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下旬，二野主力向川东南、黔西北迅猛推进。为及时指挥部队作战，1949年11月28日，刘、邓率二野前指离开常德，沿湘川公路向重庆方向转移。留守常德的二野干部战士亦于12月份离开常德。至此，常德人民圆满完成了迎送二野集结整休、挺进西南的光荣任务。邓小平在常德日理万机期间，还非常关心和及时指导常德的工作，注意了解新区开创工作情况。他到常德不久，就听取常德地委书记乔晓光关于常德解放后开展新区工作的情况汇报。11月11日，邓小平在民众戏院（现人民电影院），给常德地、市、县与驻军领导共1000多人参加的干部大会，作了长达3小时的形势报告。他首先分析全国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精辟地评述了新时期的任务和方针政策。他在讲话中还肯定常德地区的新区工作经验。他说“常德地委书记乔晓光同志到新区几个月的时间，抓了三项主要工作：

一接管城乡政权；二筹粮支前；三剿匪反霸。这三项工作抓对了，有成绩，特别是支前工作抓得及时，保证了部队的供给和交通运输。

在这些开创工作中，南下干部同地下党同志一起通力合作，初步打开了新区的局面。这些具体经验，对西南新区工作是值得参考的。”在讲到干部问题时，他指出：听说常德地区南下干部很多，地、县、区三级领导班子齐全，连县的部长、局长、干事、科员和区里的书记、区长、助理员等都基本上成套配备。

干部多、班子齐，这有好的一面，可是，西南地区别说区委的班子，连县的班子还没有配齐，这也有好的一面，可能被迫走个正确道路，这就是积极培养，大胆起用地方干部。邓小平用这种巧妙的方法，给常德地区要大胆培养起用地方干部作了明确的指示。

重庆解放后，中共中央西南局进驻重庆办公，先后设立的内部组织主要有：办公厅、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财经委员会(后改为财经工作部)、纪律检查委员会、职工工作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农村工作委员会(后改为农村工作部)、外事委员会、保密委员会、党校、西南日报委员会、西南工作杂志委员会、文教工作组、人民武装委员会、国际指导委员会、民族工作委员会、直属机关委员会等。

邓小平、刘伯承调中央工作后，1952年9月，中共中央又决定宋任穷、张际春、李井泉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副书记。此时，正是西南地区社会经济发生巨大历史变革的重要时期，中共西南局在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各项方针政策的同时，还结合西南地区的实际，创造性地制定、颁布了一系列符合西南地区实际情形的方针路线、法规法令、政策措施，全面领导了西南地区的各项重大运动及和平解放西藏的斗争，对西南全境的解放、人民政权的建立、社会经济秩序的恢复和发展、各民族间的团结与进步，都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1954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以适应国家的计划经济建设，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

4月27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的重大决定。

1960年10月，恢复中共中央西南局，李井泉担任第一书记。书记处书记李大章、廖志高、阎红彦、张经武、周林、于江震、阎秀峰.

1963年8月--1965年11月，陈刚、程子华、张国华、贾启允、刘植岩、任白戈、曾希圣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6年，中共中央西南局取消。

中共西南局在准备解放西藏方面的工作是卓越的。他们在承担了中央交付的经营西藏的任务之后，即迅速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展开了积极的双重准备：一方面确定进藏部队及其军事首长，筹划武装开进西藏所需的诸般物资，一方面努力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各种可能。1950年5月27日，西南局草拟了与西藏地方政府谈判的十项条件。毛泽东逐一进行了审核和修改，并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予以同意。

这十项条件的具体内容为：①西藏人民团结起来，驱逐英美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西藏人民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族来。②实行西藏民族区域自治。③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维持原状，概不变更。达赖活佛之地位及职权，不予变更，各级官员照常供职。④实行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西藏人民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⑤维持西藏现行军事制度，不予变更。西藏现有军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武装之一部分。⑥发展西藏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学校教育。⑦发展西藏的农牧工商业，改善人民生活。⑧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完全根据西藏人民的意志，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⑨对于过去亲英美和亲国民党的官员，只要他们脱离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进行破坏和反抗，一律继续任职，不究既往。(10)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巩固国防。人民解放军遵守上列各项政策。人民解放军的经费，完全由中央人民政府供给。人民解放军实行买卖公平。

以上谈判十条，充分体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和高瞻远瞩的眼光。为了祖国的统一、各族人民的团结，中央人民政府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尊重历史、照顾现实。

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在1950年7月解释说：“对于我们提出的十条，有的西藏的代表人士觉得太宽了点。就是要宽一点，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不是骗他们的。因为这个政策符合他们的要求，符合民族团结的要求。”[9]

除因巩固国防的需要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外，西藏的政治、经济、宗教、风俗文化等所有的一切，事实上全部维持旧观。

