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的死，使鹰四和妹妹之间的乱伦永远成了秘密。但秘密却在鹰四的肉体和精神最深的中心扎下根来，开始从头到脚地毒害他的日常生活以及他对未来的展望。为自己的怯濡和逃避责任而受到内心折磨的鹰四，打那时候起，便开始走上了他心灵地狱的历程。鹰四有一种从痛苦的恐惧中解脱出来的欲望，与此同时也产生了一种新的负罪感。他还故意到黑人区去染上一身性病，欺骗哥哥蜜三郎，赤身裸体在雪地上打滚，残暴地殴打手下队员，甚至与嫂子通奸，谎称自己强奸杀死了“山脚姑娘” 。

鹰四无法逃避暴动的失败，更不能面对众叛亲离的残局，一种罪责难逃的恐惧困扰着他，使他难以自拔。一次偶然的事故，鹰四用石头将死于事故的山脚姑娘的脑袋砸得稀烂并让他自己粘上一身的血污。鹰四还将自己的两个手指头伸进死人的嘴巴里并让死人“咬”断。鹰四大肆炫耀他奸杀的“犯罪事实”。这一疯狂的举动，既是鹰四自我惩罚的变态行为，同时也是鹰四企图实现英雄自我的最后的一种努力。鹰四想象着自己也是和当年充当了赎罪羊，顾全了全村利益的S兄一样的英雄。

鹰四不断地追求英雄的自我，但狗一样的自我又一直伴随着他；他追求生存的本质意义，但又不敢面对丑恶与肮脏的现实，不敢面对内心的醒凝。因此他永远也走不出心灵的地狱。当他最后说出了与妹妹乱伦的“真相之后，在极度的折磨和恐俱中，他便走上了自杀的绝路、可以说，大江健三郎是把鹰四作为一个完全意义的存在主义者形象来塑造的，在鹰四身上充分表现了人类存在的荒诞性及人生的痛苦困境这些存在主义的命题。

根所蜜三郎

蜜三郎是一位曾经担任过大学讲师的知识分子。他的真实生活是：刚刚出生的儿子头部残疾，“是个白痴！”，被送往保健院；受刺激的妻子菜采子酒精中毒，“突然令人不可思议地醉倒了”，整日酗酒，且不能与丈夫进行正常的性生活；和蜜三郎最亲密的友人曾参加过1960年的反对美国安全保障条约斗争，被警察用警棍击伤头部，虽然外伤治愈了，但却被躁郁症困扰，最终自缢身亡，“惟一的朋友把脑袋涂的通红上吊死了”。二战期间，法西斯军人将战火引向东南亚、太平洋地区，也把日本人民拖向毁灭的边缘。在二战前后，根所的父亲死于中国；长兄死于马来战场；二哥转业后在1945年与山谷朝鲜人的种族纠纷中死于非命；母亲经不起种种打击而神志不清，过早离开了人世。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小说的主题思想：在荒诞的情境中，只有正视现实，积极奋争，追求人生存的本质意义，才能超越生存的困境。

大江文学中所蕴涵的深厚的人道主义情怀的具体表现，即人生尽管悖谬、却不能忘却责任与尊严。《万延元年的足球队》故事中，根所蜜三郎兄弟二人的人生观念虽截然相反，甚至矛盾对立，但在精神危机，痛苦仿徨这一点上却是同病相怜，而且在渴望寻找生活立足点、寻找自我这一点上也颇有共识。回到故乡后鹰四的一系列所为无不是他超越心灵地狱的顽强探索，说出真相后鹰四的自杀又使他通过毁灭旧我的“自我惩罚”方式走向了新生。是鹰四的死触动了蜜三郎，让他看清了鹰四承受着内心的极度痛苦却还要奋力抗争的“生”的意义，以及相形之下的自己的儒弱，也让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最大的敌人，最难排除的障碍就是他自己。于是，他决定从保育院中接回自己的痴儿，决定让妻子生下鹰四的孩子，决定走出森林洼地，接受去非洲的工作，开始自己的新生活。蜜三郎正是从鹰四的人生终点起步，要开始做一个象鹰四一样敢于直面不幸并努力超越不幸的人的。由此，人的再生的主题得到充分的揭示。

