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DELL、沃尔玛已经开始具有了这样的特征，特别是沃尔玛，因为沃尔玛本身的销售能力特别强，所以供应商如果要在世界市场上扩大销量，就避不开沃尔玛，只能作为沃尔玛的供应商，而随着加入企业的增加，沃尔玛的规模就更大，对零售终端的影响就更强，就会有更多的供应商不得不进入沃尔玛的体系，所以对供应商来说，沃尔玛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供应商深陷其中的“沃尔玛之茧”。

对付这样的“黑洞”型的组织，企业必须具有非常强的力量与之抗衡而避免被吞噬进去。否则要不在其力量下臣服，要不就只有避其锋芒，另找出路。

1.经济增长中的“黑洞”现象

天体物理学观察到的“黑洞”，就是在宇宙中存在那么一些恒星，由于自身塌缩的重力作用，不断被压缩，体积趋向于零，密度变得无穷大，其表面电力也达到无穷大，这颗恒星被称之为“奇异点”，围绕这些“奇异点”的一定空间就形成了一个黑洞。黑洞的半径被称之为“史瓦西半径”，也可以说是黑洞的边际。黑洞的引力无比强大，在此半径内，任何东西能够被它吞噬掉，就连光也逃脱不了这样的厄运。我把这种吸噬力无比强大的现象称为“黑洞”效应。由此观察纷纭万状的经济增长现象，也不难发现这样的“奇异点”，它无法使我们准确地观察到这些增长点自身内部的结构和运行情况，但却会因它具有如同“黑洞”一样的无比强大的引力和吞噬力而活跃在经济增长现象中。当然，引用天体物理学观察到的“黑洞”效应来描述经济增长中的奇异现象，仅仅是为了加深我们的印象。在茫茫宇宙，黑洞不足为道，因为相比之下，它们所能影响的空间太小，没有改变天体运行的基本结构。但在一个国家的经济领域，出现“黑洞”，由于时空有限，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不仅会导致这个国家的经济结构严重畸形，而且会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经济问题社会化。

这样，我们对经济增长中的“黑洞”，可以概括出这些特性：①它是在经济增长中借助惯性的力量聚集而成的“奇异点”，有明确的指向，可以观察，却难以了解其内部；②它具有无比强大的吸噬力，且只有入口，没有出口；③它因为无比强大而往往是经济增长中的某一增长极，但由于它只有入口没有出口不仅没有带动整个经济同步增长，反而因它无比强大的吸噬力而吸噬了其他相连领域经济增长的能量，使经济增长的梯度结构愈加畸形，导致经济在高危状态下增长；④它的增长加剧了经济问题、经济矛盾社会化，致使人们对经济增长产生强烈的质疑。在这些特性中，第一点是指它的形成，第二点是指它的性能，第三、四点就是它的效应，即“黑洞效应”，具体说，就是对经济社会的“杀伤力”。

我用“黑洞”现象的一些原理来观察经济增长的态势，主要是想探索那些曾经经济增长很快、为什么转瞬间会崩塌的奥秘——即“发展的陷阱”。首先引起我关注的是前苏联。世界曾经由东西方两大阵营所组成。前苏联代表东方阵营的强势国家。在“冷战”式的竞争较量中，前苏联的国防工业、航空航天业等尖端行业得到了长足发展，至今也名列世界前茅。但它的国民经济却遭遇了重创，以致于前苏联解体。当然，前苏联解体原因很多。作为一个能够与西方强国抗衡的大国，经济实力无疑是很强大的。但这个强大经济体，经济结构是畸形的。这个畸形的经济结构，表现在，为了应对“冷战”，不惜一切代价发展国防工业、航空航天业等尖端行业。这时的国防工业、航空航天业等尖端行业，就表现为一的“奇异点”，并形成“黑洞”效应，吸噬其他产业领域创造产值的能量。国家重大政策措施，三次产业的结构与国家财力、人力、物力的分布，以及社会关系的构成和社会各个群体的利益分配，都受制于应对“冷战”的需要。由于一个明确的经济增长指向，不遗余力地朝这个指向发展，这个指向的发展越迅猛，为了满足这个无底的“黑洞”，原本是支撑这一发展的基础产业不仅没有同时被带动起来，反而因高端产业的发展而削弱，导致高端产业与低端产业的比值和结构出现严重失调，这就是经济增长中的“黑洞”效应，形成经济增长中能够吞噬增长成效的深渊。

20世纪90年代前后，世界开始关注“拉美”经济。“二战”之后，“拉美”国家出现长达30年的黄金发展期。这个地区的GDP持续30年保持了年均5.3%的增长率。但这个增长的陷阱很快就暴露了出来。由于它的增长的路径选择是“举外债促发展”，最终导致债务危机，外债还本付息额占出口的比重达到了41%，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恶性循环，导致拉美经济畸形增长，社会动荡不安，经历了“失去的10年”。1989年，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改革的研讨会。会议达成的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华盛顿共识”促使了拉美进一步开放，进行一系列经济结构性改革，甚至实现了由国家干预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向市场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移，许多重要经济领域，特别是更赢利的新兴工业部门，被跨国公司占据了垄断地位。20世纪90年代，拉美500强企业中，外国企业就占据了2/5。当然，对外开放和外企涌入，也促进了拉美的发展。今天，拉美国家的人均GDP已经超过3500美元，是我们国家的3倍。但这个发展由于严重畸形，外国企业的资金和利润在全球范围内转移，拉美地区大国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曾先后陷入金融危机，都在很大程度上同外部资金的快速转移密切相关，加剧了社会动荡。