贺龙在西南局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一九五零年二月八日）

首先，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①的报告。实际工作中证明，过去西南局所决定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不但是过去，而且在今后的一定时期内也还是正确的，这一点很重要，它关系到今后如何建设西南，扎根坐稳的大问题。其次，讲一讲我们这一时期的工作情况，主要讲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改造九十万起义投诚人员问题。他们之中有胡宗南的副长官裴昌会②的部队，有西南“剿共”游击司令王缵绪的部队等等。我们已把这批部队集中起来，他们对共产党的改造，表面上表示“欢迎”，但实际上“哭脸来把笑脸装”，内心是很不情愿的。所以，有的说：“我当了三十来年军阀，现在作了阶下囚”，表现很伤心。有的说，他的军已有三十多年历史，被共产党去改造感到痛心，并表白自己过去对各党派都有帮助。有的在发起义通电和签字时流着泪，表明他起义是迫不得已的。还有的说他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一贯进步，对中国共产党很同情。他们共同的特点是：一方面都以起义有功自居，企图以此为资本，保持其政治地位；另一方面又对共产党改造他们的部队表现消极甚至抵触。再加上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军官的破坏，所以对这九十万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改造，是一项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

西南局对改造起义投诚人员的指示很明确。首先，要把我们党的方针对这些人讲清楚：第一、你们过去对人民是有罪的；第二、共产党无个人恩怨；第三、要从组织上、思想上按照解放军的标准彻底改造；第四、在政治工作制度上，政委有决定权。要实行军事民主、政治民主，这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不同之点。总之，我们对起义投诚人员，无论是个别谈话，还是开大会小会，要反复宣传党的方针，并向他们指出：政治改造是痛苦的，进步慢则痛苦的时间就长，进步快则可以缩短痛苦的时间。有的起义将领对我们的改造有抵触，开始故意穿得破破烂烂，当我同他谈了第五次后，他开始转变了，之后头发也理了，好衣服也穿起来了。有的起义将领开始还带钢盔，有的穿得比街上摆摊的人还难看，真是无奇不有。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这表明他们原有的阶级立场还没有改变，在谈话中也表明了这一点：有的说：“共产党要打乱血统③，首先把我的打乱；有的说：“刘先生④来我相信，贺先生⑤来有点怕，徐先生⑥来不欢迎”。还有的对他部下讲：“共产党杀人，我挨第一刀。你们挨第二刀。”上述言论，都暴露了他们的阶级本质。所以，对起义投诚人员的改造，也是一场激烈的阶级斗争。有人在广安就有三千人的血债。如果不首先把下面的起义部队抓紧，就谈不到对他们的改造。

其次，选择好先从哪个部队开始改造？我们利用起义部队之间的矛盾，首先，改造王缵绪的部队。我对王讲：“你很有功，有功必有奖，但我只能作穿针引线的人，请中央人民政府决定，但你的部队必须改编。”这样，刘文辉、潘文华、邓锡侯⑦也不会恐慌。第二步，改编川鄂绥靖公署杨森的部队。第三步，开大会把改编的部队调开，一是便于解决粮食问题，二是有利对起义部队的改编。我十八兵团原有九万余人，一下扩大到二十几万人，无法熔化，后来照西南局指示分成两股。最后，改编裴昌会兵团，我们派了一个工作团，由黄陵青同志带领三四百名干部到裴兵团去，由一野副参谋长李夫克带领军政干校的三四百名干部，到董宋珩⑧那里去。我们发了两个命令：第一、明确职权，给予军代表很大的权力。明确规定：军事代表不签署，对上对下皆无效。军代表可以直接召开军官会议。第二、部队中建立战士委员会，取消反动组织，特别是取消特务的政治工作，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第三、要建立一套组织。特别是对电台，政治机关要把所有电台人员集中起来训练，并割断他们的横向联系。向刘、潘、邓的部队也派去了我们的军代表。根据我们的工作实践证明，西南局对改编起义部队的方针是正确的。同时，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必须注意克服急躁和怕麻烦的思想，其表现是：一部分同志感到与起义部队在一起搞不惯。一部分同志主张把伪军官拉出来，或要枪，或要人，简单从事，这两种思想都是要不得的。我们应该了解，改造好旧军队，特别是改造好那些土匪武装，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去改造它，让他们流散到社会上去，有的会变成新土匪，就会妨碍社会治安，影响群众生产。大仗好打，小仗难打。我们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如对改造起义投诚部队的工作搞不好，就会给我们今后的革命工作带来损失。

第二、关于接管成都问题。我们对城市工作缺少经验，干部多是农村或小城市来的。第一无经验，第二与旧职员搞不来，有的同志认为“最好是一脚踢开，我来。”以后经过开会批评，这种思想慢慢克服了。接管对象有伪国防部一部分及省的一部分，省的归军管会接。接管要有重点，银行及造币厂应首先接，其他如学校等可慢一点。已接的差不多了，二月间可以大体接管完毕。

川北部队很少，情况了解不多。西康才派人进去，还须与刘文辉谈判，我同他谈了三次，廖志高⑨同志谈了二次，最后他才同意把政权交出来。川西在二月份已把工作重点转入农村。对成都的特务还未开始抓。总之，大乱子未出，小乱子不断。

