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0月9日，《同一首歌》播出时段被《中韩歌会》占据。最新一期《中国电视报》显示该栏目下周五正常播出，央视文艺中心主任张晓海也表示没听说“停播”传闻。至此，《同一首歌》“下岗”传闻真相大白。

2009年10月16日正常录制、播出节目

2009年国庆前夕，成都媒体报道了央视名牌栏目《同一首歌》即将在双节后停播的消息。此后各种传言层出不穷，而栏目组方面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此事。尽管10月9日晚，《同一首歌》的播出时段被《中韩歌会》占据，但近期出版的最新一期《中国电视报》的央视收视指南显示，10月16日《同一首歌》仍然正常播出。此外，栏目组还将于10月16日录制“《同一首歌》走进中国人保”节目。

2009年10月9日，南方某报资深记者透露，为核实《同一首歌》国庆节后停播的传闻，他与中央电视台某高层通话时获悉，央视当时没有停播《同一首歌》的计划。央视文艺中心主任耿晨晨、朱迅、尼格买提、张晓海也向媒体否认《同一首歌》“停播”传闻：“我没听说，也没有收到台里要停播(《同一首歌》)的通知。”他表示央视三套的改版方案还在研究，“远远没有”到出炉的地步。至于王牌节目“洗牌”，还没到想的时候。

最后一期

2009年10月23日，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的副总裁魏平、《同一首歌》的上级主管表示在央视三套播出的《同一首歌走进中国人保》为最后一期。

推出“升级版”

那么，《同一首歌》到底将被“升级”成什么?

据媒体报道，《同一首歌》的媒体统筹钟思潜上周五透露：将于11月中旬播出的“光荣与梦想—上影(上海电影制片厂)六十年庆典大型晚会——就是《同一首歌》的升级版。

另外《同一首歌》有两个最新动向———《同一首歌》节目组正与美国好莱坞合作推出第三代版本的电影《新音乐之声》，并将与迪士尼合作项目歌舞剧《歌舞升平》。按他的说法，《同一首歌》将升级为《同一首歌剧》。

2012年7月28日从央视（北京）娱乐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智强处独家获悉：已经消失快3年的央视金牌栏目《同一首歌》，将复出。首场取名“《同一首歌》走进峨边（黑竹沟）”大型演唱会的复出演出，将于8月18日，在四川省乐山市峨边县东风新区举行。

央视《同一首歌》栏目的名字，最早来源于央视春晚的一首歌曲。该歌创作于1990年，当时由歌手刘畅首唱，1991年杭天琪与香港歌星甄妮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共同演唱了《同一首歌》，这也是《同一首歌》第一次公演，成为回顾历届春晚经典歌曲的曲目之一。1999年央视文艺中心戏曲音乐部，在时任央视台长赵化勇、以及文艺中心邹友开的策划下，由孟欣执导，创办了《同一首歌》栏目。经过10年的精心打造，它已成为了央视的金牌栏目之一。蔡国庆、毛阿敏等多人作为了该栏目的压轴演唱者。2010年8月，因央视1套、3套进行节目改革，停播了此栏目。

孟欣，1956年1月出生，回族，中央电视台电视导演、高级编辑、戏曲。音乐部主任、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十佳制片人、德艺双馨全国百佳电视艺术家、两度获得全国电视文艺最高奖——星光奖“导演奖”、获得由全国电视观众投票推选出的第十六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最佳导演奖，在2000年布达佩斯国际可视艺术节上，获得了参赛的53个国家中唯一一个导演成就奖。2007中国十大系列英才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孟欣等100名海内外英才分别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称号。

梁永斌，国内著名资深电视节目主持人。曾主持过广州电台开台庆典晚会及周年晚会，广州电台1993、1994、1995年度十大金曲颁奖晚会等节目，也曾是国内最有影响力的中央电视台音乐品牌栏目《同一首歌》的主持人以时尚、活泼、亲和的电视形象受到广泛的关注与喜爱，独特的“梁式”主持风格给国内的大型晚会带来一股清新的朝气。获得过广东优秀节目金奖、广东电台季度十大金曲奖、广州电台九四年度十大金曲最佳新人奖、全国主持人金话筒银奖等一系列奖项。也曾在电影圈和音乐圈试水。