在大江文学中，把那些表现人生的悖谬，却又不忘人生的责任与尊严，并让其主角最终走向“再生”之途的文本通称“再生原型”叙事文本。

深层语法结构

故事里的角色可作如下划分：

1、主角——蜜三郎；

2、对象——残疾儿（被抛弃者）；

3、支使者1——蜜三郎、支使者2——鹰四；

4、承受者1——蜜三郎、承受者2——菜采子（蜜三郎之妻）；

5、助手1——鹰四、助手2——菜采子、助手3——死去的友人、助手4——森林暴力；

6、对头1——命运、对头2——残疾儿、对头3——鹰四。

以上的角色模式是以蜜三郎为主角设定的。蜜三郎在本文中是故事发展的基本动力，命运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制约因素，它让蜜三郎夫妇生了一个头盖骨残缺的痴呆儿，决定了蜜三郎的生活曲线，是第一位支使者。

第二位支使者是蜜三郎的弟弟鹰四，是他建议全家人回到森林峡谷，逃避令人生厌的都市生活并从此确定了故事的背景空间。在故事的前半部，鹰四、菜采子及友人都成为了蜜三郎的助手，帮助他逃避现实，去寻找他自己的“草房”并最终促成了蜜三郎的精神复活。命运、残疾儿算是蜜三郎的对头，是蜜三郎不敢面对的现实，但同时，残疾儿又是他的帮手，他的精神复活的表征之一便是勇敢担负起哺养残疾儿的责任。

叙事角色确定后，接下来便是确定叙事的程序。《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讲述蜜三朗夫妇与其弟弟从东京回到自己的故乡，离群索居在覆盖着茂蜜森林的山谷里，在其弟弟效仿一百年前曾祖父领导农民暴动的办法组织了一支足球队、鼓动了“现代暴动”而自杀身亡后, 蜜三朗夫妇又离开故乡勇敢地面对生活中的残疾儿。故事分为13小节，有五个叙事程序。

叙事程序1（1—2小节）

该程序以蜜三郎的朋友自杀、妻子生残疾儿两件事对蜜三郎夫妇心理打击为起点，述说蜜三郎夫妇的现实苦闷。本文第一句话这样叙说：“‘我’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醒来，寻求着一种热切的‘期待’的感觉，摸索着噩梦残破的意识”。

背景是黑暗的，主角虽有一种‘期待’的感觉但噩梦却围绕他，噩梦——朋友自杀与残疾儿，让主角“如同被大头针别住的昆虫，软弱无力”，面对这种命运，主角陷入了落然失措中，他虽在热切寻找某种东西，却什么也找不到，如同无头的苍蝇，想摆脱友人的死亡意象和残疾儿对其精神的重压，却无济于事。该处，主角无疑陷入了一种信念与虚无、焦虑与沉溺、理性与非理性等复杂情绪交织成的冲突之中，该情境成为主角力求摆脱这种命运的捉弄、逃向遥远的峡谷山庄的行动的前提。在该前提下，第一个社会契约便宣告形成：参加学生运动和安保运动失败的弟弟鹰四从美国归来，在鹰四“新的生活”信念的策动下，随妻子与鹰四一起回到了覆盖着茂蜜森林的山庄，承诺一起开始新的生活。在该叙事程序中，叙述的要素已经给出，它们包括：主角的困惑、对象的身份、摆脱困境的契约的形成等。在该叙事程序中主角遭受到精神的打击，在他茫然失措于死亡意象不能自拔时帮手悄然出现，至于主角与命运的抗争结果如何，第二个程序便会作出进一步的叙述。

叙事程序2（3—4小节）

主角与众角色一起回到契约中的森林峡谷村庄，这里是不是能摆脱精神困境的乌托邦所在，这在故事程序2的开头给读者提供了暗示，此节本文的开头是“森林的力量”，主角的愿望正如文本中所说，要开始新的生活，寻找令人怀念的小“草庐”。故事的场所从喧嚣的东京，转入了阴暗而神秘的森林峡谷，但妻子和主角却充满了对“森林的畏惧”，在这种畏惧与恐怖中，迎面朝主角走来的各位新伙伴中肥胖的阿仁和她的丈夫及他们瘦骨如材的儿子们，另有疯子阿义。面对老祖屋和这些了无生气的新伙伴, 主角觉得看到的和可以看到的一切“有”，无一不过是梦幻罢了。面对主角这种“有”等于无的感觉，读者对主角能否摆脱精神困境是把握不大的，至少暂时不能给出结论。

