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黑井，现存的铺台大约有160多个，有的仍在使用，绝大部分已废弃。所谓铺台，就是当地住家在自己临街街面用青石板砌出的一个平台，并将各种物品摆在台上出售，买卖一目了然，十分方便，赶马人牵着马便可以买东西。有的店铺为吸引顾客，还在铺台上放一瓦罐水和一把木瓢，供顾客和赶马人解渴。

如今，昔日宁静的古镇也成了游人不断到访的名站。爬山去看飞来寺，下山去吃“黑豆腐”，夜晚街巷的篝火晚会、四弦琴，好客热情的黑井村民时时显现着他们的淳朴和善良。

煮盐而生的烟溪

黑井地下之所以有那么多盐，是因为古代云贵地区是一片汪洋，因地壳运动的作用，原本的海底上升变成高山，而海水里的盐分也就沉积在了山底。每隔一些年，地壳运动一次，这些盐分便沉积一层。黑井的地下200米到3400米之间存在着3个岩层，地下水在渗透过程中将盐层溶解于其中，便成为了造福黑井的宝藏——卤水，也就是盐水。这种卤水并不能直接煎制成盐，而是需要经过四次过滤，并用石膏、木炭等吸收分解毒物才可放进锅里煎煮。

据《黑井盐志》记载，黑井有盐最早始于唐代：黑井当地人李阿牛在山里放牛，一只特别肥壮的黑牛走丢了，李阿牛寻找黑牛到了一处井边，黑牛舔了舔井边的地面，便现出盐来。为纪念这头黑牛的功绩，此地以后就被称为“黑牛盐井”，后称“黑井”。事实上，自汉代起，黑井先民就开始采卤而食了，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元代黑井就设有盐课提举司，元明清均称黑井。

但黑井还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名字“烟溪”。在武家大院对面开客栈的老板李云松说，以前黑井日日煮盐，小镇上空永远漂浮着煮盐产生的气体，这些烟雾降落到田间路边的沟里，久久不散，便形成了一条烟雾溪，因此被人称为烟溪。在曾经的烟溪黑井，因这煮盐的气体，小镇“四季无霜、春夏无蚊”。

黑井的盐有多好，坊间流传的一个故事可作参考。传说上世纪30年代，民国要选出全国最好的盐出国参展，便取各主要产盐地的盐，分别放置在一摞豆腐最上层，最后只有放黑井盐的那摞豆腐从最上面一层到最下面一层的咸味都很均匀。且不论这传说的真假，随便在云南问一问老人，他们都会告诉你，黑井盐腌出来的泡菜特别鲜美。

明洪武年间，来自大半个中国的64户灶丁奔赴黑井大力开发盐业。有传言称，这些灶丁其实都是因为犯了错被贬到黑井的，但无论真假，这64户人确实是各行各业的精英，他们的努力为黑井的发展乃至最终的辉煌提供了深厚的经济基础。

风光一时的武家

武家的起源如今已不可考，曾有人说武家就是洪武年间入黑井发展盐业那64户之中的一户。但黑井知名的老导游武舜碧肯定地说，这64户的名单他曾仔细看过，并无一家武姓在其中。还有一种说法是，在崇祯时期，因张献忠的残暴统治，武家在离黑井不远的水田村躲了几年，后落户黑井。武家在黑井初期也做过教书先生，后来才开始做生意。

清朝乾隆年间，黑井流传着“黑井五子”的说法：武家的银子、何家的儿子、张家的胡子、杨家的才子和李家的租子。由此可见，当时武家的财富就已经在镇上独占鳌头了。如今黑井最气派的老房子武家大院，就是清末武维扬的父亲武继祖所盖。当时武家的生意如日中天，为显示富甲一方的气派，武继祖所建的大院依山就势，108道门、99间房、三檐六滴水表现得极为张扬，房屋装饰极尽奢华，还建有隐秘的防御、逃逸设施，隐含有“六位高升、四通八达、九九通久、王隐其中”之意。到了武维扬这辈，更是继续炫耀着自家的财富。同是黑井的盐商，武维扬家却自己养着一队保商队，全副武装，甚是神气。作为一个弹丸之地的商贾，武维扬甚至领先于全云南的商人，成为当时继云南省长之后第一个拥有小轿车的人。

