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阀和革命事业中间距离是极大的，这可以从陈炯明身上证明，陈炯明的基本武力是粤军，粤军是孙中山向桂系千方百计争来的，是以广东省长公署警卫军二十营为基础，也可以说是孙一手造成的，孙自然认为这就是革命的基本武力，何况粤军困处粤闽边境时，也是孙一而再，再而三敦促陈炯明回粤赶走桂系。可是陈炯明回粤后，他便忘记了过去一切，他只知道粤军是他个人的武力，广东是他个人的地盘，对于孙和军政府，认为是芒刺在背，是眼中之钉，仅不把孙中山、国民党和军政府放在眼中，而且还觉得是极大的累赘。 孙中山认为陈炯明把粤军当作私人武力，广东当做私人财产是错误的，粤军应该是 革命的军队，广东应该是革命的基地，革命事业不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和物力，从事北伐。

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看法和做法既然相差如此之大，因此影响到粤军内部也有革命 的一派，和陈炯明不革命的一派。粤军共有两军，陈炯明以广东总司令兼任第一军长， 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军政府改组后，孙改任许崇智为国防第一军军长，另派黄大伟为国防第二军军长，这两军直接由军政府直辖，不受广东总司令的节制。至于陈炯明所指挥的粤军第一军，原辖第一师师长邓铿、第二师师长洪兆麟两师，陈炯明又收编地方派 军人魏邦平为第三师师长。这三师完全是陈的私人武力，陈炯明这时兼任陆军总长，可 是他从不出席政务会议，只是用广东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名义发号施令，根本不理军政府。

孙中山为了扩充革命武力，乃在广东各地设立了不少的招兵机构，这些机构常被陈炯明派兵予以解散。孙为了削减陈炯明的实权，所以划广州为特别市，任命孙科为广州特别市长，不受省长管辖。 这期间，孙中山的处境仍是很辛苦，过去南北战争，列强驻中国的外交团曾和中国的南北政府成立协定，提出关税余款百分之十三交付军政府，迨孙接收军政府以后，外交团竟借口军政府权力只及广东一省，不能代表西南，停止这笔拨款。 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曾屡次向驻粤领事团提出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履行协定，军政府将接收海关以资报复，可是列强竟出动了大批炮舰驶白鹅潭示威。

北京方面因为徐世昌是总统名义，所以北京政府就比广州政府在国际上叫得响，因此孙中山忍无可忍，认为南方也必须成立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

粤军回粤后，蒋中正深感和陈炯明难于相处，所以悄然回甬。10年1月间，戴传贤力劝，蒋出任艰钜，不应远隐高蹈。蒋遂于1月27日动身，过上海赴广州。2月6日抵达广州。 晋见了孙中山，孙把计划北伐的打算和蒋商量，并要他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军长许崇 智、师长邓铿等共拟办法。蒋认为北伐之前必先解决广西问题，所以起草了援桂计划， 使用许崇智的部队，详细拟定前进及攻略目标种种。 在商讨军事行动时，粤军尤其是陈炯明，自有打算，自有私心，蒋和邓铿私交很好， 可是发觉邓铿态度消极，每在会议席上，邓因为是陈的直接部下，所以处处规避，而陈炯明则争地、争权、争势，只享权利，不肯尽义务。和陈炯明商量北伐，简直是与虎谋皮。

