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在的眼光审视加藤高明，他有着合理主义精神和坚强的信念，以及为达目的一往直前的作风，有时甚至显得偏执狭隘，一点看不出他那丰富多彩的经历中所反映出来的灵活性，使那些容易被某种特定信息引导的民众对他的行为模式产生误解。不论是从好的一面还是坏的一面看，加藤丰富的经历更加容易引起民众的各种误解。

反过来从加藤这方面来说，在政界有什么风吹草动的时候，他没有做到自己应该做的事，比如通过报纸向民众传达他的真实意图，以弥周围不满情绪，提高自已在民众中的威望。虽然他曾担任《东京日日新闻》老板，可他从未利用过这份报纸，更不要说别家报社了。由于新闻记者们对他不合作，他被评价为“不受欢迎的政治家”也是理所当然的。有这样一个例子，第一次西园寺内阁时，加藤考虑到国家财政负担过大，不惜辞去外相之职反对铁路私有化，这种激烈的作法却被曲解为他是为了三菱公司的利益。

加藤担任过驻英大使，并以政治家的身份出任外相，进而担任宪政会党首。不论怎么说，尽管当时的选举制度有局限性，但政党本身就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党之首的加藤高明如果真的没有一点威望是无法担此重任的，这一点不应忽视。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大正时期的政治家中，加藤高明与原敬并称为“最有能力的政治家”，说明他有一定的威信。这也是说明加藤由于多重性格而毁誉参半、褒贬不一的代表例证。

加藤高明是尾张藩（今爱知县）代官首席助理服部重文之次子，幼名总结。1872年8月，他14岁时过继到加藤家，1874年改名高明，入东京开城学校读书，1881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第一届毕业，成绩优异，但他另有考虑，未入政界。后来加入三菱总公司。受到岩崎弥太郎知遇，1883年4月被选派留学英国。在利物浦港从巨商鲍斯学习航运以及其他业务。留英期间认识了陆奥宗光，1885年6月回国，任三菱公司副经理。10月进入日本邮船公司工作。1886年4月与该公司董事长岩崎弥太郎之长女春治结婚。

1887年1月进入政界，任公使馆秘书兼外交部参赞，1887年2月，大隈重信任外交大臣时，他任秘书兼政务科长，参与修改条约的起草工作。曾充任外交大臣翻译，代理大臣与各国公使大隈重信被刺退职时，他也辞职了。1890年9月任财务部参事，历任各司司长，1894年7月又回到外交部，任政务司司长，11月出任驻英公使，主张英日同盟。直到1899年5月回国，驻英4年有余，再此期间，对于促进日英友好关系贡献很大，奠定了英日同盟的基础，他不赞成第三次伊藤博文政府对俄合作的韩满交换外交政策，早在1898年3月就主张日英合作，对俄采取强硬政策，曾向外相西德二郎提出建议，甚至以辞职相要挟，经西德二郎挽留，才留任下去。但在1900年2月，终于拒绝了总理山县有朋的热情邀请而辞职。签订日英同盟条约是在此后两年。他对此即喜悦又感慨的说：“晚了四年。”同年8月伊藤博文组织政友会，虽拒绝入党，但在自1900年10月出任伊藤博文第四次内阁外相，当时俄国正对远东大肆侵略，他极力抗拒俄国的行动，1901年1月拒绝俄国提出的韩国中立的建议，两次抗议俄国侵占满洲。

1902年8月当选为高知县众议院议员，。从此时起，对政党发生兴趣。12月策动伊藤和大隈的合作，为反对桂太郎内阁的民党团结而奔走。1904年任东京日日新闻社社长，在内政外交上发表义正词严的评论。1906年1月7日任西园寺公望第一次内阁外交大臣，由于反对铁路国有案，就任仅55天就辞职了。1908年9月任特命全权大使，派驻英国。为英日友好进行活动，1911年7月修改英日同盟条约，多半是处于他的努力，因此，同年8月特授男爵，并赐予他旭日大绶章。

驻英5年，1913年1月29日，任桂太郎第三次内阁的外相，同年2月因内阁瓦解而辞职。赐前官礼遇，叙正三位。同年4月加入同志会，担任首席常务委员。桂太郎临死委以后事，遂被推为同志会总理。1914年4月大隈重信组阁时，出任外交大臣。加藤对元老操纵外交心怀不满，力图改变元老干预，开拓日本外交一元化。大隈重信的各种政策，主要是由他及同志会来决定。

