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在列强或支持、或妥协的态度下，日本在1914年8月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限德国在23日正午前答复。通牒的内容是：德国在中、日两国海面上的军舰一律撤退或解除武装，并限于9月15日以前将胶州湾租借地（今属青岛市）无条件交给日本，以备将来交还中国。直到8月23日，德国没有答复，日本正式对德宣战。

日本参与一战的真实动机，是想乘机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扩张其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甚至进而独霸中国。1914年8月，日本政府在参战的讨论会上，就决定以归还青岛作为解决满蒙悬案的交换条件。

日本政府的对华侵略政策，通常受到元老重臣、军部和民间右翼浪人的影响。这三方对于侵略中国的手段各有不同的主张，时有矛盾发生，但都认为应乘欧战之机扩大日本在华势力，否则一旦欧战告终，有欧美列强掣肘，日本将失去主动机会。所以欧战爆发后，元老、陆军、财阀及右翼浪人的各种意见书，纷纷递到日本外务省。

在这种迫不及待独占中国的侵略思想指导下，大隈政府采取了各方意见，拟定了所谓的《对支政策文件》，即“二十一条”要求的草案，并寻找向中国提出的适当时机。这一时机便是攻占青岛。

日本宣战之后，立即准备出兵山东。日军不顾中国政府在山东划定的“中立区”，9月2日在龙口强行登陆，并背弃了自己原来提出的“县划界”的要求，挥师西进。最后，于11月7日攻陷青岛，占据了胶州湾租借地和胶济路全线。

日军攻占青岛后，外务大臣加藤高明认为最适当的时机已经到来，便于11月11日将《对华交涉训令提案（即对支政策文件）》提交内阁会议讨论通过，12月初奏明天皇批准，随即召日置益回国述职，令其办理对华交涉事宜。

1914年12月15日，日置益回到北京，便秘密从事交涉布置。当时，他已看破了袁世凯称帝的野心，遂把支持帝制作为交涉的引诱手段之一。他曾对外交次长曹汝霖表示：“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

日、德战事结束后，1915年1月7日和16日，中国两次照会日本，声明取消战区，要求日军撤离。但日本非但不理睬中国的要求，反而利用欧洲列强身陷战争之机，挟战胜德军之威，企图压迫中国就范，使其在山东攫取的权益合法化，同时彻底解决满、蒙等悬案，进而为独占中国创造条件。

1915年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以归国返任为由晋见袁世凯，正式向中国递交了包含“二十一条”要求的文件，并要求“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二十一条”秘密交涉前后长达3个多月，正式会议有25次之多。日方步步紧逼、威逼利诱，想让中国快速签订条款；而中方则想尽量拖延时间，通过各种方法寻找回旋的空间。

日本自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起，就希望中国以最快速度给出答复，以便在西方国家还纠缠于欧战之时，尽快确认在华利益，防止中国求得外援。

为了加快进度，日方不断催促中国确定开会时间、增加开会次数，想迫使中国方面接受连日商谈，防止内容泄密。

在加藤高明发给日置益的电文中就明确指示：“望公使多方设法，迫使中国方面接受连日商谈，倘连日商谈实不可能，亦应随时决定日期续行谈判，以不稍贻对方以喘息之机。如中国方面稍露迁延之意，即应严加督促，以保持谈判不致中顿为宜。”

因为中国提出的分条商谈会更费时间，加藤也让日置益先迫使中国以整体形式答应“二十一条”的内容，“凡枝节问题均可暂予放置”。

他们还称自己没有侵略中国领土之意，是与中国“亲善”，并提出一些笼络的条件，如：（1）对袁大总统之地位及其一身一家安全之保障；（2）对革命党及中国留学生之厉行严重取缔；（3）适当时机开议胶州湾之归还事；（4）袁大总统及有关系之大官奏请叙勋。

