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钰生（字子坚）先生健朗的体格使他得享92年高寿。从晚清戊戌维新，到上世纪90年代初世界风云变幻之际，其生命历经近一个世纪。作为文教界的耆宿，其阅世之长、经历之繁复，盖属鲜见。他任职南开大学26年，大部分时间是作为张伯苓校长的主要助手襄理校政，曾任大学部主任、秘书长，校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均亲历亲为，可谓南开早年历史的见证人。 南开、清华“双重”学历 黄钰生，1898年4月15日出生于湖北沔阳，1911年13岁时来津寄寓舅父卢木斋（曾任直隶提学使）家中，翌年就读于南开学校。1916年考入清华学校，肄业3年，曾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秋，官费赴美留学，先在劳伦斯学院学习文学和哲学，一年后进入芝加哥大学，攻读教育学和心理学，1923年取得硕士学位。当他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国内资助经费中断，遂于1925年回国，旋即就任南开大学文科教授。

上述求学经历，可注意者有三：其一，黄钰生在南开学校读书期间，结识与自己同岁的周恩来，两人很熟悉，后来周恩来留学日本时致函冯文潜，信中还问及黄子坚到哪去了，学何专业。黄先生自述：自己有一个“红色晚年”，实出自周总理的引导；其二，黄钰生在南开学校的结业成绩本来名列前茅，却还要考入清华学校继续深造，除寻求官费留学外，两所本在同一程度的学校究竟差别何在？且看黄先生回忆：“英语阅读能力，我记得我从南开毕业时，像西洋通史这样的书每小时能读七八页，我到清华学校插班，我发现清华同学每小时能读10到11页。”黄钰生所具有的南开、清华“双重”学历，为其日后参与西南联大的校务管理，无疑增添了各校相互理解和圆融的因素。其三，中途放弃留美学业而应聘南开教职，固然缘于资助经费不继，恐怕与张伯苓急于用人而诚恳相邀大有关联。黄先生选择教育和心理学为主修专业，原本受到张校长办学经历影响，从稍后黄被“委以重任”的情形推测，南开校方对“自家子弟”有意施予“定向培养”亦未可知。 担任“秘书长”20年 黄钰生在南开曾开设“教育概论”、“心理学”、“西洋教育史”等课程，此类课程构成哲学教育系的主干课程。他授课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语言精练，逻辑性强，善于启发。据邢公畹先生忆述：“黄先生教学严肃严谨，特别是超人的口才，取得了良好效果。他讲心理学，经常座无虚席，外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踊跃旁听。”即使后来他兼任繁杂的校务管理，也未放弃教师本职，坚持课堂教学不辍。他于1930年所写《大学教育与南大的意义》一文称：“南大为经济所限，不敢侈谈研究，它只是一个老老实实的教学机关，间或有点研究”而已，但是“大学的一切设置、人员、组织，都是为学问而预备的”。显然，当年他属于“学术本位”的守护者。

