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画流派之一。画竹原以唐代萧悦、五代丁谦最有名，但无画迹传世。北宋文同、苏轼以画竹著于时。元丰元年（1078）文同奉命为湖州（今浙江吴兴）太守，未到任，病故陈州（今河南淮阳）；苏拭接任湖州太守，未几坐狱贬黄州。他们虽籍隶四川，但画史上皆谓为“湖州竹派”始祖。米芾论及：文、苏画竹特点：“以浓墨为面，淡墨为背。”元代画竹成风，李衎、赵孟頫、高克恭、吴镇、柯九思等，都是湖州竹派继承者，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莲儒撰《湖州竹派》一卷，凡二十五人，系辑录《画史》、《画继》、《图绘宝鉴》等书而成。

亦称“毗陵画派”、“武进画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毗陵、武进皆为江苏常州的古地名。始于北宋居宁，南宋於青言，元代於务道，明代孙龙，清代唐于光、恽寿平等，皆属之。祖述徐崇嗣、赵昌的没骨法，以草虫、花卉写生为胜。居宁画迹不复可见，据梅尧臣（1002一1060）诗：“宁公实神授，坐使群辈伏。”居宁草虫似属禅林墨戏一路。孙龙受其影响。於氏祖孙画迹亦失传，日本知恩院藏有南宋於子明《莲花图》对幅，钤有“毗陵於子”印，或即於青言之作。恽寿平与唐于光实源出於氏。恽寿平尝言：“余与唐匹士（于光之号）研思写生，每论黄筌过于工丽，赵昌未脱刻画，徐熙无径辙可得，殆难取则。”恽、唐花卉写生，多空灵之感，是徐崇嗣没骨法的继承者，世称“恽派”，对后世影响甚大。

简称“吴门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明代沈周与其学生文徵明，画山水崇尚北宋和元代，与取法南宋的浙派风格不同，盛行于明代中期，从学者甚众，著名的有文伯仁、文嘉、陈道复、王榖祥、陆治、钱榖等，他们均为苏州府人，苏州别名“吴门”，因称。在当时画坛占有重要地位。

中国画流派之一。明代中、晚期的代表画派。明中期的画坛以“吴门画派”为首，晚期则推崇“松江画派”。松江原属吴地，后人遂合称两派为“吴派”。在太湖流域一带风靡一时。代表画家有董其昌、陈继儒、周天球、莫是龙、李日华、项圣谟、卞文瑜等，董、陈两人为此派中坚。

简称“松江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晚明松江府治（今属上海市）下三个山水画派的总称。一是以赵左为首的，称“苏松画派”；二是以沈士充为首的，称“云间画派”；三是顾正谊及其子侄辈，称“华亭画派”。其中“苏松派”和“云间派”都导源于宋旭，赵左和宋懋晋同师宋旭。沈士充师宋懋晋，兼师赵左。这些画家，除宋旭外，都是松江府人，风格互有影响，故总称“松江派”。当时董其昌的书画，为一时之宗；与陈继儒并称于世。

简称“浙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明代画家戴进，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山水、人物取法南宋画院体格，从学者甚多，著名的有吴伟、张路、夏芷等。曾和戴进同为待诏的李在，风格亦有相近处。遂有浙派之称。稍后，蒋嵩出，专弄焦墨枯笔，点染粗糙。其后蓝瑛的画风虽与戴进不同，但通常被列作“浙派”殿军。吴伟、张路等又称“江夏画派”，属“浙派”支流。

浙派

即“浙江画派”。

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明末清初渐江（弘仁）为先路，与查士标、孙逸、汪之瑞合称“新安派四大家”。渐江为歙县人，查士标、孙逸、汪之瑞为休宁人，二县皆属徽州府治，晋唐时属新安郡治，故名。亦称“海阳四家”，“海阳”本名“休阳”，三国吴置，避讳改“海阳”，在今安徽休宁县东十三里。四家的特点宗法倪瓒、黄公望，多写生黄山云海松石之景，着墨无多，用笔坚洁简淡。属于此派者尚有程邃、戴本孝、郑旼，风格沈郁苍古，现代黄宾虹师之。师渐江者有江注、吴定、姚宋、祝昌，被称为渐江的“四大弟子”。

