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28 16:52
鼓韵是一种传统鼓舞。“鼓”在中国人的历史文化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地位,更由于时代不同、地域不用途同、部族和民族不同、用场不同,在鼓的制作材料和形制上,出现了许多不同鼓形与名称。诸如土鼓、木腔鼓、牛皮鼓、蟒皮鼓、羊皮鼓、牛皮鼓、铜鼓、竹鼓、骨鼓等等,都属于制鼓原料之别。属于形制和不同的,如骑鼓、悬鼓、拍鼓、腰鼓、齐鼓……等等,都属汉唐以前的鼓,宋、元、明、清,鼓又因用途不同,有很大的演变与创新。今天少数民族中的鼓群,那真是千姿百态、不胜枚举了。因此,也可以说鼓在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中有着广阔而又深层的不解之缘。
神州大地,古往今来,“鼓”的用处确是很宽泛的:图腾崇拜、巫绛神,自然以鼓为舞;庙堂祭祀、宫廷庆典,都离不开鼓人掌教。僬楼击鼓,更夫以鼓报更;军旅作战,鼙鼓鼓舞士气。旧官衙大堂悬鼓,击堂鼓可以鸣冤;释、道教僧道道场,铙鼓伴作法事千里无云祈雨天;万家灯火元宵夜,鼓声都是少不了的。
甚至鼓可以编入戏曲故事或作装饰艺术:《十棒鼓》、《弥衡击鼓骂曹》、《梁红玉擂鼓战金山》,都属于鼓的表演。庙堂、豪门府第门前的石雕,常常雕一对石狮子踏鼓作为镇宅物;厅堂园林单人座墩做成鼓形,名之曰“鼓墩”、“绣墩”。先秦的《石鼓文》,也是刻在十块鼓形石头上的,成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至于佩饰和玩物上的鼓形,那就更广泛了。
人类对于鼓的产生,至少需要两个条件:一是原始先民渔猎生活有了剥皮的能力;二是必须具有制陶工艺。至于制革,它和猎获物剥皮可能还有一段距离,所以在中国古代先产生陶鼓和鼍鼓。远古先民为什么要制鼓?也就是初始制鼓的目的?我认为和制陶一样,可能只是一种不自觉的偶然发现。制陶产生于先民们控制了取火技术之后,泥封烧烤肉食的外壳,大火成陶,鼓也可能是陶器晾晒兽皮敲击发声的启示。至于鼓的使用,初始可能用于围猎驱兽。灵魂观念的产生,先民们对于种种不可解的自然现象的畏惧心理,鼓可以起到壮胆和酬神、辟邪作用。巫文化就是从这里起步的。巫的以舞降神、图腾崇拜,形成了原始宗教的祭祀仪式。把鼓列入祭祀礼乐器,具备这样的条件,大约要到新石器时代的晚期。据一些考古专家分析,鼓的产生,大约在公元2800年间的龙山文化早期。但是,这样原始的鼓,考古尚未发现。
从文献记载看,鼓的产生,首推黄帝取“燮皮”冒鼓的古老传说。《庄子·春秋》“释文”说:“燮,求龟反,一足兽也。李(颐)注云:黄帝在位,诸侯于东海流山得奇兽,其状如牛,苍色无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风雨、目光如日月,其声如雷,名曰燮。黄帝杀之,取皮以冒鼓,声闻五百里”。剥开玄虚的描述,这里说明燮是兽,且近似牛却无角。能在东海流山出入水中,又可能是一种两栖动物。所以又名“燮龙”。其实它就是鼍、鼍龙、猪婆龙。即扬子鳄。鳄鱼的习性,每当大雨来前,都要吼叫,其吼声如雷,所以才有“出入水即风雨”的传说。夔皮,鼍皮即鳄鱼皮无疑。夔又是尧舜时的乐官名,这一点是不能忽略的,说明鼓的发明创造,冒鼍鼓技能的掌握,演奏鼓乐的专业,当为夔图腾部族人。
