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1-11-27 09:20
1933年生，15岁时因华北天花防疫上的突出贡献，被评为劳动模范。1952年，参加抗美援朝反细菌战，荣获朝鲜功劳勋章。1956年在青霉素的工业生产方面做出突出贡献。文革后期得到提升，出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对中国医药业做出巨大贡献。1994年卸任。
齐谋甲，1933年生，河北高阳人。曾任晋察冀军区新华制药厂、华北军区防疫处技术员。1951年起，先后入卫生部生物制品人员训练班、北京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进修班学习。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赴苏联莫斯科制药厂实习。1956年后，历任华北制药厂车间主任、总工程师、副厂长，燃料化学工业部、石油化学工业部、化学工业部医药局负责人，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副局长，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中共十三大代表。
1933年3月1日，齐谋甲出生于河北省高阳县庞家左村一户贫寒的农民家庭。不久，日军入侵。父亲参加了八路军，他随母亲艰难度日。直到11岁，齐谋甲才上了八路军办的抗日小学。他白天在野外上课，晚上把书藏起来，行军、转移。尽管如此，只用两年时间就学完了初小和高小的全部课程。不久，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一所培养干部的中学招生，这给齐谋甲的成长带来了契机，但考生必须年满16岁。只有13岁的齐谋甲在两千多名考生中脱颖而出，名列第18名，被破格录取为该校甲等公费生。半年后，齐谋甲转入聂荣臻领导的部队，随后又进入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医科大学。从白求恩医科大学调剂班毕业的他，一心只想上前线打仗。但由于年岁小、个子矮，而被分配到军区的新华制药厂。以后，他又成为华北军区卫生材料厂、军区防疫处的技术员。
1948年冬，一场大面积的天花传播于华北。上级指示齐谋甲所在的华北军区防疫处火速赶制大批牛痘疫苗。当时，制牛痘苗没有技术问题。关键是把疫苗人工封装到毛细玻璃管里速度慢，最快每人每天只能封装600支，远远不能满足消灭大范围疫情的急需。疫情紧迫，刻不容缓。军区防疫处的少年技术员齐谋甲琢磨出一个主意：如果用抽气机将玻璃管抽成真空，然后靠空气压力封装疫苗。唯一的一台抽气机找来了，但又锈又破，是台报废的旧机器，机械修理的门外汉齐谋甲和一位木匠师傅负责改装这架抽气机。找不到有关机器构造的书，他就在抽气机面前走来走去，端详这个怪物。经过15天65次的拆卸、加工、调试，硬是用土方法让抽气机起死回生。一经试验，只用5个人便可2小时封装16000支，大批大批的疫苗按期赶送到了疫区，疫情很快被扑灭了。当时的人民日报以《一架破抽气机的复活》对齐谋甲的事迹进行了报道。由于贡献突出，齐谋甲被评为劳动模范和人民功臣。这一年他刚15岁。
1949年秋，齐谋甲随部队调入北京，来到卫生部生物制品研究所。年仅16岁的他，既是军代表，又是抗菌素技术员。一个难题摆在他面前：每年夏天，青霉素生产因空气炎热潮湿而出现大量染菌，连续四五个月要停产，所里一些高级技术人员对此束手无策，并声称，中国短时间内根本不可能解决染菌难题。在实验了书中所有办法遭到失败后，苦思冥想中想到：石棉板既然能除去液体中的细菌，是否也能清除空气中的细菌。他的设想被视为荒谬。齐谋甲不惧压力，夜以继日，反复进行实验，终于成功地创造出“石棉板过滤空气法”。齐谋甲这一创造发明，使他成为北京市劳动模范，并作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代表，荣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台。当时，《中国青年》杂志刊登了著名作家袁鹰撰写的文章《一个十四岁的小兵怎样成长为科技工作者》，赞誉齐谋甲。1952年，齐谋甲参加了抗美援朝反细菌战，并荣获一枚朝鲜功劳勋章。
解放后，齐谋甲来到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从事青霉素研制工作，当时青霉素年产量只有几百克。1951年，上海建成了能生产抗生素的上药三厂，当时年产量也只有几十公斤，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医疗和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而进口渠道又被美帝国封锁。因此，“一五”期间，国家把发展抗生素生产列为医药战略重点，作为国家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之一，投资7000余万元的华北制药厂，就在1953年开始筹建了。