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清初宣城（今属安徽）梅氏一家为嫡系，梅清、梅翀、梅庚、梅蔚等，与流寓宣城的石涛，都是长期深入黄山，既师造化又师古人的画家。新安画派主要亦师黄山，故有人主张归入黄山画派，但风格不同，正如渐江与程邃各有特色。

简称“虞山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清代山水画家王翚，先后师王鉴、王时敏，并取法宋元诸家，画名盛于圣祖康熙（1661－1722）间，主要学生有杨晋、顾昉、李世倬、上睿、胡节。金学坚等，翚为江苏常熟人，常熟有虞山，因有“虞山画派”之称。其崇古摹拟风尚，影响颇大。

简称“娄东派”。一称“太仓派”。中国画流派之一。清代山水画家王原祁，继其祖父王时敏家法，并仿黄公望法，名重于圣祖康熙（1661-1722）间，一时师承者甚多，以族弟王昱、侄王愫，弟子黄鼎、王敬铭、金永熙、李为宪、曹培源、华鲲、温仪、唐岱等为著；其后有曾孙王宸、族侄王三锡，以及盛大士、黄均、王学浩等。娄江（即浏河）东流经过太仓，故称“娄东派”此派崇古保守的画风，与“虞山画派”相依托，对后世影响颇大。

简称“江西派”。中国画流派之一。以清初画家罗牧为代表。罗牧系宁都（今属江西）人，居南昌（今属江西），画山水初得魏石床传授，后学黄公望，笔意空灵，在江淮地区颇有学之者。

简称“海派”。中国画流派之一。鸦片战争后上海辟为商埠，各地画人流寓上海日众，成为绘画活动的中心，有“海派”之称。其特点：在传统基础上能破格创新，流派自由，个性鲜明；重品学修养；和民间艺术有联系，能达到雅俗共赏；善于借鉴吸收外来艺术；画会兴起，切磋成风。代表画家有赵之谦、虚谷、任颐、吴昌硕、黄宾虹。尚有任熊、蒲华、胡公寿、张熊、吴友如、程璋、吴庆云、任薰、钱慧安、沙馥、黄山寿倪墨耕、赵子云、王一亭、冯超然、郑午昌等。《海上墨林》所记多达七百余人。

简称“岭南派”。中国画流派之一。广东地处五岭之南，明清以来，画家不下千人。著名的明代有林良，擅长水墨写意花鸟画，笔墨简括劲挺，豪纵爽辣，开岭南一带画风。宗其法者有高俨（山水画）、陈瑞（花鸟画）；黎简、李魁继起，着重描绘广东山川的特色，前者苍润似吴镇，淡远近倪瓒，后者乃一画工，而技艺精能。清乾隆（1736一1795）间有苏六朋、苏长春，善人物，六朋以人民生活和市井风俗作题材，长春虽常绘神仙佛像，却以南方的凡人作模型。清末有居巢、居廉，善花鸟虫鱼，学恽寿平。现代的番禺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早年均师事居廉。高氏兄弟和陈树人后曾留学日本，进修画艺，引进西画技法，作品题材多写中国南方风物，在运用中国画传统技法基础上，融合日本南画和西洋画法，注重写生，创立了色彩鲜艳明亮，水份淋漓饱满，晕染柔和匀净的现代岭南画派的新风格。

