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21 14:20
《中国青年》杂志创刊于1923年10月20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历史最悠久的、迄今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红色主流期刊。
领秀：引导文艺青年关心社会现实，培养感情。
天下：环球热点，以开放的眼光，关注国内外大事。
学养：小故事、有益经验和独特思考，有助于青年领袖人物自我形象的塑造。
境界：人在人生、人在职场中的一种启示、领悟和提拔等，更富有阔大的境界和思考性。
创办人与编辑者为恽代英﹑林育南﹑邓中夏﹑卜道明（士奇）﹑萧楚女﹑任弼时﹑张太雷﹑李求实等。
1927年7月迁回上海。在1927年11月至1932年间，曾先后改用《无产青年》；《列宁青年》等名称秘密出版。抗日战争时期由全国青年联合会延安办事处宣传部主办。
1939年4月在延安出版，1941年3月出至第三卷第五期休刊。
明白晓畅，笔锋尖锐犀利，配有漫画，图文并茂。重视同读者的联系，发表读者的意见，不断改进工作，成为最受青年欢迎的刊物，在青年中广泛流传。因受国民党政府迫害，1927年10月停刊，共出170期，最高发行量达3万份，在青年中产生过重大影响。1939﹑1948年曾两度复刊。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如：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代英《八股﹖》、《文学与革命》，泽民《青年与文艺运动》，仲夏《贡献于新诗人之前》、《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楚女《艺术与生活》、《〈中国青年〉与文学》，张刃光《中国所要的文学家》等。这些文章把文学看作是“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的一种“最有效用的工具”（《贡献于新诗人之前》），对革命文艺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一些文章也存在着对初期新文学否定过多的缺点，发生过某种“左”的偏差。该刊还载文揭露封建文化势力的反动本质，并出版“泰戈尔特号”，批驳“东方文化”派利用泰戈尔来华之机所作的有害宣传。除译载高尔基等苏俄作家的作品外，《中国青年》也发表过一批较好的革命文学创作，如瞿秋白的《那个城》，朱自清的《赠友》，赵声的《遗诗》，绍吾的 《我站在喜马拉雅山的山巅》，吴雨铭的《烈士集》（组诗，共65首），一声的《奴隶们的誓言》《十月革命》《誓诗》，光赤的《疯儿》等。第144期还以《论党的出版物与文学》为题，译载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毛泽东三次为她题写刊名；周恩来对她有求必应；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这些每一个名字如同一支火把的先驱是她的编辑……三次停刊三次复刊；推出雷锋、王杰、张海迪这些影响了几代人的平凡英雄；最早为“四五”事件平反；在思想解放初期掀起一场搅动全国的“潘晓讨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几乎都在这本杂志上留下传世之作；“机关刊走市场”苦思冥想，破解“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办好机关刊”这一中国期刊业的“歌德巴赫猜想”；“奋斗改变命运，梦想让我们与众不同”，就是说：《中国青年》找到了新定位：中国励志第一刊。
1963年应《中国青年》杂志之邀，毛泽东亲笔题写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题词。雷锋从此成为最深入人心的共和国“一号英模”。3月，毛泽东为《中国青年》“学习雷锋专辑”题写的“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发表使这一期杂志的发行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在各地加印118万份仍不能满足需求，各地团委又翻印了207万份……随着1965年毛泽东第三次为《中国青年》题写刊名，这本杂志在当时的地位几乎无可比拟。
但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中国青年》又一次告别了她的读者。
8月16日，第16期《中国青年》发表了《毛主席对全国全军的伟大号召》并刊登了关于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成为她在“文革”前最后的绝唱。
《中国青年》首先发起了“中国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通过群众投票，选出了张艺谋、向小平、聂卫平、李昌、冯长根、欧阳德平、王建、潘虹、刘琦、杨文意为首届“十杰”。
沉寂了12年后的复刊犹如一次涅槃 ，1978年的《中国青年》注定要以她曾在创刊时有过的激情和勇气成就自己在中国新闻史上惊世骇俗的业绩。经过了十年动乱的人们都像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而其时社会上对于思想解放的强烈要求与“两个凡是”的较量也使刚刚复刊的《中国青年》置身于历史的转折点。1978年9月复刊第一期《中国青年》发表的《破除迷信，掌握科学》和《“句句是真理”为什么是荒谬的》笔锋如剑直指“两个凡是”，这在当时需要极大的勇气，战斗不仅止于此。在当时的中央主要领导已经对“四五”事件有了“不改变结论”的说法时，《中国青年》冲破了思想的障碍，一鼓作气，在同一期上发表了《天安门诗抄》和“四五”青年英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在文中首次宣称：“四五运动”是一场“伟大壮烈的人民运动”，这一毫不含糊的宣战直接触及了“两个凡是”的底线，杂志刚一面世，一时“洛阳纸贵”。
这一充满着勇气的举动为《中国青年》之后的个性和创造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80年5月，一场震撼了整整一代青年的大讨论使她又一次成为传奇。即使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潘晓讨论”也不啻于一场惊雷，撼动青年的内心。而在23年前，要进行这样一次“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的讨论，更无异于一次思想的盛宴和精神的启蒙，《中国青年》也在这时创造了当期400万册发行量的奇迹.