发展，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增多并加剧了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这，就是增长的“陷阱。“举外债促发展”，“重外企促发展”等，也就成了拉美经济增长的“奇异点”。

2.“黑洞”效应颠覆了发展的“神话”

经济学研究效率。我理解的效率就是如何使资源配置产生最大的效益。在单位时间里，效益越大，效率就越大，也就越经济。由此，我也认同研究效率是经济学的基石。同时，这也仅仅是基石而已。如果我们的经济学研究仅停留在这一层次，这样的经济学，无疑于为“丛林定律”提供理论支持，套上“美丽”的外衣，因为资源配置有一个前提：这些资源，比如，土地、矿产、河流等自然资源，比如历史、文化以及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等社会资源，原本是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在这些成员中，有的基础差，能力弱，与基础好，能力的强的群体相比，资源配置给这些成员难以产生最大效益。因而在如何使资源产生最大效益的配置中，已经存在一个前提，就是能够创造最大化效益的群体已经“占有”了同时也属于其他群体的资源。而这个前提，不应该成为研究资源配置与效率的经济学家的盲点。

假设效益最大化是资源配置的一种社会契约，那么，这份社会契约隐含了其他社会成员也把属于自己的那份资源“委托”了给能够使资源创造出最大效益的群体。当这个假设成为事实，那么，仅管其他群体所占有的资源是间接的，委托也是隐性的，按照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没有参与效益创造的群体也应该享有部分效益的分配，由此产生出公平问题。当“效率优先”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效益分享也应该成为制度安排。当“效益优先”成为制度安排，而效益分享也应该成为制度安排。由于其他群体所占有的资源是间接的，委托是社会性的，因而效益分享也是间接的、社会性的。这时的制度安排集中体现为以制度为中介，对效益高的群体征收高额税费，用于为全体成员创造更多更好的公共服务和提供更多更好的社会保障。如果制度安排在“效益优先”方面强大有力，而在安排效益分享方面不完善、不强大，那么，这样的制度就停留在不公平、不合理的阶段。当制度停留在不公平、不合理的阶段，即存在制度缺陷时，作为“理性经济人”，是不会主动让出本应不属于他们的那部分效益的。这时，制度缺陷就转化为社会不公、不合理。

所以，经济学不仅要研究效率，还要研究分配，研究利益分配。这里。我更钟情于福利经济学中的“帕雷托效率”。当改变了资源配置，在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利益受损的情况下，使得一个人或更多人的效用水平有所提高，这时的资源配置是最佳的，即“帕雷托最优”，也称“帕雷托改进”；事实上“帕雷托最优”是一种理想状态，这样的状态很难出现，资源重新配置的结果，往往是一些人的状况变好，另一些人的状况变坏，出现“非帕雷托改变”。 帕雷托设计了“补偿原则”，将新增加的收益在所有相关行为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或再分配，这样，无论资源配置的结果怎样，任何人都不会受到损失。将资源配置后的预期收益用一部分来补偿受损者的损失，“非帕雷托改变”仍然实现了“帕雷托效率”中的“帕雷托最优”，即“帕雷托改进”。可见，“帕雷托效率”引进了兼顾全体成员利益的“公平”原则。这也正是100多年来，“帕雷托效率”能够在经济学领域产生广泛影响，并成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与建设以及政策设计所遵循的基本原则的力量所在。

从整体上讲，无论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还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都是围绕资源重新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而进行的。因为效益最大化的资源配置，是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最佳选项。“效率优先”的合理性也在于此。所谓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只是相对与官方配置资源而言。这里的“市场配置”，其实就是“市场竞争”，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是花落那些实力最强、能够创造最大效益的社会群体。资本向一部分群体集中，财富向这部分群体集中，如此循环往复，必然形成一个强势群体。这个强势群体并且是经济增长的主力。他们的发展诉求，也必然是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这些现象在“帕雷托改进”之前、迷信市场配置的时期频频发生。

观察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忽略甚至无视“公平”的“效益优先”，往往是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这个特点，在以古典自由主义经济思想为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初期，尤其突出。故而有资本积累的“原罪”之说。马克思是重视生产力发展的，但他否定带有“原罪”的生产力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有一句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典性判断：“资本主义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7页，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面对一个能够创造巨大生产力的社会制度及经济理论，为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要尽其毕生精力去揭露、去批判、去否定呢？——这就是因为古典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过度强调效益第一、效率优先。“效率优先”导致对资源的配置不平等，这是起点的不平等；“理性经济人”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体制不尽完善，体制的力量不够强大的情况下，容易千方百计谋取超额“剩余价值”，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是过程的非正义。起点不公就已经注定了一切公平的程序实质上是非公平的，而过程的非正义则加重了起点不公的严重程度。如此非公平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贫富悬殊，导致两个群体的对立和冲突。这样无视社会公平与正义的经济增长，本就是对发展的反动。