川渝画派

婉转细腻、设色丰富而秀润，勾线纤细飘逸，与燕赵画派浑茫苍厚，用笔豪壮，用色多水墨焦墨，风格差异很大，民国时候所说的南张北溥，南即四川张大千，北即河北溥心畲。四川地区文化传统深厚，人文环境积淀又深，是书画家的摇篮，巴蜀画派典型风格即为意境含蓄典雅、传统功力深厚、尤其在颜色和线条上为其他画派所不及。秀润之风，温润之气，这在青绿金碧山水、工笔人物以及工笔花鸟上都有体现，即便是写意之山水人物花鸟。也透露出浓重的秀润之气，这在张大千张善子兄弟、陈子庄、赵蕴玉、朱宣咸、朱佩君、肖建初等一代画家身上体现明显。尤其是近代中国画受到西画的影响，纷纷变化，四川重庆（巴蜀画派）的画家却很少受其影响，有着北派、海派、长安、岭南等地所稀少的传统气韵和功力。这在传统文化回归的现代尤其显得难得。

六朝指三国的东吴、东晋、南朝的宋、齐、梁、陈，皆以建康（吴名建业，今江苏南京）为首都。四家，画史上指东吴曹不兴、东晋顾恺之、南朝宋陆探微、南朝梁张僧繇。唐代张怀瓘评六朝画谓：“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六朝画罕见，尤以曹不兴之迹无存。元代汤厚认为曹不兴《兵符图》一卷，“笔意神采，疑是唐末宋初人所为”。

南宋院体山水画家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四人的合称。属豪纵简略一路画风。初无此称，元代汤厚谓：“南宋画院诸人得名者，若李唐、周曾、马远、夏圭、李迪、李安忠、楼观、梁楷之徒，仆于李唐差加赏识，其余亦不能尽别也。”倡此说者为明代唐寅题刘松年《春山仙隐图》，有所谓“李、刘、马、夏”之称。其后屠隆说：“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此南渡以后四大家也。”张丑认为：“南宋刘松年为冠，李唐、马远、夏圭次之。”张泰阶则曰：“刘、李、马、夏，俱负重名，而李、马为最。”

元代山水画的四位代表画家的合称。主要有二说：一是指赵孟頫、吴镇、黄公望、王蒙四人，见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附录》。二是指黄公望、王蒙、倪瓒、吴镇四人，见明代董其昌《容台别集·画旨》。第二说流行较广。也有将赵孟頫、高克恭、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合称为“元六家”。画风虽各有特点，但主要都从五代董源、北宋巨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重笔墨，尚意趣，并结合书法诗文，是元代山水画的主流，对明清两代影响很大。

元代赵孟頫、高克恭、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的合称。参见“元四家”。

明代董其昌关于划分山水画家为南北两个派系之说。《容台别集·画旨》：“禅家有南北二宗，唐时始分；画之南北二宗，亦唐时分也，但其人非南北耳。北宗则李思训父子着色山水，流传而为宋之赵斡、赵伯驹、（赵）伯骕，以至马（远）、夏（圭）辈；南宗则王摩诘（维）始用渲淡，一变钩斫之法，其传为张璪、荆（浩）、关（仝）、董（源）、巨（然）、郭忠恕、米家父了（芾、友仁），以至元之四大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亦如六祖（即慧能）之后，有马驹、云门、临济儿孙之盛，而北宗（神秀为代表）微矣。”又云：“文人之画自王右丞（维）始，其后董源、巨然、李成、范宽为嫡子，若马、夏及李唐、刘松年，又是大李将军之派，非吾曹当学也。”此说与山水画家师承演变的史实不尽符合，且有崇“南”贬“北”之意。明代陈继儒（当时与董其昌并称“董陈”）所说尤为明显：“李派板细，乏士气；王派虚和萧散。”明末清初画坛群起附和，形成以“南宗”为“正统”之见。

明代中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四人的合称。他们之间有师友关系，画艺各具风格特点，对后世颇有影响。沈、文画风较近。后来发展形成了吴门派。明代卓然成家，前期有戴进，中期有林良、吴伟、吕纪，后期有陈洪绶等，沈、文、唐、仇并不能代表整个明代绘事。