1978—1980年间的考古发掘,从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古墓发现了土鼓、木腔鼍鼓、特磬和铃等礼乐器。鼍鼓鼓腔用树干挖空制成,口小底大,上蒙鳄鱼皮,鼓腔外壁粉红或褚红底色,尚留残白、黄、黑、宝石兰等云纹、几何纹图痕迹,鼍鼓皮虽已腐朽,尚留鳄鱼骨板数枚,为中国文献记载的鼍鼓无疑。土鼓造型奇特,初定名为“异形器”,因为它和鼍鼓等礼乐器都在大型墓中成对地出土,后经鉴定为“土鼓”,这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土鼓看来不象鼓,先民们在产鼓之初,尚无鼓的形制与概念,只不过为了敲响而已,这才是真正的原始土鼓。尚不知蒙皮前的土鼓。与此同期挖掘,在南方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湖北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以陶为腔的土鼓。由于鼓皮已腐朽,初发现时定名为“器座”,后鉴定为“陶鼓”。山西陶寺龙山文化,经放射性炭素测定,大约为公元前2500年至前1900年,略早与夏代中晚期,因此,鼍鼓、土鼓至少为夏代中期,距今已有四千多年之久。湖北的陶鼓,可能稍晚一点。
日本学者滨田耕作等的《删订泉屋清赏》一书著录了河南安阳铜鼓,近年湖北省崇阳铜鼓,都是商代遗物。从这两面铜鼓的造型与文饰可以看出,它们的鼓面都摹仿鼍皮,鼓腔边沿都摹仿木腔皮鼓钉钉的装饰。联系1935年在河南安阳殷墓中出土木腔蟒皮一面的造型,鼓身虽然腐朽,从残留下来的痕迹,仍可与上述两面铜鼓相应证,说明殷商早期或中期,木腔鼍鼓的形制,已完善了中国鼓的造型。两铜鼓下面都有足。《礼记·明堂位》:“土鼓、蒉桴、苇窿、伊鏖氏之乐也。”“夏后氏之鼓(有)足。”它们和文献对照,说中国“鼓”的产生,至今已有四千余年的历史是可靠的。羯
鼓,实际是商王朝才完善起来的。商人多事鬼神,祭祀大量用鼓。甲骨文中的“鼓”字,据杨荫浏认为是鼓的正面形象,其上面的“十”,表示鼓上面的装饰,中间的“日”,表示鼓的本身,下面的“ 山”,表示下面的足。甲骨文中另有“鼓”字,其中左半部是鼓的形象,右半部表示一手执槌击鼓的形状。卜辞中的“荑”字,可能就是“鼙”字即拨浪鼓的象形字。(上兆下鼓)鼓的历史是很久的。鼓在殷商时期很广泛应用,尤其是军旅和宫廷、郊庙祀典的用鼓,已积累了许多不同用场的鼓型,进入周王朝,鼓便纳入了儒家的礼制规范。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乐便成了移风易俗、安上治民的社会教育手段。周王朝没有音乐教育机构,称“(上鼓下目)宗”,让盲人从业于音乐。《国语·周语上》“(上鼓下目)献曲,史献书,”韦昭注:“无目曰(上鼓下目)。(上鼓下目),乐师。-----师,小师也。”也就是说,只有挑选出来的高级盲人乐师才能称“(上鼓下目)”。《书·胤征》:“(上鼓下目)奏鼓”。说明(上鼓下目)字产生于盲人击鼓。周代的乐宫等级层次很多,即便到了可以称“(上鼓下目)”的高级乐师,也还有上(上鼓下目)、下(上鼓下目)之差别。有一种“鼓人”称呼的乐官,属于大司乐属下“土”一级乐师,但他是专门掌教鼓的。《周礼·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声。”六鼓,指(上十下鼓)鼓、雷鼓、路鼓、灵鼓、晋鼓、鼗鼓。四金,铖、镯、铙、铎。周代军事上用鼓也有礼制规定,《周礼·夏官·大司马》:“军中以鼙令鼓。” 鼙亦作(革啤),《说文·鼓部》:“鼙,骑鼓也。”段注:“大司马云:师帅执”、“提”(鼓),旅帅执 鼙(鼓),大郑曰;提为马上鼓,有曲木提持立马鬃上者,又名骑鼓。“(上十下鼓)鼓,古代大鼓名,〈说文〉:大鼓为(上十下鼓)与鼙(小鼓)。另有一种綦鼓《周礼·地官·鼓人》:“凡军旅夜鼓綦,”孙治让正义,“谓击鼓行夜戒守也。”这种礼制规定是很多的,从《周礼·春官·大师》、《周礼·夏官·小师》、《周礼·夏官·宗伯》、《周礼·夏官·大司马》、《礼记·明堂位》、《记礼·夏官·郊特牲》、《国语·周语》、《诗经·周颂·有募》、《礼仪·大射》、《礼记·礼器》等历史文献记载中,都可以看到对鼓的礼乐规范。甚至乐队演奏时的位置,也有严格规定,如大射仪的乐队排列:堂上贵族席位前只列歌唱和弹琵乐工,堂下两阶之间排列两座建鼓和应鼓,并夹有管乐位置,台阶西侧列鼗鼓,右前方另列建鼓、朔鼓和四组钟磬类击乐,左侧为锺与笙钟,笙磬三组乐器。这也是由礼制规定好了的。也是合乎贵族欣赏要求的排列方法。
