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初年，萧道成设置史官，命檀超、江淹等编集「国史」。在梁代，沈约著有齐纪，吴均著有齐春秋。萧子显的南齐书，多取材于檀超、江淹等的书稿，而他们的稿子没有传下来。沈约、吴均的书约在十一世纪以后也散失了。关于南齐的最早只有这部南齐书。

南齐书六十卷，见于梁书萧子显传。到了旧唐书经籍志著录这部书，就只有五十九卷了。刘知几史通序例曾说过南齐书原有序录，后人从而推论南齐书佚失的一卷就是。萧子显虽然是以封建史臣的观点来修史的，但他以当代人记当代事，在南齐书里保留了一定数量的比较原始的史料。

关于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压榨及统治阶级集团内部的倾轧残杀，书中都有所记载。对当时唐禹之领导的农民起义，在豫章文献王嶷传、竟陵文宣王子良传、沈文季传等里，也提供了材料。此外对南齐一代的文学史、思想史、科学史方面的情况也有一定的反映。如科学家祖冲之，在南齐书里就有一篇比较详细的传。总的来说，南齐书是一部研究南齐历史的重要史书。

点校南齐书，是用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宋大字本（简称百衲本）作底本，参校了明、南监本北监本汲古阁本、清武英殿本、金陵书局本。另外，还参校了沈约宋书中的志，以及南史、通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考异等书的有关部分。对于前人校勘的成果，我们采用了周星诒、张元济、张森楷的三种南齐书校勘记稿本，以及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等书。〈南齐书〉可取的是志。

《南齐书》包含：帝纪八卷，除追叙萧道成在刘宋末年的政治活动外，主要记萧齐皇朝（479—502年）二十三年间的史事。志八篇十一卷，其中有的上承刘宋，有的起于萧齐立国，断限比较明显。传四十卷，其中不少是记少数民族地区史事的，而以《魏虏传》记北魏史事，这在性质上同《宋书·索虏传》是一样的。序录一卷，刘知几都不曾见到，说明它佚之甚早，故全书今存五十九卷。上面讲到，萧子显既是萧齐皇朝的宗室，又是萧梁皇朝的宠臣，所以他撰《南齐书》一方面要为萧道成避讳，一方面又要替萧衍掩饰。例如他写宋、齐之际的历史，就不能直接写萧道成的篡夺之事，只能闪烁其词，微露痕迹；他写齐、梁之际的历史，则用很多篇幅揭露齐主恶迹，以衬托萧衍代齐的合理。这是他作为齐之子孙、梁之臣子的“苦心”，也反映出他在史学上的局限性。

《南齐书》部帙不大，包含的年代又很短，竟然也撰就了八篇志，确乎难得。这里面无疑包含了江淹的首创之功。《南齐书》有些传，显示了萧子显在历史表述上的才华。如：他于《褚渊传》，先写褚渊在宋明帝时受到信任，而在宋明帝临死，则写他也参与“谋废立”，违背宋明帝的意旨；于《王晏传》，先叙其与齐高帝、齐武帝的密切关系，继而写其在齐武帝死后也参与“谋废立”的事；于《萧谌传》，先说其受到齐武帝、郁林王的信赖，后写其在协助齐明帝夺取郁林王皇位的政变中竟然领兵作前驱；于《萧坦之传》，先烘托其受到郁林王的殊特信任，以至“得入内见皇后”，后写他成了废郁林王而拥立明帝的关键人物；等等。

萧子显在写这些事件和人物的时候，都不直接发表议论，而是通过前后史事的对比来揭示人物的品格。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说：“此数传皆同一用意，不著一议，而其人品自见，亦良史也。”用顾炎武的话说，这种写历史人物的方法叫做“于序事中寓论断”，司马迁写《史记》最善于运用这种方法。萧子显学习司马迁表述历史的方法，并取得一定的成就，被后代史学家称为“良史”，这是很自然的。

《南齐书》同《宋书》一样，都宣扬神秘的思想、佛法的深远，又都过分讲究华丽的辞藻，这是它们的缺点，也是那个时代留下的印记。

《南齐书》文字比较简洁，文笔流畅，叙事完备。列传的撰写，继承了班固《汉书》的类叙法，又借鉴沈约《宋书》的代叙法，能于一传中列述较多人物，避免人各一传不胜其繁的弊病。又书中各志及类传，除少数外，大都写有序文，借以概括全篇内容，提示写作主旨。