另一方面又用武力胁迫，以换防为名，增派军队至大连、青岛及塘沽等地，给谈判加码。

正在筹划帝制的袁世凯，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并没有准备；日置益甩开北京外交部，直接向袁世凯正式提出二十一条，也没有给他留下推托回旋的余地。

袁世凯对《二十一条》说帖的硃批稿，对《二十一条》中“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拟向德国政府协定之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政府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袁世凯批道：只可依据条约，之外应不在内，青岛声明交还中国应不在内。并将“或其他关系”五字删除。后袁世凯对这一条内容再次批道：关系太含糊，应“加一条：一、日后政府协商让与等项倘或未能确定，此项预约作为无效。”

对“日本政府及中国政府，为切实保全中国领土之目的”，袁世凯批道：“保全中国领土”的提法，独立之国不能承认。

对“在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有力之日本人充为政治、财政、军事等各顾问”，袁世凯对“政治、财政、军事”六字加以圈点，认为这是“握政权”。

对“所有在中国内地所设日本病院、寺院、学校等，概允其土地所有权”，袁世凯将“所有权”三字重笔点出，表示异议。

对日本提出的“合办警察”、“整顿福建海口”等事，袁世凯加了重笔，不予认可。

在《二十一条》最后，袁世凯批道：“各条内多有干涉内政侵犯主权之处，实难同意。”

此后数日间，诧异失措的袁世凯连续召集国务卿徐世昌、外交总长孙宝琦、陆军总长段祺瑞、税务处督办梁士诒等集议讨论。

一方面，由于中国的弱势地位和袁世凯的个人私心，袁世凯无法强硬拒绝日本的要求；另一方面，他也不愿意因过于退让而被各方责难。

最终他们决定先适当拖延谈判进程，尽量与日本讨价还价；同时向外界透露日本要求，利用舆论与民意抵制日本，并探询列强态度，希望“以夷制夷”；此外，袁世凯还密令他的日籍法律顾问有贺长雄返日联系日本国内的元老，给大隈内阁施压，以便为中方应对交涉留下缓冲余地。以求最终对日本的要求既不完全拒绝，而又不过于丧失国家主权。

拖延谈判进程

袁世凯在谈判开始前，便让孙宝琦称病，派总统府外交顾问陆徵祥出山，接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负责对日交涉，并以新任总长须对案件进行研究为由，拖延开始谈判的时间。

在日本的压迫下，中日双方于1915年2月2日开始在北京秘密举行谈判。参与谈判的人员，中国方面为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日本方面为公使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参赞高尾亨。而袁世凯则通过外交次长曹汝霖传达旨意，直接指挥着谈判。

谈判开始后，日方采取从速策略，坚持要陆徵祥对“二十一条”整体表态，再对各条发表意见，企图先使陆徵祥囫囵吞下，以便浑水摸鱼，让中国接受危害最大的几项条款。而陆徵祥则采用逐条讨论的策略，反复讨价还价，尽量拖延时间，以便根据形势的发展，取消危害甚大的数项条款。

动员日本元老

除了通过外交部和日本进行明面上的谈判，北洋政府还通过总统府交涉渠道暗地联系日本元老，利用日方高层对华政策分歧开展工作，从而对交涉进程和最终结局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统府交涉管道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的顾问有贺长雄，负责袁和有贺之间联系的，在国内是袁世凯的心腹幕僚曾彝进。在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次日，袁世凯就令曾彝进两次往访有贺，打探消息，并请有贺回国面见日本元老，打探他们对大隈内阁提出“二十一条”的态度。

在谈判过程中，有贺长雄前后两次返日、积极活动，使得松方正义等元老介入交涉，延缓了日内阁即刻增兵的步伐，并在御前会议中向大隈施压，最终使得日内阁在损害中国主权最甚的第五号交涉问题上退让

利用舆论制日

在“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北洋政府还有意将条约内容和有关交涉情况透露给新闻界，用以鼓噪舆论，企图借此向日本表示，答应全部条件确有困难。