这种礼乐教化观念,在种种祭坛上几乎延续了三千年,越到后来,只能成为一种象征礼仪性的东西,比如过去修建庙宇,总要修一对钟鼓楼,就是这样。鼓,确是一种群众性很强的乐器,一天也没有离开民间,所以,从来也没有停止它的丰富和发展。
汉魏兴起的细腰鼓类,如杖鼓、拍鼓、横鼓等,至唐、五代、两宋,依然盛行不衰。宋代陈鸯《乐书》说:“杖鼓、腰鼓、汉魏用之,大者以瓦(即陶框),小者以木类,皆广首纤腹。宋萧思话所谓细腰者是也。-------后世谓之杖鼓、拍鼓、亦谓之魏鼓。”它实际来源于少数民族。
唐王朝对于中国各民族的第二次大统一,在文化方面是非常开放的。各地少数民族鼓类随歌舞乐走向长安,形成了盛唐文化,也开创了中国鼓类大汇合的有利条件。清、唐九部乐、十部乐中,只鼓类就占了十五种之多,而且大都是新鼓种。如传统的清乐奏节鼓;西凉乐、高丽乐、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安国乐、康国乐都奏细腰鼓;天竺乐奏铜鼓;西凉、高丽乐还奏齐鼓、儋鼓;龟兹、天竺、桴南乐加奏都昙鼓、毛瘗鼓;龟兹乐、疏勒乐、高昌乐又奏羯鼓。这些鼓类各有自己的新颖形制和配乐特点,如鸡娄鼓,《旧唐书·音乐志》载;鼓框近于球型,常与鼗鼓一人并用。答腊鼓,是在一个很短的圆形鼓框上两面蒙皮,用绳穿孔交扎。演奏时用左手掌托鼓,右手指摩擦或弹击鼓面发声,故又名揩鼓。都昙鼓,实为小型细腰鼓,以槌敲击。齐鼓如漆桶大,一头设齐于鼓面如俯哜,故名。云岗石窟北魏石雕中可见其形状。风行一时的羯鼓,亦如漆桶,鼓腔以山桑木制作,下置小牙床承之,击用两杖,故又名两杖鼓。唐南卓《羯鼓录》中说它的特点,其声焦杀鸣烈,名曰“汉震”,鼓腔瓷制,演奏时以手拍击。唐玄宗李隆基擅长羯鼓、开俯宋憬兼擅两鼓。《羯鼓录》记述了许多有关演奏羯鼓的趣闻,并记载了羯鼓鼓曲如《耀日光》、《秋风高》、《苏合香》等曲目一百三十一曲。
盛唐文化的开放政策和兼收并蓄能力,使各民族的鼓类与击鼓艺术,丰富了中华民族的大文化,加上中原民间的鼓类与传统鼓类,形成了中国鼓类的第一次大汇合。
铜鼓是中国独特的鼓类。据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1980年全国十二个省、市、自治区铜鼓普查统计,各地文物博物馆机构、科学研究机构等收藏的铜鼓,达一千四百六十多面。分散在苗、瑶、壮、布依、土家、水、黎、佤、彝等少数民族群众手中的铜鼓,至少有八百余面。东南亚地区也有这类铜鼓的发现,还有流传至国外的,尤其至今埋在地下的,也不在少数。
铜鼓,中国南北都有。如河南安阳商代铜鼓,湖北崇阳商代铜鼓和渤海铜鼓、沈阳铜鼓,均属北方型铜鼓。这类铜鼓是少数。铜鼓的大量制作和保存,主要在南方,而且南方铜鼓的造型与北方铜鼓显然不同。它受滇文化和荆楚文化影响。
铜鼓起源于革鼓的演变,《峤南琐记》中说:“粤地濒海铙湿,革鼓多睥缓不鸣,故铸铜为鼓。”也有起源于战鼓说的;运兵南方,遇到雨季,鼓面易损坏。这两种起源说是统一的。南方民间,很早就有一种铜鼓首创于东汉马援或三国时诸葛亮的说法,但这种传说与考古发现时间不合。安阳铜鼓、崇阳铜鼓都是商代遗物,以上两鼓造型证明铜鼓起源于革鼓的成熟期,时间起源于商代是可信的。此外,铜鼓还可能起源于军旅炊具,如“缸”,在古代一方面是用于盛饮料的陶器用具,另一方面也用于作击乐器;另外,“刁斗”,既是古代军旅炊具,又是军乐击乐器。我却认为锅不是产生铜鼓的主要依据。南方铜鼓与北方铜鼓不同,也只有一些南方铜鼓才可能翻过来当锅用。
