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台大外文系专任（讲授英国文学史、高级英文、翻译等课）。

1978年，赴瑞典参加国际笔国年会（International PEN）。

1982年，纽约St.John’s University开中国现代文学会议，首次与大陆文学界同时出席。

1985年，应聘为德国柏林自由大学客座教授，讲授台湾文学（春季班）。

1988年，由台大外文系退休。次年台大颁赠名誉教授位。

1999年4月，赴北京与南开中学班友作五十年后首次重聚。

2001年，“九一八”纪念七十周年回故乡沈阳，向东北中山中学献“齐世英纪念图书馆”。

2003年10月，催促设立“台湾文学馆”在台南成立，经“立法院”改名为“台湾文学馆”。

2005年，齐邦媛以八旬高龄开始撰写回忆录《巨流河》，并于2009年出版。

2024年3月28日凌晨1时，齐邦媛去世，享年100岁。

齐邦媛生于辽宁省铁岭县一个汉族人家庭（据其本人的书《巨流河》一书的自述）。父亲，齐世英（铁生），母亲，裴毓贞（纯一）。

1948年，与罗裕昌在武大校友会相遇，10月，在上海新天安堂基督教会结婚。

永远的齐老师

在台湾，齐邦媛有着“永远的齐老师”之称，23岁（1947年）应聘到台湾大学外文系任助教开始，她毕生从事教育，并且负责过翻译出版、统筹中学教材编选、推广台湾文学等工作，真正桃李满天下。小说家白先勇这样形容他的老师齐邦媛：“她一生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真！”并将她称为“台湾文学的守护天使”。

受父亲影响，齐邦媛对政治也有极深的思考，在大学外文系的教学中，她首先将《1984》《美丽新世界》等反独裁作品引入课堂，要求学生阅读。

为简体版重写一章书

齐邦媛生于辽宁铁岭，流经该地的辽河在清代名为巨流河，《巨流河》书名即来源于此。由于父亲齐世英跟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失败，被迫流亡，六岁的齐邦媛也跟着母亲离开东北故乡。此后的17年大部分是战争岁月，齐邦媛跟随父母从南京、北平，跟着撤退的路线一路往西南，在南开中学四川分校度过少女时期，后就读武汉大学，师从朱光潜、吴宓等名家。60多年前在武汉大学上朱光潜英诗课的手抄笔记，齐邦媛珍藏至今。1947年，齐邦媛大学毕业到台湾，直至1993年，才再度踏上大陆的土地，重返故乡。

齐邦媛在《巨流河》的序言中解释她写此书的初衷，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犹太人写他们悲伤的故事，日本人侵略惹来两颗原子弹也写个不休，而中国人自20世纪开始即苦难交缠，却渐渐被湮没与遗忘。而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的她，心灵上刻满弹痕，“六十年来，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奋斗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巨流河》繁体版的腰封上有一句煽情的话：读了这本书，你终于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知识分子。与许多同类型的书不同，尽管经历过战争时代的颠沛流离，建设台湾时的艰苦，描写的是家族从东北到台湾的变迁，反映的是两代中国人的苦难，《巨流河》的字里行间却散发出沁人的温暖和乐观，让人可以通过文字轻易触摸到齐邦媛内心的火热。

这种温暖正是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前所长陈方正为时代周报推荐书目时所说的：同样颇具史诗风格，但味道却截然相反的，是齐邦媛的自传《巨流河》。它卑之无甚高论，只是一个中国女孩子在抗战、内战、辗转流亡台湾的艰苦岁月中，奋斗、成长、追求幸福与理想的故事。然而它是如此平实、充沛，如此充满温暖、希望，读后我们禁不住要相信，中国人对人性，对未来的不可救药的乐观虽然好像很肤浅、幼稚，其实还是有道理的。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为《巨流河》撰写的文章形容它“如此悲伤，如此愉悦，如此独特”——“那英挺有大志的父亲，牧草中哭泣的母亲，公而忘私的先生；那唱着《松花江上》的东北流亡子弟，初识文学滋味的南开少女，含泪朗诵雪莱和济慈的朱光潜；那盛开铁石芍药的故乡，那波涛滚滚的巨流河，那深邃无尽的哑口海，那暮色山风里、隘口边回头探望的少年张大飞……”

时隔一年又三个月，《巨流河》出版简体中文版，首印一万两千册。繁体版全书的25万字略有缩减，删减部分主要是国共时期的历史观点，封面从日军战机轰炸下血光冲天的重庆，变成了东北家乡深蓝色蜿蜒的巨流河。尽管此前四年的写作已消耗了大量的心血，加上身体欠佳，但齐邦媛仍极为重视《巨流河》简体版的出版。齐邦媛亲自执笔重写了第十章《台湾、文学、我们》，对新的封面颜色、文字颜色、署名，以及书中图片选用都一一给予意见。

齐邦媛的认真也反映在采访之中，在收到时代周报记者的采访函后，她花了三周时间，亲笔手写了整整五页纸作为回复。对于她来说，《巨流河》可以接触到中国大陆的读者，是代替年迈的她真正“还乡”了。

张大飞是回忆，不是初恋

读过《巨流河》的人都会记得贯穿全书始终的满族人“张大飞”，这个东北少年的父亲原是沈阳县警察局局长，被日本人在广场上浇油漆烧死，一家八口因此逃亡离散。张大飞放弃学业报考空军，成为一名飞虎队员，“生命中，从此没有眼泪，只有战斗，只有保卫国家”。在整整七年的时间里，张大飞都与少女齐邦媛保持通信，直到26岁战死，还托人将一包齐邦媛写的信交回。2000年，齐邦媛再访南京，到了紫金山的航空烈士公墓，在石碑群中找到了刻有张大飞名字和生卒日期的纪念碑。

张大飞的照片如今可以在网络上找到，这段亦兄妹亦恋人的朦胧感情在书中荡气回肠，令许多读者动容，以至于不少记者都追问齐邦媛：“这是你的初恋吗？”就连正在筹拍电影《飞虎队》的导演吴宇森也被这段故事打动，曾公开表示“看了非常感动，但我没有取得版权，不能纳入片中”。但齐邦媛说希望自己有生之年都不要看到“这部电影”的诞生，因为很怕电影的刻板处理会让纯文学中人物的“纯真”简单化，是一种亵渎。

齐邦媛说张大飞的生与死对这本书有很强烈的象征意义，她想通过一个这样的人来描写那个年代一批人的心路历程。“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昙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2011年3月，齐邦媛获得华语文学奖2010年度最高奖“杰出作家”提名。

2011年5月7日，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在广州颁奖，荣获2010年度散文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