遵循“效益第一、效率优先”的原理，社会资源的配置必定是能够产生最大效益、发挥最大效率的群体汇集，产生“乘数”效应。我这里所说的“乘数”效应，不是凯恩斯的“乘数”效应，而是指：假设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经济增长都是n，由于基数（增长的起点）不同，同时乘以n，结果都不同，而且，彼此同步增长的n越大，增长的差距也就越大，不平等就越强。这就是中国曾经流行的一句话，“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为什么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收益纵向比较都有所增加，还会怨声载道呢？个中的奥妙就在这里。当社会资源的配置在“效益第一、效率优先”的影响下，创造新财富的社会资源急速向能够产生最大效益、发挥最大效率的群体汇集，这个群体一方面为社会创造着巨大的财富，作为经济增长的主力，另一方面，基于他们的作用和影响，国家的大政方针也不得不迁就他们的发展诉求，经济的、政治的各种强力在发展的昭应下聚集成一个经济增长的“奇异点”，“黑洞”效应就形成了。“黑洞”一经形成，就产生巨大的吸噬力，如同龙卷风一样，所到之处，一切的一切，都不得不受到它那巨大的引力所影响。社会经济结构更加畸形，国家经济安全更加脆弱，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所以，“黑洞”效应颠覆了发展的“神话”。

3.非公平增长助推“黑洞”的形成

经济增长中的“黑洞”效应，之所以会颠覆发展的“神话”，根本点是破坏了公平。破坏了公平的经济增长，也就是非公平的经济增长。

市场经济的前提与假设就是“理性人”——在理性的驱使下作出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选择。所以，作为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个体，是不会考虑“公平”的，也不承担兼顾公平的义务。就此，经济学把对单个的市场主体的研究聚焦在效率、效益上，无可非议。所以，效率、规则、契约、法、诚信等，是古典自由主义立论的基石，个人的能量得以充分发挥，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得以充分涌流，社会生产力得以快速发展。

问题是，任何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不可能不与社会发生关系。不考虑公平的经济增长，社会资源向能够创造更大效益的群体和领域汇集，容易形成经济增长中的“黑洞”。历史已经告诉我们，“黑洞”一旦形成，由于它对周围的一切“物质”的能量具有无比巨大的吸噬力，必将破坏公平，带来严重的社会矛盾和制度危机。当社会不公不断加重到社会难以承受的程度，必然引发革命，重新“洗牌”。马克思也正是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严重的社会不公的趋势下断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难免形成“黑洞”。马克思提出的社会革命最终是通过新制度的力量，彻底改变生产关系来遏制“黑洞”的形成。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的思想不仅在东方得到强烈回应，在西方也是一股巨大的力量，对以古典自由主义为思想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形成挑战。正是在这些内忧外患的震动下，19世纪末，古典自由主义发展为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在保留了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提出了体现社会公平的“正义二原则”和“优先原则”。正义二原则是：国家的调控职能首先保证每个公民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即平等自由原则，同时承认社会经济中不平等现象的客观性，力求使由于客观存在的经济不平等引出的机会不平等通过政府的调剂职能帮助经济收益少的人获得尽可能多的发展机会，即机会平等原则。优先原则是：在社会上客观存在不平等的情况下，平等自由原则优先于机会平等原则，在承认差异仍然鼓励自由发展的同时，政府优先考虑弱势群体如何实现机会平等。

当新自由主义的“正义二原则”和“优先原则”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改革和建设，并成为制度的力量，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一系列新兴的经济学说，诸如制度经济学、福利经济学，以及意大利经济学家帕雷托首创（1879年），之后被广泛应用的“帕雷托最优”、“帕雷托改进”、“非帕雷托改进”，以及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的“穷人经济学”，等等，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些经济学家把“公平”与“效率”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进行研究。没有公平的“效率”难免产生“黑洞”。国家通过制度的力量（法）、伦理的力量（善）来调剂实际存在的、由于资源配置不公所形成的利益分配不公，遏制“黑洞”的形成。比如，资本积累太快容易形成“黑洞”，就有一系列法律法规来规范资本的组合，建成法人治理结构；比如，高利润行业容易出现垄断，形成“黑洞”，国家就有“反垄断法”。由此可见，“正义二原则”和“优先原则”使市场经济体制进入新的境界，最大程度地减少和化解了“黑洞”的形成，社会更加和谐，经济增长的结构更加均衡。至少，在那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发生制度危机、经济危机的概率大大减少。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马克思诞生之后的150多年，在这些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国家，无论是生产关系还是经济增长方式，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而这，也正是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建立健全市场经济体制的逻辑起点。

4.“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

市场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因此，即使数量经济学已经发展到相当完备的程度，对市场经济的量化描述也容易被证伪，因为我们所依据的数据，即使非常“科学”的抽样调查，由于偶然性因素作祟，这些数据就值得置疑。何况经济发展中“四两拨千斤”的现象比比皆是，经济研究中往往重视“千斤”而忽视“四两”。所以，同一经济现象，不同的经济学家，甚至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也不足为怪。

我说这段话，是想强调市场经济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自由发展、自由竞争，效率优先，都是市场经济的基石。市场配置资源，需求影响生产，效益引导产业，等等，都是不可背离的基本原则。自由发展、自由竞争本身就具有“效率优先、效益第一”的天性。在自由状况下，市场经济自然而然循迹着自然界所演绎的严酷的“丛林法则”。没有任何一个市场主体会把“效率”、“效益”让位于“公平”。无论是为了规避被市场竞争所淘汰，还是为了使企业做大做强，企业家们都会把所有能够利用的资源、能够开发的资源投放在“效益最大化”的领域。这些无可非议的市场经济行为聚焦在某一点上，就容易形成“黑洞”。

