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长株潭摒弃了传统的摊大饼模式，按照紧凑布局、生态隔离的组团式、友好型、集约化发展的新理念，将核心区规划为以长沙为主，株洲、湘潭为副，相关地区保留大片绿地的“一主两副环绿心”结构，构成组团特色鲜明、内在联系紧密的大都市区。

追求和谐

按照城乡统筹、人地协调的和谐理念，突出了城市生态和城市环保，提出了一套高品质人居环境建设的指标体系。

加大节能减排力度

武汉、株洲等均属传统老工业基地，产业结构偏重，节能减排压力大、任务重，工作比一般城市更难，也因此更具试验价值。

2007年12月14号，国家发改委正式批准武汉城市圈为全国“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短短两年间，圈内城市积极主导，地方政府倾力推动，中央部委殷切支持，大型企业激情投身，先行先试的武汉城市圈建设，在荆楚大地呈现勃勃生机。

2008年8月，国务院批准武汉城市圈建设总体方案。从重大项目到部省合作，从一体化探索到体制机制创新，短短两年间，武汉城市圈按照 “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总体要求，全方位推动了该市在融入武汉城市圈过程中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对接等方面的的探索，同时，作为加速推进“两型社会”的咸宁大畈核电项目前期已经启动，咸宁成为中心内陆首个建设核电地区，在“两型”道路上迅速起步。

机制创新 ，奠定可持续发展根基

两年间，武汉城市圈以体制创新为突破口，以大东湖生态水网、梁子湖生态保护等工程为重点，率先在中部开展排污权交易试点，创新环境保护机制；以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武汉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建设为重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发挥引领与示范作用。一体化，迈开对接脚步

两年间，城市圈九城市主动融合，圈域产业优化整合风生水起，从武汉出发，4条城际铁路全面开工，一小时经济圈呼之欲出；商业企业上山下乡，农超对接，连锁经营，城乡现代流通一体化，科教文卫资源联动共享，武汉城市圈在基础设施、产业布局、城乡建设、区域市场、环境保护“五个一体化”全力推进。

重大项目， 托起城市圈建设新景

两年间，在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公司这个崭新的投融资平台上，政府部门、大型国企、民间投资共同奏响城市圈建设的新乐章，以此为依托，城际铁路、武汉新港、大东湖生态水网、花山生态新城等一个个响当当的大项目纷纷启动。在全国7个综改区中，武汉城市圈重点项目投资额度之大、投资节能环保产业项目之多、投资项目进展之快可圈可点。

部省合作， 在全新平台上聚合能量

两年间，先后有67个国家部委与湖北展开省部共建，密集签订的协议表明，国家力助武汉城市圈走“两型”道路。

湖北省武汉城市圈综改办专职副主任 王培锦:“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在体制机制创新方面全面展开,在重大项目全面开工,在五个一体化方面,城市的融合度进一步提高,这个就为武汉城市圈的发展,乃至全省经济的发展,推进“两圈一带”战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两型社会”建设与转型创新发展研究

一 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与转型创新发展路径选择

1.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

从世情看，当今时代，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复杂的调整和变化。虽然全球经济显露复苏的迹象，但国际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不断加深，实现世界全面复苏还是一个长期艰难曲折的过程。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世界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革命正在孕育，经济全球化在曲折中推进。在一个互联互通的网络世界里，全球化深入发展，我们要能够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找准能够抢占的竞争制高点和增长点，就必须密切关注国际经济新动向，把握科技创新产业革命发展新趋势，着眼于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的新变化，站在新起点上，抓住新机遇，迎对新挑战，实现新崛起。

从已经出现的新动向来看，可概括为下述几个方面：

一、是谋划全新布局，重回实体经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制造业大量外移，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在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沉重打击和长期经济下滑之后，美国朝野认识到，以金融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奥巴马政府投入巨资主导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吸引美国跨国公司重返美国设厂或将工厂搬回美国，并引导和鼓励6个顶尖大学和八家制造业组成先进制造业合作联盟、鼓励和呼吁美国企业、大学及政府之间加强合作，共同夺回全球尖端科技制造业（包括生物技术、机器人及纳米技术）的领先地位。德国强调要维持其在重型机械、高端制造等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英国政府也推出重振制造业战略，拟通过科技创新和低碳技术实现传统工业的升级改造。