南方铜鼓的历史也很久,云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著名的铜、锡产地,考古材料证明云南中部地区青铜铸造业发生很早。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初期遗址的出土物说明,至少在距今三千一百多年前,这里就有了铜矿开采业,并已使用铜器了。滇池在春秋战国时代已进入奴隶社会,铜作为统治阶级的礼乐器,统治权威象征,为铜鼓制造和使用,创造了重要的社会条件。据发掘的大量铜鼓证明:商晚期、春秋中期、战国早期、以至战国晚期、西汉中、晚期、东汉初期、唐、宋、南宋至清末,历代都有铜鼓的铸造。它是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少数民族地区古代统治者作为权利与财产的象征,也是祭祀、宴享、传信及伴奏铜鼓舞的主要乐器,又是古代赏赐、进贡的重要礼器。至今仍有吉日良辰跳铜鼓舞的风俗。
古老的锣鼓艺术恢复了生机,人们往往误以为锣或铙钹就是伴乐的传统打击乐器。其实最初伴鼓的击乐并不是锣或铙钹。原始时代的“击石拊石”,既用石头的敲击,可能产生于“鼓”之前。因为寻求原始音乐节奏的表现手段,并非以鼓为始,《尚书·益谡》中的“嘎击鸣球”,石球是原始时代的狩猎工具,鸣球,可能是一种石质可以敲出声音的石球。即原始击乐。由于先民们的辩音能力逐步提高,于是在击石拊石的基础上产生了“石磬”,两三个不同音高的石磬编排吊起来敲击,称作“离磬”。这些,都可能是第一代伴鼓击乐,还有“缸”,即陶器,也属第一代伴鼓击乐范围。可统称作原始击乐。按《庄子·秋水》记载,黄帝时已用鳄鱼皮制成了鼍鼓。《吕氏春秋·古乐》中也说帝尧命质(高诱注:质当作燮)为乐,“乃以糜骼置缸而鼓之。”说明尧时已用鹿皮陶鼓《尚书·舜典》帝(舜)曰:“燮,命如典乐。” 燮是他的乐宫,于是燮曰“淤(啊),子击石拊石。”即让他的乐工敲击鸣球或石磬伴鼓奏乐。说明到了墼舜一代尚无铜制击乐。这和考古发掘是一致的。
到了夏代,山西的夏墟考古,从陶寺龙山文化晚期墓葬中发现了称之为“铃”的铜质铸造器,同时也有了土鼓和木腔鼍歌出土。这种“铃”是否为当时古代伴奏乐,虽不敢定,起码了解夏代已有了铸铜业。进入商代,钟与铙即成了伴鼓的击乐。钟在当时的形制与奏法,尚无定制,有挂着敲的、放置在木架上敲的、或握在手中敲的。这时的铙,也与铙不同。其形制与钟相近。《周礼·地官·鼓人》:“以金铙止鼓”。郑玄注:“铙如铃,无舌、有秉,执而鸣之”。实际是钟的演变。它们可做为第二代伴鼓击乐。
春秋晚期,还出现了一种称作“淳于”的伴鼓击乐。《周礼·地官·鼓人》:“以金淳和鼓”。郑玄注:“淳,淳于也,圆如锥头,大上下小,乐作鸣之,与鼓相和”。它主要作军旅中号令士卒用,也用于庙堂。在军旅中的铜制伴鼓击乐还有“镯”、“钲”和“刁斗”。镯,非民俗手镯。《说文》:“军法司马执镯”。段注:“形如小钟,军行鸣之以鼓节”。“钲”,又名“丁宁”。形如小钟,可执秉敲击,行军鸣之。“刁斗”,古代军中炊具,铜质、斗型有秉,白天用来烧饭,夜间半鼓击以循更。“铎”,形如铙、钲而有舌,是大铃的一种。这种古代伴鼓乐器,盛行于春秋至汉代。其器铜舌为金铎,木舌为木铎。汉代铎舞以铎为导具。这些都可作为第三代伴鼓击乐。
铜锣,据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古墓发现原始铜锣,经鉴定,约产生于西汉初期。这是发现最早的铜锣实物。文献记载,却晚至公元六世纪前期的后魏。那时称“沙锣”。陈阳《乐书》:“后魏自宣武以后,始好裔音。泊于迁都-----打沙锣。” 裔音,即边远少数民族音乐。与考古发掘印证,铜沙锣应出于南方少数民族,实为铜鼓伴生乐器。至于“铙钹”,又称铜盘或镲。南北朝时期,伴随天竺乐传入中原。关于“天竺乐”,人们通常认为既“印度音乐”。而《文献统考》。又云:“大铜鼓---出自南蛮,天竺之国也”、“小铜鼓----唐乐图传天竺部用之。”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中国古代铜鼓》,给我以很大启示。他说:“事实上,古籍所谓出铜的南蛮天竺国,实际就是指中国云南西部和南部。这些地方因为毗邻古印度,曾经手起源与印度的佛教文化的影响,往往被不曾身践其地的人混为一谈。《云南备征》一书既说,大理即古时天竺妙香国。“再看隋、唐〈九、十部乐〉中的天竺乐,即用铜钹,同时又独用铜鼓和羯鼓、都昙鼓、毛员鼓合奏。而印度从未出过铜鼓,因此,笔者认为天竺乐即云南大理原古妙香国乐,铙钹亦出自我国云南,伴随天竺乐进入中原。