中国中央电视台最负盛名的金牌节目，可谓家喻户晓，开办已有10余年的辉煌历史，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给观众带来了巨大精神财富，深受各年龄阶层人群的喜欢，每周五晚19：30打开电视，收看央视三套《同一首歌》成了老百姓收视习惯，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喜爱和好评，收视率一直在央视节目中处于领先地位，并且屡创新高。

《同一首歌》栏目面临诉讼

中央电视台名牌音乐栏目《同一首歌》，因涉嫌侵权将被歌曲《同一首歌》原词作者之一陈哲和曲作者孟卫东告上法庭。陈哲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央视将他们的歌曲冠以节目名称，进行商业演出多年，却未与他们达成“有偿使用”协议。为了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以及捍卫知识产权，他们已经正式委托律师，将通过法律途径为自己讨一个说法。

歌曲《同一首歌》创作于1990年，当时由歌手刘畅首唱，以后又有蔡国庆，毛阿敏等多人演唱。几年前，央视音乐戏曲部推出大型音乐栏目《同一首歌》，但没有征得该作品词曲作者任何授权。北京亿中律师事务所王明哲、张本基律师2013年初接受陈哲和孟卫东的委托，对该诉讼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取证工作。王明哲律师告诉记者，央视将《同一首歌》作为节目品名，没有征得原作者同意，已构成故意侵权。尤其该节目已经走遍全国近百个演出地点，其中有相当数量的演出都是以商业运作方式进行，有巨额利润，而作品的原作者却没有任何回报，这显然有失公平。他们已经准备好提起诉讼的法律文书，将正式起诉到法院。

“同样的感受，给了我们同样的渴望；同样的欢乐，给了我们同一首歌……”这经典的歌词曾给陈哲、孟卫东等人带来不尽的欢乐，但伴随着欢乐也有无奈。陈哲和孟卫东之所以直到2012年才较真儿这事，是因为《同一首歌》已完全走上商业化运作道路，出场费居高不下。而他们不仅没有任何名分，甚至常常被人误以为《同一首歌》使他们“暴富”。他们感到再不出面理论这事，就难以避免越来越多的尴尬。王明哲律师透露，陈哲等人2013年2月5日曾委托北京亿中律师事务所就《同一首歌》涉嫌侵权问题，向《同一首歌》节目组致函，希望能够协商解决此事。当时，央视方面也委托律师与他们进行过沟通，但之后便再无下文。节俭令后，国家大剧院成了为数不多的演出营收未受影响的国字头演出团体之一。图为国家大剧院第六届歌剧节开幕主题活动现场（资料图片）。京华时报记者吴平摄

同一首歌天价演出费政府买单

节俭令颁布两年来，演出市场两极分化严重。那些高度市场化的公司，因为从来靠无可靠，市场份额不降反升。

当年那些靠政府买单和大型企业或团体包场，演出邀约多的接都接不过来的公司，开始在愁怎样保持演出量？怎样保证员工的工资？这其中，不乏多个“中”字头演出团体及大型交响乐团。他们身后，一批小演出公司轰然倒闭，老板们琢磨怎样转行？

演出市场，正在洗牌。京华时报记者马多思北京报道

政策带来行业寒冬

5月，已经开始感受到夏季炎热的北京，演出商史丽在八号公馆花舍咖啡厅内一边品着咖啡，一边向记者讲述着国内最近演出生意的不景气。

史丽大约40岁，以前曾经是中国大型音乐会《同一首歌》的工作人员，后来又给一位中国的歌剧花腔女高音歌唱家做经纪人，但是这些工作都没有能给她带来丰厚的收入。2007年，史丽自己开办了一家小型演出公司，从2009年到2012年短短三四年的时间内，史丽用赚到的钱买了一辆价格超过百万的奔驰越野车和八号公馆对面高档小区中一幢150平米、均价4万的住宅。

好运似乎总是不长久。“去年初开始生意就不好了，实话告诉你，我在2011、2012年一年有大小超过十场的演出，到去年竟然一场演出没有，一直到现在。”史丽说，“我已经把公司关了，雇的三个人也遣散了，现在准备把自己的住宅租出去，每月大约能租1万5，然后自己租便宜的房子住”。

就在上个月，为了预测一下自己的财运，史丽找了“风水大师”，对方告诉她，生意不好除了政策，也有她住的房子太大的原因，“镇不住。”