二、是布局新兴产业抢占新一轮科技制高点。新一轮由国际金融危机推动的世界性经济大调整，已经引发了抢占新科技制高点的激烈竞争或大竞赛。发达国家的核心战略旨在运用手中尖端技术打造高端核心制造和相应的服务业从而保持国际竞争的优势地位。经济结构调整主要集中在产业结构调整上，资金大量投向高科技企业。美国新兴产业布局的重点是新能源、节能环保、无线网络和智慧地球、大数据、航天等。欧盟委员会在2010年3月公布了指导欧盟今后发展的“欧洲2020年战略”，提出今后10年的发展重点和目标，旨在将“绿色技术”、“数字化”和其高技术提高至全球领先水平，并决定在2013年之前投入1050亿欧元资金发展绿色经济。英国启动一项批量生产电动车、混合燃料车的“绿色振兴计划”，并加强生物制药、新能源产业竞争的优势。德国政府批准了总额为5亿欧元的电动汽车研发计划预算，并大力发展新能源和各类节能环保技术，明确提出2020年绿色能源将会占能源总需求35%的发展目标。当今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加大科技创新和发展新兴产业的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都主要把生物科技、新能源、新一代网络信息技术、新材料、微电子、空间技术、环保产业、机器人等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将引领一轮新兴产业革命，推动全球形成新的产业链及世界市场，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将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三、是日趋突出的新贸易保护。在新的形势下，各种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时有发生。美国对中国采取的“双反”调查或制裁，就涉及晶体硅光伏电池和组件产品、应用级风电塔产品、纺织品、钢铁、铝、轮胎、柠檬酸及柠檬盐、多层实木地板等多个制造行业。一些西方国家对进口提出了“碳关税”、“碳定额”的要求，绿色堡垒逐渐成为维护本国利益的新手段。

从国情说，我国正处在一个新起点或新的转折点上。

一是，中国制造低成本的竞争优势正在逝去，需要重塑竞争新优势。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依赖要素组合的低成本，在全球产业分工中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势，吸引了大量的投资者和出口了大量的低附加值产品，支撑了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由一个低收入国家上升到中上收入国家，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对外贸易的第一大经济体。然而在“十一五”时期这种低成本竞争优势已开始减弱，并将逐步逝去。首先是劳动力资源无限供给的状况发生变化。自1980年到2003年，普通劳动者（包括农民工）工资一直徘徊在生存线上。2003年在沿海地区开始出现民工荒，随之也出现了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普通劳动者的工资上涨，2010年在全国发生了普遍涨薪潮。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1年适龄劳动人口的数量已开始下降，比有些专家所预计的“劳动年龄人口在2015年停止增长”早了4年。城市和农村都已经出现劳动力结构性短缺。我们已经步入到一个面临劳动力供给结构性短缺和劳动力结构性失业的双重压力的新阶段。

同时，要素组合中的土地、水、能源等资源供给的低成本和生态环境侵蚀的零成本导致的粗放型、资源高消耗、污染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已不能为继。

二是，“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总结拉美东亚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时提出的概念。拉美的巴西、墨西哥、阿根廷、东南亚的马来西亚等国早在20世纪70年代均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但这些国家仍然处在人均GDP3000美元到5000美元发展之间的发展阶段，只有韩国、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少数国家和地区跨越了“中等收入陷阱”，步入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2006年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将“中等收入陷阱”定义为：使各经济体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又将它们向高级收入经济体攀比是否能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增长被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1万美元的上限，一国很容易进入经济增长阶段徘徊期。2010年又进一步阐述为：几十年来，拉美和中东的很多经济体深陷“中等收入陷阱”而不能自拔，面对不断上升的工资成本，这些国家始终挣扎在大规模和低成本的生产性竞争之中，不能提升价值链和开拓以知识创新产品与服务为主的高成本市场。这些国家依靠低工资成本和资本的投入跨越了“贫困陷阱”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但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导致贫富之间、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使消费严重不足，产业结构、经济结构失衡，造成经济增长的驱动乏力。在这个阶段如果仍然适用已有的经济战略和增长机制，而不能实现全面的转型发展，势必造成经济增长的徘徊停滞 。

