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12月1日，是清逊帝溥仪的大婚之日，这天溥仪同时娶了皇后婉容和妃子文绣。这时溥仪已逊位11年，中国已进入民主共和时代，然这位逊位皇帝的婚礼仍依然十分隆重。大婚这天，迎亲者所经之路，均以黄土铺道，沿途观看者人山人海；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军警、保安林立、军乐、鼓吹两班，彩装的汽车队、马车队、洋车队、清室及亲朋随从人员不计其数；皇后所乘的32抬金顶风舆装饰华丽别致，十分气派；参加婚典的达官显贵、外国要员及中外记者共计数百人。婉容十分显赫地被立为皇后，入居紫禁城储秀宫，时年溥仪17岁，婉容年近18岁。

这时婉容虽名为皇后，但已是溥仪逊位后尚保留皇帝尊号的皇后。迎接她的来日生活已不是荣华富贵，而是孤独、凄凉与悲惨。婉容自幼生长于官僚世家，生活条件比较优越。少年时代，曾在天津一所女子中学读书，又学得一些英文，琴棋书画样样都通，也算得上是一位才女。她入宫后不多爱惜钱财，有时脾气不好，与人不够随和，再加上她未生“皇子”，故溥仪与她感情不好，常不理她，俩人既不同桌吃饭，也不同床睡觉。这样时间长了，婉容的脾气就变得更坏，还动不动摔这摔那，使人难以伺候。在她郁闷无聊时，也曾看书、写字、作画，后来就逐渐开始抽大烟，并让太监跪在那里给她烧烟，一烧就是半个小时。她的人生之路，即从此一步步走向悲惨。

1923年12月，婉容向北京“临时窝窝头会”捐赠大洋600元，以赈济灾民，受到社会各界的赞誉。

1931年，反常的气候造成“南起两广北至东北大小河流尽告涨溢”，全国性的大水灾。当时全国受灾区域达16省，其中长江中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湘、鄂、赣、浙、皖、苏、鲁、豫8省灾情极为严重，是上个世纪受灾范围最广、灾情最重的一次大水灾。出宫已久的婉容，看到这样的洪涝灾害，立即捐出自己的珍珠项链及大洋。1931年盛夏时节，长江两岸数省发生严重水灾，当时溥仪捐赠一栋楼房，婉容捐了一串珍珠以赈灾民。这件事当时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京、津、沪的报纸也相继刊登了“皇后”的玉照和她所捐赠的珍珠项链。

《大公报》以“溥浩然夫人捐珍珠赈灾”为题做了专题报道，原文如下：

“昨日下午（一九三一年旧历八月初九）陈曾寿先生至本社，据谈溥浩然夫人对江淮灾民极为关切，久思加以赈济，只以手乏余资而未果。至昨为本社代收本埠赔款之最末一日，溥夫人遂慨然将其心爱的珍珠一串捐出，托陈先生送至本社变价助赈。并以鄂省灾情最重，嘱以珠价赈鄂，此珠串共有一百七十二颗，当初系以两千五百元购得。当由本社同仁偕同陈先生至金店变卖，因市价与原价较差，未便贸然处置。侯商得溥夫人同意再行办理。珠串现存本社，附图即此珠串之写真。溥浩然先生方以楼房祝福，溥夫人复捐珠串为灾民续命，仁心义举……社会上云阔太太不乏富逾溥夫人者，益闻风兴起。”

1931年年底，川岛芳子奉关东军命令将婉容接至满洲，居住在新京（今长春市）的执政府。1932年1月，婉容在日本人的诱骗下，由天津转到大连再转至旅顺与溥仪团聚，但此时的溥仪却成为听任日本关东军摆布的傀儡，从此她自己也落入阴谋的陷阱。在长春，婉容一切都要听从日本人的安排，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秘密监视，甚至不能走出大门一步。婉容不堪忍受日本人的欺辱，决意要出逃。

在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第一任外交部长顾维钧回忆录里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在大连停留了一夜，发生一件有趣的事。我的一个随从人员过去在北京当过警察，是我的四个卫士之一。由于1925年的炸弹事件，他留了下来给我保镖。他是北京人，在北京认识很多人。当我在大连一家旅馆里吃午饭时，他进来说，一个从长春来的满洲国内务府的代表要见我，有机密消息相告。我起初犹豫，因为他说的名字我不熟悉。但是我的随从说，他在北京认识这个人，可否见见他。他告诉我，此人化装为古董商，以免日本人注意（也许他当过古董商）。我出去走到门廊里，我们停在转角处。此人告诉我，他是皇后（长春宣统皇帝的妻子）派来的。他说因为知道我去满洲，他要我帮助她从长春逃走；他说她觉得生活很悲惨，因为她在宫中受到日本侍女的包围（那里没有中国侍女）。她在那里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和告密。她知道皇帝不能逃走，如果她能逃走，她就可能帮他逃走。我为这故事所感动。但是我告诉他，我的处境不能替她做什么事，因为我在满洲是中国顾问的身份，没有任何有效方法来帮助她。虽然如此，我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知道日本人都干了些什么，这个故事可以证实日本的意图。”