市场经济体制则应该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因为市场经济体制是明明白白、告之天下的，体现了国家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国家，越来越突出的“共同体”的性质和功能。既然是“共同体”，就不能仅代表某一阶层的利益和发展要求，而是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和发展要求。它不仅要肩负着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重任，而且还肩负着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的重任。保证经济的公平增长和社会的公平发展，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建设进程中，成为新制度设计的要点。相比于古典自由主义的制度设计把“效率”作为第一要素而言，新自由主义倡导的公平与正义在国家制度设计中与“效率”具有同样重要的位置。所以，从“效率优先”的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到“效率”与“公平”并重的自由发展、自由竞争，可视为古典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分水岭，可视为市场经济体制从初步建成到更加完善的分水岭。

众所周知，“效率”与“公平”是一对矛盾，折射在经济社会中，就是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矛盾。而“效率”与“公平”的磨合，也就是市场经济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磨合。市场经济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带有“自在”的特性。市场经济作为世界性的经济大潮，具有磅礴的力量；作为国家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具有不容质疑的合法性。“效率优先”作为市场经济行为的天然追求，容易形成“黑洞”。市场经济的特性、力量和合法性，也使“黑洞”也具有这些特性、力量和合法性。而“黑洞”自身的特性和力量，因为会破坏正常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会给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制造紧张关系，甚至会制造灾难，“黑洞”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本身也就会成为市场经济的自否定，也就是“播下龙种，收获跳蚤”，是“不好的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体制作为“看得见的手”，带有“自为”的特性。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国家基本经济制度的选择，体现国家的功能和发展目标，同时也具有国家的力量。国家的功能和目标是保证和促进经济社会公平、科学、和谐、可持续发展。市场经济体制也就是利用国家的力量来引导和管理市场经济，确保市场经济的发展与国家的功能和目标一致，使“无序”的市场经济在“有序”（体制内）的空间内发展。“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只有市场经济体制的力量来磨合。而“黑洞”，作为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特殊产物，因其具有市场经济的天性、力量和合法性，具有巨大无比的吸噬力，对经济、社会、体制也具有同样强大的杀伤力，面对市场经济体制，要么被降伏，要么同归于尽。博弈的结果如何，取决于市场经济体制是否完善，体制的力量是否强大。

5.市场经济初始阶段的“黑洞”现象

市场经济，在初级阶段，几乎无一例外地产生过大量的“黑洞”现象。历史上，资本主义国家在原始积累时期、自由竞争时期和垄断资本时期，有过经济的畸形发展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经济社会矛盾尖锐时期和社会制度危机时期，都可以归结为“黑洞”效应在做祟。而今天，人们高度关注的“拉美”陷阱，我们也能轻易观察到“黑洞”在作祟。“黑洞”之所以频频出现，为所欲为，均可归结为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体制的力量还不强大。

今天的中国，也处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市场经济体制不够完善，体制的力量不够强大，“黑洞”现象也屡屡发生。

GDP崇拜就是一个巨大的“奇异点”。

2004年，中央政府把GDP增长的目标定为8%，在2003年9%的基础上降低一个百分点，以期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解决由于增长过快和经济过热而引发的经济社会中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由此，中央政府加大了宏观调控的力度。但是，2004年GDP依然没有控制在理想的速度内。这表明，已经形成了一股能够与中央政府宏观调控博弈的力量在推动GDP增长。地方政府依然不遗余力地促进GDP增长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由此，区域之间的非公平经济增长、城乡差距、贫富差距扩大的矛盾进一步加大，高利润产业的区域分布和经济结构更加不合理，内需不足和外贸依存度加大使两个市场的比值扩大、反向发展的趋势更加明显，环境污染和透支资源使经济增长的成本进一步加重，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加重了能源危机。如此的经济增长使经济与社会的紧张度进一步拉大。

异军突起的“城市化”也是一个“奇异点”。

从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演进，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经济落后，突出表现在“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率”不高等方面。大力促进城市化，提升城市化过程中第二、三次产业的聚集效应，改变城乡人口分布的不合理结构，本身是无可非议的选择。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长驱直入，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可以说，如果把经济分为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两大块，把二次、三次产业划归到城市经济这一块内，那么，城市经济对GDP的贡献超过90%，城市经济对GDP增长具有超强的聚集效应。各级政府也纷纷出台了城市化的中长期规划，从总体趋势上看，2050年，达到75%城市化率的水平。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率从20%几提高到75%用了三四百年的时间。即使有如此宽容的时间来处理和消化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后工业社会——即城市文明——转型所形成的矛盾和问题，经济社会的大幅度波动依然此起彼伏，诸如城市污染、城市人口压力、城市资源消耗过于集中等城市病依然威胁着城市的发展，“逆城市化”趋势已经露出端倪。而我们，计划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实际上从提出“城市化”到如今仅仅20多年，计划再用近50年的时间，达到发达国家城市化率75%的水平，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实现农业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型，转型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都集中爆发了出来。更何况，发达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教训不仅没有吸取，反而“变本加厉”：城市污染、城市人口压力、城市资源消耗过于集中等城市病提前到来；城市首要的特色经济聚集功能被“形象功能”所淡化，政府倾其财力、物力抓城市建设，包含了太多的“政绩”需求，而城市建设与发展的“行政级别化”趋势又极大地破坏了城市经济带的合理结构；在“政绩”需求的驱使下城市建设恶性攀比，浪费了大量的财力和极其稀缺、极其珍贵的土地资源；在“形象城市”的驱使下，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严重恶化；在“经营城市”的幌子下，不到10年时间，仅从被“城市化”所占用的农村土地中掠走的剩余价值就超过2万亿元；“城市化”使地方政府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城市的政府”，加剧了“三农”问题的严峻程度，城乡差距从改革之初的1：2上升为1：4，有向1：6的差距发展的趋势。这时的城市化就成为一个巨大的吸盘，它不仅吸走了这个地区经济增长的绝大部分增量资本，还吸走了属于农村土地可预期的成量资本，降低了农业通向现代化的能力。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人均占有土地低于世界平衡水平，至今仍有近6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的农业大国。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城市化的速度不能背离这一基本国情。近60%的农业人口对GDP的贡献不到10%，这本身就是大问题。当资本和贡献大小也参与分配，占中国人口比例近2/3的农民的收入增长比值必然越来越小，“三农”问题必然成为中国发展中最为严峻的问题。

