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后，《全金诗》、《全五代诗》、《全辽文》、《全元散曲》、《全金元词》、《全清散曲》、《全唐五代词》、《全明散曲》、《全元文》等断代总集相继问世。窃以为：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文》（下简称严书）、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下简称逯书）、唐圭璋《全宋词》堪称体大思精、前无古人的传世之作，其质量远胜官修的《全唐诗》、《全唐文》。不妨简要考察一下这三部书共同的成功经验。首先，三书皆为以一人之力纂修而成；其次，均为数十年竭尽心智之编；其三，皆研究型著作；其四，都注明资料出处；其五，皆有简明作者小传；其六，均几近网罗殆尽；其七，均有较完善的体例。这后五条，已近乎当代编纂总集的学术要求。细审之，共性之外，尚各有其特点。

（1762～1843），字景文，号铁桥。乌程（治今浙江吴兴）人。嘉庆五年（1800）举人，曾官严州建德县教谕。家富藏书至二万余卷，学问赅博，尤精小学，“精于考据，著作等身”（《晚晴簃诗汇·诗话》）。主要有《说文类考》、《说文类声》、《说文校义》、《铁桥漫稿》、《四录堂类集》1200余卷等。据说，开《全唐文》馆时，知名文士多被邀预修，严氏却被排斥，遂发愤以一人之力，化27年时间，稿凡数易，于道光间成这部唐以前文之总集。严氏《全文》收作者近3500人，文逾万篇，类次为15集，编为746卷，原稿分装156册。其稿严氏生前未刊，今幸存而藏上图。清光绪间，张之洞总督两粤，设广雅书局。严书经王毓藻等历时八年的校勘，始付梓而刊行于世。其书最大特点一为“全”，二是“精”。严氏自序称：“唐以前文，咸萃于此”，王序则亟称：“极学海之大观，为艺林之宝笈”。当得其实。俞正燮（1775～1840）《癸巳存稿》以为此书实孙星衍（1753～1818）之力，而严氏不过“签写裁贴成之”，乃耳食之言。据陈援菴、余嘉锡先生等指出，严书亦有误收佚文、重出、误加拼合联掇、误系作者等弊病。稍觉遗憾的是，严书今通行本仍为影印本，历百余年而无修订本刊行。但是书考证精审，不失为总集中不可多得的佳编，则可定论。

（1910～1973）先生历时24年，纂辑唐以前诗总集成135卷，其特点为资料翔实，异文齐备，考订精审，编排允洽，小传详略得宜。体例之善见卷首自定凡例。逯书可谓已经受住了时间考验，1983年始刊，很少见有批评补遗之作。与订补《全宋诗》之论著的层出不穷，大量涌现，适成鲜明对照，精粗优劣，泾渭判然。

词，又称诗余，发展到宋代而极盛。众体皆备，名家辈出，佳作风起云涌，成为空前绝后的文学现象。唐圭璋先生在时世艰难之际，焚膏继晷，以一人之力，于1937年编成《全宋词》。旋于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长沙出版线装本300卷，附录2卷，有吴梅等序。此书不仅印数较少，流传未广，且因资料条件限制等原因，颇有缺憾。建国后，唐老对是书进行了修订，于1959年6月寄中华书局，指名请王国维哲嗣、友人王仲闻（1903～1966）先生订补。王氏不负重托，利用北京得天独厚的藏书条件和他深厚的宋代文史学养，尽发善本、孤本，补遗芟误，校正文字，历时四年，竭尽心力，进行了大幅度、全方位的订补，使《全宋词》面目一新。唐老阅校样后喜出望外，在撰写《订补附记》的同时，主动打报告，通过南京师院向中华书局提出，应与王仲闻共同署名。但当时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际，王仲闻先生因“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蒙冤已久，聘其为特约责编，已是时长中华书局的金灿然先生顶着政治压力的果断拍板。唐老这一笃于情义的美好愿望未能实现。1965年出版的中华书局本仍只署名唐老一人。笔者有幸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拜识并问学于唐老，曾亲聆唐老讲述这一凄美“掌故”，故留有深刻印象。更不幸的是：王先生在十年浩劫之初即横遭迫害致死，其极具功力的《读词识小》稿本亦人琴俱亡。1979年《全宋词》重印第三版时，治学谨严，虚怀若谷的唐老再作《订补续记》。《全宋词》凡收宋词作主1330余家，词作近2万首，另有残篇530余首，凡370余万字，引用书目多达542种。1999年，中华书局出版《全宋词》简体横排本，终于还历史以真面目，并署“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实现了唐老的遗愿，也为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划上了圆满的句号。《全宋词》四十年间的不断订补，精益求精，同样证明，《总集》的修订完善决非一蹴而就。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编纂、修订一部书，听起来真有点“白头宫女说天宝盛事”的恍如隔世之感。