1915年1月22日，《大公报》要闻栏内有“大总统封交密议案”，关注了此次中日交涉。同日，上海《申报》发表时评和专电，指出日本驻华公使“已向政府提出种种可愕之条件”，并刊登日本人组织的东方通信社电，中日两国交涉已于18日开始。

1月26日，《申报》《大公报》报道了日本要求的大致内容。此后，两报不断登载“二十一条”内容和交涉情况。

“二十一条”内容和交涉内幕的曝光，在国内引起了强烈反响，推动了国内反日舆论的高涨。爱国人士纷纷谴责日本的无理要求和侵略行径，致电外交部坚决要求不予承认。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民众举行集会进行抗议，抵制日货，成立各种形式的民间团体，表达对政府抵制日本强权、维护国权的支持。

在借助社会舆论外，袁世凯还密电冯国璋联合十九省将军发通电，声称拒绝日本要求，不惜一战，以增强自己谈判的力量。但是袁世凯的这一套把戏，被日本帝国主义一眼看破。日本外相加藤于2月3日电告日置益说：“各省将军通电一事，此为袁氏权诈老套，对我帝国进行毫无影响。”

寻求列强帮助

舆论层面并不能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而日本对袁世凯内心之虚弱亦了如指掌，对袁仍步步进逼。为了缓解日本的压力，袁世凯只能重施近代中国统治者面对列强压迫时之故技——“以夷制夷”，企望以此牵制日本的行动。虽然日本要求北洋政府对此次谈判“绝对保密”，但为了引起列强的关注和干预，北洋政府决定将“二十一条”内容披露给英、美各国。

外交总长陆徵祥每次与日本公使谈判之后，都在外交部召开小型会议，讨论谈判中遇到的问题。这为顾维钧等人向英、美透露“二十一条”有关情况提供了充分的信息来源。顾维钧在袁世凯和陆徵祥的支持下，每次都尽量以最快的速度与美国公使芮恩施和英国公使朱尔典见面，透露一些信息或听取他们的一些意见。

在与英美公使及时联系的同时，中国也注重与英美新闻界人士取得联系。1915年2月5日下午，袁世凯召见顾问莫理循。两人决定，由官方拍照复制“二十一条”全部文本备忘录，以保留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确凿证据，并由莫理循将全部文本交与美、俄、英等各主要使馆。2月9日，莫理循主动与《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端纳联络。11日和15日，端纳和莫里循先后将条约全文传达给了《泰晤士报》、《字林西报》和美国联合通讯社。此后，北京的消息成了世界各国的头条新闻。

消息公布后，美、俄、英三国急忙电令其驻日公使向日本外务部提出要求，希望获知中日秘密谈判的内容，尤其是日方的真实条款。英、美等国起初对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第五号各款并不知情，认为日本的要求基本上仍关系满、蒙等日本传统势力范围，故表示支持或默认，但在英、美得知日本提出的第五号条款后，对该条款对他们的利益有可能造成的损害表示关切。英国坚持其在长江流域的固有利益，美国则继续强调门户开放政策，英、美舆论亦对日本有批评，对中国表同情，对日本形成了一定的压力。

面对英、美的疑虑和压力，为了加快谈判进程，尽快获得成果，日本在4月26日提出修正案，首先将若干要求由条约改成换文，在形式上予以软化；其次，针对最有争议的第五号条款，删去了合办警察的条文，将聘用日本顾问的条文改由中国自动声明；同时，日本还提出在适当时机将胶州湾以附加条件交还中国，以此诱惑中方上钩。

主词条：中日民四条约

对于日本4月26日提出的修正案，中方认为虽然有所让步，但仍有损害中国主权以及其他列强在华权益的地方。例如关于东部内蒙古、汉冶萍公司的内容以及第五号各款，中方表示无法同意，提出第五号除同意福建采换文形式约定外，其余五款悉数删除。