狂飙突进的“房地产业”也是一个“奇异点”。

今天的房地产业已经成为一个地区GDP增长的重要拉力，而且，政府对土地的垄断经营，土地经营收益成为重要的财源。经济增长带来的需求旺盛极大地刺激了房地产业的蓬勃飙升。2005年初，中央政府对北京上海的房价飙升重拳出击，本身就说明房地产业已经极度畸形。在房地产业的狂飙突进中，非法的、非公平的“圈地活动”愈演愈烈，无论是针对城市居民还是针对农村居民的暴力拆迁行为屡见不鲜；权钱交易频频发生，不少政府官员被卷了进去，不少人一夜暴富。房地产业的飙升，不仅吸走了大量稀缺而珍贵的土地资源，也导致了土地资源的大量浪费；不仅吸走了大量的银行资金，加重了金融风险；不仅吸走了大量居民几乎一生的积蓄，而“住房难”却成为经济繁荣也难以掩饰的一声声很不和谐的感叹；不仅进一步加剧了贫富悬殊，而且贫富悬殊实物（置业）化，原本并不显露的贫富差距也因此突显出来。

还有仍在延续的“股灾”也是典型的“黑洞”效应。它对社会各方面的资金的吸噬力几乎无以复加。还有“产权改革”，还有“医改”、“教改”……。这些“奇异点”，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应改革发展而生由此获得了合法性，并从改革发展的大势中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能量，由于其中利益巨大而汇聚了新的更大的能量，由于它的运作普遍遵循的是潜规则而难以监测，由于它无比巨大的吸噬力使其相连的低端领域的发展乏力，突出表现为非公平的经济增长。

6.“主流经济学家”在中国民间的印象

谈到中国经济增长中此起彼伏的“奇异点”，不得不使我们关注经济学界的声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发展的每一步，既没有历史经验可循，也没有现实样板可照。任何改革，如何发展，相比之下，从事经济研究的专门人才，握有话语权。改革就是探索。探索容许试错。事实上，在错综复杂的情况面前，是对是错很难一目了然。对与错，往往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有些改革，付出点成本，就过去了，如价格转轨。而有些改革，虽然最终也会过去，但成本太大，如国企改制中诸如管理层收购（MBO）等，给社会造成巨大的阵痛。当国企改革出现了严重问题，是暂缓下来，在体制更加完善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更大的时候推进？还是以改革必将支付成本、社会必将承受阵痛的为理由强行闯关？在主流媒体里握有话语权的经济学家，对改革的影响最大。相比之下，那些只能在非主流媒体如互连网上发表自己的质疑的学者，自喻为非主流经济学家。

中国，有没有一个“主流经济学家”群？特别是2004年爆发了“郎张之争”后，“主流经济学家”一时成为“贬义词”，就有学者对中国究竟有没有“主流经济学家”表示置疑。

我认为中国存在一个“主流经济学家”群体，关键是如何界定。

在我看来，“主流经济学家”就是那些在主流媒体上或影响改革决策的活动中以推动市场化改革为理由，力主“私有化”，为资本积累的“原罪”辩护，成为了民营经济代言人的经济学家。

“主流经济学家”也是一个流动分化的群体。特别是当市场经济的发展带来尖锐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之后，曾经可归为“主流经济学家”群体的专家学者要么走向“自否定”，要么对经济增长的惯性力量深表忧虑，因而“主流经济学家”并非一成不变。

由发展计划经济向发展市场经济、由冲破计划经济体制到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必然引发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结构的巨大变迁，既是一场深刻的体制革命，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市场经济的要点就是产权明晰、市场主体独立。就这个意义上讲，私有化和民营经济的发展程度，标志着市场经济发展的程度。在启动市场经济和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以极端的方式挑战强大的计划经济体制，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撬开一片天地，“主流经济学家”的努力功不可没。“主流经济学家”的荣辱得失，与改革的成效同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经济从总量上看，已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和平崛起，正在使世界的经济政治结构发生深刻变化。而且，中国对世界的影响日益增大。“北京共识”的形成，标志着中国改革发展不仅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且创造了可以供发展中国家借鉴的“中国模式”。

但是，衡量中国改革发展的得失还有一个重要的尺度：社会分配如何。改革之初，1985年3月，作为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就指出：“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中外合资经营和外资独营的企业发展，但是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的走了邪路了。”