1927年，黄钰生被委任为“大学部主任”，后改称“秘书长”。南开大学成立时初名南开学校大学部，大学部主任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凌冰担任。凌先生任职6年后辞职，继任者乃化学教授邱宗岳，邱先生两年后卸任，年轻的黄钰生“出任艰巨”，担任此职20余年。其间，适逢南开大学遭日军搅扰破坏的“多事之秋”，他沉着周旋，英勇护校，令人感佩。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浪人在天津策划便衣队暴动，枪炮架设在南开园周边，形势危急。他准确把握局势，组织学生暂避一时，据学生回忆：黄先生“胸有成竹，指挥若定”。七七事变后，日军疯狂轰炸南开大学，他奋力组织指挥师生疏散和物资转移，最后与教务长杨石先、斋务主任郭屏藩3人乘小舟含泪告别战火中的校园。半个月后，他在南京面见张伯苓校长，交上学校的一大串钥匙，以示回复使命，颇有几分悲壮。 35年献给图书馆事业 八年抗战，在多校联合办学体制中，黄钰生的 “事功”扩展到全国教育界。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向昆明转移，300余名男生组成 “湘黔滇旅行团”，徒步入滇。该团由教师组成辅导委员会，主席黄钰生，成员有闻一多、曾昭抡等北大清华的教授，师生共同进行长途迁徙。据申泮文先生记述：“旅行团的全部总务事宜，举凡路线选定、前站、宿营、伙食等杂务都担在黄钰生一人肩上。他把全团旅行经费数万元巨款用布带缠在腰间，手扶竹杖，与学生们一道，一步一步地量到昆明。他自嘲说，我这是‘腰缠万贯’下西南啊！”实则，步行团所经之地多为贫穷落后区域，漫漫三千里路，爬山涉水，餐风饮露，投宿破庙茅屋，甚而“枵寝待旦”。作为领队者，黄钰生重任在身，艰苦备尝，历经60余日，顺利抵达昆明。清华同学蔡孝敏晚年在台湾撰文，尚清晰记得“旅行团将抵昆明前一日，黄太太（梅夫人）特由昆明赶来迎接，全团称羡”。 西南联大时期，张伯苓常驻重庆，有关大学事宜委托黄钰生代理。依照三校校长最初分工，张负责建设，因此黄先生到达昆明不久即出任联大“建设长”，大西门外120亩地联大新校舍的落成，凝聚了他的大量心血和付出。1938年秋，联大增设与原有文、理、工、法商4个学院平行的师范学院，黄钰生回归“本行”，担任院长整整8年。该院机构自成体系，寄托了云南父老的热切期望，故而师院及其附属中小学被称为“校中之校”。黄钰生热诚邀聘联大教师到师院兼课兼职，同时与地方政府合作，为当地培养和轮训大量师资，有力改变了云南教育现状。他移植“南开经验”，治理师院附属中学，成效显著。据他忆述：“那几年，附中声誉渐好，省政府主席想送他的女儿来上学，我们坚持先考试后入学原则，表示考及格才收。后来这孩子到别的中学去读书了。”抗战胜利后，联大师范学院及其附属学校整建制留在了昆明，成为云南的教育重镇，人们感怀黄院长的办学业绩，称誉他将“无限遗爱永留西南边陲”。 1946年春，返津的南开大学正式改为国立，黄钰生仍任秘书长，并一度兼任天津市教育局长，努力奔走复校事宜。1948年冬，他放弃南京当局实施“抢救计划”送来的南飞机票，迎来新中国。1951年张伯苓病危，他会同其家属，执笔写下“遗嘱”，后公诸报端；张校长逝世后举行追悼会，致悼词者仍是黄先生，他力求公允评价已故校长的努力令人印象颇深。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中，他被指“贪污”，虽查无实据，却在随后的院系调整中被调离南开大学，转任天津图书馆馆长。在当时看来，此一调动有谪贬意味，然而事实证明，这反而为他发挥另一方面的素养和才能提供了机会，倘若没有这次看来不愉快的遭遇，就不会有其后35年他在图书馆事业上的贡献，不妨说他是因祸得福。晚年黄钰生随和平易、风趣幽默，近乎“人瑞”。随遇而安的性格，莫非是他历经风霜仍得高寿的另一因由？

黄钰生先生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

黄钰生在美国留学五年，于1925年回国，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讲授心理学、哲学和教育史。他把从国外学到的当时最先进的教育方法和教学内容带进了南大。

1927年起，校长张伯苓任命他当大学教育部主任，后改任校秘书长。从此，他一面教课，一面承担起教务、财务和总务工作，事无巨细，干得井井有条，受到全校

师生赞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南大附近就是日本兵营和飞机场，南开园经常受到挑衅和骚扰。黄钰生一面机智地和日兵周旋，一面组织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师生安全和学校财产。就在这时，有消息说日兵要逮捕黄钰生。7月23日，黄钰生与杨石先院长组织指挥暑假留校的师生安全撤离之后，他才最后一人离开学校，衣物全部丢下，只带一条布褥子和一件衬衫离开天津，坐船到南京。24日和30日，南开园遭到日机轮番轰炸，好端端的—个学府被夷为平地。

三千里“行军”

1937年8月中旬，黄钰生在南京见到了张伯苓校长，那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奉命联合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于是黄钰生在9月初去长沙参加临时大学的筹备工作。大家都以为这就远离了战火，可以安心读书了。