蒋在穗参加了三天的会议，结果是一无所得，会议席上意见又多，各据一词，各执一是，根本不能协调。 2月4日蒋毅然离穗抵香港贻书给邓铿，书曰： “……今日之局面，止兄任劳任怨之时，而非避嫌避难之日。……粤军今日处于苟 安保守地位，如不积极进行，以谋发展，则三二月之后，大势一变，必悔今日准备之不 早，迁延之误事也。粤军唯一之方针，乃在从速援桂，向外发展，则内部之团结即 可坚强，广东之根据，即可巩固。激进一日，即得一日之利益，迟缓一日，即增一日之 损失，如果能迅速出发，虽掷数十百万金之饷弹亦不足惜！奈何不计其大，而务其细， 不谋其远，而图其近也？” 军阀只计近利，陈炯明之于粤军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粤军原来戍守粤闽边境，他并没有奢想能够回到广州，迨回广州后，一切都很舒适，自不愿轻举妄动， 劳师远征。所以援桂也好，北伐也好，陈炯明都听不进去，要他派兵、助饷、出械他都 舍不得。曾经有人以为如果陈炯明肯服从孙中山，使粤军成为革命的基本武力，再进而融湘军、 滇军、川军、黔军、桂军于一炉，则北伐统一的局面会早在民国10年前后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也要完全改变。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1926年北伐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在此之前发生了直皖战争和两次直奉战争，又有郭松龄和冯玉祥的反戈，北方军阀实力大损。

1912年1月1日，上午10时，孙中山乘沪宁铁路专用花车起行离沪，同行者有南京各省代表会临时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和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等数十人。上海各界万余人在车站送行，礼炮齐鸣，欢声震天。 下午5时，车抵南京下关。礼炮雷鸣，军乐齐奏，停泊在长江江面的军舰发炮21响。各省代表和驻南京的各国领事均至迎接。

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内。下午6时15分， 孙换乘马车去总统府，由黄兴和海陆军代表等迎入内府。当晚11时，举行孙中山大总统受任典礼。孙中山宣誓词说：

“中华民国缔造之始，而文以不德膺临时大总统之任，夙夜戒惧，虑无以副国民之望。国民以为于内无统一之机关，于外无对待之主体，建设之事，刻不容缓，于是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自推功让能之观念以言，文所不敢任也；自服务尽职之观念又言，文所不敢辞也。临时政府成立以后，当尽文明国应尽之义务，以期享文明国应享之权利。满清时代辱国之举措，及排外之心理，务一洗而去之。持平和主义，与我友邦益增亲睦，使中国见重于国际社会，且将使其界渐趋于大同。即使后此之艰难，远逾于前日，而吾人惟保此革命之精神，一往无阻，必使中华民国基础确立于大地，此后临时政府之职务始尽，而吾人始可告无罪于国民也。今以与我国民初相见之日，披布腹心，惟我之四万万同胞鉴之。颠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同时发布《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和《告全国同胞书》。宣言毕，即接受大总统印，并由秘书长将其盖于宣言等文件上。

之后，孙中山下令定国号为“中华民国”，同时改用阳历。 2日，孙中山通电各省改历，并以1912年1月1日作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

当孙中山接收广州的军政府后，曾下令通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杨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将领多人，并拟乘胜进攻广西，以消灭桂系的残余力量，统一粤桂进而联合 西南。但是对广西用兵势必要取得陈炯明的支持，陈炯明则是一千个不肯。他当然不愿 意自己出马，率军攻桂，因为一离开广东，就怕广东为他人取得，这是得不偿失的。 孙中山第二个打算是修改政府组织，正式选举总统，可是这个计划在西南各省都受 到阻力，因此孙退而求其次，打算在主席总裁的名义上加一个“大元帅”头衔，由自己 带兵去打广西。可是陈炯明也不赞成，他怕这样一来，孙将带走一部分粤军，而军费军火还是要靠广东负担，对陈也是有害而无利，因此他亦加以阻挠。 陈为自身打算，倾向联省自治，反对选举总统，反对战争。其部下叶举、洪兆麟等和议员诸辅成派联合起来，甚至以军队不稳消息相要挟。他们的理论是西南各省已树自 治旗帜，“护法”二字已经不足以号召，何况旧国会议员在广东的，仅200余人，也距离 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甚远，不如首先巩固广东省自治，再徐图团结西南，共抗直系。

