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代起，历代多有七仙神话的记载。宋代有话本。元代多见于戏曲。

明代仍多见于戏曲，而在明代小说里少见。明戏曲《织锦记》首次提到董永妻的具体称呼“七姑”。

明代小说《西游记》也提到七仙的具体称呼，认为七仙身穿七色衣裳，似乎跟七种色彩有关。

但也有民间传说认为，七仙身穿“赤橙黄绿青蓝紫”七色衣裳。

宋元起的戏曲，结合历代民间传说，形成明清更完整的《天仙配》一类的戏曲。内容基本是：董永家贫，卖身葬父。天上七位织布仙女中最小的七妹爱而怜之，私下凡间，于槐树下与永结为夫妇，同至傅员外家织锦偿债。百日期满，方拟还家共建未来美好生活。玉帝忽遣天神往敕七仙女返回天庭。七仙女恐董永受害，只得与永别于缔婚之槐树下，洒泪归天而去。

从汉代最早的文本记载，到明代三种戏曲及相关文献里，七仙女是天帝派下凡帮助董永的。宋元之后，这位下命令的“天帝”演变为玉皇。盖因玉皇是宋代神，宋代之前没有玉皇传说。

七仙女的父母没有被提及，七仙是一组独立的女神。但在最早的七仙记载中，东汉有武梁祠石刻，七仙女是羽人的形象。而东汉同时有羽人环绕王母、王公的壁画。

董永孝感天女的神话之外，另有星宿崇拜形成了七姐妹的形象。

七仙与多组星宿都有关联。例如，后期民间有称呼她们为“七姑星”的，可能跟昴七星有关。昴七星有一星暗六星亮，形成只有七妹嫁凡人、六位仙女仍是天上的姑娘的传说。

七仙女是天帝派下凡的。她们应该是属于天空的神，或从星宿崇拜看，她们是天文神。

《西游记》：红衣仙女，皂衣仙女，黄衣仙女，绿衣仙女，青衣仙女，素衣仙女，紫衣仙女。

《神仙济世良方》：绛姑，云姑，月姑，渺姑，青姑，碧姑，紫姑。

晋《搜神记》称七仙女为“天之织女”。七仙跟织女星一样，是织布的仙女。

在文化典故里，色彩主要跟裁衣染色有关。在后期民间传说，包括明代小说《西游记》，都认为七姐妹的形象正好能分配多种色彩。七仙在后期跟色彩有关。

汉代一直到明代的中国主流神话里，七仙女与玉皇无关。玉皇家族始见于明清，认为玉皇有三个公主，或增至九个，并非七仙女；

玉皇公主为三花聚顶之女神，生了杨二郎，这是民间为杨二郎出身而创作的主流神话。

直到清末民国，在一些新出现的小众说法里，七仙女才有时与玉皇诸公主混淆。见清末民国的一些戏曲。

清末以前的主流传说中，没有说七仙女是玉帝的女儿，就连明朝《西游记》也只是说七仙女是独立的神仙。在清末之前，中国主流神话中，七仙女和玉帝没有关系。到了清末，七仙女有时与玉帝女儿混淆，七仙女与张氏诸公主混淆，并且张氏诸公主都有嫁人。

在清代《神仙济世良方》中即将七仙女视为王母娘娘身边修炼得道的仙女，她们分别也是与色彩、羽化登仙有关的神灵。

七仙神话来自民间。关于董永的传说遍布于全国各地，并不是某一地区产生的当地乡土神话。

对照各地众多的口头传说。可见这一类传说，有些地点多在水泊处。七仙女在水泊处或歌舞、或沐浴、或浣衣（在水中洗彩衣，可能跟彩虹吸水的典故有关）等。她们的形态常常在水鸟和人形之间转换。在神话中，水域多跟女性神的悲伤传说有关。

七姐妹的组合式形象、董七婚姻等元素，在文化风俗中也常有痕迹。如：每年正月十五的晚上，身着盛装的姑娘聚集在飞梭石旁，手捧针线盒向七姐乞巧，唱乞巧歌。唱完乞巧歌后，还要询问年成好坏、吉凶如何、能否婚嫁等事宜。