两个月后，长沙也遭到日机轰炸，在紧急情况下，三校校长商议迁校到昆明，经教育部同意，三校商定分海陆两路行进，海路由长沙到香港转海防经蒙自到达昆明，这一路可坐车船，交通比较方便，由年老体弱者和妇女组成；陆路则要从湖南直插贵州到云南，沿途要经过崇山峻岭，基本上是步行，比较艰苦，成员由身强力壮的年轻师生组成。清华大学的校长、黄钰生的老师梅贻琦问他：“子坚，你愿不愿从陆路走，带带队？”黄钰生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师生近三百人，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

旅行团于1938年2月19日从长沙出发上路。当时国民政府湖南省省长张治中派黄师岳中将师长当旅行团的团长，还派了三个营级军官协助团长工作。学生们则按军队编制分别成立三个连，连长就由三个营级军官担任。黄钰生和北大曾昭抡、清华袁复礼、李继侗等教授组成指导委员会，黄钰生任主席。实际上也是后勤部长。就拿旅行团的经费管理这一项来说，数万元的巨款现金中，包括大量的银元。他把钱装入长条布袋，缠在腰间，外罩学生军装。他所承受的艰辛和风险，别人是很难体会到的。

黄钰生称这次旅行是阔气的、愉快的和思想上、学术上获得丰收的旅行。行军中他总是走在最后并口诵打油诗一首：“行年四十，徒步三千；腰缠万贯，独过山岗。”洋溢着乐观与自豪。

旅行团用68天完成了1671公里旅程，于4月28日到达昆明。受到先期到达的师生和昆明各界人士的盛大欢迎。这一次长途“行军”，不能不说是教育史上的创举，此时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原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和南开校长张伯苓任校务委员会常委并轮流担任主席。张伯苓常驻重庆，操持再建的重庆南开中学校务，所以西南联大的常务工作就委托黄钰生代理。同时，黄钰生还担任西南联大建设长兼建筑设计委员会委员长，筹划新校舍的建筑工程。

桃李满天下

1938年4月，联大增设师范学院，黄钰生被任命为院长。从而他全力投入师院筹建工程。先后解决校舍、系科建设、教师队伍、经费和生源等一系列难题。于当年年底，共设置了国文系、英语系、史地系、公民训育系、算学系、理化系、教育学系7个系并正式上课。

黄钰生吸取中外师院的长处，在学习上，他主张上大课的时间要少，学生向教师求教的时间要多，学生既要博览群书，又要重视实践，使学习变得生动活泼。为此，他开辟了一个阅览室，指定专人管理并指导学生阅读；他重视朗诵，亲自主讲“诗文朗读与欣赏”的课程，并在校园里布置了一个读书亭，以便学生平时朗读。在管理上，像南开中学那样严格：学生一律要在校住宿，有事外出过夜要请假，男女生不得擅自进入对方宿舍，会见客人只能在会客室；严格遵守学习时间，每日清晨举行升旗仪式；学生衣着要整洁而不华丽，仪态端庄而不放荡，口不出秽语，行不习恶人。为了强化学生的师范意识，鼓励他们为人师表、为国育才，他还亲自撰写了“院歌”、“春风熙熙时雨滋兮，桃李向荣实累累兮……”用当时流行的《卿云歌》的曲调咏唱，以勉励师生像春风春雨那样辛勤育人，使桃李满天下。他又组织“营火晚会”，师生围着营火边跳舞边唱《传播光明》的歌，把师范生比作传播光明的使者，促使他们热爱师范、献身教育。这一活动每年在12月12日“院庆”日举行。

为了对师院毕业生在知识、思想、态度、观念、人格等方面提出严格的要求，体现德、智、体三育并重，他为师院制订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毕业生标准及考试办法》，要求学生能“足以领导青年，为人师表”，否则不准毕业。他因严格执行制度，竟被一个四门功课不及格、被勒令退学的学生打伤，休养三周才得痊愈。虽然如此，他仍然严格坚持毕业生标准不变。在他的努力下，师院有了良好的院风院貌，培养出一批循循善诱的教师。与此同时，他还开办专修科，并亲自讲授《教育概论》。1939年，又办起了“中等学校在职教员晋修班”，为在职的中学教师提供深造学习的机会，为云南教育的发展开拓了一条崭新的路。

