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6-07 19:56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建议后，儒家书籍被奉为经典，法定为教科书，设专门博士官讲授，成为判断是非标准与决策依据。
儒学被定为官学，必须有一部标准本作为评定正误的依据，然而，皇家藏书楼里的标准本“兰台漆书”却由于腐败而遭偷改。鉴于此，蔡邕向汉灵帝提出校正经书、刊刻于石的奏请，获许。
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年），议郎蔡邕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得到灵帝许可。于是，参校诸体文字的经书，由蔡邕等书石，镌刻四十六碑，立于洛阳城南的开阳门外太学讲堂（遗址在今河南偃师朱家圪垱村）前。碑高一丈许，广四尺。所刻经书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和《公羊传》、《论语》。除《论语》外，皆当时学官所立。石经以一家本为主而各有校记，备列学官所立诸家异同于后。《易》、《书》、《礼》三经校记不存，无可考；《诗》用鲁诗本，有齐、韩两家异字；《公羊传》用严氏本，有颜氏异字；《论语》用某本，有盍、毛、包、周诸家异字。共约二十万零九百一十一字。这对纠正俗儒的穿凿附会，臆造别字，维护文字的统一，起了积极作用。
《熹平石经》是中国刻于石碑上最早的官定儒家经本。一称“汉石经”。其字体俱为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熹平石经》规模浩大，气势恢宏，是东汉时期尊崇儒学、经学发达等诸多社会历史原因所产生的文化瑰宝，作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儒家经典石刻本，《熹平石经》对人们校对版本、规范文字提供了准确的范本。同时也对其后历朝历代以经典文献为内容的大规模刻石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此外，石经精严端庄的字体结构也是研究汉代书法的珍贵资料。
一是订误正伪，平息纷争，为读书人提供了儒家经典教材的范本。
二是开创了我国历代石经的先河。用刻石的方法向天下人公布经文范本的做法，自汉代创例后，又有魏三体石经、唐开成石经、宋石经、清石经。同时，佛、道等诸家也刻有石经，构成我国独有的石刻书籍林。
三是启发了捶拓方法的发明。捶拓技术是雕版印刷术的先驱，因此，石经对印刷术的发明也有间接影响。
《熹平石经》立后不久，汉献帝初平元年(公元190年)，董卓烧毁洛阳宫庙，太学荒废，石经始遭破坏。北齐高澄时将石碑从洛阳迁往邺都，石碑却在半路上掉到水里，运到邺都的已不到一半。隋朝开皇年间，又从邺都运往长安，但营造司竟用石碑做柱子的基石。至唐贞观年间，魏征去收集残存石经时，已几乎毁坏殆尽。
自宋代以来偶尔有石经残石出土，后又陆续在河南洛阳、陕西西安两地发现一些零碎残石，至民国时期在太学旧址时有残石出土，达数百余块之多，据统计共8275字。新中国成立后又发掘和收集了600余字，总计共有8800多字。自宋代洪适在《隶释》中著录石经拓本以来，历代文人学者收集、传拓石经残字以校勘经文、研究书法。现这些极为珍贵的残石分别收藏于西安碑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国家图书馆等，还有的已流散到国外，如日本中村不折氏书道博物馆就收藏残石数块。
1933年，于右任为抢救文物，慨然以四千银元从洛阳一个古董商人手里买来一块略似三角形的东汉刻石。关中著名史学家张扶万确认此石为东汉著名书法家蔡邕所出，是《熹平石经》的一部分。于右任所得石经残石为双面刻字，碑阳为《周易•下经》中《家人》至《小过》二十六卦；碑阴为《辞下》《女言》《说卦》三篇。全石两面刻字共计494字（其中残53字），为当前所见汉石经残石中字数最多的一块。
1940年，抗日战争形势紧张，于右任为确保碑石安全，将其由上海转运至西安，后捐赠于西安碑林，现陈列于西安碑林第三室。
儒家经典本为古文篆字所写，历经秦始皇焚书坑儒后损失巨大，存世极少，世传多为隶书所记，故称今文经。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于夹墙内发现一批以古文书写的儒家书籍，被称为古文经。
由于今、古文经在篇章、文字上都有较大出入，因而产生两大学派之间的争论。
对经文的解说不同，是两大学派之间的根本分歧所在：
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孔子所作，其中寓含着他的政治理想和思想精华，可以垂教万世，所以解经多着意于阐发其中的“微言大意”。
古文经学家认为“六经皆史”，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圣人，六经不过是他将前代史料加以整理，作为传授弟子后人的教科书而已，所以解经多侧重说解章句训诂、名物典章。
蔡邕主持校定六经工作结束后，以小字八分将校正的经文书于石碑，因始刻于熹平四年，故称熹平石经。历时9年，共刻7部经典于46块石碑之上，字体一律采用隶书，故又称“一体石经”。
经王国维考证，熹平石经的内容，包括《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并《公羊》、《论语》二传。
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太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 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蔡邕列传第五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