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共产党中央委员张国焘从延安叛逃武汉，陈立夫命丁默邨主持“招待”。丁受重用，引起二处处长戴笠嫉妒，向蒋介石控告他贪污，招待费受到追查。不久，三处解散，丁默邨以军事委员会少将参议衔寓于昆养晦。

1938年，汪精卫投靠日本后，汉奸头目李士群开始拉拢丁默邨，而丁默邨则欣然应允，与土肥原贤二频繁接触，大肆出卖国民党情报。日本人大为欢喜，责成丁默邨为主任、李士群为副主任成立日本上海特工部。此后丁默邨“官场得意”，一路蹿升。为了压制上海的抗日舆论，他接连制造了多起血案，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上海许多杂志进步编辑遭到绑架和暗杀。《大美晚报》中文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公、中国共产党上海“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茅丽瑛都被杀害。日本记者称之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国人则称为“丁屠夫”。

1939年8月，汪精卫伪国民党“六大”在“76”号秘密召开，丁默邨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接着由汪提名任中央常委兼社会部部长。次年初，日寇召开“青岛会议”，丁默邨被推为“还都筹备委员会”委员。

1940年2月1日，丁任汪精卫和日本的“东亚联盟中国总会”所属“社会福利委员会”主任委员。翌年，丁默邨发表《岁首感言》一文，主张惟有“东亚会战”胜利，东亚民族才能“解放”。同时，夸耀日军战功，鼓吹整军建国，加强训练，与日军并肩作战，实现“大东亚共荣圈”。

1943年，丁默邨任“汪伪”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参与汪伪国策的制定，是“中日基本条约”，“中日满同盟条约”，及对英、美宣战的主谋者之一。

1944年11月，汪精卫死，陈公博继任，丁默邨于次年1月兼任伪最高国防会议秘书长。5月，调任伪浙江省省长、省党部主任委员、驻杭州“绥靖公署”主任、省保安司令，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时值日寇侵华崩溃前夕，丁默邨复与日本特务中岛信一，策划组织突击队。同时，谋取后路，千方百计与蒋介石的“军统”头子戴笠、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联系。并通过戴、顾向蒋介石保证：“决心以原样的浙江归还中央，决不让共产党抢去”。

时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和丁默邨秘密取得了联系，对这位当年被他提拔过、如今为汪伪政权特务头子的后辈“晓以大义”，指示他应该设法“脱离伪区”，如果不能“脱离伪区”，就当“伺机立功，协力抗战”。陈立夫“策反”成功，之后的几年，丁默邨表面上是傀儡政府的交通部长、福利部长，私底下，他为戴笠的军统局架设电台、供给情报，与周佛海合作企图暗杀当时的特务首脑之一李士群，并且配合戴笠的指示不断营救被捕的重庆地下工作人员。

这些被营救的情报人员，后来在审判庭上，也都具函作证，丁默邨和重庆政府的合作是毫无疑义的。

当重庆政府需要丁默邨的协助时，陈立夫和戴笠都曾对他提出保证：陈立夫应允丁默邨可以“戴罪立功，应先有事实表现，然后代为转呈委座，予以自首或自新”。戴笠则说得更明确：“弟可负责呈请委座予以保障也。”

日本投降后，因其战时曾向重庆国民党政府输诚，因此被任命为浙江省军事专员。丁默邨委托军委会东南工作团主任赵冰谷、第三战区联络专员萧伯威携同“反共剿匪”(匪在本文中是指浙江的中共游击队)计划，专程去见顾祝同，投靠国民政府。

1945年春，丁默邨在浙东扫荡了茅山中共游击队，6月又进剿浙西地区，肃清吴兴、德清一带的中共游击队，恢复浙江地方的水陆交通，维持浙江沦陷区及沪杭沿线一带之治安。协助中央接收伪军方面，他交出其所属全部兵权——有五个师、五个团和十五个直属大队，合计兵力共约二十五个团，使江浙东南方为国民党军队控制。

1945年夏，丁默邨曾计划勾结日寇特工中岛信一，计划组织突击总队，等国民党军队在浙东一带登陆时，实行游击战，牵制国民党军队。后接受国民党中央指示，前往浙江控制伪军做内应，维持治安，等待国民党军队反攻及美军登陆。

1945年9月30日，丁默邨和周佛海等人由军统戴笠陪同，从上海飞往重庆，被幽禁于嘉陵江畔的“白公馆”，享受着优裕的生活待遇。可惜好景不长，1946年3月，戴笠撞机殒命。9月16日，国民党当局迫于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不得不开始“审讯汉奸”。先用专机将周佛海、丁默邨等由重庆押解到南京，关在宁海路军统局看守所，后又移至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老虎桥监狱。9月21日，首都高等法院检察处开始侦讯。25日，丁默邨递交了万余字的《自白书》，详细叙述了他自首经过，设法为自己开脱罪责，逃避惩罚。可是，在经过四次侦讯和调查，11月11日高等法院检察处对他提起公诉。

1947年2月8日，首都高等法院作出了判决：丁默邨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

1947年7月5日，丁默邨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执行枪决。

郑苹如是浙江兰溪人，1914年生。

父亲郑越，字英伯，早年留学日本法政大学，追随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加入了同盟会，可说是国民党的元老。他在东京时结识了日本名门闺秀木村花子，花子对中国革命颇为同情，两人结婚后花子随着丈夫回到中国，改名为郑华君。