5月1日，中国提出新修正案。日本外务省认为这和与日方最后让步差距过大，决定发出最后通牒。最后决定修正前四号内容并将第五号要求除福建一款外悉数撤回，作为日本政府最后立场。

5月7日，日置益将最后通牒送致陆徵祥，要求中国须于原则上完全接受日本最后修正案内容中第一至四号，及第五号福建不割让条款，并限令于9日下午6时以前答复，否则将执行必要之手段。另外附加七款说明书，表示对于福建不割让、南满土地权、东部内蒙古事项以及汉冶萍公司等条文，可酌情采用中国5月1日修正案内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山东和奉天日军备战。日商纷纷回国，日舰队游弋于渤海，进行武力威胁。

面对日本的强硬通牒和武力威胁，被袁世凯寄予希望的英、美两国也是口惠而实不至。他们关心的只是本国在华利益，并无意与日本发生正面冲突。当日本的要求有所软化后，英国的态度随之改变，英国外相格雷让驻华公使朱尔典告诉中国外交总长陆徵祥：“日本最后提案颇为宽大，应即允诺，以谋求时局之妥协，将有利于中国”，并警告如发生破裂和战争，“其结果将导致瓜分中国”。美国国务卿白里安也认为，日本“将希望条款（指第五号要求）基本上全部撤回，这是易于达成妥协之所在。”

在此情况下，袁世凯既无实力支持，不敢冒对日决裂的风险，又时时念着称帝之举尚须看列强尤其是日本的脸色，便作出了对日妥协的决策。5月9日，北洋政府回复接受日本通牒。此后，双方分别准备签约事宜，在条约文字内容上仍有不少折冲。袁世凯虽决心接受最后通牒，惟对于条约及换文之文字仍颇为谨慎，预防日本借约文语意不明，对条约权利作扩大解释，对第二号，坚持排除东蒙，并将日人杂居权限于商埠。

最后，双方于25日在北京外交部签署《中日民四条约》。6月8日，中国驻日公使陆宗舆与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东京换约。

《中日民四条约》包括2个条约及13件换文，即《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及附属换文2件：《关于山东事项之换文》《关于山东开埠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及附属换文8件：《关于旅大南满安奉期限之换文》《关于东部内蒙古开埠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开矿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铁路课税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聘用顾问事项之换文》《关于南满洲商租解释换文》《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接洽警察法令课税之换文》《关于南满洲东部内蒙古条约第二至第五条延期实行之换文》；另外有《关于汉冶萍事项之换文》《关于福建事项之换文》《关于交还胶澳之换文》3件换文。

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共有5号，分为21条。具体如下：

以上内容充分暴露了日本欲将全部中国沦为其附属国的狰狞面目。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消息见诸报端之初，全国各省、各界纷纷要求政府宣示日本所提条件的具体内容。国内各报竞相刊载有关消息，发表措辞尖锐的言论。北京进步党机关报《亚细亚报》评论说：“二十一条侵害我国重大主权，绝不应当与之谈判，坐而亡不如战而死。”群众的反对声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1915年2月13日，安徽进步党、省教育会、商会电大总统、外交部、参政院，要求对日本的横蛮要索，毫无余地地“严词拒绝”，而且表示假如有意外，愿与政府共患难。

2月17日，上海洋货商业公会丁骏照、贝仁元、乐俊宝、项松龄、邹希曾、徐世堂致电袁世凯等人，指出：报载日人无理要求，国民都“同深愤激”，寝食不安，希望政府据理交涉，誓勿承认。

2月20日，浙江杭州商务、教育等会惊骇之余，痛心疾首，致电总统府说，报纸上登载日本突然提出条件酷烈的要求，逼迫万状，不仅严重损害我国统治权，而且将全国路矿精华一网打尽，此后本国工商业更无立足之地。