明末清初董其昌、杨文聪、程嘉燧、张学曾、卞文瑜、邵弥、李流芳、王时敏、王鉴等九位画家的合称。见清初吴伟业所作《画中九友歌》。

明末清初龚贤、樊圻、高岑、邹哲、吴宏、叶欣、胡慥、谢荪八人的合称。他们的绘画题材和风格不尽相同，因聚居金陵（今江苏南京），皆有一定时誉（以龚贤最著），故称。见清代张庚《国朝画征录》。另指陈卓、吴宏、樊圻、邹哲、蔡霖沦、李又李、武丹、高岑为“金陵八家”，见乾隆《上元县志》。但多以前说为准。

清初山水画家王时敏、王鉴、王翬、王原祁、吴历、恽寿平六人的合称。亦称“四王、吴、恽”。他们继明代董其昌之后享有盛名，领导画坛，左右时风，当时被目为“正统”。

“清六家”中王时敏、王鉴、王翚。王原祁四人的合称。他们之间有师友或亲属关系，在绘画风尚和艺术思想上，直接或间接受董其昌影响。技法功力较深，画风崇尚摹古，不少作品趁于程式化。王翬、王原祁一度出入宫禁，烜赫南北。前者，综合宋元各家各派，缔造一套体例完备的画格；后者把元代黄公望一系，糅和实质，融化精神，亦一成就。“四王”对清代和近代山水画有深远影响。康熙至乾隆间有王昱、王愫、王玖、王宸；其后又有王三锡（字邦怀，号竹岭，昱侄）、王廷元（字赞明，玖长子）、王廷周（字恺如，玖次子）、王鸣韶（字夔律，号鹤溪），画山水俱师法“四王”，“只是遵循前规，并无创新突破。前者称“小四王”，后者称“后四王”。

即弘仁（江韬）、髡残（刘介丘）、八大山人（朱耷）、石涛（朱若极）。皆明末遗民，八大山人和石涛，系明宗室，后出家为僧。均深通禅学，寄情书画，各有独特造诣。髡残号石溪，与石涛并称“二石”。

清乾隆间寓居江苏扬州的八位代表画家的总称。一般指汪士慎、黄慎，金农、高翔、李鱓、郑燮、李方膺、罗聘，见李玉棻《瓯钵罗室书画过目考》。实际上不止八人，有换汪士慎、高翔、罗聘为高凤翰、边寿民、杨法者，或换高翔。李方膺为闵贞、高凤翰者，也有将陈撰或李葂列入者，见汪鋆《扬州画苑录》。作画多以花卉为题材，亦画山水、人物，主要取法于陈道复、徐渭、朱耷（八大山人）、原济（石涛）等人，能不拘前人陈规。破格创新，抒发真实情感；又都能诗，擅书法或篆刻，讲究诗书画的结合，和当时流行画坛的尚古模拟之风，有所不同，被时人目为“偏师”、“怪物”，遂有“八怪”之称。汪鋆是“正统”画风维护者，曾评说：“另出偏师，怪以八名，画非一体。似苏（秦）、张（仪）之捭阖，偭徐（熙）、黄（荃）之遗规。率汰三笔五笔，复酱嫌觕，（通“粗”）；胡谄五言七言，打油自喜。非无异趣，适赴歧途。示崭新于一时，只盛行乎百里。”其实此派不仅对近代写意花卉画的意趣和技法，有相当大的影响；而且直至现代的齐白石、陈师曾、徐悲鸿、潘天寿、来楚生等，都从某个侧面对之有所汲取。

指清代娄东画派的十位画家。即董邦达、高翔、高凤翰、李世倬、张鹏翀、李师中、王延格、陈嘉乐、张士英和柴慎。

相对画派

简称相对派：创始人薛宣林1986年创立。

相对画派简称“相对派”的一般概念。相对画派(如真似幻)：具象与抽象并合，不和谐中求和谐。

《中国画改良论》

——回到以“笔墨”为中心的自由抒写的写意精神上来

我们知道，消极避世的文人画过沉溺于逸笔草草的笔墨游戏。但过分强调对象的形体结构和素描关系也会断送中国画的前景。有人将眼下愈演愈烈的雕琢矫饰之风归咎于徐悲鸿，其实也是有失公允的。徐悲鸿有着明确的民族立场。他竭力倡导将西方写实素描引入中国画，目的是为了复兴中国画——“引入”只是手段，“复兴”才是目的。