陈炯明私心只在割据广东，表面上美其言曰保境息民，实际则在与邻省联防自保， 充实私人势力，进则把持国事，退则盘据广东。 孙中山曾和陈炯明恳切密谈，他劝陈认清环境，眼光放远，以一个人作比喻，如果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则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至于保境则需依赖军队，养兵以保境则财困民疲，所谓息民岂不是空谈。息民做不到更遑论建 设？不能建设，广东一省如何进步？不能进步则是固步自封。所以今天大家应该把眼光 放远。从大处着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孙的言论也有破绽，因为养兵有多少，如果保境安民则只须较少的兵力即可，花不了多少钱。

孙苦口婆心说服陈炯明，然而言之恳切，而陈炯明则听而不闻，置之不理。正如他对唐继尧说的：“中山只是一个大炮”。他有这种观念，孙纵有金玉良言他也听不进了。 孙中山对陈炯明不合作不听命的态度，非常忿怒，忍无可忍，打算削减其军权，或是免除其省长兼职，使其不能继续掌握财权（当时财权在财政厅，受省长管辖，财政总长则有职而无权）。或者解除其陆军总长兼职而以唐继尧继任，可是汪兆铭等劝孙中山投鼠忌器，怕闹得下不了台反而撕破了脸。 孙中山在民国10年元旦庆典上，就在对军政府同仁训话时，表示护法不能解决问题，希 望国会在广东组织政府，对国际间明白昭示，必需北伐以统一中国。因为北京政府既不合法，又不孚民望。 孙的主张传出后，海外华侨、社会贤达、国民党支部都纷纷电请，孙从速选举总统。 陈炯明却禁止登载有关赞成选举总统问题的任何报导。

这时，北京政府对国际间强调南方已没有军政府，全国已经统一，因此向四国银行团洽商大借款。 孙中山认为时机迫切，亟应把握时间，免得国际间真的进一步和北京政府勾结，今后革命事业就更加困难了，所以于民国10年4月4日宴请在广州的国会议员，正式要求国会从 速选举总统，如果国会不肯同意，他就一走了之。

4月7日在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举行会 议，议员出席220余人，由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首先通过了高镇圭改开非常会议的 动议，在非常会议中，讨论周震麟所提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接着丁蹇动议续开二读会，照组织大纲原案七条通过。

4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依大纲第二条选举大总统，除废票一张和投陈炯明的三票外，孙中山以218票当选非常大总统。同日非常国会通告全国，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文曰：

“外交迫切，内乱迭起，北京政府已自承认非法，取消其伪政府资格，中华民国对内对外，皆不可不成立正式政府，特于本日在广州开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依大纲第二条条文，大总统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以得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于本日选出孙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奉闻。”

当非常国会准备选举总统时，4月4日粤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拟即通电反对总统的 选举。陈炯明一方面避免直接出面反对，另一方面却怂恿湖南方面正式反对，正好碰上湖南总司令兼省长赵恒惕对选举非常总统持不同看法，因此湖南就成为反对的主力。8日，湖南教育会、农会、工会联名发表庚电，反对选举总统。9日赵恒惕在致广州参众两院的青电中声明不承认非法选出的总统。10日以赵为首的湘军旅长以上军官联名向孙中山陈 辞，电云：

“我公尽瘁民国，功高望重，将来合法政府成立，元首一席，定为舆论推崇，此项 违法选举，万恳严词拒绝，切勿轻就，以维法纪，而定人心。” 10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于是军政府撤销。广州市民数十万人，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庆祝会。上午8时由国会议长林森持国会当选证书赴总统府向孙呈递， 9时半在国会礼场举行授印典礼，由林森议长担任主席，孙宣誓后，主席以大总统印绶付 予孙，然后向孙致词：

“改辙易轨，为求治常经，达变通权，尤匡时急务。同人等鉴于军政府之组织，权 责不专，遇事瞻顾，至大乱未平，而国本先涣，乃谋彻底之改造制定中华民国组织大纲， 选公为大总统，畀以戡乱建设之全权，期早统一民国，再造共和；妥协邦交，实成法治。 谋社会幸福，靳永久和平。民国前途，胥公是赖。公其宣达民意，尊重民权，黾勉仔肩， 以无负国民重托，斯则同人等所以代表民国而殷殷深致其属望者也。今者受职伊始，谨 致中华民国大总统印绶，俾公发号施令，资为符信，公其勉旃！”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即发表对内对外宣言：