历代所编总集，乃“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因卷帙浩繁，自然“抵牿难保”，乃至有“一真百伪”之讥（分见《四库总目提要》卷186《总集类·序》、卷187《乐府诗选》、卷189《皇霸文纪》）。《全宋文》在发凡起例之时，就悬鹄甚高，在巴蜀版“前言”中提出：“收文力求不重不漏不误，体例力求谨严，作者和作者小传力求不出差错，版本力求选择足本善本，校勘力求精审，标点力求准确。”其中每一条都不容易完全做到。从《全宋文》已出的50册看，“取舍不当、张冠李戴、漏收〔误〕收、编排失当、体例不一”（曾枣庄《论全宋文》，刊《宋代文学与宋代文化》38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等情形不同程度地存在。学者在使用中也发现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如浙江大学资深教授、毕生研治宋史的徐规先生在《仰素集》中就有近四万字的校证文字。笔者也就《全宋文》范仲淹、余靖、周惇颐等人写过约3万字的校勘文字，寄给主编，供修订参考。难能可贵的是：《全宋文》的编者乘这次推出新版的机遇，对前50册（新版分装100册）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订。

其一，是对宋文作者进行了增删移并。新增作者92人，如李恕、艾颖、张全操、卫渎、程文度、柴禹锡、刘式、何瓒、卢斌、释义楚、惠祥等。显然是因新辑得佚文而补遗。原误收重出或不明时代作者30人，已予删除或合并。如杨弼、阳晙、田扬、赵昌、李孜、赵稙、盛量、魏用、寇玹、章安世等，均予剔除。依凡例对原据生年编排失宜者予以调整，并重加排序“定位”。如原第1册第36卷的刘载（913～983）、扈蒙（915～986）等五人因生年早于徐铉（917～992）而调整前乙至同册第13卷前。同样前乙的有梅询、刁约、薛俅等，后移的则有孙堪、张秉、蒲〔幼〕芝、释惟白等。其二，是对已收宋文作必要的增删移乙，原则同上。宋文的排序调整比作者更麻烦，因凡例又规定按文体分类及大致成文时间的排序。这种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但因微机操作而方便许多。其三，诏令、奏议原录自史籍者，多无标题（篇名），旧版中编者已拟题，这次发现有不尽确切者，已据内容重新改拟或酌加修改。其四，对旧版中已发现的文字讹脱误倒处已一一改正（以上据刘琳先生提供的“校订说明”）。这种精益求精，严谨朴实的学风值得发扬光大。尤其是两位主编，不仅制定了体大思精的编纂总则和操作性很强的工作规范，还率先垂范，躬亲实践；不仅承担了一定量的点校任务，还严格把关，一一审稿。甚至还为外请学者的点校稿“打工”，拾遗纠谬。如宋祁文，点校者据影印四库文渊阁本整理，刘琳先生在审稿时，就据清孙星华辑《宋景文集拾遗》（22卷）删重而补100余篇，此外，又辑得佚文70余篇，凡补200余篇（方按：其实文津阁四库本中宋祁文就多出文渊阁本100余篇，二阁本所用底本已不同）。这与某些总集的编者只挂名，不参编，不审稿，只知捞取个人名利；面对铺天盖地的批评和数以万计的舛误，却讳疾忌医，拒绝补订，甚至强词夺理，倒打一耙的态度，其境界实有天壤之别。

据笔者所知，《全宋文》在十二年前已编竣。令我担心的是：后130册（即新版的101～360册）不知是否亦如前50册一样作过修订，但愿这是杞人之忧。因为这十二年间，又有许多大型丛书（如《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方志（如分省的《中国地方志集成》，现存方志约八千余种，编者原普查仅二千种）、海外文献的回流（如《日本藏中国稀见方志丛刊》）、出土文献的出版（如《新中国出土墓志》及《黑水城出土文献》）、碑帖、书画题跋（如《中国法帖全集》、二次上海国宝展所出图册）等，其中就有相当数量的宋人佚文可辑。当然，这或许应是《全宋文补编》的任务。作为始终关心《全宋文》出版又较早使用其书前50册的读者，亟盼《全宋文》广泛汲取学界的订补意见，尽快着手《全宋文补正》的编辑。