民间各处有奉祀带七仙元素的庙。有时七姐妹一起被奉祀，有时分开被奉祀，主祀陪祀都有。

民间传说《天仙配》中，七仙往往很会织布，与织女关系密切。

唐代《董永变文》里，以织女三星之一，解释七仙女的身份。

明代一些小说认为，七仙是和织女同类的织绩仙女。

东汉的董永石刻中，出现羽衣仙人。汉代又流行西王母身边有羽衣仙女的石刻。

宋代《瑶池记》，有七位羽衣女在泰山迎接王母。

《西游记》中，七仙负责采摘蟠桃，和西王母的关系密切。书中又称之为“七衣仙女”，大致还是跟裁衣有关的神。

清代《神仙济世良方》：

“七姑到坛各一首。紫姑天上人间共一家，七姑流水泛胡麻。前缘已结山中相，不久蟠桃鹤舞斜。

绛姑前生本是一仙家，后世如何不泛槎。天上有名难富贵，将来各驾五云车。

青姑凡尘到处有仙家，自在逍遥度岁华。尔等不知天上乐，瑶池蓬岛万年花。

云姑鹤飞到处尽奇花，洞府深藏云气遮。若等数年归八洞，灵芝瑞草满天涯。

月姑好酒天仙亦有奢，人心好善鬼神夸。云中白鹤添多少，付与瑶池定等差。

渺姑付与瑶池定等差，仙缘深浅道高夸。玄玄若得其中意，三教原来共一家。

碧姑三教原来共一家，西方各自有天涯。色即是空空是色，依然顶上现天花。”

董永遇仙传说发生于汉代，支持这个结论的可靠材料，第一条见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公元147年）修建的今山东嘉祥县境内的武梁祠石刻，该石刻上有董永孝养父亲的画像。

第二条是魏曹植乐府诗《灵芝篇》：“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责家填门至，不知何用归。天灵感至德，神女为秉机。”

第三条见于东晋干宝《搜神记》卷1：“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董永上工的路上遇到一个女子，那女子要与他成亲，董永推脱不了，便一同来到主人家。妇人“能织”，“一旬织缣百匹”。帮助董永偿清债务后，便与之告别了。

在中原的驻马店市，关于董永与七仙女的故事，似乎更具有人性味。据说董永的老家在山东青州，母亲因兵灾，不幸死去。临死前母亲嘱咐董永，快用车子推着父亲回到中原去，到姥娘家生活。董永就用小推车推着父亲，一路颠沛流离来到了汝南郡。由于父亲体弱多病，加上长途劳累，一进汝南便撒手人寰。董永身上无钱，为了埋葬父亲，最后董永把自己卖给了财主裴氏，用卖自己的银子埋葬了父亲。董永向姥娘家赶去的时候，走到村南边的一座小石桥上，桥上站着一位美丽的姑娘。董永问，你拦我做什么？姑娘嫣然一笑说，我要嫁给你，和你做夫妻。姑娘的话把董永吓得魂飞魄散，赶忙调头下桥，绕到村后进村。谁知迎面又碰上了那位姑娘拦住去路，董永千般央求，让姑娘放过自己。姑娘爽快地说，我是天上的七仙姑，在天上看到你卖身行孝的事，我很感动。如今世上很难找到像你这样孝顺的人了。所以，我私自来到凡间，下嫁给你，帮你还债。一席话说得董永感激万分，再三思量，遂决定带姑娘回姥娘家成亲。成亲后的董永和七仙女男耕女织，很快就还清了裴财主的钱，并生下一个儿子，取名叫董仲。后来，董永与七仙女在村前相会的地方，叫前董会，在村后相会的地方叫后董会。二人相会的石桥，叫遇仙桥，据说桥上还留有七仙女的脚印。

其实，董永是实有其人的。笔者发现，历代史料中至少记录了四个名叫董永的人。

第一个董永记在《汉书》卷17《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中。有一个叫做董忠的人，因为告发别人的一个阴谋而立功，被汉宣帝封为高昌壮侯。后来他的儿子董宏、孙子董武又相继为侯。西汉末年，董武为王莽所废。幸运的是，27年之后，东汉光武帝为了收买人心，复封被王莽所废的西汉故侯时，建武2年（公元26年）高昌侯第四代（玄孙）董永又被朝廷找到，再度封侯。

《汉书》记载，董永生活于“千乘”（今山东青州，即高昌侯国所在地），与《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汉董永，千乘人。”

因这条材料记在《表》中，且非常简略：“侯永绍封”，历来不为人所知。

第二个董永生活在东汉末年。

最早记下这个董永名姓的材料首见于南宋人娄机所撰的《汉隶字原》卷1：“孟郁尧庙碑阴。碑云：刊碑勒谍。碑皆载仲氏父祖兄弟子孙所历所终之官，独有一董永为异姓。”若此碑文所录不误，可以确定，公元167年左右今山东曹县（济阴）之地有一位大约五十上下的乡绅董永其人。

第三个董永在唐代，《新唐书·孝友传》记载河间有一个孝子董永，曾受到朝廷旌表。

第四个董永在宋代，《宋史·董槐传》的传主董槐是南宋的名相，他的父亲叫董永。

以上四个董永，两汉之间的那个董永有可能是传说主角的历史原型。董武被废后不久，正逢乱世，山东犹受其害，董武父子生活艰难自不必说，即所谓“董永遭家贫，父老无财遗”。所谓“遭”家贫，只能说明原先董永并不家贫，后来因发生变故，所以致贫；如若原就贫寒，父老岂有“遗财”？董永在贫寒中能“举假以供养，佣作致甘肥”正是他孝行的体现。高昌侯董永与传说中的董永之间至少有五点重要的吻合之处：