我国依赖低成本的竞争优势和投资拉动、出口导向战略，实现了3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取得巨大成功。但同时也凸现出一些深层次不平衡、不协调、难以持续的尖锐矛盾，经济结构失衡，社会建设滞后，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以至部门和行业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不健全，造成普通百姓的“住房难，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社会矛盾突出。在中期或更长的时间，我们将面临外需下滑与内需不足的双重压力，低成本竞争优势逐渐失去，新的竞争优势尚未形成的严峻挑战，确实面临能否跨越人均GDP5000美元到11000美元这道“坎”，步入高收入国家即“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2010年7月，人民论坛就“中国能否越过中等收入陷阱”这一问题对社会公众和各领域相关专家进行了一次大范围的调查，结果显示70%的社会公众信心指数低于50%。专家持谨慎乐观态度的为52%。

三是，我国发展的基本面并未改变。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虽然世情国情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变，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条件也没有变。首先，最明显的基本条件是城镇化。2011年我国城镇化虽然已超过50%，总的看仍然滞后，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据有关部门测算，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亿元的消费需求，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更多。其次是我国地域辽阔，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远远没有完成。就交通来说，高速公路、高速铁路还需要再集中20-30年的快速建设，才能基本形成覆盖全国的大路网框架。第三，相适应的工业化的重工业发展阶段还有一段路要走。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在于能否在中期或略长一点时期能够从低成本粗放型的发展方式转变为集约型内生增长的创新驱动发展方式，形成竞争的新优势。

2.区域阶段性发展特征与转型创新发展路径选择

我国“十二五”时期从总体上说处于由要素驱动型的发展模式向创新型的发展模式转变的关键性阶段。但由于东中西发展水平的梯度差，阶段性的发展特征不同，转型的目标和路径也必然有较大的差距。东部沿海区域，改革开放优先发展实施出口导向战略，依赖低成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已步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由工业主导的经济结构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结构转型。其中上海、北京、天津、深圳等大都市，人均GDP已超过1万美元步入高收入区域，向后工业化转变。

中部正处于工业化加速发展的中期阶段，完成工业化还有一段较长路要走。30年来的快速发展虽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但从总体上说还处于不发达状态或从不发达向发达的转变过程。同东部发展的主要区别：一是从转型目标来说，主要是高消耗、高排放、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化发展模式向低消耗、可循环、低排放、可持续的新型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型。二是从产业竞争优势来说，低成本的产业竞争优势在东部已经消失，但在中部还会延长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虽然近两年来中部的企业也日益感受到要素成本上升和利润空间减少的压力，但与东部比较，在劳动、土地等资源价格上仍具有低于东部的优势和较大的发展空间。在国家政策支持下，沿海和境外制造业向中西部转移已成为时代的潮流，这是中部崛起难得历史机遇。由于湖南具有“内陆前沿和沿海后方”的区位优势，更能够在实现跨越式发展上赢得先机。三是由于中部重工业主导的工业化发展阶段还会延续一段较长的时间，不论是从要素驱动还是需求拉动来说，投资对发展都会起着重要的拉动作用。

但是，如果放眼全球，着眼于世界科技发展和产业革命新趋势，就必须坚持推进创新型国家、创新型湖南建设，经济发展尽快的走上创新驱动的轨道，大力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在全球经济分工中形成产业竞争的新优势。就地处中部的湖南来说，如何在转型创新发展中，既充分发挥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又加快形成产业竞争的新优势；既发挥投资拉动的重要作用，又能够提升群众的消费率，提升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驱动力，这就是我们面临的转型创新发展的路径选择。

我认为在国内外经济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新时代，转型应该走不同类型产业间的融合、互动和包容性发展之路，在融合发展中提升，在包容性增长中转型，在转型发展中崛起。