2月22日，浙江绅民朱福诜、徐定超、杨晨、王咏霓、虞和德、田世泽、徐光溥、林丙修、张世祯等致电袁世凯等人，要求将中日交涉内容择要宣示，以释群疑。他们表示，如果日本逼人太甚，国人将“忘身忧国，毁家纾难”，义不容辞。

3月18日，上海国民对日同志会、中华民国请愿会、留日学生界代表等发起国民大会，到会者3万多人。会后以詹天民等人的名义致电袁世凯，电文指出：“日人无理要求，增师威胁，一敌得志，均势破裂，列强复起，何以为谋？国家存亡，在此一举。”电文还表示，到会的3万人，“皆愿毁家捐躯，以纾国难”，希望政府“中止谈判，宣示条件，筹备武备”。

3月20日，江苏沈朱轼、顾文濬、黄申锡、陆渠、朱祥、顾镜清、戴思恭、唐人杰等致电陆征祥、曹汝霖，希望他们在交涉中折冲樽俎，“责任两公，关系存亡，万勿迁就”。

同日，留日学生暨国民请愿会、对日同志会，用绅商学各界名义，刊发传单，于午后在张园开会，300多人到会。大会商定4条办法：一电请中央拒绝日本要求，二通电各省组织分会，三设立报馆鼓吹，四筹备二次大会。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中向袁世凯政府发出电文的还有广州商务总会、安徽进步党、安徽教育会、安徽商会、杭州商务会、杭州教育会、湖南商务总会、奉天农工商学各总会、广东报界公会、成都商会、成都教育总会、广西进步党支部、南昌商务总会、广西商会联合会、上海国民大会、京师救国储金团、天津救国储金团、京师商务总会、甘肃兰州救国储金团等等。

此外，各城市爱国团体如上海的“国民对日同志会”“外交后援会”“救国急进会”，杭州的“爱国会”，山东的“救亡团”，江西的“妇女救国会”，广东的“中华商务救亡会”，四川的“国事研究会”等，也纷纷集会，拒不承认“二十一条”，誓雪国耻。

日本发出最后通牒后，中国民众的愤怒达到了高峰。“毋忘国耻”的标语在全国各处都可以看到，或涂写在墙壁上，或附在商品的商标上，或印在信封上。

各地青年学生尤为悲愤，有的愤而自杀，有的断指写血书，有的要求入伍，请缨杀敌。北京各学校学生议决，每日课余诵最后通牒一遍，以示不忘国耻。北京商会定5月7日为国耻日，全国教育联合会则决定各学校每年以5月9日为“国耻纪念日”。1915年5月7日，湖南一师的师生集资刊印《明耻篇》，毛泽东愤然题诗言志：“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冲天忧愤、报国大志骤涌笔端。

同日，上海国民大会5万多人表决，“死不承认，恳政府本国民之决心，背城一战，民等愿毁家捐躯，后援政府”。

汉口、镇江、汉阳、福州等地纷起响应，相继发动反日运动。5月13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会，庆祝日本所取得的“外交胜利”。当地学生和商民怒不可遏，群起捣毁日本商店，迫使日本侵略者取消了打算举行的“庆祝会”。

5月23日下午，在天津广东会馆，直隶救国储金团召开成立大会，1万多人到会。成立会上，储金团各干事纷纷登台演说，无不慷慨激昂，热心劝募的人更是泪流满面。台下的听众都极为感动，踊跃捐款。会场中还有人卖茶水、啤酒、点心、肥皂等小商品，售物所得款项全部充作救国储金。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也激发了海外华人强烈的爱国心和对日本的反感。在海外，各商会、华侨会、留学生等团体和个人也致电外交部抗议日本的无理要求。留日学生反应最为激烈。