史丽开办的这家小型演出公司的倒闭并不是偶然现象。中国整个演出市场都在面临寒冬。

他们将寒冬归咎于政策。

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开，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其内容之一就是要厉行勤俭节约。

去年2月，国家广电总局下发《关于节俭安全办节目的通知》，提倡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要求各级电台、电视台节俭安全办好节日广播电视节目，包括春晚在内的节日广播电视节目要削减不必要的项目，压缩不必要的开支，把节约的资金用于提高节目水平、资助公益事业。

去年8月，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关于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的通知》，提出不得使用财政资金举办营业性文艺晚会，不得使用财政资金高价请演艺人员，更不得使用国有企业资金高价捧“明星”。

这个通知被业内称为“节俭令”。

去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公布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其中第十六条指出：接待单位不得组织到营业性娱乐、健身场所活动，不得安排专场文艺演出。

政策的改变让中国的演出市场顿时感受到了刺骨的寒冷，体质弱扛不住的小演出公司难以避免地开始出现被“冻死”的现象。节俭令虽未针对明星的出场费，但业内人士都认可的一个事实是，大多数明星的出场费尽管下跌了15%以上，仍然演出邀约急剧下降。

今年4月，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2013中国演出市场年度报告》，称去年我国演出市场总经济规模为463.00亿元，与2012年相比下降9.0%。

北京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调查结果是，去年中国商业演出市场票房规模达到88.26亿元，同比下降5.7%。政府购买演出、企业赞助包场和旅行社团购这三方面资金正不断被削减。

“很难统计倒闭企业的数量，起码已有上万家企业倒闭或者停业。”北大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告诉京华时报记者，晚会等演出行业极为分散，大到一些城市举办的大型晚会，小到一些乡镇举办的微型演出，都会有不同的公司承办，此前这个行业起码有一半以上的市场是由政府包括国有企业买单。据不完全统计，这一市场预计有数十万家演出公司，在中央限制“三公消费”等政策影响下，行业受冲击非常大。

公款催生异样繁荣

政府和国企的买单，支撑起了演出市场多年的异样繁荣。

中国歌剧舞剧院是文化部下属曾经演出生意最好的单位。连续八年收入第一，最多一年400多场演出，2012年营收1.6亿元，去年营收1.3亿元。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张亚峰在位于南三环方庄的办公室里对记者回忆着往日的幸福时光：以前全国各地什么节都邀请大型文艺团体演出？全国好几个地方举办的好几个梨花节、菜花节。菏泽有牡丹节，洛阳也有牡丹节。还有好多药材交易会也要搞大型文艺演出，所以接连不断地邀请中国歌剧舞剧院前去演出。这些重叠的节日，都与旅游挂钩，与地方政府的政绩挂钩。那时不少歌舞晚会多年无创新，都是找个名人，加个伴舞，找几个老歌改改，荡几个秋千搞几个装置。这样演出的邀请都接不过来。

让演出商史丽曾经大赚一笔的不少经验就来自于她曾经供职的央视《同一首歌》演唱会剧组。史丽说，最辉煌的时候，《同一首歌》的演出费达到800万人民币，全部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支付。所以史丽深知要想赚钱，就要抓住政府和国企这两个大金主。

“我的公司靠的是关系，不做商演只做国企和大型民企的年会和活动。”史丽回忆，“以前国企真敢花钱，前两年有一年春节前，一家大国企要办年会，非要请一家部队文工团唱民歌的男明星，平时那男明星一场演出也就20万出场费，可是这回非要35万，我心想这人狮子大张口，干脆不请他了，就成心跟这家企业报价40万，觉得这么贵肯定就把企业吓回去了。没想到这家国企的女老总就喜欢这位明星，一口答应下来了，结果我还多赚5万。”大型房地产企业也是文艺演出最有购买力的消费者。“有一家大型房企的项目开盘搞演出，企业老总最崇拜毛泽东，当时电影《建国大业》正在火热上演，他让我必须给他请到影片中毛泽东、蒋介石和蒋经国的扮演者。我说这些人都是大牌，需要问问人家的档期啊，这家房企老板说‘没事，开盘时间等这三位的档期都合适再开始’。”史丽回忆，“扮演毛泽东的演员很随和，一个月后回国参加了活动，还念了诗。本想邀请扮演蒋经国的演员唱首歌，可是我联系的是他的影视公司而不是演出公司，结果‘蒋经国’只能在演出中说说话，我还得重新和他的演出公司协调，最终搞定。而蒋介石扮演者最反感和房产商有关的商业活动，不想来，房企老板以为是价钱问题，告诉我说多少钱都没问题，我心想要这么说‘蒋介石’更不来了，所以只能从友情上打动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办成，请到了‘蒋介石’。”