对内宣言：

“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谨布所怀，以告国人。…… 文既为致力创造民国之人，国会代表民意，复责文以戡乱图治，大义所在，其何敢辞。窃维破坏建设，其事非有后先，政制不良，则政治无术。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 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吾民。至于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对于外交，由中央负责，根据民意，讲信修睦，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 永久和平。”

对外宣言：

“自一九一七年六月，非法解散国会，北京已无合法政府存在，国会为全国各省各 区惟一合法代表机关，因是组织政府，举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文为建设民国之人，不 能坐视民国危急之秋，自惜其力，不加援手。今决意殚竭能力，忠诚奉职，俾我国民， 咸获满意焉……文之第一职务，在统一民国各省各区，置诸进步修明之政府管理之下， 尊重列强依条约及成例，正当取得之合法权利。全国最大之资源，悉予开发，抱开放门 户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及技术。” 孙中山这两个宣言的精神，乃以地方自治、和平统一、开放门户、发展实业四事昭告中外。至于“自治”是以县为施行自治的单位，与“联治”办法不同。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立即发布人事命令：

外交部长伍廷芳

次长伍朝枢

财政部长唐绍仪

次长廖仲恺

陆军部长陈炯明

内政部长陈炯明兼

海军部长汤廷光

参谋部长李烈钧

秘书长马君武

总参议兼文官长胡汉民

政治部长胡汉民

并任命居正为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

总统府设于观音山，官邸在观音山腰部， 自山下总统府至官邸远可半里，筑有回廊，迂徐转折，工程精致，原本是龙济光在清末所修筑，十足的中国式庭园，回廊曲折蜿蜒，廊道最尾有一小楼，楼角玲珑，楼外林木 葱茏，花草宜人。绿荫佳树，清幽有致。登小楼可以远眺珠江景色，市廛红尘，尽入眼底，孙中山偕夫人即寓居是处。孙中山虽极端不满陈炯明的作风，可是组织政府时仍然把两个重要职务，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给陈，然而陈并不感激图报，反而表示多此一举，他在呈请辞去陆、内两部职务时说：“一身而兼四职，实为中外历史所无。”他所谓的四职是除了陆长、内长外， 还有粤军总司令和省长。

唐绍仪也不肯“屈就”财政部长，因此财部职务遂由次长廖仲恺代理。 孙决定利用外资创办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发现款100万元为出兵广西之饷项； 同时计划和外商合作，以3000万元建立轮船公司，这一点因陈炯明在省政府中作梗所以 迟迟没有成立。

5月8日孙中山函徐世昌请其自动下野，函云：

“以君之才，立于专制君主之朝，为一臣仆，犹不能有所展布，况任中华民国之重乎？世界之民主政治，既非君所尝闻，中国之何以实行民主政治，又非君所能解。贸然受此重任，而侈然不以为意，其为害于国，夫何足怪……今日之事，君宜自省，名之不正，君之所知；君之不能有益于中华民国，而反以害之，亦君之所己觉。即日引退， 以谢国人，则国人必谅君之既往，且善君之能改过也。爱君以德，故为此言。若夫怙恶 不悛，必不惜以国家之生命，易一己之虚荣，则非所望于君矣。”

孙中山就任总统后，并未加强其权力，可是出现了南北两个总统对立的新局面，使北方表面统一，粉饰太平的宣传彻底破坏。

1922年6月16日清晨，陈炯明与孙中山意见不合，命令洪兆麟攻击总统府，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首先逃到珠江上的楚豫舰。后来看到短期无望收复广州后，经香港赴上海，由此，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一职就停止了。

1923年2月21日孙中山返回广州时，没有再使用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的职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