自这件事以后，婉容并没有气馁和放弃再次逃跑的机会。1933年的8、9月期间，当时伪满立法院赵欣伯的妻子准备赴日，婉容便托她帮忙东渡。婉容认为，只要她能逃走，就一定会帮助溥仪逃走，可此事万没想到，被当时正在日本的三格格发现，她写信告知溥仪，结果逃跑又成为泡影。

1932年3月，婉容虽然未当上伪满洲国皇后，毕竟成为“执政”夫人了，心情十分高兴。当年生日来临前，她决定改革旗袍，用新式服饰展示自己。

婉容原是一位晚清名门出身的大家闺秀，也是一位较早接受西方生活方式的女性。她会讲英语，在与溥仪寓居天津时经常出入社交场合，接触到西方生活用品，因此眼界比较开阔。1932年8月，她让从紫禁城带来的御用裁缝李春芳设计制作过生日的旗袍。

婉容认为传统的满族旗袍整体肥大、用料厚重、不开叉，穿在身上过于臃肿，不能把女人婀娜的腰肢和曲线美显露出来。李春芳理解了婉容的“旨意”，于是大胆改革。她按照婉容的身材曲线进行裁剪，充分表现形体魅力；衣料色调力求淡雅，突显东方女性风情；采用缝纫机与手工结合方式进行缝合。当年旧历九月十九日是婉容27岁生日（按虚岁计），那天，婉容穿上改革的旗袍。旗袍名为品月缎绣玉兰飞蝶氅衣，裁剪得体，突显流畅的身材韵律，两侧的开裾高到腰际，裾的边缘有如意云头纹饰，衬托端庄高贵的气质，充分体现东方女性的魅力。

这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婉容又制作了大量的改革旗袍。据秦翰才在《满洲残照记》一书中引用伪帝宫《主上衣料簿记》记载，已成为伪满洲国皇后的婉容，从1934年旧历三月十五日到十月二日，共制作各式各样的旗袍27件，平均每月2件还多。这还不包括溥仪因政治因素为她制作的旗袍。

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受欧美服装造型和西洋裁剪技术的影响，旗袍一改清朝以来延续使用的直线裁剪的方法，在保持中国传统文化内涵的同时，大量吸收西方的思想观念和制衣技巧，融合并演变出中西合璧的现代旗袍。婉容的旗袍由皇宫传入民间，传到中国服装展示前沿的大上海，更推进了旗袍的改革创新。旗袍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高端女性的首选服饰，婉容的贡献功不可没。

溥仪到长春后，一位17岁的黄花处女谭玉玲被选入宫，与溥仪感情甚好，很快被封为“祥贵人”。由于溥仪原来就讨厌皇后，这时有了心爱的谭玉玲，于是便把皇后扔在一边，并且还降低了皇后的生活待遇。这使皇后婉容又气又恨，常常心情发躁，于是就又开始整天抽大烟，借此解闷消磨日子。4年后，22岁的谭玉玲患病去世，在伪宫停灵21天，然后以大殡安葬。

不久，长春市平民出身的汉族姑娘李玉琴，在数百张照片中被溥仪选中入宫，住进了伪宫内府“同德殿”，当了溥仪的“皇娘”。溥仪对玉琴特好，又封她为“福贵人”，并发誓这辈子只要玉琴一个。这时，婉容住在伪宫“缉熙楼”，名义上还是皇后，还有两个太监和几个女佣人伺候，但实际上已被完全打入冷宫，溥仪甚至几个月也不与皇后说一句话。

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在谈到他为何对婉容如此绝情时是这样写的：“自从她把文绣挤走之后，我对她便有了反感，很少和她说话……只知道她后来染上了吸毒的嗜好，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为。”溥仪这里所说的“不能容忍的行为”，就是大众熟悉的“婉容私通侍卫”一事。

溥仪曾在《我的前半生》中说：“1935年，由于婉容有了身孕并且将近临产，我才发现了问题。我当时的心情是难以描述的，我又愤怒，又不愿意让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在她身上泄愤。”后来婉容因“秽闻”被打入“冷宫”，身体和精神处于崩溃的边缘，嗜毒成瘾。

按照溥仪的说法，婉容把文绣挤走了，使溥仪对她反感。在长时期内受到溥仪冷淡对待的婉容，一方面有正常的生理需要，另一方面又不能丢开皇后的尊号与溥仪离婚，因此鸦片也越吸越重了，之后婉容竭尽所能地做出激怒溥仪的事情，就是和侍卫发生暧昧私通的行为，她先后与两名溥仪的随侍李体玉、祁继忠通奸而怀孕，此事激怒了溥仪。

据溥仪的二妹爱新觉罗·韫龢称，事情发生时她正在英国，“回国后过了一些时候，溥仪才告诉我……婉容临产之前，溥仪将天津的德国大夫——白大夫请去，专门打胎。打下就死了，死后烧了。”溥仪身边的随侍李国雄的回忆和韫龢所述相近，他称“婉容曾诞下一女，死尸被婉容的哥哥送到西院南大墙护军宿舍附近的锅炉房，扔进炉膛里烧了。”