国家京剧院艺术发展中心主任宋小川说，以前每到年会，各大企业包场很多，一场京剧演出，京剧团的报价至少十万起步，每天国家京剧院业务处来约演出的电话不断，业务人员根本不出门。“演一场《红灯记》总共七八十口子，再少就该亏钱了。不过我可知道其他艺术团的报价，东方歌舞团一般三十万起步，一位中国顶尖的女民歌演员的一场音乐会是两百万。”

喜欢京剧的老板花钱，有时请员工看戏。另一个带来钱的途径是生日与堂会，这和一百年前京剧演员的赚钱方式几乎没什么区别？“例如大公司过生日，老板过生日，大机构过生日，上司过生日，京剧演员都要去唱堂会”。

“寄生”团体业绩惨淡

中国第一线的音乐明星，往年春节后的商业演出会接连不断，然而今年有些人开始轻松地休息，这从另一个角度折射了国内演出市场的冷淡。

这是中国演出市场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全面下降，让文艺界几乎所有的从业者都始料未及。

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咨询总监毛修炳说，这么多年全国商业演出一直增长，2012年，中国商业演出市场票房规模还火箭般蹿升，去年就下降了，大部分人都无法预料到。

毛修炳研究发现，受影响最大的是舞蹈产业，“尤其是民族舞，民族舞以前主要靠政府资金支持”。

紧跟民族舞的是传统戏曲，传统戏曲的商业演出市场较小，“很多地方戏还有京剧昆曲，以前就是政府买单，年轻的观众没有培养起来”。

生存要靠赞助和政府支持的交响乐市场是重灾区。

今年春节过后，北京交响乐团的提琴手金女士一直赋闲在家。她已经连续几个月只拿到自己的基本工资——1600元钱。往年这个时候，繁忙的商业演出已经开始，演员们每个月都可以拿到数千元的演出费，可是今年北京交响乐团的商演似乎仍然遥遥无期。

目前，政府对交响乐团采取差额补助的补贴方式，即国家补助乐团每年三分之一费用，商业演出就成为交响乐团贴补家用的一条重要渠道。但是“节俭令”后，交响乐商演难见踪影。

北京交响乐团近几年

每年政府活动性质的演出有8到10场，各种商业演出达20到30场，但是进入今年以来，没有一场商业演出。团长谭利华透露，2012年还有30多场商业演出，去年降低到了个位数，“现在连给团员发工资都成问题了”。

成立10多年以来，中国爱乐乐团第一次在元旦期间放了假。往年一周就有三四场商业演出的中国爱乐乐团，从去年12月到今年1月，除了新年演出，竟然没有一场商业演出，乐团也破天荒地在本该忙碌的季节处于半休假状态。

道略演艺产业研究中心调查发现，受大环境影响，企业包场和赞助的减少，音乐会市场票房、场次、观众均出现下滑。去年的大型演唱会收入也略有下降，更显见的是演出规模的急剧下降，以前有的演出要去有6万座位的工体，现在同等级别的演出就去1万人的场子，以前能在万人剧场演出的演唱会，就改去几千人规模的场子。

中国歌剧舞剧院副院长张亚峰回忆，开始时各文艺单位虽然惊慌失措，但是演出还在搞，后来发现不对，一个接一个的通知和规定发下来，大家赶紧停止了，有些企业甚至走极端了，啥演出不敢沾边了。政府不买单了，企业也不请明星了，中国歌剧舞剧院今年头5个月演出场次不少，可是票便宜了，利润薄了，现在一场能赚三万就不错了，以前一场赚十几万。

张亚峰、毛修炳和陈少峰分别向记者阐述了他们的一个非常近似的观点——完全靠政府买单生存的文化单位这次受冲击最大，一半靠政府，一半靠市场的单位，还能活。“有些小的演出公司，就那么几个人组成，有的甚至就是家庭公司，靠吃定一个大企业的工会、宣传部或者某个地区的文化局，每年也能赚个百八十万。现在新政策一来，就死了。”张亚峰说。