“政治太黑暗了，教育太腐败了，衰老沉寂的中国像是不可救药了，但是我们常听见青年界的呼喊，常看见青年界的活动。许多人都相信中国的惟一希望，便要靠这些还勃勃有生气的青年……”这是《中国青年》1923年的发刊词的开首语。时隔80年，当我们在阳光下再次大声诵读这些文字时，仍能迫切地感受到一股热浪向我们扑来，这些年轻热情的文字穿过时空的隧道，依然能让我们热血沸腾，心跳不止。
10月20日，《中国青年》诞生在上海淡水路66弄4号。从一开始，《中国青年》就具有鲜明的红色背景，她所提倡和鼓动的“红色时尚”引领了无数革命青年投身革命的洪流。《中国青年》的诞生绝对是创造了一种特立独行的辉煌，它震耳欲聋的呼叫让无数颗年轻的心怦然而动。在这辉煌和一呼百应的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名字，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李求实、林育南等等，这些名字无一不浸染着鲜血，成为中国革命史上一支支跳跃着红色的火把。这些《中国青年》早期编辑们的为人、为文、为思，为这本杂志在中国现代思想史、革命史和传媒史上赢得了丰碑般的地位。
从1923年10月到1927年10月，四年中，《中国青年》随着革命的浪潮而起伏，出刊170期。《中国青年》以其无惧无畏的战斗激情度过了她最初的四年灿烂历程，沉静于黑暗中。
11月17日，《中国青年》第五期发表秋士文章《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一文。文章说：如今我觉得有两个问题：文学运动与实际运动哪一种急要?这种文学运动，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会有效力么？......自己平心静气想一想：我的研究文学不是有意地或无意地学时髦么？我好研究文学不是有意地或无意地避尘嚣、务清高，志在高山流水吗？我的研究文学不是有些欺骗自己么？想了的结果，至少有多数人会感觉自己的虚伪，感觉自己这文学不会有益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中文到了如今，情形可谓一天坏过一天；青年到了如今，壮气也可谓一天冷一天!中国问题的解决，必有待于中国的青年，而中国的青年却这样死沉下去，中国还有一点希望么？
我如今对于这些青年，特尽下面的忠告：你真有意做文学家么？朋友，那你就不应仅知道怎样才算一个文学家，应该去实行你所知道的。你应该像托尔斯泰
你真热心于社会问题解决的事业么？朋友，快快抛去你锦绣之笔，离开你诗人之宫，诚心去寻找实际运动的路径，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
邓中夏发表《论工人运动》一文
12月25日，邓中夏在《中国青年》第九期发表《论工人运动》一文。文章说：“我是曾经做过工人运动的人，据经验告诉我，使我深深地相信中国欲图革命之成功，在目前固应联合各阶级一致的起来作国民革命，然最重要的主力军，不论现在或将来，总当推工人群众居首位”。“工人数量虽少，工人在社会上所占的地位，实在比任何群众尤为重要。比方海员一罢工，可以使国内外的交通断绝；铁路一罢工，可以使南北的交通断绝；汉冶萍一罢工，可以使国内和日本多数大工厂停业。这是何等伟大的势力呵，所以我们不能因其数量少而轻视之”。他又说，京汉铁路罢工失败以后，许多社会运动家不免动摇、减少了对工人运动的热情。这未免太没有信心与毅力了。不论革命的政策为了应付时局的必要而如何变更，工人运动却是任何革命方式之下，应该特别重视而不可变更的。不然，如此革命的基本势力犹不注全力使之更强固，更发展，而漫然高唱什么样的革命，终归是建屋于沙土之上。文章呼吁：“我所敬佩的以中国革命为唯一的使命的社会运动家呵！望你们鼓励向来重视工人运动的精神与热心，持续地努力呵！如此基础已立，功亏一篑的工人运动，你们因稍稍受一点波折，便认为此路不通，要另辟他道，我恐怕你们再革命一万年，也不能成功呢”。
1924年
5月17日，代英(恽代英)《中国青年》第三十七期发表《文学与革命》，指出：“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学”。欲做一个革命文学家，“第一件事是要投身革命事业”，做脚踏实地的革命家，培养革命的感情。
《中国青年》发表恽代英谈学生运动的《学生运动》一文。文章指出，学生运动的目的，是使学生不受反动派思想的影响，并且能够接受革命思想，成为革命群众，团结起来，进而能够致力工人运动、农民运动。论述了进行学生运动的方法，同时指出，在不合宜的时候，不要说什么主义、什么党、或其他骇人听闻的材料。要把主义的实质提示出来。
1925年