另外，就是小传的体例虽善，编写难度却极大，仍留有不少未尽人意之处。25年前，拜谒唐圭璋先生，曾不知天高地厚地“请教”：“《全宋词》小传因何写得如此简短。”唐老的回答颇出意外：“写得越短，错误亦少。”真是智者之言，经验之谈。在当时的资料条件和艰难境遇中，也许不失为明智的选择。但在的资料条件和技术手段支持下，完全可以也应该写得更好。

川大古籍所在编《全宋文》的过程中，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的学术梯队，出了一大批令人瞩目的相关成果：如吴洪泽等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刘琳等点校《黄庭坚全集》、李勇先点校《范仲淹全集》、《舆地纪胜》（以上均四川大学出版社）等，皆附有人名索引，极便学者；同时也闯出一条自费出版学术著作的新路子。川大古籍所堪称出人才，出成果，出经验，已成为海内外收藏宋代资料（包括电子版）最富的宋学研究中心之一，该所之学术潜力正方兴未艾。应该说，这条漫远而灿烂的学术之路，是从《全宋文》编纂开始起步的。

数十位学者耗二十余年心血 沪皖出版界合力打造

经过20余年的磨砺，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古籍整理排印出版工程《全宋文》出版了，它是全国数十位专家学者耗20余年心血，沪皖两地出版界合作垒起的又一座中国文化出版史上的丰碑。

《全宋文》是一部包含两宋320年间所有现存单篇散文、骈文、诗词以外的韵文的大型断代总集，更是已经出版的规模最大的文学总集。《全宋文》分15个大类，共360册，总字数逾1亿字，内容遍及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各个方面。在全书所收的10余万篇各种体例文章中，不少资料是首次公开发表，95%的作家在此以前未被编入过专集。因此，在许多方面具有拓荒与填补空白的史料价值，堪称中国最大且最具世界影响的文献资料宝库之一。

360份审稿记录

《全宋文》的编纂源起于1985年夏。当时，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勇挑重担，制定并提出编纂《全宋文》的计划。翌年5月，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项目评审组会议正式立项。从此，20年来，在两位主编曾枣庄、刘琳教授的率领下，四川大学一些专家学者，埋头于旧纸堆中，搜求、梳理、编目、点校、审稿……

由于种种原因，《全宋文》在原出版单位出版了数十册后搁浅。2003年，上海辞书出版社接手《全宋文》的出版工作，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又一批专家学者加入审校的行列。《全宋文》不仅版本问题十分复杂，文字内容古今相异，分篇句读颇费斟酌，鲁鱼亥豕之属更是难免，编校工作尤其显得繁复而艰巨。为此，出版社专门邀请在宋代文史方面卓有成就的研究专家如朱瑞熙、陈尚君、严佐之等，加上社内外的十数位资深编审，在编辑处理前，对全稿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读。然后再汇总他们的审读意见，派专人专程远赴四川，与主编和部分专家召开座谈会，交换看法。

《全宋文》涉及宋人作家9000多位，其中宋代作家小传中其籍贯的古今地名对应是编辑审稿中一个比较棘棘手的问题。由于许多地名已发生变化，还得先确定籍贯的二级地名，以示古今地名的差异。如萧山今已归属杭州，吴县已并入苏州，波阳又改成鄱阳等等。为此，编辑们依照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及其他资料书，将书中数千今地名进行了一次重新梳理，会同作者按照现今资料加以更正。

《全宋文》的责任编辑还给360册书设立了审稿档案，编辑戏称这360份审稿记录是《全宋文》的“附录”，它“记录”了编辑们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

沪皖合作结晶

《全宋文》的出版，也是沪皖文化交流精诚合作的结晶。何况，古代的线装书被改变成出版物，是对现代出版的大挑战。承担了全书装帧设计的安徽教育出版社，经过反复推敲、确定方案，并精心挑选印刷用纸，使形式与内容相得益彰。安徽新华印刷股份有限公司还承接了《全宋文》的印制任务。两家出版社的出版科在统一指挥下协同作战，对全书的印订质量牢牢把关，仅精装本样本就反复试验、不断改进，直到第四个样本出炉才获双方满意。短短3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完成了1000套共36万册精装本，达到了优质品等级。