第三、关于公粮问题。接西南局指示后，曾作了调查研究。有人反映，广元城郊不出粮食，川北对粮食问题有讲价钱的味道，但执行西南局指示无问题。川西搞了个征粮条例，经西南局批准后，一公布马上就有反映。首先杨尚伦反映公粮重，因他是代表地主“国大代表”，所以，对他反映并不怕。但是党内一老同志张秀淑也有反映，虽然尚未听到农民的呼声，却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便组织几批同志下去调查。一号已回来一个组，据说按一般的比例，农民是交得起公粮的，但顾虑是一下交不出来。灌县有二个村，一个村地主交百分之四十几，另一个是地主超过了百分之五十。如讲民主评议，则川西的粮食是可以拿出来的。西康的粮食，曾和刘文辉谈了一下，他也搞不清楚能出多少，总之，比较困难。

征粮是件很大的事情，搞好了，今后困难就少，财政、生产等问题都可解决，否则就会增加我们困难。走群众路线，民主评议是个很好的办法，不但完成了公粮，而且发动了群众。另外保管也是个大问题，要把仓库、口袋、生虫子、老鼠吃等等问题解决好，把消耗减到最少。一颗小米须经十八道手续，因此要加以爱护，防止损失。

第四、关于军队工作问题。西南局提出反倾向斗争。十八兵团某些方面比较严重。有的说：“我们对上级对得起，就看上级对我们怎么样?”在大陆战争结束后，他们还觉人少了，你要二千万人干什么用?过去战争时期我们拚命的扩建部队，壮大野战军，但今天还要这样多的部队如何养的起？不是要扩大，而是如何减少军队的问题。到西康去的同志没有生根的打算，我要求去的干部要作二十年的准备，因为去的越久，就能学到更多东西，比新调去的干部要好得多。有的提出到成都的是一等军，到川北的是二等军，到西康去的是三等军。这是根据生活条件提出来的。此种思想不克服，对工作会有妨害，人虽然在西南，心还是水上浮萍，未扎下根。这次会开的很好，我们要很好教育干部扎—下根、安下家，西南就是家，只有下决心好好作工作，才会作出成绩。

第五、关于进军西藏问题。正如小平同志说的，我们对西藏的情况很生疏。我曾找一些人谈了一下，其中有道士、和尚、博士、留洋学生，男的女的都有，搜集到了一些情况，有些情况很有用。从已了解到的情况看，有两个问题最困难：第一个是运输问题，要比用兵困难好多倍。地是冰冻的，雪很厚，卡车很难进去，好的卡车一小时只能走五公里。修路须有特别工具，路比崖还坚硬，路修不起来，运输就很难解决，因此，对修路及运输要有一个长远计划。据了解，西藏还有帝国主义势力，故兵可以多去点，但要精，电影队、剧团等可以慢点去。多路进军也是一个办法，可能比较容易些。接济没有问题，但有的东西可能搬不进去。第二是政治问题。情况了解得太少，这个人这样说，那个人又那样讲，因此，要组织一个学习委员会，把对边疆有经验的人组织在里面，集中学习民族政策约法八章。同时，准备藏文的宣传品。他们对民族问题有些意见，首先要把国民党的汉化方针丢掉，国民党要夷人变为汉人的政策是失败的。其次是国民党放官放大了，卡不住了。第三是政权未弄清楚，他是政教一体，政为教服务。一般农民无地位，当了喇嘛后才有地位。政教分开的提法不好，还是提信仰自由为好。西藏有的人文化水平很高，有的还懂英语，英国在那里培养了几千青年，他们把老年人抬起来，而实权在青年手里，所以主要是政治问题。我们必须把以上两个问题很好解决，如果搞得不好，还要被打出来的。

第六、关于财政问题。节衣缩食的口号要提出来，成都公教人员生活水平最低，十分艰苦，开座谈会时，他们向我们诉苦，结果我向他们诉了一顿苦，因此，要提出过“节衣缩食”的生活。财政搞不好，其他一切问题都不好解决。但西南地区地广人多，只要我们把工作做得好，财政问题也是容易解决的。

铺摊子安家，首先要解决干部问题，有两个来源：一从军队中调，只要西南局作了决定，保证不讲价钱，无论从三五兵团或十八兵团调都行；二是从川西北军政委员会调。

我听了小平同志的报告后有两点感想：第一是方针明确；二是坚决。这表明我们西南局的领导很强。

我坚信有了西南局正确领导，西南地区的工作一定能做好。

由于重庆是当时的西南大区所在地，是大区直辖市和中央直辖市，因而设于重庆、冠以“西南”二字的除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外，还有众多的西南大区一级的机关、团体、学校、商场设于重庆，如1950年2月22日成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治委员邓小平，1955年5月撤销)，以及此后成立的“西南人民纺织公司”、“西南人民广播电台”、“西南人民图书馆”、“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西南团校”、“西南师范学院”、“西南人民出版社”等等。

除此之外，还有许多西南全区性的各种会议在重庆召开。

所有这些都表明：解放初期的重庆，继承了其历史上作为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诸方面的中心地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依然发挥着其西南地区中枢与核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