这就是说，总设计师邓小平在强调任何时候都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同时，十分注意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分配，绝不容许出现两极分化，绝不容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如果出现了两极分化，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我们的改革就失败了，就走了邪路了。

20年后的今天，我们已经能够从经济发展对社会分层产生的深刻影响了。首先，在社会分配方面，用基尼系数来考察，无论是官方认可的0.44还是学者调研的0.52，贫富差距都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列为世界上社会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中国最权威的社会学杂志《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发表了李强研究员关于社会结构的调研报告《“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作者依据特莱曼又与甘泽布姆和格拉夫提出的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即ISEI数值（Ganzeboom ，Graaf &Treiman，1992）考察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收入、教育和职业结构，结果是：23分组占了全部就业者的63.2%，而组成该分值的职业群体基本上是农民，包括从事大田、棚架等农作物种植的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和其他种植养殖业从业人员、畜牧业生产人员、家畜家禽等从业人员，以及收垃圾为生者、清洁工等。其中从事大田劳动的即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占该组的9.12%，占全部就业者的58%，另加上5.2%的其他体力劳动者，共同构成了倒“丁字型”社会最下面的一个巨大的群体。该群体反映了中国的一个非常严酷的现实：社会下层的比例过大。

社会下层的比例过大，意味着中国已经存在一个庞大的相对贫困的群体。那么，中国究竟有没有一个什么新的资产阶级？今天中国不谈“阶级”，我们可以说“没有”。但如果问中国今天有没有一个非法致富的群体？答案可能就是另一个了。

在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的进程中，中国出现过四次旷日持久、影响面大的致富风暴。第一次是价格改革，实施双轨制，历史上俗称为“官倒”。不少人在这场“官倒”交易中完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第二次是股市黑幕，从一些不法官员配置上市名额收取巨额受贿款到一些公职人员挪用包括银行资金等在内的公款抄股，从股市设置陷阱的“黑庄”到掏空股资的“黑东”，把好端端一个股市搅得昏天黑地，至今难以恢复元气；第三次是“国企改革”，国资大量流失已是不争的事实。早已垂涎三尺的“食客”视国企改革为“最后的晚餐”。第四次是至今还在延续的“圈地活动”，时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的成克杰仅一次批地的受贿款就多达3500万元。在“慕、马案件”中，慕、马批地的受贿收入仅仅8000多万元，而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是10多亿元。显然，权钱交易，行贿者获得大头。

仅四次致富风暴，就已经造就了为数不少的暴发户。仅从严重触犯了法律的致富人员数目上看，据中国新闻网报道，2005年3月9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贾春旺在高检工作报告中指出：2004年中国检察机关立案侦查涉嫌职务犯罪的国家工作人员43757人，其中涉嫌贪污贿赂犯罪35031人，渎职侵权犯罪8726人；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挪用公款100万元以上案件1275件，比2003年增加百分之四点九。共提起公诉30788人。

当然，改革还在进行中，断言必将出现“两极分化”、产生“新的资产阶级”还为时过早。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有三个与在资本主义国家制度下发展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特点：第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本质特征就是公平与正义，即使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制度也不容许一部分人的富裕以另一部分人的贫困为代价——如国企改革、农民失去土地等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现象。而这些现象，资本主义国家在它原始积累时期有制度支持。第二，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计划经济体制留下的权力配置资源还在发挥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正好为“权力寻租”创造了尽情施展的空间。因而“权力寻租”的几率自然远比没有计划经济体制影响的市场经济要大得多，容易结成盘根错节、荣辱与共的官商联盟和“权贵”经济；第三，中国的市场经济是在国有资本高积累、国有资产还在增殖的情况下发展的，国企改革和“国退民进”客观上为“内部人”化公为私、完成资本原始积累、掘“第一桶金”提供了条件和机会。

“利润崇拜”是市场经济的铁律。在高额利润的诱使下，在“效率优先”的非公平竞争的驱使下，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资本必然向高额利润的领域集聚，产生惊人的聚集效应，形成“奇异点”，形成吸噬力具有无比强大的“黑洞”。市场经济容易形成“黑洞”和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质，昭示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绝不能完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发展的套路，中国的国情特点决定了照搬西方市场经济初期的发展套路，造成巨大社会震荡的时间会比有制度支撑的西方国家还要短。

