参加各种大、中型的国际妇女组织会议。

参加国际会议相比出国访问要紧张很多。黄甘英不懂外文，开会时要特别集中精力听同声传译，稍一走神就会听不准确，就会在该表态的时候不能准确表态，就要犯错误。多年来，黄甘英在重大国际会议的激烈争辩中，都做到了按中央的指示比较准确地表态。

在多年的外事活动中，黄甘英参加过很多国际会议，比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由法国戈登夫和苏联牵头的国际民主妇联会议,曾在亚洲的北京、拉丁美洲的智利开过区域会议，还有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等，1960年，还去日本参加过世界反原子弹氢弹大会。

文革苦难：黑暗中的坚持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黄甘英就靠边站了，除了带着走资派黑帮的帽子，还被定性为美国特务、日本特务，被扣上了莫须有的罪名。

她的案子挂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大案的底下，并且还被康生，戚本禹点了名，马上被隔离，失去了自由。

黄甘英心里不服气，也写了篇大字报，结果贴出去后马上遭到很多大字报的批判和围攻，随之，被从宿舍移到收发室管制，每天大会斗小会批，有时被双手反绑着，做喷气式，斗完了还要绕场一周，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一次她正在会上做喷气式，猛然间有人过来对准她的膝盖又狠狠地踹上了一脚，疼得她跪下半天爬不起来……这种精神上、肉体上的轮番折磨，让人万念俱灰，有人撑不住劲自杀了，黄甘英虽也备受煎熬，但骨子里是不服气的，心里想你们非得给我个说法，我到底是不是特务有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她一再给自己鼓劲，要坚持住，不能倒下。

妇联造反派说她是茅房的石头又臭又硬，鼓动三个女儿揭发她。在哈工大读书的二女儿张燕霞性格刚烈，和整她的人硬顶，辩论。让她喊打倒刘少奇，她说：“我不信所有老干部都成了反革命。”让她与父母划清界限，她就反驳：“我父母从来没说过一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她被整得很惨，神志不清，疯疯癫癫，最后一病不起，英年早逝，留给家人无尽的悲痛。八年抗战失去了大儿子，文革又把她的二女儿逼死，都给黄甘英造成心灵上的痛苦创伤。

造反派对黄甘英的批斗步步升级，直到1967年7月20日晚上，两个武警把她押上车，蒙着眼睛，一路颠簸，驶向秦城监狱。妇联大院轰动了——在全国妇联中，黄甘英是唯一被抓取走关在秦城监狱的，一关八年，加上之前在机关关的两年，十年时光，陷身囹圄。

在号码代替了名字的监狱生活中，黄甘英受到了严厉的、连轴转的审讯，每天上午下午晚上三班倒着审，连觉都不能睡。虽身陷牢狱，但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黄甘英是个硬骨头，绝不苟且偷生……

八年后她从秦城监狱里出来，很多人问他：与你前后脚走进这个大门的，不少人就没再出来，你是怎么挺过来的？黄甘英说：“我不能死，总有出来的一天，我最后要看看，到底是他们对还是我对。”

重获自由：争分夺秒为党工作

八年的冤狱，终于在1975给了一个“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结论。脱下穿了八年的囚服，迈出囚禁了八年的秦城监狱，黄甘英从心里大喊：终于自由了，出狱了！

看到门口接她的章蕴大姐，阿曾大姐，杜子明大姐三位妇联同志，她哽咽着挪不动步，眼神呆滞，泪水一个劲地往下淌，满肚子的委屈就是说不出来。

她们先把她安顿在妇联，又以为她精神分裂了，赶紧联系北医三院让她去做恢复治疗。

住进了北医三院，黄甘英暗下决心要尽快恢复大脑功能，养好身体，好继续工作。她规定自己每天坚持做两件事，一是向病友学习打太极恢复体力，一是背诵报纸恢复记忆功能，一个小消息背十遍不成，就二十遍，三十遍，甚至一百遍直至滚瓜烂熟……

令人欣慰和骄傲的是，在北医三院治疗锻炼一年光景，黄甘英终于克服了多年冤狱给他造成的神经、脑力、语言能力和体力上的摧残，又精力旺盛地投入工作了。自70年代后期从秦城监狱出来，她一直战斗在外事工作的最前沿，她曾被选为三届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中国委员，分别以副团长的身份参加了1984年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和1989年在非洲的肯尼亚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以团长的身份参加了印度、日本、埃及举行的世界妇女大会区域性会议，1984年参加了庆祝土耳其妇女获得政治权力50周年大会，1986年任团长去希腊参加了世界和平大会，并代表中国在会上发言。

黄甘英感到自己有使不完的劲，决心要夺回被耽误的时间，争分夺秒为党工作。除了妇联的工作，她还承担了许多重要的社会工作：1979年9月被选为第一届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1982年，在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曾任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还在中国扶贫基金会担任常务理事、发展委员会主任；1994年至1996年间，先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十所扶贫富民小学，三所扶贫卫生院，两所妇女纺织毛衣培训基地。1998年离休后，仍经常参加妇联的各种活动，发挥余热，积极参与各项社会活动，还担任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会长、中国侨联顾问、广东梅州黄氏宗亲会名誉会长。

客家骄子：全心竭力回馈家乡

黄甘英的家乡在广东梅县水车镇灯塔村，作为身上流淌着客家人血脉的客家女子，黄甘英心里始终惦念着家乡的建设。家乡乡亲们出门要靠摆渡，黄甘英牵头在多方努力下建起了大桥。村子里两姓不和，她想了办法调解。梅州嘉应大学的创建是历来有重视教育传统的梅县的大事，而在开创之初，经费非常困难，黄甘英做起了基金会长筹资筹款……

因为与家乡的联系多了，黄甘英感到光靠个人力量，要改变家乡面貌实在太困难了，应该发动更多的人一起共谋发展大计。于是十几年前，她充分利用自己从事外事工作的经验，联络了一些客家资深的政治家、外交家和科学家，发起成立了北京客家海外联谊会，终于圆了她要弘扬客家文化，团结海内外华人为国家为家乡尽力的梦想。

黄甘英幼年丧父，少年丧母，1935年一二·九运动开始投身革命，1998年正式离休参加革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她是第三、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曾任全国妇联活动委员会主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主席。

父亲：黄锡铨，外交家、政治活动家曾任民国广东省临时议会正议长

丈夫：张文松，彭真妻子张洁清的弟弟。

哥哥：黄中孚，黄昆临女士的父亲，曾任纽约总领事

堂哥：黄琪翔，抗日名将、中国农工民主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侄女：黄昆临，曾担任第25届泰华妇女联合会主席。

大姑姐：张洁清，张文松之姐。

小姑子：张洁珣，张文松之妹

《客家妹的无悔人生——黄甘英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