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2-16 08:13
老大:袁宗道 老二:袁宏道 老三:袁中道
明朝时,湖北有一户姓袁的人家。袁家有兄弟三人,三兄弟非常友爱,而且他们从小个个聪明机敏。但他们从小不自恃聪明,打小便勤奋好学,对人更是彬彬有礼,深受乡里喜爱。教书先生们都觉得袁家三兄弟是品学兼优的可造之才,于是,不遗余力地将自己所学传授给他们。因为他们都是湖北公安人,史称“公安三袁”。
得到老师们的厚爱,兄弟三人变得更加刻苦,对老师越发越感激、敬重,生怕辜负了老师们的苦心。老师们瞧在眼里,乐在心里。
一转眼十多年过去了,兄弟三人都长成了大人,各自学有所成。先生们觉得:再没什么可教他们了。一天,先生们把三兄弟叫到面前,点着头逐个看了一番,有点恋恋不舍的说:“是时候了,凭你们现在的学识,考进士应该不是太难的事。老师虽然舍不得你们,但不能耽误了你们的前程。你们去吧。”袁家三兄弟苦读十多年,盼的就是这一天,然而这时,三兄弟不由得想起那些和老师朝夕相处的日子。三兄弟心里酸酸的,恋恋不舍,一拜再拜,很久才缓缓的离去。
不久,喜讯就传回乡里。这一年,袁家三兄弟都考取了进士。袁家一收到消息,上上下下都沸腾了,决定设盛宴庆贺。一切就绪,只等三兄弟回来,但左等右等总不见人,终于,兄弟们都回来了,连老师们也来了。原来,三兄弟约好直接赶到老师们家中,接老师们回来庆贺。
但此时,有一位先生正在家生闷气呢,他叫刘福锦,是老三的启蒙老师,由于时间太久,所以袁家对他印象不深,这次宴请,竟将他忘掉了。刘福锦见袁家请客没有请他,心中很不是滋味,加上有人借机挖苦他,他实在忍不住,便在一张白纸上写了“高塔入云有一层”这句话,寄给老三,意思是提醒他,有了今天的成就可别忘记了老师。老三打开一看,恍然大悟,连说:“失礼了,失礼了。”又急忙去找两位哥哥商量。兄弟三人商定再专门请刘福锦先生一次,并重邀所有的师长、长辈作陪。
在送给刘福锦先生的请贴上,老三就刘老师的原话作了一首诗:“高塔入云有一层,孔明不能自通神,一日为师终生父,谨请先生谅晚生。”委蜿地表达了自己的歉意。酒宴那大清早,老三特意抬着轿子,去刘福锦先生家接他,刘先生假装还生气,不肯上轿。老大和老二在家得知此事,连忙步行赶到刘家。兄弟三人一起恭恭敬敬地邀请。这一来刘福锦先生大为感动,忙扶起拜倒在地的三兄弟,上轿前去赴宴。
酒席上,师生们共叙往事,开怀畅饮,三兄弟对老师们一拜再拜,老师们满面红光,高兴得合不拢嘴,拉着三兄弟连说:“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
公安派的文学主张发端于袁宗道,袁宏道实为中坚,是实际上的领导人物,袁中道则进一步扩大了它的影响。公安派的文学主张主要是:
①反对承袭,主张通变
公安派诸人猛烈抨击前后七子的句拟字摹、食古不化倾向,他们对文坛“剽窃成风,众口一响”的现象提出尖锐的批评,袁宗道还一针见血地指出复古派的病源“不在模拟,而在无识”(《论文》)。他们主张文学应随时代而发展变化,“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袁宏道《叙小修诗》),“世道改变,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摹古者,亦势也”(袁宏道《与江进之》)。不但文学内容,而且形式语言亦会有所变化而趋于通俗,这是因为“性情之发,无所不吐,其势必互异而趋俚,趋于俚又变矣”(袁中道《花雪赋引》)。因此,“古何必高?今何必卑?”他们进而主张:“信腔信口,皆成律度”,“古人之法顾安可概哉!”(袁宏道《雪涛阁集序》)冲破一切束缚创作的藩篱。
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
所谓“性灵”就是作家的个性表现和真情发露,接近于李贽的“童心说”。他们认为“出自性灵者为真诗”,而“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所行,是谓真人”(袁宏道《识张幼于箴铭后》),进而强调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则不下笔。因此他们主张“真者精诚之至。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当“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所不能言,言人之所不敢言”(雷思霈《潇碧堂集序》),这就包含着对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的反抗。他们把创作过程解释为“灵窍于心,寓于境。境有所触,心能摄之;心欲所吐,腕能运之”,“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江盈科《敝箧集序》)。只要“天下之慧人才士,始知心灵无涯,搜之愈出,相与各呈其奇,而互穷其变,然后人人有一段真面目溢露于楮墨之间”(袁中道《中郎先生全集序》),就能实现文学的革新。