他们先后有二子三女，郑苹如是第二个女儿，从小聪明过人，善解人意，又跟着母亲学了一口流利的日语。而郑英伯在回国后，曾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还担任过江苏高院第二分院的首席检察官。郑苹如在明光中学读书时，丁默邨曾当过这个中学的校长，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抗战爆发后，郑苹如毅然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上海沦陷后，她以自身的优越条件（良好的社会关系和卓越的日语能力），担任抗日的地下工作，她加入了中统，这时她只有19岁。她花样年华，风姿绰约，是上海滩上有名的美女，当时全中国最为重要、最有影响力的画报--《良友画报》，在1937年7月的130期就以她为封面女郎，只是因为她身份特殊，只称“郑女士”三个字，而未写全名。

郑苹如是位极优秀的情报员，她凭借母亲的关系，周旋于日寇的高级官佐中，她曾和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派到上海的和谈代表早水亲重攀上关系，继而又通过早水的介绍，结识了近卫文磨的儿子近卫文隆、近卫忠磨，以及华中派遣军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等人。她曾想绑架日本首相的儿子近卫文隆。那近卫文隆见到郑苹如后，一下子堕入情网。“若掌握了近卫文隆，不就能迫使日本首相作出停战让步了吗？”她大约出于这样的考虑。但上级命令她中止这一危险的游戏，近卫文隆才不知不觉地逃脱了政治肉票的命运。

郑苹如探听到汪精卫“将有异动”的重要情报，通过秘密电台上报重庆，可惜当时政府起先并未重视，直到汪精卫离开重庆投敌后，方知郑苹如早已掌握此一情报，因此政府对她极为器重。于是，他们把制裁汉奸丁默邨的重要任务交给她。

日伪时期，汪精卫政权在当时上海极司菲尔路76号设立了特工总部，主任丁默邨是原军统第三处处长，在汉奸李士群撮合下投靠日伪，破坏抗战。为此，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果夫的堂兄弟陈宝骅，决定抓住丁默邨好色的弱点，施“美人计”除掉他。

丁默邨本是个色中饿鬼，见到如花似玉的郑苹如自然是喜出望外，而郑苹如佯装成涉世未深的少女，不时恃宠撒娇，与丁默邨时断时续，若即若离，逗得丁默邨馋涎欲滴，神魂颠倒。中统见时机成熟，布置下手。第一次行动，由郑苹如请丁默邨到她家作客，在郑家附近安排了狙击人员，然而丁默邨诡计多端，他的轿车快到郑家时，他改变主意掉头离去，计划遂告失败。此时中统上海区的负责人换了张瑞京，他重新策划第二次“刺丁”，他安排郑苹如以购买皮大衣为由，想把丁默邨诱杀在西伯利亚皮货店。

1939年12月21日，丁默邨在沪西一个朋友家吃中饭，他打电话邀郑苹如前去参加，郑苹如便赶到沪西陪丁默邨直到傍晚。丁默邨说要去虹口，郑苹如说要到南京路去，于是两人同车而行，当汽车驶至静安寺路、戈登路西伯利亚皮货店时，郑苹如突然提出要去买件皮大衣，并拽着丁默邨同她一起下车，帮她挑选。丁默邨职业反应是到一个不是预先约定的地点，停留不超过半小时，照理说是不会有危险的。心想郑的执意要他同去，不外乎是想乘机敲他一笔竹杠，于是他便随她下车。

但当郑正在挑选皮衣时，丁默邨突然发现，玻璃橱窗外有两个短打衣着、形迹可疑的人，正向他打量。丁默邨看情形不对，便从大衣袋里摸出一迭钞票，向玻璃柜台上一掼，说：“你自己挑吧，我先走了。”说完就急转身向外跑。郑苹如见丁默邨突然向外奔跑，起初一愣，本想追踪出去，但走了两步，又停住了。

此时徘徊在店外人行道上的中统特务，没料到丁默邨会不等东西挑好，就突然冲出店来，因此稍为踌躇了一下，竟让他冲过马路。丁默邨的司机见他狂奔而出时，早已发动引擎，开好车门。等到枪声响时，他已钻进车内，拉上了车门，子弹打在防弹车门上，他毫发无伤，扬长而去。

对郑苹如而言，她不甘心，又心存侥幸，决定深入虎穴，孤身杀敌。于是她继续与丁默邨虚与委蛇，但暗中身藏一支布朗宁手枪，准备伺机下手，但她哪知丁默邨早已布下罗网，等她上钩了。因此在第三天当郑苹如驱车到76号要见丁默邨时，就被丁的亲信林之江给扣住，她被关进76号的囚室。

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很快就得知消息，她派了畲爱珍、沈耕梅前来审讯，丁默邨自然不好阻拦。郑苹如否认她与中统的关系，只承认暗杀丁默邨是因为她不甘被玩弄。丁默邨虽然恼恨郑苹如参与对自己的谋杀，但又着实迷恋她的美色，因此他并没想要置她于死地，只是想关她一阵子，再把她放出来。

但丁默邨的老婆赵慧敏却悄悄找到林之江，并对他面授机宜，于是郑苹如被暗中移解到忆定盘路三十七号的“和平建国军”第四路司令部内，这连丁默邨与李士群都不知道。

1940年2月，在一个星月无光的晚上，林之江从囚室里押出郑苹如，谎称丁默邨找她，汽车七拐八弯，来到沪西中山路旁的一片荒地。郑苹如连中三枪倒下了。

郑苹如之父郑英伯因不愿以出任伪职而保释女儿，一病不起，于1941年初抱恨而终。郑苹如的哥哥郑海澄在1944年的一次对日空战中牺牲。丁默邨在此事件后，被排挤出76号特工总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