鼓吹乐盛行于汉代,但它不是无源之水或无根之木,远在原始时代,作为第一种吹奏乐的出现便是“损”或称“陶损“,它以陶土烧制。如山西万泉县荆村出土新石器时代的三个陶损,分别为一吹孔、二孔、三孔三种,是发现最早的吹奏乐了。传说伊奢氏时有一种用芦苇编排成的吹奏乐”苇鼋”。相传为吹奏夏禹时代的乐舞《大夏》的乐器,可能是排萧的前身。进入商代,吹奏乐有了苓、管、篪、笙、排萧、大箫、和笙数种,形成了中国鼓吹乐的基础或前身。
进入汉代,盛极一时的鼓吹乐兴起。它和一位叫班壹的人很有关系,也和山西地望有关:班壹生于秦末,他为逃避兵乱,跑到娄烦,在接近北方少数民族的边沿地区定居下来,靠经营畜牧业成了富人。汉初,他的游猎队伍在汉族地区与少数民族之间往来游猎,开始用了“鼓吹”。引起北方人民的重视,并竞相效尤,传入宫廷。
汉代的鼓吹乐即以鼓为主导的击乐和排箫、横笛、笳、角等吹奏乐的组合,并有声乐歌唱。在鼓吹乐发展了一个时期之后,遂按照演奏场合与乐器组合的变化,又分为“鼓吹”和“骑吹”两种。骑吹又称横吹。鼓吹以鼓和排箫、笳为主,为仪仗队演奏;横吹以鼓和角为主,做军乐马上演奏。此后鼓吹乐又分为四种定制:一为黄门鼓吹、列于宫廷,供皇帝宴乐群臣时用之;二为骑吹,皇帝出巡时奏于道路;三为横吹,军中马上所奏;四为短笛铙歌、军队凯旋时奏于社庙。当时鼓吹被认为是很隆重的鼓乐类音乐,万人将军方可备置。
鼓吹乐所以能得到长足发展,主要以民间音乐为基础,当然也包括北方少数民族的民间曲调。横吹的兴起,则由汉武帝时音乐家李延年根据张骞从西域带回的乐曲改写的,因此,起初鼓吹与横吹各有自己的乐曲,互不相同。越到后来,两者互相吸收,又逐渐统称为鼓吹乐。
鼓吹乐在北方相继盛行,引起了北魏鲜俾族统治阶级的重视。拓跋圭皇始三年(公元398年),他们开始提倡鲜俾族民歌,叫宫女们经常歌唱,它和鼓吹乐相结合,便形成所谓《真人代歌》或《北歌》。由于鼓吹乐进一步得到北歌一类北方少数民族音乐的滋养,进入两晋、南北朝时期,北方的鼓吹乐又有新的发展。其中以居住在山西北部和内蒙自治区中南部的鲜俾族贡献最大。
因为“北歌”在北方广为流行之后,得到了南方的注意。第六世纪初,梁朝的横吹曲中,已有不少北歌在内,第六世纪末,南方的陈朝的陈后主(583-589)在位,曾专门派遣宫女学习北方的箫鼓(鼓吹的又一名称),称之为“代北”。在宴会娱乐时演奏。从此以后,北歌就普遍加入了北方和南方的鼓吹乐。
魏晋以后,鼓吹乐在牙门督将五校均得用之。实际在北方边远地区,已用到了民间丧葬等礼仪。经唐、宋进入元、明,鼓吹乐逐渐为民间迎神赛社、士蔗吉凶之礼,亦已广泛应用。但在历史长河中,鼓吹乐的吹奏乐器随着文化生活的历史选择,已有很大的变化。唢呐、海笛、口哨、笙、笛鼓,向来号称南绛北代为上乘。南绛,即晋南绛州鼓乐,北代,即晋北代州鼓乐,他们都有当年“北歌”、“代北” 鼓吹乐的优良传统。也当在振兴之列。
鼓,这个概念,历史固然很悠久,作为具体形象的鼓,却随着历史文化的演进,也在不断地演变,不断地新陈代谢与改进、发展中。古代的一些鼓类已不多见了。如(上十下鼓)鼓、应鼓、鼍鼓之类,甚至连鼓名也得拴释。春秋战国至汉代的建鼓,也只能在画像石、画像砖上才能看到。宋代山西泽州人孔三传创造了诸宫调说唱,民间又有了宋杂剧,才有了杂剧鼓。同一时期在乐舞、队戏中除继续用仗鼓外,又增添了“托鼓”。盲艺人负鼓作场,称为“说鼓书”,因之又出现了“书鼓”。进入元、明,唱道情的风行一时,才又出现了“简板”和“渔鼓”。由于中国戏曲的形成,又产生了“板鼓”、“戏曲堂鼓”、“战鼓”。十番鼓和昆曲清唱,产生了“点鼓”。明代产生的“八角鼓”盛行于清代,象征八旗团结,早期用于满族八角鼓戏,或八角鼓书。则用于单弦伴奏和山西武乡、襄垣的八角鼓书。