不过，武家并非一直是黑井首富。武舜碧说，民国后期，武维扬家吃过几次官司，花掉不少钱，家道便已开始走下坡路。而传说武家所捐的那架飞机，武舜碧说应该是出于无奈才捐的，之后武家便基本空掉了，家里只能现赚钱现吃饭。而与之相对比的是，当时的另外一家盐商李家光是袁大头就装了七八个汽油桶。“那时比武家有钱的盐商其实不少，只不过大多不张扬。”

关于武维扬家，还有一些不好的说法。据说，武家后期之所以暴富，是因为他们在向外贩卖私盐的同时，还会换回鸦片牟取暴利。这也是为什么武舜碧说武家虽然有钱，但在黑井却并不受人尊敬的原因。李家作为黑井知名的书香门第，自然不屑与武家交往，就连武家的本家上武家也渐渐与之疏远。不过在黑井镇文化站工作、对地方历史颇有研究的李明华说，虽然武家确有贩私盐一说，但因武家并非扰乱地方的乡间恶霸，且赚来的钱也会用于乡间建设、帮助解决镇上居民的生产生活，因此武家才能在当地立住脚，并且与官府关系始终不错。武家甚至与省里的关系都很不一般。据传，武维扬被枪毙时其实省上的领导是要保他的，只不过文件下达没能赶上行刑的速度。

不管民国末期的武家是否如传言所说已经外强中干，反正解放后，随着武维扬被认定为黑井最大最恶的地主被枪毙，武家所有的财富都被没收充公，武家的族人也纷纷出逃。至今，黑井已经再无这第一盐商后代的踪迹。

几起几落的制盐业

从明朝到民国时期的500多年间，黑井制盐业也是经历了几起几落——从默默无闻到全省独大，其间贩卖私盐一直难以禁止，甚至几度难以控制。明正德年间黑井更是受到特别“照顾”，每取7石盐的盐税要高出其他地方1两银子。所以尽管当时工艺落后，但所缴盐税却是黑井史上最高。清朝嘉庆后期，黑井盐在产量上又达到一个顶峰。民国1936年到1938两年，因为受到战争影响，黑井的盐税一加再加，一个盐商一年要缴的盐税约75万个袁大头，换算成银子近12万两，如此重税也让不少盐商撑不住而破产。不过，不管各个时代如何变迁，从明朝黑井隐藏在深山内的宝藏开始被挖掘起，之后的500多年间，黑井的盐的确卖到了滇东北、滇南、四川、湖南等地，而走私的黑井盐，更是远销到越南、缅甸、尼泊尔等东南亚国家。黑井人也因此而“一夜暴富”，成就了云南盐业史上的一段传奇。根据史料记载，曾有101名流官到此任提举，明朝、清朝中期至清末民初，黑井上缴的盐税分别占到云南盐税的64%、50%和46%之多。

古盐井洞口杂草丛生

从明朝开始一直到清康熙30年，中国的盐务政策一直是官卤、民煎、官收、商运、商销。康熙30年以后直至嘉庆年间，最后两个环节也由官府掌控，变成官运、官销。嘉庆2年，因为地方盐官需要产盐量来加官进爵，便拼命生产盐。政府收足官盐后的余盐才卖给百姓吃，这些余盐甚至会掺30%的泥巴。时间一长，百姓不干了，便打进了衙门，朝廷这时才赶忙安抚百姓。事件平息下来后，云南巡抚就首先在当地执行民运民销——虽然所有灶户生产的盐还是统一称为官盐，但灶户也可以参与卖盐从中牟利了。