北京世纪佳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一半生意靠国企，一半靠市场的公司。

留着艺术家的长发型的总经理王京曾经是一名中央级音乐团体的大提琴演奏家，十年前他辞职办起了这家公司。王京说，公司六成的生意来自国企的大活动、内部演出和年会。“国企作为主力消费带动演出市场，老百姓自费观看大型综艺晚会的很少很少，国企和大单位包场类占大头。”

新政策出台后，他的公司在年会方面的业务萎缩了四分之三，且文艺演出市场所触及的行业，例如音乐会制作行业、制景道具行业，甚至剧组卖盒饭都会有影响。“我们以前主要做大型活动、大型晚会，给南航、民生银行、邮政系统都做过。2012年最好的时候，投资规模在上百万的年会和活动，要有10到15场，预算在五六十万档次的，有二三十场，所以现在受影响很大。”

京剧市场比其他市场要寒冷得多。梅兰芳大剧院以前每年演出200多场，今年五一前才有十几场，去年前年最火，好多演出都排不进去。今年头5个月演出收入比去年同期下降超过30%。

市场化单位赢份额4月22日，苏格兰当代著名编剧大卫·格里格的话剧《麦克白后传》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这是即将上演的八部和莎士比亚相关的重头戏之一。今年是莎士比亚诞辰450周年，从这天开始直至11月底的7个月里，国家大剧院将举行“致敬！莎士比亚”系列演出。

国家大剧院负责宣传的王女士说，除了一两千元的高价票销售略有下降，其他档次的票依然销售很好，因为有纪念莎士比亚的活动，外国院团来演出的场次甚至比去年还要多。

国家大剧院这座钛钢结构建筑、外表像半个蛋、里面有四个剧场的巨大建筑自2007年运营以来，每年的商演量高达600到800场，7年的商业演出共售票近500万张，总收入近20亿元，平均每年近3亿。五部委的“节俭令”引起演出行业震动，但出乎很多人想像，国家大剧院的演出和票房依然如往年一样平稳。

国家大剧院院长助理李志祥透露，去年国家大剧院的商演场次依然保持在800场以上，今年的演出排期已经完成，在票房上，国家大剧院从来都是以散票为主，而不是主打集团消费，因此也没有受到影响。

五棵松万事达中心三年前成为北京各种演唱会的最主要选择，“我们占据了市场的六七成份额”，万事达中心常务副总经理韩立峰说，五部委“节俭令”的发布对万事达中心的影响是：大约十场已经签约的演出和活动取消，例如卫视晚会性质的活动、都市传媒的庆典。央视的中韩歌会则从万事达一万八千座位的大场地转移到了只有两千座位的小演播厅举办。去年万事达大小场地总共举办了150多场活动和演出，与前一年相比还略有一点上升。

“万事达只是出租场地，基本没有受到影响，场租也很便宜，万人座的大场一场租金也就30万，均摊到上万张票里，每张票场租成本只有几十元。可是我和演出商聊天，知道演出举办方的利润下降了，大约下降了20%。”

多年前就已经完全市场化的运营方式，成了民营企业抵御演出寒冬的棉衣。

北京宏道大略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毛修炳调查发现，各项限制公款消费的政策一出台，对开心麻花这样早就市场化的文艺团体成了好事。去年开心麻花收入翻了一番，2012年收入4500万，去年一个亿多，已经进入全国话剧界两强，仅次于国家话剧院。

孟京辉工作室、田沁鑫戏剧工作室、中国木偶剧院和专门演出儿童剧的“丑小鸭”公司，以及很早就完全市场化的杭州宋城的旅游演出，都没受影响。

“开心麻花”娱乐公司宣传主管洪晔证实了毛修炳的调查结果。“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洪晔说，因为开心麻花的演出市场化程度很高，不是靠政府资源，而纯粹是靠一张票一张票销售来维持生存的。这种商业模式，在如今的演出市场情况下，反倒是个机会，“就是活得很辛苦”。

与开心麻花一道赚钱的是嘻哈包袱铺和“北京小剧场戏剧联盟”，2012年到去年，嘻哈包袱铺营收增长超过10%。因为“我们的微博粉丝大多是东北的。”嘻哈包袱铺宣传主管筱雅称，今年即将开发沈阳、大连等东北市场。