③推重民歌小说,提倡通俗文学
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袁宏道曾自叙以《打枣竿》等民歌时调为诗,使他“诗眼大开,诗肠大阔,诗集大饶”,认为当时闾里妇孺所唱的《擘破玉》《打枣竿》之类,是“无闻无识真人所作,故多真声”,又赞扬《水浒传》比《史记》更为奇变,相形之下便觉得“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听朱生说水浒传》)。这是和他们的文学发展观与创新论相联系的,对提高那一时期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的社会地位有一定作用。
公安派在解放文体上颇有功绩,“一扫王、李云雾”(《公安县志·袁中郎传》),游记、尺牍、小品也很有特色,或秀逸清新,或活泼诙谐,自成一家。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消极避世,多描写身边琐事或自然景物,缺乏深厚的社会内容,因而创作题材愈来愈狭窄。其仿效者则“冲口而出,不复检点”,“为俚语,为纤巧,为莽荡”,以至“狂瞽交扇,鄙俚大行”(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后人评论公安派文学主张的理论意义超过他们的创作实践,是为公允之论。
简介
袁宗道(1560~1600)字伯修,号玉蟠,又号石浦。明代文学家,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万历十七年(1589)会试第一,选庶吉士,授编修,官至右庶子。“公安派”的发起者和领袖之一,与弟宏道、中道并称“三袁”。荆州公安人。万历十四年(1586)礼部会试第一,次年任翰林院编修,授庶吉士。在复古派极盛一时的情况下,他独推白居易、苏轼,成为公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万历二十五年八月,以翰林院修撰充东宫讲官,“鸡鸣而入,寒暑不辍”。万历二十八年秋,在北京“竟以惫极而卒”。终年41岁。光宗继位,赠礼部右侍郎。在文学上既反对模拟复古,又注重学习前人“古文贵达”的精神,先后发表《论文》上下两篇,在中国文学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至今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这两篇论文批驳前后“七子”违反文学发展规律,倡导剽窃蹈袭、复古倒退的谬论,主张作家应“从学生理,从理生文”。万历二十六年,三袁共同发起,在北京西郊崇国寺诗文创作无人云亦云之作,多是有感而发、率真自然之作。代表作有《戒坛山一》、《上方山》、《小西天一》等,但他的创作如袁宏道一样存在着内容贫乏的缺点,这也是由他的创作思想导致的。
袁宏道始终无意于仕途,万历二十年(1592)就中了进士,但他不愿做官,而去访师求学,游历山川。他曾辞去吴县县令,在苏杭一带游玩,写下了很多著名的游记,如《虎丘记》《初至西湖记》等。他生性酷爱自然山水,甚至不惜冒险登临。他曾说“恋躯惜命,何用游山?”“与其死于床,何若死于一片冷石也。”(《开先寺至黄岩寺观瀑记》)在登山临水中,他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个性得到了张扬,文学创作的激情也格外高涨。
明神宗万历二十六年(1598),袁宏道收到在京城任职的哥哥袁宗道的信,让他进京。他只好收敛起游山玩水的兴致,来到北京,被授予顺天府(治所在北京)教授。第二年,升为国子监助教。《满井游记》就写于这一年的春天。
袁宏道生于湖广公安(湖北公安)。北国的寒冷,多少阻住了他的游兴。文章的第一段,就写了这种欲游不能的苦恼。早春二月,乍暖还寒,这对北方人来说本不足为奇,但对一个在江南长大的人来说,却是不可忍受的。作者从理性上知道“燕地寒”,但“花朝节后,余寒犹厉”则是他亲身的感受和体验了。一个“余”字,一个“犹”字,两相映衬,把寒流不肯罢去的情状描述无遗。那么,其具体表现是什么呢?作者用了极其简练的语言来描绘:“冻风时作,作则飞沙走砾。”不说“寒风”“冷风”而说“冻风”,意在说明寒冷的程度,也表明作者对“燕地寒”的敏感。这样恶劣的天气,只好“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从“每冒风驰行,未百步辄返”来看,作者不知做过多少次尝试,都无奈而归。