民运民销开始后，黑井的灶户们便将自己的致富之路延伸到了黑井以外的地方，上武家、下武家、两个李家就是当时几乎垄断了黑井的灶户，并且同时在外面经营盐号和其他生意的几家大盐商。那时，黑井商人在昆明开的盐号和其他商号，几乎都集中在拓东路及武成路上。

作为国家财产，盐井都属于国家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有百姓想做制盐的灶户，就可以投资打盐井，几人合资是当时常见的方式。盐井打好后，官府会派人检验该井内卤水的浓度，登记在册，然后选择灶户，给予其在此井取卤的资格。打井的人也有可能无法成为这口井的灶户。灶户资格往往都是世袭，新的灶户想要得到官方认可，就需要达到官方要求的标准。

每家灶户可以在哪几口井取卤、每天取多少桶都是由官府定好的，根据取卤的多少，官府会规定每日灶户要交出多少盐巴。灶户的盐巴出锅上交前，也必须印上该灶户的印章。交出该交的盐之后，如果灶户还有剩余，便可自行处置了。那时黑井的私盐，只要出了黑井镇口的一个关卡，价钱就可以翻上3、4倍。谁不想靠这些余盐赚钱？而想要有剩余，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卤夫在挑卤水的时候，尽量装满，而且在回来的路上尽量不洒。由此，卤夫的地位便可想而知，即使是再大的灶户，也要讨好卤夫。所以，看上去是低下的苦力活，但黑井的卤夫只要上午挑完卤水就有一枚“袁大头”的收入，足以养活一家人之外，还可以攒下钱来置家产、赌博、抽大烟。因此，卤夫这份工作也像是个金饭碗，需要执行世袭制。李云松的外公，就是一个卤夫。李云松说，当年外公和几个卤夫干脆就合伙供养起一间寺庙，干完活之后便上寺里去玩耍，吃住都由寺庙提供。

文人出身的盐商

黑井的盐业和黑井的教育业几乎是同时开始发展，500年间二者可谓互相扶持、亦步亦趋。黑井的教育为商界输入了不少盐商，这些盐商也遵循黑井的传统大力支持教育业。

明朝永乐帝抢下建文帝的江山后，建文帝不知所终，成为史上一大悬案。但武舜碧说，在黑井的坊间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永乐四年，正四处流亡的建文帝曾带着随从到过黑井，并办起了黑井的第一所书院——烟溪书院。一年后，建文帝离开黑井继续逃亡，但跟随他办学的李氏一家，则留在了黑井继续教书。武舜碧说，这李家，就是黑井的第一代教书先生。李家至今还有一位叫李炎的后代留在黑井，靠打零工为生。

武家大院的武家，在黑井又被称为下武家。之所以加个下字，是为了区分位于黑井镇以外的村子里、同是盐商的上武家。武舜碧就是上武家的后人，多年来，他走访黑井坊间的老人，收集所有留下来的文字和记忆，并从1997年开始，自封导游，向游客讲解这些历史。武舜碧说，上武家祖上本是武官，，崇祯七年即1634年，来到黑井时，黑井的教育业经过上百年的发展已经十分发达，但另一方面却因民间走私私盐现象严重，而导致盐税收入还不到正德时期的六分之一。上武家在黑井定居下来，几代之后，也加入了黑井教育者的行列。武舜碧说，后来，教书更是成了上武家代代相传的家训：即武家每一代的长子都必须从文，参与黑井的教育事业。武舜碧说，清朝的一段时间里，黑井几乎充满了李、武两家的学生。两家的老师在黑井本地十分有威望，民间甚至还流传着“不知官府、只知李武”的说法。

因为自明朝以来的教育至上的风气，黑井出了数不胜数的知识分子。百姓教育程度高了，整个黑井的社会风气也比其他地方更好，整个黑井的民风都相当淳朴。李云松说，黑井人很推崇文化及忠、义、孝这些品德。镇上的人写字都鲜有行书、草书，而是以正楷居多，取其堂正之意。另外至今仍为黑井人津津乐道的一点就是，哪怕在黑井盐业最为鼎盛、黑井每日迎来送往数万马帮和生意人的时候，黑井也没有一间青楼。