毛修炳的调查还发现，蒸蒸日上的话剧市场，反而因此增加了10%的市场份额。拥有全国最好戏剧资源的北京人艺，去年的演出中，无论是《茶馆》、《白鹿原》，还是《小井胡同》、《窝头会馆》、《喜剧的忧伤》，票房都极其火爆。

各展身手忙于转型

持续不断的掌声和两次返场加演，证明《往事琴缘》——大提琴与电影音乐会打动了现场的观众。

3月22日，这场全部十首曲目完全改编自西方电影的音乐会在北京音乐厅举行，女大提琴家张莹莹和她策划的这场用大提琴来演奏外国电影音乐的“跨界”音乐会受到了观众的赞赏，但业内人士却透露，这场演出并没有赚到钱。

没有任何生意的史丽有着大把时间，也来观看了这场演出。“以前这么精彩的跨界音乐演出肯定赚钱，因为有包场，可是现在纯粹卖票，北京这个市场多年来有个风气，就是单位买单，培养出的观众都不肯自己掏钱买票。”史丽说，“在北京每次演出，你看最好的第六排中间，总是空出好多座位，那是给某些主管单位领导留的座位。不给面子的话人家都不来，给面子的话，领导就派一些保姆和司机来充数。”所谓的跨界，主要指古典音乐界、流行音乐界或民族音乐界等以往很少有交集的领域开始相互涉足，用某一领域的手法去阐释另一领域的作品。如今，这个词与“创意”、“走出去”等都成为演出寒冬中的热词。

4月11日至12日连续两日，中央歌剧院排演的歌剧《卡门》在清华大学新清华学堂演出大厅上演，有着两千个座位的剧场进入了近3000名观众。“楼梯上都是站着看演出的人，这场景我以前只在改革开放初期见过，那么如饥似渴。”清华大学教工郑琳说。

清华大学集中了中国一批高智商的知识分子，但这还不足以造成对欧洲高雅艺术的“哄抢”，票价低廉无疑是原因之一。中央歌剧院宣传处长费斌说，站票只有40元一张，大多数票价是100到200元，最贵的是400元。这个价位只是国家大剧院同等演出票价的五分之一。

中央歌剧院业务处长梁寒说，节俭令后商演场次下降了五分之一，主要就是早先定好的商演一下子都取消了。现在采取的自救方法是去外地找商机，例如到青海和新疆去演出，还有就是中央歌剧院的舞美技术在国内一流，靠为其他单位的商业演出进行舞美制作也能赚取一定收入。

受到巨大冲击的国家京剧院采取了降票价和走出去、减小演出规模的办法。今年春节后，以往只演京剧的梅兰芳大剧院开始接地方戏和曲艺演出——河北梆子、二人转，郭德纲的相声都来了。票价也往下调整，以前最贵2000多元，现在1000多元，最低30元，能看十场戏，位置就在三楼最边上，以前这种位置也能卖到一两百元。

“百姓觉得30元看十场戏很适合，但是演出方收入低了”。宋小川说，“我知道各文艺团体领导都在为演员找演出，保证收入和积极性。”国家京剧院往年一年只去两个城市，现在全剧院三个团每个团分头去三个地方。以往邀请国家京剧院，起步价是十万人民币，但是现在五六万的生意京剧院也接。

走出去后，宋小川感受到了除北上广这些大城市以外的人们对高水准艺术的渴望。山东滨州市建成了一座1800座的大剧场，可是很多时间是空着的，没有什么演出？去年滨州大剧场邀请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来演出，各种档次的票销售一空，连过道上都站满了人。

宋小川说，滨州的市长告诉他，滨州以前就很想邀请中央级文艺团体来演出，但担心这些大单位看不起这个小地方，而且也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如何去邀请？宋小川说，演出火的时候，这些外地剧场来邀请，北京的各大文艺团体还真不愿意去，因为北京都演不完，除非价格特别有吸引力。

中国歌剧舞剧院正在筹备搞一种新型的歌舞剧。张亚峰介绍，这种歌舞剧不同于传统国外音乐剧，也不同于国内的舞剧，故事都是观众身边发人深省的东西。张亚峰承认，很多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了，但一直没有实施，因为质量糟糕的演出照样演出邀约不断，谁还搞创新呢？“演出火的时候，十万八万的邀请费以前我们院根本不接，现在这种小活也接，不赔就行。演员有收入了，人心就稳定，剧院就可以正常运作。”