然而也有婉容身边的近侍都曾公开发表文章，就此事为婉容鸣冤。崔慧梅就曾在香港的一家报纸上发文称，伪满洲国的“内宫”除了“皇上”和太监，根本没有男人可以进入，而且受到日本人的严密监视，婉容根本没有机会与人偷情。虽然崔慧梅当时并不在婉容身旁，许多地方可信度有限，但她的文章发表后颇具影响，王庆元（溥仪的护军）在看到崔慧梅的文章后，也写了一篇题为《不为呼冤为正名》的文章。在文中，王庆元不但支持了崔慧梅的说法，还称婉容的起居行止都与外界隔绝，哪怕是上楼下楼都要有太监开道，除了溥仪之外的一切男人都要回避，入夜后至少要有两名以上陪寝人员呆在寝宫中，还有一名太监专门记录婉容的夜间活动，私通者根本找不到与婉容接触的机会。

1945年8月11日，溥仪按照日本关东军的命令，将皇宫迁往通化临江县大栗子沟。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溥仪亦同时宣布再次退位。8月17日，溥仪按照日本投降者的通知，由通化临江县急忙赶到沈阳，在沈阳机场准备逃往日本时，被苏军逮捕押往苏联。婉容和伪宫内府的其他人，先后由大栗子沟逃到临江，在临江由八路军将其送到通化。

婉容这时仍患疯病，有时唠唠叨叨，有时大哭大闹。这时，多亏有善良好心的李玉琴和嵯峨浩同情、照顾她，才使她勉强生活下来。不久，长春、通化解放，婉容身边的人被分批先后送走。因婉容当时病重，无人收留，只好由部队暂管。后部队要行军打仗，带上她实在不便，就只好把她留托于地方照管，最后因毒瘾发作病亡，年仅39岁。葬地不明，有说是“用旧炕席卷着扔在北山上”，也有说是“葬于延吉市南山”，尸骨亦无处寻找。3年以后，在伯力收容所过囚居生活的溥仪从嵯峨浩给溥杰的家信中获悉婉容的死讯，似乎无动于衷。2006年10月23日，经婉容弟润麒同意以招魂形式与溥仪合葬在河北清西陵外的华龙皇家陵园，溥仪墓清献陵，谥号“孝恪愍皇后”。

2006年，开拍《末代皇妃》，当中“婉容”的角色描述和定位惹来了很多争议，连婉容亲弟弟润麒也为姐姐喊冤，甚至要提告剧组单位。

《末代皇妃》剧中的婉容是一个心眼颇坏的女子，处处欺负不及她美，地位不及她高的妃文绣，最后导致文绣跟溥仪离婚。剧中亦有描述婉容与侍卫私通的事。九十多岁的润麒说，他的亲姐婉容是一个受中国传统教育，没有心计，心地善良的女子。他说婉容与文绣的相处都是客客气气的，后是后，妃是妃，不可能有欺凌、刁难或使坏心眼。

2004年5月18日，《甘肃青年报》刊登了《中国末代皇后——婉容》的文章，正是这篇文章引发了关于末代皇后的一场官司。文章称：“婉容狂躁易怒，嗜毒成瘾，甚至与溥仪身边的侍卫私通，从一个娇美恬静的美人变成了一个形如槁木的疯子”，并刊登了婉容的4幅照片，照片中的婉容或在抽香烟，或拿着太监的帽子在玩耍。近年来，婉容的形象在人们印象中大抵都是“锦衣玉食、无所事事、虚荣嫉妒、专横跋扈、争风吃醋、嗜毒成瘾、与侍卫私通、诞下私生女”。

歌名：《纸鸢》

原创：婉容

作词：婉容

作曲：婉容

“青天 路迢迢 喜马拉山 比不高

世界繁华 都在目 立身云端 何逍遥

有时 奏弦歌 春风但愿 不停飘

全凭 一线牵 风伯扶住 向上飞

莫教雨师 来迎接 竹当身体 纸做衣

偶逢 春朋友 语道你高 我还低”

婉容旧居在东城区鼓楼南帽儿胡同35号、37号位于东城区交道口街道。旧时门牌号为帽儿胡同15号，该院坐北朝南，东西两路院落，西路四进院落，东路三进院落。清代末期建筑。1984年，帽儿胡同35号、37号宅院公布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帽儿胡同35号院现为办公用房，37号院现为居民院。

此院是婉容祖父郭布罗·长顺所建，后其父郭布罗·荣源住在此，被称为荣源府。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婉容生在荣源府，俗称娘娘府。婉容被确定为历史上最后一位皇后。当年婉容从天津返回北京，住在此院落，学习宫中礼仪。此院原只是较普通的住宅。婉容被册封为皇后后，其父被封为三等承恩公，该宅升格为承恩公府。作为“后邸”，加以扩建。西路正房即为婉容所居。正房五间内的隔扇、落地花罩雕镂精细。东院花厅装修基本保存原状，明间迎面墙满嵌巨镜一方，为婉容婚前演礼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