程序发展到这里，一种新的格局在主角的生存情境中形成：弟弟鹰四在这个格局中，暂时性取代主角成为了故事的中心（估称次主角），主角仍然处于生命力匮乏中，次主角生命力却日益旺盛，主角的帮手逐渐成为了次主角的帮手。实际上在这里一个新的充满矛盾的新契约又已形成：主角处于冷眼旁观地位，无力干涉次主角的行为，次主角却要开始“新的行动”了。于是，叙事便在对这两种生命状态的交叉叙述中进一步展开。

叙事程序3（5—11节）

鹰四对历史总是处于“梦幻中的记忆”中，与冷眼直面现实的蜜三郎对历史的冷峻清醒的记忆形成冲突，主要帮手鹰四暂时性成为了主角的对头，但这种对头不是一种绝对的对立关系，他们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包容着，这就是叙事程序3的一个叙事特点，他们的对立表现为：一个冷漠消沉疲惫，一个激进冲动执著。在以“我”为主角的格局里，鹰四是对立方，在以鹰四为中心的格局里，“我”是小对头，朝鲜人是大对头。曾祖父的弟弟及S兄成为了弟弟鹰四潜在的帮手，妻子此时也暂时性离开主角成为了鹰四的帮手。弟弟要消灭的对头是拥有超级市场的大对头朝鲜人。在整体叙事中，主角是“我”，但在此程序中，故事的重心暂时置换到了次主角鹰四身上（估称次重心），这是程序3的叙事特征，但这个次重心也是为整体主角的叙事服务的。

叙事程序4（第12节）

次主角在想象力的暴动后绝望地死去，让整体主角重新披挂上阵成为叙事主角，次主角的死去，让主角冷漠的精神有所触动，但仍处在一种茫然的状态，这时次主角的帮手，主角的妻子菜采子再次成为主角的帮手。值得一提的是，森林暴力是故事进展的转折点，它实际上充当了帮手的作用，让主角回到中心。该程序的叙事功能乃是将主角的中心地位重新确定。

叙事程序5（第13节）

在帮手妻子的鼓励下，次主角虽已死去，但其死去留下的思考力量再次成为主角的帮手，同时，对头残疾儿也成为主角精神复活的潜在帮手，从整体结构看，鹰四从帮手到对头再到帮手的叙事结构，其发展过程实际上构成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哲学程序。

提炼该故事的叙事模式：

就整体而言，这是一个契约型的叙事模式。人与现实的遭遇，这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社会契约，人勇敢直面现实承担现实的重压与责任，就等于没有违背这个社会契约，人如果只逃避应该直面的现实，等于违背了这个社会契约。主角得到帮手的帮助，也可以说在他们之间建立了一种小契约，这个小契约（或称地方性契约）的功能就是与社会契约对抗。当帮手从更高的意义成为新的帮手，特别是对头成为新的帮手时，社会契约便又一次确定，所以本文的基本叙事模式是主角遭遇命运（现实）的困惑（1）——主角企图逃避现实困境（2）——主角与帮手达成地方契约（3）——地方契约破裂（4）——对头成为潜在帮手（5）——新的社会契约再次构成（6），从（1）到（6）的发展过程，这便构成了叙事本文《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的故事深层语法结构，这种结构是大江一贯倡导的“边缘——中心”对立图式中所体现的文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

从上面可以看出，主角遭遇现实困境（残疾儿等）并希望逃避困境的愿望是推动故事发展的基本动力，而社会契约（应直面的现实）则是一种制约的力量，在一系列的叙述交替转变中，主角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帮手的失去，帮手的重新回来，对头成为新的潜在帮手，主角在这一系列变化中勇敢地直面现实，精神在困顿消沉中得到了复活，从而走向成功，这种情节的发展过程实际已经召示了故事的意义：人一切企图逃脱责任的行为都是错误的，如果不能勇敢直面现实的困难，缺少存在的勇气，人的精神或肉体就要走向死亡，只有直面现实，人的精神才能再生。

大江健三郎的作品“存在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崭新的见解、充满凝练形象的诗这种‘变异的现实主义’，让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

——新浪网

《万延元年的足球队》小说，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不再去讲述青年人在性的世界里的沉迷和堕落，而是更进一步地和日本本土的神话原型、历史故事发生了回响般的互文联系，把原来的存在主义小说风格，又提升到了一个更加恢弘的地步，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历史和神话想象的空间。

——中国文学网

大江健三郎，1935年1月31日出生于日本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代表作品：《死者的奢华》、《饲育》、《个人的体验》、《广岛札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燃烧的绿树》。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