太平鼓象把团扇,故名扇鼓。是汉代镔扇舞所用鼙鼓的继承,实际也是古代社祭巫枧用灵鼓的遗风。《周礼、大司乐》:“灵鼓灵鼗”。司农注:“四面”。近代盛行于京、津、河北、山西、内蒙和东北地区。因为它单面蒙皮,东北称作单鼓,河北、山西称扇鼓,陕西称羊鼙鼓,内蒙趁环鼓,甘肃称摈鼓甩辫子,安徽称端鼓或喜鼓。在旧社会,也用于巫枧跑神。所谓“瑞公”的瑞即瑞公,是巫师的别称。后来发展为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人们常把宋代的太平鼓“打断”看作扇鼓的历史记载,那是一种误解。那时的太平鼓“打断”并非扇鼓,流传在山西上党地区迎神赛社中的“打太平鼓”,那只是祀神礼仪中取其吉利的鼓笛套子。并非善鼓。
朝鲜族的长鼓,又名仗鼓,朝鲜族语称“卜”。流行于吉林省延边地区朝鲜族自治州。它源于古代细腰鼓,历史悠久,敦煌北魏壁画、云岗北魏石雕、都有类似的击鼓舞乐图。长鼓还流行于广西、广东一带的瑶族地区,造型与朝鲜族的“卜”略有差别,也用于长鼓舞。瑶族的长鼓舞分为文、武两种,文长鼓舞缓慢柔和,武长鼓舞粗犷有力。有的还用唢呐、小锣伴奏。属于细腰鼓类的还有福建的“狼涨”又名“狼鼓”,是“福州十番”和闽剧的拌奏用鼓。壮族的蜂鼓又名横鼓,也属细腰鼓类。鼓腔陶制,流行于广西壮族地区,相传为纪念九位壮族英雄而创造的。伴奏蜂鼓舞。
朝鲜族另有一种小鼓,名曰“草高”,用于农乐舞。还有一种奇特的“瓢鼓”,即用铜盆盛水,把舀水用的半个葫芦瓢扣盖水面,用铜匙敲击瓢外底部发出“蓬蓬”声,伴奏朝鲜族舞。
铜鼓至今还在广西、广东、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的苗、壮、彝、瑶、佤、布衣、土家、水、黎等少数民族中盛行。除祭祀、庆典外,主要用于伴奏各少数民族人民的歌舞。在节日或丰收时节表演。贵州黄平县苗族,用铜鼓伴奏“踩鼓舞”;广西东兰与河池地区的瑶族,以高低两面铜鼓与一面皮鼓合奏“铜鼓乐”;广西东兰壮族山寨,以四面形制高低不同、音色各异的铜鼓交错演奏;云南佤族跳象脚鼓舞时,用铜鼓、象脚鼓、大小硭锣、铙钹合奏;贵州苗族用铜鼓、笙伴奏歌舞。
腰鼓,古今制型不同。古代腰鼓,据陈阳《乐书》:“大者以瓦、小者以木,皆广首纤腹。”即细腰鼓。今之腰鼓,即陕北安塞型腰鼓。实古代鼙鼓之流变。流行于陕西、山西、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省和东北地区。但各地的大小与称谓不一。陕西称腰鼓或花鼓,山西、山东和江、浙一带称花鼓,安徽称凤阳花鼓。曾被昆曲、梆子、秧歌戏吸收为小戏剧。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建国后,曾被革命文艺队伍吸收,变作庆典中的腰鼓。
手鼓也是中国鼓的一个大类别,各地、各民族称谓不同,制法也稍有差别。“铃鼓”是维吾尔、乌孜别朝鲜等族的手鼓,流行于新疆和吉林延边等地。维吾尔语称“纳格曼达卜”或简称“达卜”,朝鲜语称“平高”。鼓身扁平圆形或八角型,单面蒙羊皮或驴皮,框周围嵌有若干铜或铁制小铜钹,故名。直径20-50厘米不等。历史悠久,四至六世纪敦煌北魏壁画中早已出现。“抓鼓”也属手鼓类,是东北赫哲、达斡尔、鄂伦春、满族等族的手鼓,鄂伦春语称“温痛”或“神鼓”。流行于黑龙江、辽宁等上述各民族居住地。鼓身扁平圆形或椭圆形,大小不一。以桦木为鼓框,单面蒙鹿皮或旰皮,鼓背以交叉十字形或米字形的皮条绷紧,下置彩穗,演奏时左手握皮条执鼓,右手持木槌敲击。用于巫祝迷信活动或萨满歌舞。羌族的手鼓,羌语称“日木”。流行于四川茂纹羌族自治县和松潘县羌族自治地区。木制鼓框,单面蒙羊皮。鼓身面径38厘米,厚11厘米。它的特点是框后置一弓形横木梁为把左手持鼓,右手执藤条杆或云杉木槌敲击,旧时用于瑞公祭祀活动。藏族的手鼓名“那额”。汉语又名神鼓。鼓框用铁条制成环状,单面蒙皮,鼓面彩绘,框外多饰彩色绒球,木制鼓柄,用弓型鼓槌击奏。多用于热巴舞。