因此，即使熟悉西方市场经济历史及其理论的“主流经济学家”，以“闯关”的决心力推私有化，虽然精神可嘉，由于无视中国国情特点，客观上纵容了私人侵占公有资产，难免有点“堂吉珂德”似的尴尬。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但中国今天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比改革之初更多，更大，更尖锐，已是不争的事实，这表明发展并不能自动解决中国的问题。特别是经济增长中的“奇异点”，它的“黑洞”效应，由于往往还会是经济增长中某一方面的主力，一味强调发展不仅不能解决，有时反而增强它的吸噬力，加重经济发展与社会的紧张程度。比如，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不快吗？有在不到100年的历史就超过以往一切生产力发展的总和的发展速度。拉美经济发展不快吗？有长达30年持续发展的黄金时期，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今天中国的3倍。但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频频爆发。所以，解决中国市场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促进经济发展固然重要，是基础，但更重要的是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经验告诉我们，对经济增长中导致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奇异点”，只能通过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增强体制的力量，予以“深度撞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纵观市场经济的历史，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都可以归结为制度不公。马克思思想的精华都可以归结为捍卫和实现社会公正。今天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再尖锐，就是因为新自由主义的“正义二原则”和“优先原则”成为了制度改革和制度微调的指导思想。可见，公平，是解决经济矛盾、社会矛盾的关键。近100年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表明“效率”与“公平”并非是不可磨合的矛盾。破解经济增长中出现的“奇异点”，破解社会发展中出现的“奇异点”——既得利益群体，破解日愈尖锐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惟有公平，惟有制度公平。“黑洞”的力量再大，既得利益群体的力量再大，大不过国家制度的力量。2003年以来，我们欣喜地看到，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议，关于科学发展观，关于构建和谐社会，等等，都体现了国家在改革发展方面确保经济社会和谐发展、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所做的努力。当然，理论是社会改革和进步的先导。理论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20多年积累的问题太多，阻力太大，不可能一蹴而就。希望在于，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已经成为改革发展的主导思想。

经济增长的真实含义，经济增长，实质上是经济规模的扩大，就是扩大的再生产。扩大再生产的实现途径有两种：一是投资规模的扩大，即通过增加投资的方式来实现，这里投资必须是收益率大于零的投资。另一种是消费规模的扩大，通过刺激消费来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

凯恩斯主义倡导的增加有效需求实现经济增长的主张实际上是从扩大消费规模的方面入手。因此，凯恩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的原因正在于此，这也是凯恩斯主义在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是，对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的另外一个方面是投资，这一点无论在哪一个经济学流派看来都是勿庸质疑的。但是投资活动也不能一概而论，收益率大于零的投资活动对经济的增长有促进作用，收益率小于零的投资活动对经济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呢？

投资的真实含义是让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进入资本循环和资本周转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不停的增殖。如果资本在循环和周转过程中遇到中断或停止，便无法完成增值的使命，而且初始的投资也不能得到完全的补偿。也就意味着总会有一部分资金或经济资源在这个过程中消耗掉了，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部分经济资源消失了。

其实，经济社会中还有更明显的例子能说明人们的问题，这个例子就是军费开支。很显然，武器既不是资本品也不是消费品，用于武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入既算不上是投资也算不上是消费（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就有同样的观点）。当然，不仅是用于武器方面的投入，用于整个国防方面的开支都具有同样的性质。有人可能会说，国防设施和技术可能会转为民用，而且总会有一部分技术会对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人们并不否认这样的观点，但是，对于大部分没有民用价值的武器装备该如何看待呢？从纯经济学的角度讲，武器装备既不是资本品也不是消费品，用于军备方面的投入既不是投资也不是消费。

军费开支的规模对经济发展会有什么影响？前苏联的经验已经给了人们答案。有资料表明，前苏联在勃列日涅夫上台以后，出于和美国争夺霸权的考虑，进行了疯狂的军备扩张，这种与经济发展规模不协调的军备扩张导致了经济的严重停滞，这也是前苏联走向解体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长期存在的巨额国际收支顺差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又有什么影响呢？日本的经济是最恰当不过的例子，人们知道，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几乎一直保持有巨额的国际收支顺差，而且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日本一直是世界上国际收支顺差最大的国家（有统计数据表明，日本现在仍然是最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国家）。长期的国际收支顺差，实质上是意味着有一部分本国的经济资源从本国的再生产循环过程中退了出来。很显然，顺差所代表的实体经济资源既没有用于本国的消费也没有用于本国的投资，顺差国实际上拥有的只是银行存款帐户上的数字。因此，从扩大再生产的角度来说，长期存在的巨额国际收支顺差实质上是从本国的再生产循环过程中退出来的一部分经济资源。

由此看来，在经济体系中确实存在一部分经济资源由于种种原因既没有用于投资也没有用于消费。有的虽然拥有投资的外在形式，但是它们并没有完成资本的整个循环和周转过程，而是从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循环过程中退了出来。人们能够直接观察到的是军费开支，但是有更多的情况，例如无效投资，人们很难进行直接的观察和测算。经济体系中的这种现象有点类似天体物理学中的黑洞，它们吸收物质但并不影响宇宙的总质量，人们知道它确实存在，但无法进行直接的测量和估算，只能找到一些间接的证据或发现它们产生的影响。人们把经济体系中存在的这种现象称之为“黑洞效应”。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经济体系都可以认为是由两大部类组成：第一部类Ⅰ（生产资本品的部类）和第二部类Ⅱ（生产消费品的部类），同样，从纯经济学的角度来说，经济体系中活动也分为两大类即投资和消费。与此相对应的经济资源或物品也可以分为两大类：资本品和消费品。本篇文章的重点放在投资活动和资本品上，对于消费和消费品人们不做研究。

根据马克思对资本所下的定义：资本是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从这个定义人们可以看出资本的重要的功能就是增殖。不管是货币还是实物如果不能带来或产生剩余价值，不能在资本循环和周转过程中增值则不应该看做是资本。同样，对于具体的投资活动来说，如果投资没有产生收益或者说投资的收益率小于零，则这样的经济活动不可以称为投资。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在于投资活动产生的剩余价值和由此进行的扩大再生产循环。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尽管各个流派的主张各有不同，但对经济增长的看法却基本一致，即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投资和消费规模的扩大。 经济增长出现困难要么是因为投资出了问题要么是因为消费出了问题。凯恩斯主义把重点放在了消费方面，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理论，主张用政府扩大公共开支的方法增加有效需求，以此达到促进经济增长的目的。人们认为，对经济增长有影响的两个方面即投资和消费都应当予以同等的重视。与有效需求相对应，人们提出了有效投资的概念，有效投资不足同样会造成经济增长困难。什么是有效投资？人们的定义是：投资收益率大于零的投资称为有效投资。