11月20日，《中国青年》第102期刊登萧楚女《中国赤化孑帝国主义的一致压迫》。文章指出：“孙中山在广州收回关余，该不是共产吧？为什么英、日、美、法集战舰，连意大利也还要用商船临时改充军舰去示威?”“关税自主的呼声该不是共产吧？为什么列强也一致拒绝？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谁也知道不是共产党，为什么八国联军要打进北京城?”可见，“帝国主义一致，其实与赤化何关，只要你是与他们共同利益有妨碍时它们便会一致起来。而且事实上，中国早就被帝国主义共管了”。
1926年
4月4日，李求实针对国家主义派攻击“共产党和共青团包办群众运动”的谬论，在《中国青年》第119期发表《我们的功罪 一 斥醒狮派诸领导》，指出：
并不是共产党和共青团包办群众运动，而是共产党和共青团用实际行动取得了群众的信任。因为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为被压迫的民众幸福，他们没有纯粹属于自己的成功与失败，成功是民众的，失败也是民众的。因此，广大的群众拥护他们，这里丝毫没有什么包办不包办的问题。
《中国青年》首次刊出纪念性漫画
5月《中国青年》《五卅纪念专号》(总121期)的封面上破例地采用一幅丰子恺绘制的题为《矢志》的漫画。《矢志》这幅画上画着一座高塔，在塔的顶端横插着一枝经过夸张了的大箭。在该《期编辑以后》一文中说：“这画的含意是唐代名将张巡部下青年勇将南霁云射塔‘矢志’的故事。我们希望每一个革命青年为了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都射一枝‘矢志’的箭到‘红色五月’之塔上去!”《中国青年》创刊两年来，封面从无采用图案或绘画的先例。
这期《中国青年》还刊出纪念性漫画《他们的血不是枉流的啊!》，画面上绘着“五卅”烈士墓旁伸出了象征中国人民力量的巨大拳头，表明帝国主义的屠杀并不能击退中国人民反帝怒潮。同时还发表了蒋光赤创作的短篇小说《疯儿》。
李求实发表《国家主义派的“实际行动》
1926年7月3日，李求实论《国家主义派的“实际行动”》一文，发表在《中国青年》第125期上文章揭露了国家主义派作为帝国主义和军阀应声虫的嘴脸。指出：国家主义派“是思想落后的‘士子’们。受不了帝国主义者和军阀的压迫与欺凌，但又缺乏革命的勇气和决心，以致彷徨无主，帝国主义和军阀因而催眠之，利用之。结果，这些‘士子’们便倒帝国主义者和军阀怀里，做他们的忠臣，专一与革命势力为难，帝国主义者和军阀说广东赤化了，这些‘士子’们也应声说广东赤化了，帝国主义和军阀说‘五卅’案完全是共产党人闹的乱子，这些‘士子’们也应声说‘这是正确的’。”
恽代英发表《告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一文
12月20日，恽代英在《中国青年》发表《告投考黄埔军校的青年》一文。文章指出，可以互相切磋陶冶。这些，青年无有许多青年立志要报考黄埔军校，可是学校容纳不了，黄埔是一革命的学校黄埔之所以有益于革命，因为在那里能学习革命所需要的学识;在那里有些革命的官长和学生，可以互相切磋陶冶。这些，青年无论到什么地方，都可以设法得到。因此，到黄埔是一条好出路，但不是唯一的出路。对于青年，最要紧的精神是与命运奋斗，要在任何环境中，都能解决自己乃至中国的问题。都能为中国革命做出贡献。
1927至1934年
《中国青年》先后改名为《无产青年》《列宁青年》《青年实话》。但她们的出版一直处在一种非正常状态，在根据地时，不仅出版周期经常变动，到后来只能以油印的形式刊发，更像是一份内部资料。
1939年4月
《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毛泽东第一次为她题写刊名。虽然当时《中国青年》处在红色政权的中心地带，但经济的困难依然影响着她的正常出版。这个时期的《中国青年》最值得骄傲的是她那份作者名单：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任弼时、王明……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
延安时期的《中国青年》两年中共刊出29期，其中包括三期晋西版《中国青年》。直到1941年3月第5期，《中国青年》终因无力继续出版而暂时停刊，这一别就是漫长的七年。
1948年秋天
《中国青年》第二次复刊。毛泽东又一次为她题写了刊名，还专门为她写了四句话：“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这四句话成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局面的指导思想。一直到1966年“文革”开始，这一时期的《中国青年》伴随着国家的建设和一项项的政治运动忠实地体现着那个时代的风格。这18年中，她为我们留下了一大笔财富：黄继光、罗盛教、邱少云、邢燕子、雷锋、向秀丽、王杰、南京路上好八连、刘英俊……
又指中国新一代的接班人，中国梦想腾飞的缔造者，是中国新世纪的主宰者，泛指18到40岁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