木鼓,佤语称“克拉“。流行于云南仓源和西盟佤族地区。鼓型特殊,一般选用木质坚硬、纹理细蜜的红椿、花涛木或红毛树挖制而成。鼓身开有中间窄、两头宽的音槽和方型音窗,鼓身长大,横截面直径50-70厘米。重可达一千至一千五百公斤,常由四人各持双木槌敲击,声音宏大,可传数里,旧时用于宗教活动,欢迎狩猎回来、报警或其他信号。佤族人民视为神圣、尊贵的象征。是中国最大、最重、最特殊的鼓。
其他如“奘醪”是广西壮族的大鼓。“光兵”、“光养”是云南傣族的横鼓。“戈日横横格勒克”是蒙古族的牛皮鼓。“边鼓”是广西武鸣、巴马地道公跳神用的神鼓。“丹不勒儿”是藏族、蒙古族喇嘛庙的鼓。“纳格拉”是维吾尔的铁鼓。“尖沤”又名竹鼓,是云南佤族的鼓,与四川清音的怀鼓类似,都接近于道情“渔鼓”。“侗鼓”流行于湖南、贵州、广西交界侗族地区的鼓。“象脚鼓” 流行于云南景颇族、傣族地区,因形似象脚而得名。“黄泥鼓” 流行于广西、广东、湖南瑶族地区┄┄等等。这些鼓不只是鼓名不同,形制也各异。
各地鼓类,或清锣鼓合奏,或为吹鼓乐领奏,或为戏曲指挥。如西安鼓乐、山西锣鼓、山东鼓乐、辽南鼓吹、浙东锣鼓、江苏十番鼓、湖南十样景锣鼓,福建十番鼓,宜春三星鼓、潮州大锣鼓和各地社火鼓等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鼓,大都是伴舞的。如铜鼓舞、象脚鼓舞、蜂鼓舞、腰鼓舞、长鼓舞、热巴舞、扇鼓舞、铃鼓舞、锅庄舞、萨满歌舞、环鼓舞、边鼓舞、竹鼓舞、横鼓舞、黄泥鼓舞等等。
展翅奋飞中
三晋,是春秋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时约定俗成的称谓,其实这只是战国时期到秦统一中国前的一段历史概念,也包括地望因素。这是历史上晋文化的末期。晋文化的发端也不是姬叔封唐。从考古发掘研究看,晋文化“是一个地域性很强的考古学文化。”“晋字的古文┄┄从丌从日,是古代箭和盾组合的会意字。其原始意义,可能是原始社会时期,居住在这里的氏族部落的一种狩猎经济生活的反映。”“由晋国分封的历史和晋字的古文”分析,晋文化当渊于“晋南这个地区原始土著氏族部落的文化因素。”从时间上说,考古界认为晋文化源头为新石器时代史前期,其遗存当以晋南陶寺龙山文化为起点。前文已经说过,这时期已才出现了铜器。并发现了土鼓、木腔鼍鼓、特磬和玲等礼乐器。这便是早期晋文化,它属青铜器时代的夏商阶段。也就是三晋这片地区鼓史的开端。由于同时发现了彩绘蟠龙纹陶盘,这一氏族部落又可能属于龙图腾系部族,它和出现鼍鼓是一致的。
中期晋文化即属于西周封国的晋国时期,他自然要受周文化的影响。这里不赘。另一特点即三晋地处中原北翼,北连广漠草原游牧区,由于连年战争,三晋文化也是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草原游牧文化的交流融合区。太原热电厂古墓葬的发现,考古界认为墓主人属于受夏文化和草原文化影响的部落氏族,说明从晋文化发端,就带有这一特点。即在礼乐器考古发掘,历代既可出现钟、磬、萧、鼓,又可出现吹角、胡笳、鼙鼓、羯鼓。汉代北方鼓吹乐的产生,就是这两种文化的融合体。鼓吹乐在山西、内蒙南部,也向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代北萧鼓,即其代表。后来三晋的代州鼓乐、绛州鼓乐、上党鼓乐、晋阳鼓乐,都属汉魏鼓吹乐在三晋民间的延续。