对经济体系整体而言，投资收益率表现为投资效率，除非出现极端的情况，经济体系整体的投资收益率不会出现小于零的情况，但对具体的投资活动则可能出现投资收益率小于零的情况，这种情况就是投资出现了亏损。投资收益率小于零，这样的投资活动不应该再称之为投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既没有产生资本增值也没有带来剩余价值，甚至最初投入的资本也没有得到完全的补偿，这里人们姑且称之为“无效投资”。

无效投资活动对当年的经济增长会有一定的贡献，因为无论是用收入算法还是用支出算法，这类投资活动都会计入当年的GDP。但是对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则会造成严重的阻碍，因为这类投资活动虽然具有投资的外在形式，却不具备投资的内在实质。而且，用于这类经济活动的生产要素在无效的投资过程中退出了资本循环

从资本循环公式中，人们可以看出投资的真正意义在于在资本循环的过程中产生了新的价值，不仅初始投入的资本品得到了补偿而且资本品在投资的过程中获得了增殖。因此，如果投资活动的收益率小于零，也就是意味着这类投资活动本身不仅没有产生新的价值，而且初始投入的资金或实物没有得到补偿。也就是说，资本品在无效的投资过程中消耗掉了。

透过微软看强势品牌的黑洞效应

强势品牌存在犹如宇宙中的黑洞，是个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引力场，总是能最大可能地吸纳更多的社会资源，并将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财富，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里生存下去。2005年7月1日、全球品牌网上登载的《Windows不败：谁帮了微软？——透过微软看强势品牌的黑洞效应》一文(作者：钟洪奇)，以微软Windows系统为例，描述这一强势品牌黑洞效应的形成和作用过程。

正如文中所说，人们痛恨Windows系统不负责任的死机、莫名其妙的技术问题和高昂的一口价，微软的强势就像一种外来生物入侵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使人们失去了选择权，但Windows却在千夫所指下仍保持了它的强势市场地位，原因何在？既然微软产品的用户满意度从来不高，为什么大家偏偏要使用Windows？

作者认为，最根本的问题出在教育。因为绝大多数用户大学毕业后只会用Windows、MS Office等一些基本的应用，而且都是微软的产品，其他操作系统甚至根本没有听说过，所以市场用户才会严重倾向于Windows。也就是说，整个教育体系在为微软源源不断地输送大批成熟用户。

在中国的教育体制中，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是各大学的必修课，而大多数非计算机专业的计算机课程学习都是以微软的软件产品为核心的。从教育的投入规模来看，2003年仅政府投入就达到6208.27亿元，民间的投入也不是小数，还有大量的计算机培训。应该说，中国每年在教育上的投入总额应在万亿量级。设想这其中即使只有1%的投入被用于以微软产品为核心的计算机教育上，那也意味着中国每年为微软的售前服务和市场铺垫投入了上百亿元。较之而言，政府对其他操作系统的支持要渺小得多。以Linux为例，即使政府给Linux厂商各种或明或暗的优遇，甚至直接给这些企业以各种应用项目，合计每年的投入总量也不过几百几千万，这样的投入力度如何能与上百亿元相抗衡？因此作者认为整个教育体系为微软支付市场推广费和售前服务费的结果使微软的产品可以贵买贱用，而Linux产品却是贱买贵用，这样Linux所谓的开放源代码的低成本优势丧失殆尽，难以成材也是情理之中。

品牌的本质正是对包括资本、人力、物力、政策，甚至人们感情在内的所有对其有用的社会资源的吸引力。当这个引力场强到一定程度时，它就形成了市场黑洞。虽然政府为了优化市场效率，考虑整体利益，会尽量想办法避免这种黑洞的产生，使社会资源的分配不至于过度集中，但从企业个体利益考虑，建立一个巨大的市场黑洞却几乎是每个企业的目标，每个企业都希望通过对品牌的持有获得强大的吸引力，以此得到更大的社会资源及相应的社会财富。

接着，针对处于品牌成熟期的微软产品谈了成熟期的品牌管理问题。作者认为这一阶段的品牌管理工作重心要从原来的引力场强化转移至引力场作用的发挥，并以腾讯的发展为例说明了这一问题。

在网络即时通讯发展的初期，QQ不断地投入资本培育它的品牌——一只小企鹅。但当品牌逐渐成熟后，它已经可以吸纳大量网民，其中包括这些网民的时间、金钱、感情、关注等，所有这些都是QQ吸引到的庞大的社会资源，这时，如何把这些社会资源转化为商业价值就是一个成熟品牌的最重要的任务。比如，网民的时间和关注可以通过广告来转化为商业价值，网民的感情可以通过出售QQ的皮肤、道具、积分等等来转化为商业价值……这对于任何一个管理者都是一个新的考验，它提出了与品牌成长期完全不同的素质要求，如果在这一阶段能够成功地将社会资源转化为社会财富，那将为企业带来巨大的商业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