（一）二人姓名相同。

（二）从时间上看，前者与武梁祠壁画，曹植、干宝的记载均不矛盾。

（三）从地点上看，前者与武梁祠画像题记、干宝《搜神记》所记完全一致，皆为“千乘人”。

（四）二人都与“孝”有关。尽管高昌侯董永的孝行只是笔者的推测，但“孝”作为高昌侯的传家宝却是史实，所以这种推测有合情合理的一面。

（五）二人的生活条件有相似之处。高昌侯董永在父亲被废之后、自己未封之前，有27年的贫寒生活经历；传说中董永家境本来似乎不贫，后来才破财。

因此可以认为，董永遇仙传说有可能是以两汉之间的历史人物高昌侯董永行孝、封侯的史实为材料，杂糅东汉时期的神仙观念而形成的。因后人不知它的历史渊源，所以在传播过程中，逐渐失真，以致到了东晋时，干宝只听说董永“少偏孤，与父居”的故事，而对他的家世则一无所知了。

曹植之诗称七仙女为“神女”，《搜神记》中她自称“天之织女”。而在《搜神记》成书的东晋时期，牛郎织女的传说已经成熟并得到广泛的传播。

今存晋代到唐代的董永遇仙传说材料几乎是空白，也许正好说明牛女传说的巨大影响抑制了董永传说的传播。之所以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既然牛郎织女为夫妇，那董永怎能再与之结为夫妇呢？

敦煌残卷《董永变文》是一篇重要的文献。变文有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织女已经从一个演变成三个！董永的儿子董仲长到七岁，受人羞辱，要找母亲，一个道士孙宾告诉他说：“阿耨池边澡浴来，先于树下隐潜藏。三个女人同作伴，奔波直至水边旁。脱却天衣便入水，中心抱取紫衣裳。此者便是董仲母，此时纵见小儿郎。”

织女变成三个的契机，一方面是为了与牛女传说划清界线，另一方面也是以天上星象为依据的。织女星本有三颗，位于银河岸边，三星呈三角形排列。虽有三个织女，还是不能确认哪个织女是董永之妻。到了宋代，这个问题才得以彻底解决。

明代人所编的一部载录宋元旧话本的小说集《清平山堂话本》在中国已失传，20世纪初由日本传回国内，书中保存着一篇完整的话本小说《董永遇仙传》。

董永的儿子董仲为了寻母，道士严君平指点道：“难得这般孝心。我与你说，可到七月七日，你母亲同众仙女下凡太白山中采药，那第七位穿黄的便是。”仙女一下子变成了七位，那么在天上，她们又是什么星宿的化身呢？

笔者发现，在中国古代星象学中，天上以“七星”命名的一共有十三组：北斗七星、紫微垣华盖七星、太微垣常陈七星、天市垣七公七星、东方亢宿折威七星、北方女宿扶筐七星、北方危宿车府七星、西方奎宿外屏七星、西方奎宿天溷七星、西方昴宿昴七星、南方鬼宿天狗七星、南方星宿星七星、南方轸宿青丘七星。

其中北方女宿扶筐七星的功能是：

《晋书·志一》、《隋书·志十四》：“东七星曰扶筐，盛桑之器，主劝蚕也。”

《宋史·志三》：“扶筐七星，为盛桑之器，主劝蚕也，一曰供奉后与夫人之亲蚕。明，吉；暗，凶；移徙，则女工失业。彗星犯，将叛。流星犯，丝绵大贵。”

得名较迟的“扶筐七星”，首见于《晋书》，而《晋书》、《隋书》均为唐人所修，则此星大致得名于六朝之后。

唐宋时期，扶筐七星的主功能是非常明确，为人间桑蚕、纺织的主星神。因七星相围如采桑之提筐，所以得名“扶筐”，即“盛桑之器”。

《宋史·志三》：“织女足常向扶筐，则吉；不向，则丝绵大贵。”

元人所修的《宋史》对之记录甚明，可知当宋末元初扶筐七星主桑蚕之功能在民间定有流播。

而《董永遇仙传》正出于宋元之际。可知，扶筐七星的纺织功能及吉凶预兆上的反映正是七星姑形成的来源。这种民俗认定与宋元话本《董永遇仙传》中七仙女形象在时间与寓意上都是很吻合的。因此，唐代之后，民间传说已解释了七仙女不同于织女的形象。

但后期民间传说的所谓“姑儿星”，有时是指昴七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