海内外高度关注

编纂出版这样一部规模空前的文献性巨著，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教授生前曾说：“出版《全宋文》这件工作非常重要，但又非常艰巨，而意义非常之大。《全宋文》不但同中国文学史有关，同中国历史有关，而且对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关系非常巨大。”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说：“《全宋文》很有用处，这么大的书不只为查阅，还为研究，此书对研究大有好处。”中国宋代文学学会会长王水照先生题词道：“新宋学文献渊薮，天水朝词翰宝库。”中国宋史学会会长朱瑞熙先生说：“有史以来，第一部大型宋人文献总集，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足资嘉惠后学。”

纂辑一代或数代之全文都为一集，以便检阅，其事盖始于明朝。梅鼎祚裒集陈隋以前之文，编为《文纪》，自皇霸、西汉、东汉以迄于隋，共一百余卷，搜采虽富，而考订未精，“牴牾罅漏，卷卷有之”（《四库提要》评语），故不足据为典要。清代学风，趋向严谨，全文纂辑之业较明代为优。官修者如嘉庆时之《全唐文》，私纂者如严可均所辑之《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虽仍有小疵，而大体恰当，刊行之后，徵文考献者称便焉。

自拨乱反正，文教昌明，古籍整理，蔚为鸿业。继前修之遗轨，施嘉惠于方来，于是《全宋诗》、《全明诗》、《全清词》之纂辑，相继肇兴，云蒸霞举，而《全宋文》之编辑，则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任之，曾枣庄、刘琳两君实总其役。两君治学谨严，处事精敏。自一九八五年起，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全体同事，群策群力，开始编纂《全宋文》之艰巨事业。

编纂《全宋文》，其难厥有四端。宋代文章，有别集流传者七百余种，如以无别集而文章零散传世者合而计之，作者将逾万人，作品超出十万。故编纂《全宋文》，自别集、总集之外，史乘方志、类书笔记、碑刻法帖、释道二藏等，均应在网罗之列。既名为《全宋文》，即蕲能无一篇遗漏者。此普查搜采之难也。宋人别集，编辑情况复杂。有自编者，有子孙、亲友、门生所编者，有自编、他编相结合者，有原集已佚，为明清人重辑者。传刻多鲁鱼亥豕之误，编辑有误收伪造之失。澄清浑浊，有赖夫阿胶；剖析毫芒，端资于明镜。此则校勘辨订之难也。纂辑《全宋文》，如取诸家别集，补其佚篇，依时代顺序排列，无别集者增入之，其事较易。然此乃宋人文集汇编，不合于《全宋文》之体例，且诸集编排，情况庞杂，亦不便于检阅。如取每一家之作，皆散为零篇，重新排次，然后依作者年代顺序，汇为一书，则较为得体。然排次之时，编年则难于考订，分体则方式繁杂。若用分体之法，如何斟酌今古，纲举目张，统一体例，以便检索。此则分类编序之难也。至于撰写作者小传，标点作品原文，因群手分任，难免各行其是，互相参差，故又须事先熟虑深思，规定详明之条例，编稿者有所遵循，审稿者更能精确。此又制订条例之难也。

吾中华民族立国于天地之间，数千年中，曾创造丰硕灿烂之文化，沾溉世界。整理古代文献，其用意亦在于使国人更可全面理解中国之历史文化，取精去粗，便于适用而已。赵宋一代三百余年，为中国历史由古代转入近代之契机。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均在蜕变之中，而尤富于开拓创新之精神。陈寅恪先生撰《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故研治宋代历史文化，鉴古知今，尤多助益。夫治宋史固首赖于各类史书，而列为集部、属于词章性质之宋代诸家文集，数量繁多，内容丰富，举凡国计民生、世情风习、说经考史、论道参禅、仕宦升沉、山川游览、遗闻轶事，以及文学艺术之评赏，罔不涉及。其中有可与史书互证而订其失误者，亦有可以补史书之阙遗者，更有诸作者发抒内心深处之情思，反映一代心声，而只记表面事迹之史书所无能为役者。故文集之作用，固不得仅以词章目之。且即以词章而论，有宋一代散文，承唐代韩柳古文运动之后而健康发展，以清澈畅之体开启新途，影响元明清文风者甚巨，在中国散文史中亦为瑰宝，故《全宋文》之纂成，将为治宋代历史文化者提供多方采获之资料，而促进其掸研之深入，其意义之重要固无烦详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