1954年，齐谋甲调来华药筹备处不久后赴苏学习。1956年回国后以专家身份投入华北制药厂的创建工作，并任101车间主任。他潜心熟悉设备安装，钻研工艺流程，为后来指挥生产打下了基础。1958年6月3日，青霉素率先投产了。当时的动力供应还不正常，曾出现停电、停气的情况，但工人们坚守岗位，认真操作，排除故障，保证了投产的顺利进行。为了事业，齐谋甲整天吃住在车间，尽管与生活区相距不过百米，但他一周也难得回几次家。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投产成功后，发酵单位大大超过了设计指标。这一成绩，得到了苏联专家的赞赏。
1958年前后，在华北制药厂担任101车间主任的齐谋甲，提出“民主选举，轮流坐庄”的班组长民主选举方式，齐谋甲把它付诸实践，大大激发了职工工作热情，提高了生产效率。其他车间和兄弟单位纷纷学习、仿效，在当地引起强烈震动。当时，正值反“右倾”运动，厂里来了位思想极左的领导，对齐谋甲的这一超前而又先进的管理模式极端不满，说他违背党管(选拔)干部的原则，给他扣上“右倾”的帽子，齐谋甲第一次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但由于他在技术上的无可替代性，也第一次成为没有主任头衔的“车间主任”，依然领导101车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时任华北制药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的齐谋甲被党中央派往“清华工作组”。不久毛泽东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学校工作组被撤销，齐谋甲回到华北制药厂重新担任副厂长。当时，厂内“两派”斗争激烈。为稳定形势，发展生产，齐谋甲凭自己的威望，在调解“两派”斗争中作了不少努力。随着“文化大革命”事态的升级，“文攻武卫”被中央“文革”领导小组且肯定，极力反对“武斗”的齐谋甲终于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再次蒙冤受难。后来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造反派迫于压力，终于给齐谋甲“平反”，将他安排到厂内第七生产小组担任副组长。1972年，为了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支持越南的抗美斗争。中国政府向越南提供了多项援助，其中包括一座抗菌素生产厂，并决定向越南派出抗菌素专家组。齐谋甲担此重任，出任专家组组长。
1973年，从越南归国的齐谋甲被调到了国家燃化部炼化组工作。不久齐谋甲被任命为燃化部医药局局长。1978年，国家医药管理总局成立，齐谋甲被任命为国家医药管理总局党组副书记、副局长。1982年底至1983年初，继杨寿山、胡昭衡之后，出任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直至1994年卸任。
齐谋甲上任伊始，中国医药行业生产落后，缺医少药。青霉素在当时的农村也很少见到，即便是大、中城市也经常缺货，不能保证正常供应。齐谋甲抓住改革这一历史机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全国的医药生产经营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调整，以倡导科技、更新产品、改造生产技术为突破口，使中国的药品生产经营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他一直强调按医药特殊性办事，基于这个认识，齐谋甲提出建立医药责任市场的观点，力主实行医药专营，从生产、商业批发、使用三个环节层层把关，形成一个“责任链”，实行“闭环式”封闭性管理，把假劣药品堵在外面，使其不能进入市场，无法销售。同时，他很早提出，中国也应对药品实行处方和非处方用药的分类管理，处方用药不能滥做广告、随便出售。
夫人谢明澄，江苏人，长期从事医药工作。他们是当年在苏联学习期间相识的，归国后，又一起到华北制药厂，结合在一起。所不同的，齐谋甲从事青霉素的生产与研究，而谢明澄则主攻链霉素。 当年厂里为他们几对新人举行的简单但很热闹的集体婚礼，唯一的一张结婚照还是苏联专家给拍的，婚礼服就是工作服，仪式过后就上了班。
齐谋甲和夫人都是高级工程师。长子毕业于空军工程学院，是北京某医疗器械研究所的工程师；次子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在父亲曾工作过的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任工程师；而从中国药科大学毕业的小女儿，也是北京某制药工业研究所的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