北京世纪佳韵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自救的方法是排练儿童剧，准备在一直坚挺、未受到政策影响的儿童剧市场上分一杯羹。

演出市场的这场寒冬，在耶鲁大学访问学者，中国人民大学音乐系中提琴家齐悦眼里，成了让文艺演出真正回归市场的机会与春天。“以前政府和企业都喜欢宏大的东西”，中央的节俭令出台后，大型交响乐团演出受到影响，但是对小团体是好时期。

齐悦说，20个人以内的室内小乐团越来越受市场欢迎，因为这种小乐团具有成本低、演的曲目比较多，演出效果不比大交响乐团逊色的特点。

齐悦认为，市场化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剧院以前做好公关工作就行，现在必须做好市场和营销规划。“现在连剧场都在改革，像保利就在搞连锁，借鉴其他商业领域的经验，讲究观众消费体验，除了对演出本身质量的体验，还有对剧院服务，停车、交通、衣帽间，演出前后的活动和购票的便利的感受，甚至票务营销也要兼顾顾客忠诚度的培养。”

国家大剧院院长助理李志祥对以往的铺张浪费深有感受，“以往国内那些动辄上千万的剧目是怎么做出来的？”李志祥认为，即使把装台、合成、彩排、乐队、歌唱队的成本都算上，最多也就五六百万。国家大剧院排演话剧《简爱》全部下来用了二三百万，歌剧的平均成本很少在两百万以上。由国际大导演强·卡洛执导的瓦格纳歌剧《漂泊的荷兰人》，由11台投影机虚拟出来的波涛汹涌的海面全部由国外团队制作，影像制作费用只有3万欧元。“我不敢想像如果在国内制作需要花多少钱”。

公司倒闭后，史丽开始帮忙为朋友开办的小提琴考级培训班寻找排练场地，她觉得，如果今后政府对公款消费不松绑，曾经让自己大赚特赚的买卖很难再回来了。

（应被采访者要求，史丽为化名）

2013年8月13日，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审计署、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制止豪华铺张、提倡节俭办晚会。通知下发后，央视带头将有着14年辉煌的金牌节目《同一首歌》正式取消播出。

现年50多岁的钟思潜，是北京著名的明星晚会策划人。十多年来，他一直在协助《同一首歌》总导演孟欣的策划工作。据了解，《同一首歌》停停演演，已有3年多了。但2012年8月 ，四川乐山市峨边县，举办第二届甘嫫阿妞艺术节，央视《同一首歌》还以《同一首歌·走进峨边（黑竹沟）》为由，在峨边东风新区成功举行了一场大型演出。半年来，全国许多演出商，都以为《同一首歌》在峨边成功复出，一定还会重新走出来。但在2013年8月14日晚，钟思潜向记者证实：“金牌节目《同一首歌》已经寿终正寝，确实已被央视正式取消播出。今后，全国观众永远看不到《同一首歌》的精彩演出了！”

钟思潜回忆说：“《同一首歌》创办于2000年1月27日，13年来，《同一首歌》先后走进了全国近60个城市。此外，《同一首歌》还走进了美国、日本、加拿大。由于《同一首歌》制作精良，明星众多，收视率屡创新高，是央视的名牌栏目，其总导演孟欣也因此家喻户晓。”钟思潜谈及《同一首歌》后来越做越大，他也感到很难过。他说：“我作为《同一首歌》策划人，做了10多年的《同一首歌》，对这个栏目，我和总导演孟欣还是有很深感情的。其实，央视为了抵制晚会奢华风，早在2012年12月，就彻底取消了《同一首歌》的播出。我们现在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台领导下令让《同一首歌》取消播出，咱就无条件执行。今后，再研发节约型的晚会。”

其实《同一首歌》早在2009年就已经停播，该新闻为旧闻新炒。

华西都市报记者多次采访过《同一首歌》演出。前些年，《同一首歌》大型歌会，一边收获了鲜花和掌声，但另一边也引来诸多争议和质疑。首当其冲的是《同一首歌》的“暴利门”。2008年，《三联生活周刊》以详细的数字披露了《同一首歌》高达千万的举办费用，由于这个费用不是一般演出商所能承担，因此大部分是由地方政府或大型国企买单，舆论压力引发央视对大型晚会改变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