一战期间，与日本对外政策执行紧密相关之人物，也大致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加强日英同盟，一派主张在扩大日英同盟的同时，也要逐渐增加日俄同盟比重，兼顾日法关系。前者以外相加藤高明为代表;后者以元老井上馨，山县有朋。驻法大使石井菊次郎，驻俄大使本野一郎为代表。反映在对华政策上，前者坚持武力推进，后者主张怀柔中国当权派，变武力胁迫为经济渗透。正因为如此，加藤把日本参战作为加强日英同盟之策略。相反，山县和井上主张不同。井上主张必须趁此机会“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为此，“日本应与英法俄实行精诚团结并以此为基础怀柔统一中国之人物(指袁世凯)”，建议派人游说袁世凯，再进一步引进英国资金和法国资金。山县完全同意井上意见并为此批评加藤外交：“此种缺乏远见之外交，为国家前途计实不胜忧虑”，而要做的是，“必须在今日之局势中创造亚细亚之未来和对华政策之基础”。“亚细亚之未来”毫无疑问指以日本为统治主导的亚洲政治地图，“对华政策之基础”指日本要趁欧洲列强因一战而收缩在华资金之机而奠定日本在华经济实力优势之基础。山县又认为：“将来我国利益之伸张，其目标为指向中国主有利，因此，日俄之间”与其隐约间相互竞争排挤，莫如开诚布公，共同筹划满洲之经营。以上这些明显地表现了日俄战后日本元老派变更外交根基之思想。这种争论虽未影响日本对德宣战，及时扩大权益，但初步反映了大隈内阁外务省与元老会议间对日本开展战时外交的分歧。

这种分歧的第二个回合表现在“二十一条”交涉中。1914年8月，日本对德宣战，占领南洋群岛，攻占青岛，迅速抢占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日本“许多报刊杂志煽动以山东为根据地，谋求向扬子江两岸的中原地区进行扩张”。

在此背景下，1914年11月11日，日本临时内阁决定了对华外交的训令方案，即后来的“二十一条”。在元老会议上征求意见时，遭到山县坚决拒绝，但他并不屈服。1914年9月，英法俄三国在伦敦签署宣言文件：保证不单独媾和和相互商定媾和条件。尽管日本为上述三国存在着双边条约关系，而在战争和媾和问题上却没有任何外交协定。战争开始后，俄法提出加入英日同盟，但未获准。英法俄通过加强了战和一致立场后，日本国内对外政策政见不同的两派矛盾也因之趋于激化。

驻俄大使本野一郎考虑了巩固日本战后政治和经济发展。驻法大使石井菊次郎考虑了加强日本战后媾和谈判中的地位，而山县和井上认为，战后国际竞争能力将激化，为了拓展战后纵横捭阖余地，日本必须广交与国，扩大日英同盟，加强与法俄联系，获取战后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以资对抗美国。虽然出发点不同，但他们都试图推动日本队加入而这又是迈向日俄同盟的第一步。相反，加藤外相置上述等愿望于不顾，1915年1月擅自向中国抛出二十一条并进行交涉，从而大大地缩小了元老们发展日俄同盟的活动余地。另外，加藤认为日本通过日英同盟，从而拒绝了石井等人的建议。同时，加藤认为俄法加入日英同盟将使同盟成为无的之矢，他要以第一次英日同盟以来的传统作为日本外交基础，来维护日本在华利益。内政大臣大浦兼武渎职事件发生后，他于8月辞职。后被选为上议院议员。

一九一三年，参加桂太郎之立宪同志会，1913年10月，担任宪政会前身-立宪同志会总裁的桂太郎死去，加藤高明和后藤新平等五名党常务委员组成合议制运营体制。后来后藤新平脱党，同志会于同年12月进行改组，加藤高明担任总裁。在此前举行的立宪同志会近畿大会上，由于对加藤的评价不佳，他没能站到主席台上，党内也有人对他的偏执狭隘表示反感。尽管如此，加藤仍然当上总裁的原因在于他曾三次担任外相，并有三菱公司背景，在筹集党政治资金方面作用很大。关于与三菱的金钱关系问题，第一次西园寺内阁时期由于他反对铁路国有化问题而产生误解。不管三菱公司是否真的向他提供了政治资金以及资金数目有多大，周围的人总是认为加藤是“三菱之婿”，这种身份本身就是莫大的财力，所谓“误解”对加藤来说也是双刃剑。

不管怎么说，当上党总裁就意味着向首相宝座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同时对于加藤和立宪同志会也是艰难历程的开始。同志会在第二次大隈重信内阁时曾是执政党，但从大隈辞职直到第一次加藤内阁成立的大约八年间则一直在野，而且还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在野党。当时的过渡内阁为了政权运营顺利需要与政党间进行私下交易，只要在野党愿意并非不可以参加政权。加藤高明作为党首，为实现真正的政党政治理念，拒绝加入政权，半途而废。对加藤来说要统一党内意见非常困难。加藤担任第二次大隈内阁外相期间参与对华提出“二十一条”。这届有强烈侵略性色彩的内阁引起中国国内的反日爱国运动。此外，在一些重大外交问题上他不听山县有朋等元老们的意见，自作主张，遭到元老们的责难，不仅导致发生了“排挤加藤外相运动”，也使他长期被排除在首相候选人名单之外。1916年4月，大隈重信拟推荐他为后任总理大臣，遭到元老山县有朋的反对，后来大隈重信又策划他和寺内正毅组织联合内阁，被他愤然拒绝。10月4日大隈重信下定决心辞职，推荐他为下任总理大臣，又遭到元老的严厉拒绝。