唐明皇李隆基最喜爱羯鼓,可能也是从山西传去的。《通典、乐革》:“羯鼓以出羯中,鼓号羯鼓。” 羯,古族名,原于小月支,曾附匈奴。魏晋时散居上党郡,与汉人杂处,被称为“羯胡”。晋时建立后赵政权的石勒即羯人。所谓“羯鼓出羯中”即出此羯族的鼓。李隆基即位前上党潞州别驾,对上党地区的宗教音乐与民间音乐酷爱备至,即位后把这里的法曲与羯鼓艺人移入盛唐宫廷,是合乎道理的。一说羯鼓南北朝时从西域传入,可能由于羯人信奉了祆教之故。信奉胡天的祆教,确实从伊朗传入我国,但胡羯属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小月支”是可靠的。羯鼓非外国传入。
朔州市的“喜乐”是汉代扇鼓舞在民间巫师的延续。即人们通常说的扇鼓或太平鼓的一种,它原来就是由降神、还愿、安神、谢土的神汉们的专业,属于傩文化,具有原始宗教性质。我还认为它与周代社祭中的灵鼓有关。他们的击鼓艺术,在我看到所有的扇鼓艺术中,说他们是第一流的,一点也不过分。他们拥有难度很大的击鼓技巧,需要几个月的艰苦磨练才能学到。
迓鼓流行于昔阳、和顺、平定、阳泉、盂县。称迓鼓队。是接官、庆典、迎神赛社中少不了的鼓乐仪仗队。其中又分文迓鼓、武迓鼓两类。上党地区壶关县一带还有一种“大迓鼓”,它有一件伴鼓击乐名曰“扎子”,即宋元时期的大拍板原有形制。元代已有曲牌《村里迓鼓》、《迓鼓令》,说明迓鼓历史也是很久的。
襄汾令伯村的“转身鼓”,是独具一格的干鼓表演。即不用锣、镲等任何铜器伴奏。通常四、六、八面鼓摆成一个圆圈,圈里外两人对击一鼓,由于击奏鼓心、边、腔、铆钉和鼓楗相击,演员边击鼓,边里外圈分别顺、逆时针转换位置,能打出“通几查”、“查通几”、“凤凰双展翅”、“狮子滚绣球“等多套精彩鼓点。
山西有35个县打花鼓,以临汾、运城地区为最。花鼓分为单鼓、多鼓、硬棰、软棰之分。而且鼓形大小,挎鼓的位置与方法也不同。有的扎在胸前,有的挎在腰侧,有的绑在头上、肩上、膝上、脚上,甚至还有叼在嘴上的。矫健活泼、敏捷风趣是花鼓的最大特点。
大同口泉还保留了一种古朴别致的瓦盆鼓。把鼓皮蒙在红陶制的瓦盆口,挎在胸前击奏。其蒙皮方法有两种,一是用绳交岔于盆底蹦紧,一是卷张在鼓边。瓦盆两侧砖眼加铁环,作为挎鼓时栓鼓带处。它保留了远古陶鼓的特点,在三晋现有鼓类中,从鼓史观念看,它可能算作高龄了。
襄汾的“花庆鼓”,表演“五鬼戏判”吉祥戏,它和上党的“五鬼盘叉”,应县的“跑鬼”,寿阳宗艾的“艾社”,曲沃任庄的“扇鼓傩舞”,朔州的“喜乐”和“踢鼓子秧歌”等锣鼓伴舞表演,显示了三晋傩戏、傩文化的另一侧面。诸如各地的车鼓、会鼓、跑鼓、腰鼓、梅花鼓、音锣鼓、穿箱锣鼓、瞪眼家伙、五虎爬山、插花锣鼓等等,作为三晋古老的社火活动,各个村社都有自己的传统锣鼓。
“威风锣鼓”遍及山西临汾地区,尤以汾西、霍县、洪洞、临汾、浮山、襄汾等沿汾河下游地区,几乎村村都有庞大的威风锣鼓队,依自然村大小,少则三、四十人一队,多则上百人。过去的威风锣鼓队多为男性青壮年,青年妇女也积极参加。鼓风威武壮烈,表现了汾河中下游人民强悍性格。威风锣鼓的历史,民间传说始于远古陶唐,为迎送尧王的两个女儿娥皇、女英所创。这是一个美妙的口头文学创造,要把它作为史实,就没有把握了。文献记载,那时可能有鼓,考古发掘,夏以前尚无实物。当时也还没有铸铜工艺,更谈不上“锣”了。但是,这一带也属于晋文化发祥地,祭“后土”和“里社”的组织确是相当久远的。威风锣鼓做为里社社鼓的延续与强化,历史依然是非常悠久的。1989年,汾霍、洪、临、襄五县以三百一十五名威风锣鼓队员,赴京参加了国庆四十周年纪念,在天安门广场大摆炎黄子孙团结奋斗的威风。1990年9月,又以四百一十名庞大的威风锣鼓队,参加了第十一届亚运会开幕式首场表演。气壮山河,声荡神州的威风锣鼓,打出了中华民族繁荣祖国的冲天豪气。三晋的一系列锣鼓表演,掀起了阵阵锣鼓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