2月11日，留日学生千余人冒雨在东京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对华提出“二十一条”，大会决议：（一）电政府力拒日人要求，并请宣布该条件内容；（二）发布印刷物，敬告全国父老；（三）自国民立脚点，对于友邦发表国人所持之态度；（四）派遣代表回沪，组织暂时机关，联络海内外爱国之士，合筹对外方法；（五）筹备全体学生回国之事，以备有事时不致临事张惶。大会还决定20日派遣代表由长崎归国，分赴京、沪等地。会议期间，“各家论事，秩序井然不紊”，“有号哭者，有击案者，有捶胸顿足者 ，忧痛之余，自然发露，究无妨于大体”。

大阪中华商会致电外交部警告说，中日交涉存亡攸关，一经承认，即失主权，此后虽欲自拔，万难脱其羁绊。对日本的横暴要求，普天同愤，“灭亡惨祸，环海共惋”。各侨民愤慨已极，虽命之赴汤蹈火，亦所不辞。乞求政府力拒日本要求，万毋畏缩，坠其谲谋，而蹈朝鲜覆辙。

神户中华商会指出，如果政府接受日本所提要求，将来各国必将效仿，国将不国，因此，请政府坚持公理，正式宣布真相，征求国民意见，如此，则内忧外患，或许从此可消除。

横滨华侨亲仁会也要求力拒日本无理要求。

菲律宾华侨发起反对“二十一条”的爱国活动。3月10日，发起者布告菲律宾华侨：“近因中日交涉，我政府严守秘密，其实日人要索各条件，不待我政府承认，已极力进行。于此国家险象环生，转瞬失机，将为埃及、朝鲜之续，非急与维持不可。凡我华侨皆国民一分子，救亡责任是宜分担，与其坐而待亡，作日人牛马奴隶，孰若牺牲一切，乘时挽救，犹可希冀未然。第兹事体大，必集各界团结力，共筹对付，为政府后盾，乃克有济。”布告还提出：“不宜分党派，不宜畏烦难，只知有国不知其他，群策群力一致进行。”

此外，印尼侨民、爪哇华商会、泗水商务总会、小吕宋华侨救亡团、檀香山少年演说社、留英学会等华侨团体不断电请政府坚拒日本的无理索取。欧美各留学生会、华侨团体、商会、华人会馆无不亟求袁世凯和外交部保全国家主权，拒绝日本强求，并愿筹款以作后援。

由于日本是挟武力以最后通牒方式强迫中国接受其要求，故此5月13日中国外交部就此次中日交涉发表声明，强调：“中国不得不勉从最后通牒所开各节。如列强对于保持中国独立及领土完全暨保存现状与列强在中国工商业机会相等主义所订之各条约，因此次中国承认日本要求而受事实上修改之影响者，中国政府声明非中国所致也。”

“勉从”与“非中国所致”的说法，实际上为其后中国否认“中日民四条约”埋下了伏笔。

“中日民四条约”签订时，国会已为袁世凯废弃，故该约未经国会正式通过批准，法律手续不周，亦为中国政府其后否认该约之理由。再者，“中日民四条约”签订不过一年，袁世凯即忧病而亡，由于中国政局的变动，其后之中国政府均不承认此约之有效。

因此，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在巴黎和会上以战争遗留问题而提出重审此约有关问题之议则顺理成章，理由为：该约“系强迫签订。该约虽经中国签字，然中国并不因签字之故，而失去其交由和会修正之权。盖中国之签订此约，实迫于日本最后通牒之迫压。当时中国所处之境遇，尽失其自由磋商之权，一切条件皆由日本所指定，中国不得有所提议也。”

其后有关该约存废之交涉历经波折，虽日本坚持其有效性，但中国政府始终不予承认，该约之履行亦因此而成空文，直到1923年3月10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废弃“民四条约”。

《中日民四条约》签署后，中国朝野始终抵制，日本并不能得到实惠。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中力争山东问题，并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中收回山东权益。