除了教育之外，黑井另外一个让人自豪的方面，是丰富的宗教文化。远在南诏时代，佛教就已传入黑井，随后道教、伊斯兰教也相继进入。小小的一个黑井镇上，大小寺庙庵堂就有56座、文笔塔5座、石牌坊5座，历代遗留碑刻65块。除此之外，小镇上还分布着密如繁星的戏台、书院、藏经楼、公学、私塾、孔庙……

黑井的大龙祠里有一座云南最大的、保存完好的古戏台。古戏台与大龙祠连为一体，合为一座走马转阁楼式建筑。滇剧是黑井的主打剧种，其演出规模和水平都是一流的。李炎说，当时黑井已经具备了与昆明相同的演出条件，滇剧的行头，昆明有一套，黑井必有一套。昆明所演出的曲目，包括各种折子戏，在黑井都能完整地演出。而老黑井人欣赏滇剧的水平更是一流，当时在昆明排演的大戏，都要先到黑井演出，过得了黑井人的眼，才向其他地方推广。

由于文风昌盛，历来尊师重教，黑井得以人才辈出，单清朝一代，就有8人考中进士，元代至民国年间，共有进士13人，1人被皇帝钦封为“武功将军”。还有传言说，何家的四子何良，更是应招入宫参与编写《四库全书》的作者之一。至民国年间，黑井的书院还担负为陆军讲武堂输送人才的任务，后黑井果然出了5位将军，1位议会议长，4位县团级军政长官。

上武家的威望，不只来自于其代代相传的教育精神，还有上武家的财富。满人入关，抢占了大明江山之后，在永历帝时期积极卖盐抗清的黑井就成了要被严加控制的重地，作为意识形态传承的教育，自然成了朝廷首先要控制的对象，于是烟溪书院就被定性为反动书院。清雍正年间，黑井遭遇了第二次拆学，书院的先生们也被驱散回家。

到了康熙49年，黑井终于恢复办学，但官府并不提供资金，而是要求民间自主办义学。当时李家的制盐生意已经颇赚了一些钱，但李家的当家人李名远还是放弃了生意，而且拿出自己家的钱，带领民间学士办起了义学。他专门购置了一处土地，叫做“学田”，以租养学。上武家与李家历代交情匪浅，李炎说两家几代以上还拥有一层表兄妹联姻的世亲关系，按照辈分，李炎是要称呼武舜碧叔叔的。恢复办学后，将办教育列为第一祖训的上武家当然也随着李家一起回头继续办教育，不过，上武家的生意也并没有放弃。武舜碧说，一直到近代，上武家连续几代每代都只有一个男丁，才只好渐渐放下了家族的制盐生意，遵循家规，专心教书。

李武两家世代悉心培育的烟溪书院，后几经变迁，先是更名为南山书院，经雍正时期一度停办，后又并入了龙江书院。清朝光绪后期废除科举，全国办高等小学堂，龙江书院便搬至万春高等小学堂，1938年被毁。

至于两家人的财产，则在解放后的土改中全部被没收充公；两家的人被定性为地主，成员四散；而上武家的生意也彻底消失。

无论武舜碧、李炎还是李明华，都认可黑井发达的教育对黑井的商业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而且，黑井的盐商中，有不小的一部分是文人经商。黑井的教育发达，知识分子多，当地人对有学识的人自然而然十分敬重。因此像上武家、李家这样的知识分子家庭因为拥有相当的地位，做生意也会更为顺利。反过来，这些文人尽管不少都“下海”经商，但对教育事业却始终支持，贩盐所赚的钱，也会投入教育中去。如此，才让黑井的盐业和教育业互为促进，鼎盛一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