1916年10月大隈内阁辞职后，几个政党以同志会为中心协商合并成立了宪政会，他被推举为总裁，从此时起，坚决主张维护宪政常规，打到元老政治，扩大选举权。············这一次是8年的在野生涯。

迫使清浦内阁倒台的第二次护宪运动成为宪政会取得政权的契机。清浦内阁成立伊始，“护宪三派”宪政会、政友会、革新俱乐部就明确打出反对清浦内阁的旗号。1924年1月31日清浦解散议会，于5月10日举行了总选举，加藤高明辞去男爵封号参加竞选。“护宪三派”在大选中获得284个议席，超过议席的半数，取得压倒性胜利。选举前宪政会有103个议席，位于友本党（149席）和政友会（129席）之后，是第三大党。经过这次选举，宪政会一举获得151个议席，一跃成为第一大党（政友本党109席，政友会105席）。此时山县有朋已经谢世，元老们已不能无视在护宪运动及选举中反映出来的民意。

宪政会被委以组阁权加藤高明以国民舆论希望组成护宪三派联合内阁为由，说服政友会总裁高桥是清和革新俱乐部总裁犬养毅，组成三党联合内阁。内阁中主要职位由宪政会担任，曾担任过首相的政友会总裁高桥是清被任命为农商大臣。这是日本政治史上首次产生的以选举中成为第一大党的政党为中心组建的政党内阁。这届内阁除了被称为“护宪三派内阁”之外，由于内阁成员多为实力派人物，所以也被称为“人材内阁”。加藤高明在施政演说中承诺要妥善处理当时最大的悬案--贵族院改革问题，因此又被称为“善处内阁”，或者“三菱财阀内阁”。从这些称号上也可以看出舆论对加藤的评价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加藤高明内阁面临着几个紧迫课题，主要有关东大地震灾后处理、经济混乱造成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高涨等。由于关东大地震政府财政支出进一步扩大，只能依靠大量发行公债度日。灾后重建需要开支，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大规模财政改革。加藤高明奉行财政紧政策，将与他意见相同的浜口幸雄藏相、若槻礼次郎内相等人安排在主要阁僚位置上。另外，仙石供铁道大臣认为与新建铁路相比应优先对老线路进行改造，主张采取“改造为主，新建为辅”的政策。陆军也在宇垣一成陆相主持下进行了裁军。以与欧美进行协调为中心的“币原外交”也可以算是紧缩财政政策中的一条。但是削减财政开支引发经济在短期内恶化，失业增加，工农运动更趋激化。为此政府制定了佃农调停法等法律。

护宪三派内阁的最大使命是实现在竞选中承诺的普选制。由于政府提出的草案在枢密院遭到反对，不得不三次延长议会会期，最终法案得以成立。从今天看，这个法案的内容有很多限制、禁止条款，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在以枢密院为中心的强烈反对声中，加藤高明这种最优先实现普选制的作法值得评价。有人怀疑枢密院将通过治安维持法作为交换条件，若槻内相在国会答辩中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在回忆录中指出这两个法案之间毫无关系，治安维持法是由内务省负责的法案。

除此之外加藤高明内阁还确立了政务次官制。虽然称不上完全，但开始对贵族院进行改革，制定了削减有爵位议员人数、新设由学士院选出的议席的框架。内阁成立伊始几个政党围绕一些问题就发生了分歧。护宪三派内阁完成最大的课题--普选制实现后，他们之间的合作开始分崩离隙。政友会总裁高桥是清不仅辞去了总裁职务，还辞去了农商务省分家后兼任的农林大臣和商工大臣。在他的后任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主导下，政友会、革新俱乐部、中正俱乐部进行协商，确立了与政府对抗的政策。此后围绕整顿税制案内阁内部意见无法统一，只得宣布总辞职。

提出辞职的当天，事实上沦为在野党的政友会在第一次加藤高明内阁提出辞职的当天即向政友本党提出合作意愿。松方正义在第一次加藤高明内阁成立后不久去逝，唯一的元老西园寺公望与宫内大臣牧野伸显商量决定再次将组阁权交给加藤高明。

于是加藤高明组成了宪政会一党内阁，替换了政友会占据的三个阁员位子，其他阁员全部留任。不用说，作为少数执政党必须与议会进行周旋。作为对策之一，加藤高明在剔除政友会后将政务次官和参与官的位子全部给了贵族院研究会成员，使加藤有可能接近和贵族院研究会有着很深源渊的政友本党。对于总也当不上执政党的政友本党来说，与加藤高明合作的魅力是政友会无法相比的。而且政友本党的最高顾问山本达雄和加藤高明曾是三菱公司的同事，一直保持着朋友关系。政友本党内部产生分歧，有87人同意与宪政会合作。这样，加藤高明内阁在议会就取得了过半数的席位，终于有可能落实自己的政策主张。但年末年初召开议会之际，加藤高明倒在了施政演说的讲台上，虽一度恢复，但最终还是于1月28日去逝。这届内阁没有留下任何成果。

作为官方说法，加藤高明内阁不分第一次和第二次，而是一个整体。但考虑到加藤内阁曾总辞职，并且执政党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依照惯例将它分为第一次内阁和第二次内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