当今经济全球化、信息化深入发展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从产业层面说就是不同产业的边界发生交叉、延伸和融合。传统产业、传统行业的边界是十分清楚的，这种产业分工使得政府在划分、管理行业、企业的过程中能够比较刚性、明确地通过制度、规则来加以执行，并制定出相应的产业政策和管理体制。但是随着信息技术互联网的普及应用，特别是新一代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信息化向以可视化、泛在化、智能化为主要特征的高端发展，不仅三次产业之间出现混合与交融，在产业内部的各个行业间，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的出现也层出无穷。如将新兴的产业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这种改造深化的过程也就成为传统产业升级的过程。反过来说这种传统产业升级的过程，也是为新兴产业发展创造新市场、新需求的过程，转变为新兴产业发展的推动力。就投资来说，如果这种投资能够带来新的技术和新的管理经验，就其形成的固定资产来说，它起到了投资的拉动作用，但就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来说，又生长出创新驱动力和新的竞争力。如果这种投资是投入民生工程，那么它产生投资拉动作用的同时，又能提高最终消费率，反作用于调整产业结构。同时，从绿色发展来说也是如此，如果用绿色低碳技术改造高消耗高排放产业，这种改造的深化过程就是高碳产业向低碳化运行转变的过程，反过来说这个由“黑”转“绿”也是为新兴的节能环保产业、能源管理新兴服务业发展创造新市场、新需求，构造新动力的过程。现阶段，湖南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拉动，2011年投资对全省经济的贡献率高于60%。但投资结构在加大调整和优化。2012年上半年，全省技改投资增长32.5%，占全省投资总额的39.3%。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增长87.9%，占工业投资比重的9.5%。同时农业投资增长60%，服务业投资增长100%以上，民生和生态环境投资增长40%以上。

长株潭城市群不仅是国家“两型社会”建设综合改革试验区，也是国家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试验区和“三网融合”试验区。同时文化与科技融合、金融与产业融合、旅游与文化融合、军用与民用融合等蓬勃发展，将会不断产生新的增长点，孕育新一轮竞争优势的成长与形成，在2020年之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步入我国的高收入区域， 我们必须坚持科学发展，也极需促进社会和谐和改善民生，增进人民福祉。所以，我认为湖南转型创新发展应走融合、互动和包容式发展的路径。这条路径也就是智能、绿色、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一条改革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所有人群之路，人与社会自然和谐共处良性循环的发展路径。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在全社会大力倡导节约、环保、文明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让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成为每个企业、村庄、单位和每个社会成员的自觉行动，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也就是说，经济的发展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必须建立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和保护环境的基础之上。那么这样的“综改区”，也就是以节能降耗、保护环境为核心要素的改革试验区。在这方面，武汉城市圈的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一体化规划已经很好地体现了这个核心。

环境友好型社会是由环境友好型技术、环境友好型产品、环境友好型企业、环境友好型产业、环境友好型学校、环境友好型社区等组成。主要包括：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方式；无污染或低污染的技术、工艺和产品；对环境和人体健康无不利影响的各种开发建设活动；符合生态条件的生产力布局；少污染与低损耗的产业结构；持续发展的绿色产业；人人关爱环境的社会风尚和文化氛围。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资源利用的效率依然十分低下。据统计，中国的GDP占全球4%，而煤、铁、铝等的消耗占世界的30%以上。而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带给地方环境的压力相当大。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在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两型社会”的定义于房地产行业而言，同样意味着几个发展方向的衍生：住宅节能标准将被加强，节能建筑将成为楼市发展主流；七成用地集中于民生的土地政策，或将得以有效推进，即包括经济适用房、廉租房、限价房(限面积房)、普通商品房等开发速度和比重将逐步加快、加大；高档别墅用地将受到一定限制，高档别墅供应将逐步放缓；土地浪费等问题将被摆上政策战略性位置；住宅配套设施建设标准将从严，建筑成本或将随之上涨。

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源的约束越来越突出，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证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我们国家经济结构要面临转型，即从过去那种“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产出”的模式向“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产出”转变。中部地区作为国家重要的能源产出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在全国来说显得更加突出，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在中部的改革试验区提出“两型社会”建设目标，是一种具有全局意义的战略考虑。两个中部试验区的获批，将成为“两型社会”的重要示范基地和产业结构调整的一个重要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