作者

萧子显（487年—537年），字景阳，南朝梁南兰陵（今江苏武进西北）人，南朝梁朝史学家，文学家。他十三岁的时候，萧齐皇朝被萧衍推翻了。萧衍的父亲萧顺之是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他们都是萧姓，而且同族，但毕竟从他们的高祖父时候就分支了。萧衍建立了梁朝，他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梁武帝。在梁朝，萧子显凭着他的才华、风度、谈吐的出众，受到梁武帝的礼遇和信任，官至吏部尚书。

萧子显是一个“风神洒落，雍容闲雅，简通宾客，不畏鬼神”的人，又是一个“颇负才气”的人，做吏部尚书时，“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只是举起手中的扇子一挥而已，所以有些士族地主内心里对他很不满。但梁武帝倒是自始至终都把他看作是一位“才子”。事实上，他的文才的确是有社会影响的。萧子显的同时代人、《宋书》的作者沈约甚至称赞他的文章是属于东汉名家班固一流的佳品。这个评价当然是过分高了，但也可以看出沈约对他的文才的赏识。

著作

史学是萧子显所酷爱的事业，在他的四十九年的生命历史上，撰写了五部历史著作：《后汉书》一百卷，《晋史草》三十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十卷。他撰《齐书》，是向梁武帝请示并得到梁武帝的批准的。萧子显撰写和完成《齐书》的时间，按照唐代史学家刘知几的说法，是在梁武帝天监年间（502年—519年）。如果刘知几的说法是有根据的话，那末《齐书》的撰成当在天监八年（509年）至十八年（519年）期间，即萧子显二十岁以后至三十岁以前这十年当中。果然如此，那真是一位青年史学家了。除了《齐书》以外，萧子显的其他著作包括文集二十卷都已不存。

后人为了区别萧子显的《齐书》和唐初李百药所撰的《齐书》，把前者称为《南齐书》，后者叫做《北齐书》。萧子显在撰写《南齐书》的过程中，可以参考的文献资料和思想还是不少的。早在齐明帝时，史学家檀超和江淹奉诏修本朝史，他们制订了齐史的体例，但没有最后完成修撰工作。此外，还有熊襄著的《齐典》、沈约著的《齐纪》、吴均著的《齐春秋》和江淹著的《齐史》十志。萧子显的撰述工作，在史书体例上“本（檩）超、（江）淹之旧而小变之”；在史书材料上汲取诸家成果，终于著成《南齐书》六十卷。

《南齐书》序

《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撰。始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武帝，别为此书。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

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

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何以知其然邪？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冶天下之具。而为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邪？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指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

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殁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俊伟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悖理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邪？可不惜哉！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臣恂、臣宝臣、臣穆、臣藻、巨洙、臣觉、臣彦若、臣巩谨叙目录昧死上。

《南齐书》中的一些文化史记载颇有价值。

萧子显为科学家祖冲之立传，在传中记录了他创造指南车、千里船、水碓磨的过程和机械特点。又在传中全文引用祖冲之的《上大明历表》，详细向世人介绍了创大明历的指导思想和大明历的具体特点，为人们研究科技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萧子显用很多篇幅对佛教进行宣传，对佛教传入中国及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过程作了介绍，对于研究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有一些用处的。

《南齐书》的论赞在形式上模仿范晔的《后汉书》，在思想见识上，则相差甚远。当然萧子显作为一个史学家，对于历史和现实问题，还是有一些独到看法的，这在《南齐书》的论赞中有所反映。他对东昏侯萧宝卷推行暴政、恣意杀戮和奢侈淫欲，导致南齐政权灭亡的历史教训，在《东昏侯本纪》的论赞中做了很好的总结：“史臣曰：‘……东昏侯亡德横流，道归拯乱，躬当剪戮，实启太平。……’赞曰：‘东昏慢道，匹癸方辛。乃隳典则，乃弃彝伦，玩习兵火，终用焚身。’”对于帝王之子从小养尊处优、脱离社会，造成孤陋寡闻、无德无能的严重后果，他也有很清楚的认识，并在书中作了较好的分析，这些对于统治阶层应是有所教益的。