明代文学流派。代表人物为袁宗道(1560—1600)、袁宏道(1568—1610)、袁中道(1570—1623)三兄弟,因其籍贯为湖广公安(今属湖北),故世称“公安派”。其重要成员还有江盈科、陶望龄、黄辉、雷思霈等人。
公安派成员主要生活在万历时期。明代自弘治以来,文坛即为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及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后七子”所把持。他们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大历以后书勿读”的复古论调,影响极大,以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明史·李梦阳传》)。其间虽有归有光等“唐宋派”作家起而抗争,但不足以矫正其流弊。万历间李贽针锋相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和“文章不可得而时势先后论也”的观点,振聋发聩,他和焦、徐渭等实际上成为公安派的先导。
袁宏道(1568—1610)是明代公安派代表人物。针对前后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字摹句拟,制造赝鼎伪觚的风气,他大声疾呼:创作要充分发挥自己个性,不要从人脚跟,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胸臆中流出,不肯下笔”。(《小修诗序》)他把死学古人的做法斥之为“粪里嚼渣”“顺口接屁”“一个八寸三分帽子人人戴得”(《与张幼宇书》)。他强调文学要“真”,要有真知灼见、真情实感,要从“假人假言”,也就是从“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观中解放出来。这种尊重个性、要求解放,反对传统的文学主张,使他的创作充满着由儒、道、禅混合的自由放纵思想。袁宏道一生创作了大量山水游记,在他笔下,秀色可餐的吴越山水,堤柳万株的柳浪湖泊,风清气爽的真州,春色宜人的京兆,皆着笔不多而宛然如画。这些山水游记信笔直抒,不择笔墨。写景独具慧眼,物我交融,怡情悦性。语言清新流利,俊美潇洒,如行云流水般舒徐自如。
宏道在佛教内部融摄禅、净、教,学凡数变,不拘一说。于“外道”亦然,他会合三教道:“一切人皆具三教,饥则餐,倦则眠,炎则风,寒则衣,此仙之摄生也。小民往复,亦有揖让,尊尊亲亲,截然不紊,此儒之礼教也。唤着即应,引着即行,此禅之无住也。触类而通,三教之学,尽在我矣。奚必远有所慕哉?”(93)在他看来,三教融通已深深地融入了百姓日用之中,是毋庸辩说的事实,无需远慕,不假外求、自然而然。晚明期间虽然三教融通之论甚多,但不落理碍,即身而自得,莫过于宏道。这是因为在他看来,三教本出一源,他作诗云:“堂堂三圣人,同宗偶异胤。刻影求飞鸿,雾眼自生晕。白水涌冰轮,千江同一印。”(94)他作《广庄》,但“语有禅锋”(95),因此,陆云龙叹其“直为三教之冶。”(96)而对于佛道、儒佛之间的融通关系,宏道则分别从性命双修和借诠解“格物”等不同的途径进行了论证。
老庄及佛家之书。成年后科场考试,几经落第,万历进士,授徽州府
三袁兄弟中,小修享年最长,著作的数量也最多。万历四十四年(1616),小修四十六岁,这一年,他经过二十多年的场屋之苦,好不容易考取了进士,使他喘过一口气,如他自说的,“叨得一第,聊了世法”(《与愚庵》),或换一个说法,“卑卑一第,聊了书绩”(《寄王以明居士》)。这时他想到有必要清理一下自己积年所写的诗文,为自己的文集做一个总结了。他给朋友钱受之,也就是有名的钱牧斋,写了一封信,其中写道:
……弟前岁(指万历四十二年[1614])一病几殆,故取近作寿之于梓,名为《珂雪斋集》。盖弟有斋名珂雪,取《观经》“观如来白毫相如珂雪”意也。近转觉其冗滥,不欲流通,正思取一生诗文之精警者,合为一集。时方令人抄写。完后当寄一帙受之,为我序而传之可也。日记系另一书,目下亦未可出耳。诗文之道,昔之论气格者近于套,今之论性情者近于俚,想受之悟此久矣。……
小修生于隆庆四年(1570),卒于天启三年(1623)。终年五十四岁。伯修寿四十一岁,中郎寿四十三岁。袁氏三兄弟,小修的年寿最长了。但两位兄长功名早达,伯修二十七岁举会试第一,中郎二十五岁登进士第。小修则迟至四十六岁对科第已几频绝望时,方考取进士。所以中年以后,他诗文中的失意自伤情绪是相当浓厚的。
创作以散文为佳,游记、日记、尺牍各有特色。游记文描摹入微、情景交融,日记写得精粹,对后世日记体散文有一定影响。其诗偶有关心民生疾苦之作,也写得较清新。但诗文思想较平泛,酬作应答、感时伤怀,艺术上创新不够。有《珂雪斋集》20卷,《游居柿录》(《袁小修日记》)2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