徐悲鸿早年在《中国画改良论》中就说：“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后来他又多次阐述：“至于外来艺术并不反对，但不能消灭自己的本性，才是发扬真正的中国艺术。”他认为：“写实主义足以治疗空洞浮泛之病，今已渐渐稳定，此风格再延长二十年，则新艺术基础乃固，尔时将有各派挺起，大放灿烂之花。”他还说：“写实主义太张，久必觉其乏味。”这些都反映了徐悲鸿开放的胸襟和复兴民族美术的强烈愿望（至于徐悲鸿本人的绘画实践并非能彰显中国画笔墨的写意性，则另当别论）。

完整地理解徐悲鸿的理论，就会发现，我们显然是念歪了他的“经”。徐悲鸿所倡导的“写实主义”无疑是治疗当时中国画“空洞浮泛之病”的一剂良方。笔者认为，在当下普遍接受了西方写实观念、掌握了造型能力的情况下，中国画理应回归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上来，回归到以笔墨为中心的自由抒写的写意精神上来。

徐悲鸿“论画”

中西绘画，故欲振中国之艺术，必须重倡吾国美术之古典主义，如尊宋人尚繁密平等，画材上不专山水。欲救之弊，必采欧洲之写实主义，如荷兰人体物主精，法国库尔贝、米勒、勒班习，德国莱柏尔等构境之雅。美术品贵精工，贵满贵足，写实之功成于是。

——《美的解剖--在上海开洛公司讲演辞》，1926年3月19日上海《时报》

我们的雕塑，应当继续汉人雄奇活泼之风格。我们的绘画，应当振起唐人博大这精神。我们的图案艺术，应绍述宋人之高雅趣味。而以写生为一切造型艺术之基础；因艺术作家，如不在写生上立下坚强基础，必成先天不足现象，而乞灵抄袭摹仿，乃势所必然的。

有人喜言中国艺术重神韵，西欧艺术重形象；不知形象与神韵，均为技法；神者，乃形象之精华；韵者，乃形象之变态。能精于形象，自不难求得神韵。希腊两千五百年前之巴尔堆农女神庙上浮雕韵律，何等高妙！故说西洋美术无韵，乃不通之论。

——《当前中国之艺术问题》，1947年11月28日天津《益世报》

中国画在美术上，有价值乎？曰有！有故足存在。与西方画同其价值乎？曰以物质之故略逊，然其趣异不必较。凡趣何存？存在历史。西方画乃西方之文明物，中国画乃东方之文明物。所可较者，惟艺与术。然艺术复须借他种物质凭寄。西方之物质可尽术尽艺，中国之物质不能尽术尺艺，以此之故略逊。

——《中国画改良之方法》，1918年5月23-25日《北京大学日刊》

吾国美术发展后，变为多元体；如山水、人物、花鸟、草虫，各树一帜（上古并不如此），有全不连属者。故为万物平等观，不同西洋以人为主体。彼之所长，我远不及，而我之所长，彼亦不逮。因为我国人之思想，多受道家支配，道家尚自然，绘画之发展，一面以环境出产如许多之繁花奇禽，博采异章……故自然物之丰富，又以根深蒂固之道家思想，吾民族之造型艺术天才，便向自然主义发展。波斯印度亦多物产，但其绘画，俱为生活习惯所限制，类作五六方寸小幅，开展为难。

——《美术漫谈--部分中国花鸟画》，1950年12月1日北京《新建设》第3卷第3期。

刘海粟的美术实践与主张

《谈造型艺术》

刘海粟

画派的流传与影响力

1、技融中西、名垂画史。

2、激励后学，奖携后人。

3、中西改良，中西融合。

4、桃李天下，催生新派。

5、艺术潮流，世界共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