萧子显在宣传神学迷信方面，与沈约是一脉相承的。齐梁之际佛教兴盛，萧子显迎合当时的统治者口味，在书中极力鼓吹佛法的力量。《南齐书·高逸传论》是一篇颂扬佛法的专论。他把佛教与儒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道家相比，论证佛家是最优胜的。他论述佛法胜过儒家学说：“佛法者，理寂乎万古，迹兆乎中世，渊源浩博，无始无边，宇宙之所不知，数量之所不尽，盛乎哉！真大士之立言也。探机扣寂，有感必应，以大苞小，无细不容。若乃儒家之教，仁义礼乐，仁爱义宜，礼顺乐和而已；今则慈悲为本，常乐为宗，施舍唯机，低举成敬。儒家之教，宪章祖述，引古证今，于学易悟；今树以前因，报以后果，业行交酬，连璅相袭。”

从《后汉纪》、《宋书》到《南齐书》对佛教宣传的不断升格，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佛教势力从魏晋到南朝不断发展，并取得国教地位的历史过程。佛教势力的扩展，真切反映了统治者自身的腐朽和没落。

与《宋书》一样，《南齐书》中也存在着大量歪曲史实之处。萧子显是南齐宗室，他在为其祖父写的《高帝本纪》和为父亲萧嶷写的《豫章文献王传》中，都极力进行褒美虚夸，文中不惜使用上万字的篇幅，极尽铺陈夸张之能事，百般夸饰其功绩，而对篡权夺位之类丑行，则千方百计曲笔讳饰，淹没其迹。对于其他人物，书中也经常按当时的利害得失，决定对其的取舍与夺。史德的亏缺影响了《南齐书》的撰著质量。

《南齐书》·五十九卷（内府刊本）

梁萧子显撰。子显事迹附载《梁书·萧子恪传》。章俊卿《山堂考索引馆阁书目》云“《南齐书》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

刘知几《史通》、曾巩《叙录》则皆云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合为五十九卷，不言其有阙佚。然《梁书》及《南史》子显本传实俱作六十卷，则《馆阁书目》不为无据。

考《南史》载子显《自序》，似是据其《叙传》之词。又晁公武《读书志》载其《进书表》云：“天文事秘，户口不知，不敢私载。”疑原书六十卷为子显《叙传》，末附以《表》，与李延寿《北史》例同。至唐已佚其《叙传》，而其《表》至宋犹存。今又并其《表》佚之，故较本传阙一卷也。

又《史通·序例篇》谓：“令升先觉，远述丘明；史例中兴，于是为盛。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以序为名，其实例也。

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为序例之美者。”今考此书，《良政》《高逸》《孝义》《幸臣》诸传皆有《序》，而《文学传》独无《叙》。殆亦宋以后所残阙欤。齐高好用图谶，梁武崇尚释氏，故子显于《高帝纪》卷一引太乙九宫占，《祥瑞志》附会纬书，《高逸传》论推阐禅理。盖牵于时尚，未能厘正。

又如《高帝纪》载王蕴之抚刀、袁粲之郊饮，连缀琐事，殊乖纪体。至《列传》尤为冗杂。然如纪建元创业诸事，载沈攸之书于《张敬儿传》，述颜灵宝语于《王敬则传》。直书无隐，尚不失是非之公。

《高十二王传》引陈思之《表》、曹冏之《论》。感怀宗国，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未尝无可节取也。自李延寿之史盛行，此书诵习者鲜，日就讹脱。

《州郡志》及《桂阳王传》中均有阙文，无从补正。其馀字句舛误，如《谢庄传》，《南史》作“诏徙越巂”，此书作“越州”。《崔怀慎传》，《南史》作“臣子两遂”，此书作“两节”者。又不可胜乙。今裒合诸本，参核异同，正其灼然可知者。其或无考，则从阙疑之义焉。今本《南齐书》只五十九卷。

简介

《南齐书》第六十卷《自序》自唐朝已亡逸，然而姚思廉的《梁书》第三十五卷的《萧子显传》引有《自序》一节，这是《南齐书》的珍贵逸文。

原文

《南齐书》卷六十 自序

余为邵陵王友，忝还京师，远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严、邹。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自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莺，开花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前世贾、傅、崔、马、邯郸、缪、路之徒，并以文章显，所以屡上歌颂，自比古人。天监十六年，始预九日朝宴，稠人广坐，独受旨云：“今云物甚美，卿得不斐然赋诗。”诗既成，又降帝旨曰：“可谓才子。”余退谓人曰：“一顾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贾谊何如哉？未易当也。”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