1939年10月，联大校委会决议设立西南联大师范学院附属学校，聘请黄钰生兼任附校主任。附校包括中学、小学。他又把办南开中学的经验在附中推广。他为附校制定了三项任务：为师范学生实习教育行政和教学方法的场所；为师范学生实验现代教育原理与技术的实验室；为一般中小学树立榜样。

黄钰生十分重视对附校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首先要求教师实行坐班制，在课内课外广泛与学生接触，用自己的人格去感染学生，做到既教书又育人。他认为这种感染“是教育最精的意义和最高的目的，也是师生之间最美的关系”。他重视在校内建立良好风气，使学生自觉地勤奋学习、讲秩序、讲整齐、讲礼貌、树立远大理想。经过几年的努力，终于办出了一个高质量的六年一贯制的中学，为昆明的中学树立了榜样。他自称一生中最感得意的是在昆明办联大附中。

抗战胜利后，三校即将复员平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脱离母体成为独立的昆明师范学院。联大附中也改为昆明师院附中。黄钰生从筹建师院、附校到他们独立，善始善终、恪尽职守，为云南及全国培养了无数合格的毕业生，如今其中许多人在国内已是著名的教授、专家、工程师、作家，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的骨干力量；有的人在国外也是蜚声国际的学者、科学家。

1898（清光绪二十四年 戊戌）

四月十五日（农历三月二十三）生于湖北省沔阳县仙桃镇（今仙桃市）附近的鲫鱼垸菱排 。

1904年

在家乡入私塾。

1909年

入保定模范小学。

1911年

辛亥革命。随长兄立猷去天津舅父（卢靖，字木斋，曾任直隶与奉天提学使）家。

1912年—1916年

在天津南开学校(后改称南开中学)肄业。

1916年—1919年

在北京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肄业。

1919年

官费赴美国留学。在爱普顿的劳伦斯学院攻读文学和哲学。

1920年

入芝加哥大学。主修教育学。副修心理学。

1923年

获硕士学位。

1924年

与梅美德结婚。

1925年

偕梅美德回国。任天津南开大学哲教系教授。

1927年

兼任南开学校大学部主任(后改称秘书长)。

1937年

抗日战争爆发。七月底，日寇炮轰南开大学，全力保卫校产。九月去长沙参与临时大学筹备工作。

1938年

三百余名临时大学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于是年二月自长沙出发，步行入滇，任辅导委员会主席。四月二十八日旅行团抵达云南昆明。

任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院长。

1939年

梅美德病逝于昆明

1940年

兼任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附中、附小主任。

1941年

与叶一帆在昆明结婚。

1945年

抗战胜利，返回天津。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

1945年—1946年

兼任天津市教育局长四个月。

1948年

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命令，保护校产。

1951年

在“五反”运动中被诬贪污，受隔离审查，最后结论：“贪污是没有的”。

1952年

调至天津人民图书馆任馆长。

1953年

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天津市委员会委员。

1954年

任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委。

1956年

任天津市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委。

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旋任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后任民进中央参议委员会委员、民进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委员、民进天津市委员会名誉副主席）

1966—1976年

“文化大革命”中被长期隔离，多次批斗，被诬为“美蒋特务”、“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等。

1977—1978年

当选为天津市政协副主席，出席全国政协会议，历任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8年

中共天津人民图书馆支委会宣布撤消1975年天津市委文教组对黄钰生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予以结论的意见。

1978—1981年

连续四年被评为天津市劳动模范。

1979年

叶一帆病逝于天津。

1979年前后

在政协组织下，先后赴湘、赣、晋、陕、鄂、川、闽、蒙等地参观、调查。

1981年

赴美国旧金山、华盛顿州参加美国图书馆协会第一百次年会。

1983年

任天津市联合业余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

1985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1986年

退居二线，任天津图书馆名誉馆长。

南开大学宣布国家教委撤消1952年“给予黄钰生撤消南开大学秘书长及天津市津沽大学师范学院院长职务的处分”的决定。

1990年

4月11日病逝于天津，享年九十二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