至于满蒙权益部分，除袁世凯制定种种法令限制外，东北地方当局张作霖也进行了有力的抵制。张作霖不肯执行满蒙条约，通过省长或县知事下达了一系列排日法令，使商租、杂居始终成为悬案。日本对张氏之漠视日本在满蒙条约上之利益，称其“违反条约”，或“漠视条约”，无法容忍。张学良接掌东三省后，延续张作霖之政策，除建筑满铁并行线外，屡颁禁止租售土地予外国人之命令与办法，尤其加强对韩人的取缔。

日本原本期待中日新约的签订与实施能根本解决中日现存问题，使日本在南满、东蒙取得之优越地位得以稳定发展。但中国所筹拟之对策，使日本人不唯不能享受特权，反而处处受限。日本视“二十一条”要求为解决中日悬案之必要手段，事实上却产生更多悬案。

中日交涉的结果，对日本而言，除旅大租借地以及南满、安奉两铁路归还期限延长外，对于其在华地位并无实质帮助，反而激起了中国国内强烈的反日浪潮与民族主义情绪，形成为一波高涨的爱国运动，即便是最终对日妥协的袁世凯和北洋政府，一时亦不能或不敢公然压制此等民族主义情绪之表现。

由“二十一条”交涉而起之爱国反日运动，为其后五四运动爆发之预演，诚如论者所谓：“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衰而复盛，成为二十世纪中国政治中一个决定性的推动力量，五四学生运动就是这股风气继‘二十一条’时的反日运动后的一次更大爆发。”“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正是承辛亥革命启五四运动的转折点。”

另外一方面，中日有关“二十一条”交涉的重要意义在于，日本“原是想一举宰制中国并独霸东亚，但也是激长中华民族运动最有力的鞭笞，这幕交涉遂成为近代中日两国关系恶化的大关键”。

此后，关东军认为中国漠视日本条约权益，侵犯日本条约利益，又不肯解决悬案，乃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希望借成立“满洲国”，一举彻底解决满蒙悬案。日本政府则不惜退出国联，不断压迫中国承认“满洲国”，导致中日战争之爆发。1941年12月9日，珍珠港事件后国民政府对日宣战，中日所有条约废止。1915年“二十一条”交涉以来之满蒙问题，最终以战争手段解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

李大钊：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提出致我死命的二十一条款。（1924年5月1日）

瞿秋白：日本对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是中国近年来爱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的出发点。（1924年5月4日）

陆定一：“二十一条”是亡国的，汪逆的卖国协定也是亡国的，将来再有什么条约或协定，也一样是亡国的。（1940年2月5日）

《中国近代史新编》：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中国、变中国为殖民地的罪恶条款，是甲午战争以来对中国侵略的恶性发展。（1981年出版）

《中国近代通史》：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内容广泛……表现出日本对华侵略扩张之急迫与贪婪。更严重的是，日本不仅提出了大量的经权益要求，还提出了诸如聘用顾问、合办警察等事关国家主权根本的政治性要求，充分暴露了其利用时机、加速对华扩张、攫取各项权益、最终将中国变为其独占势力范围甚或殖民地的侵略野心。（2009年出版）

《中华民国史》：“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充分暴露出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其独占殖民地的狰狞面目。（2011年出版）

《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工程系列教材）：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实质上是要变中国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2019年出版）

袁政府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一经传出，群情激愤，举国认为是奇耻大辱。各城市爱国团体，纷纷集会，拒不承认“二十一条”，誓雪国耻。

1915年5月16日，上海企业家穆藕初致电全国教育联合会，要求与会代表通告本省大中小学校，勿忘5月7日国耻。5月20日，江苏教育会通过全省学校，以每年5月9日作为国耻纪念日，并列入校历。全国教育联合会后通过决议将每年5月9日作为国耻纪念日。

北伐统一后，国民党中常会于1930年正式定5月9日为国定国耻纪念日，到1940年5月国民党中执委常会决定将5月9日并入7月7日抗战建国日一起纪念，国耻日才不再为正式的纪念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