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治和皇后大葬之后，有个名叫吴可读的吏部主事在一座废庙中仰药自殉，以“尸谏”的形式抗议慈禧太后这种破坏祖制的做法，他还留下遗疏指责慈禧太后贪恋权位，不给同治皇帝立后，罔顾亲情。事件发生后，举朝震惊，自知理亏的慈禧太后只得拟定了另一个办法，那就是下诏称光绪承继咸丰帝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后，等生有皇子即承继同治帝为嗣。也就是说，等光绪到时生了儿子，将作为同治的子嗣继位，这样才算把名分问题摆平。

光绪进宫的时候只有四岁，便由既是姨妈又是伯母的慈禧太后照管并亲自过问小皇帝穿衣、吃饭、洗澡、睡觉等生活琐事。但慈禧太后在教育孩子方面并不是什么行家里手，她自己的亲生儿子同治就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案例。

据宫中的太监说，光绪对慈禧太后的称呼是“皇爸爸”，不知何解。由于其至高无上的威权，慈禧太后在对待光绪的教育方法上也是十分的粗暴性急，光绪稍微不合己意，便是讥讽、呵斥甚至责打，这对后来光绪的性格影响极大。小时候的光绪胆小怕事，听到打雷或者大点的声音往往都会颤抖哆嗦。慈禧太后过分的责罚，严重打击了光绪的自信心，以至于其性格既懦弱怕事，但在青少年的时候又会出现强烈的逆反，正如光绪在甲午战争和戊戌变法中的表现一样。

心理学理论认为，儿童每在被自己父母讥笑或者虐待的时候，往往会产生一种逆反心理，但在父母的威权下，这种逆反心理又诱发一种内疚感，从而否定自己的行为。长此以往，这种环境长大下的儿童往往患得患失，做事情犹豫不决，缺乏自信。与同治一样，慈禧对光绪造成了巨大的阴影，以至于影响到他的一生。在自卑的同时，光绪往往会不自觉地进行消极反抗，比如见慈禧太后时总是一脸死相，让慈禧太后十分扫兴。这两人的关系，就象是噩梦一样。

光绪亲政后逆反的表现，更是加重了慈禧太后对光绪的不信任，在她眼里，光绪始终是个懦弱自卑、犹豫不决、依赖性强、难以独当大任的孩子，她在光绪亲政后对朝政的不断干涉和把持，很大原因就是出于这种心态。但慈禧太后从不去想的是，光绪之所以成为一个人格心理存在严重缺陷的人，正是因为她的粗暴教育所造成的。

光绪的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作为慈禧太后的傀儡而存在。就连在后宫生活中，慈禧太后也要对光绪加以控制，比如众所周知的光绪选妃事件，结果造成光绪和隆裕皇后（慈禧太后的侄女）长期没有正常的夫妻生活，两人在一起经常是默坐无言。而光绪后来喜欢的珍妃，却一直为慈禧太后所厌恶。

甲午战败后，光绪愤而欲行变法，但维新不过百日，便遭到慈禧太后的扼杀。苏继武在《戊戌朝变纪闻》里描述了这次政变，说慈禧太后称“康有为叛逆，图谋于我”，而恽毓鼎也在《崇陵传信录》也提及此事，慈禧太后当时怒骂光绪说：“我抚养你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战栗了半天，说：“我无此意”。慈禧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随后，光绪便被软禁在瀛台。

瀛台本为圆明园三海中的一小岛，三面临湖，只有一桥可以进出。不仅如此，慈禧太后又派来心腹侍卫对瀛台严密看防，光绪的任何举动，都会有人向慈禧太后报告。《金銮琐记》里说，光绪有一次逃到西苑门口，被多个太监强扭发辫拉了回去；还有人就亲眼看见光绪因要上朝而出灜台后，仰首向天而望，刚甩开身边的人走到乾清门，便有太监十余人阻拦去路。

戊戌政变后，慈禧太后怕民间舆论对她不利，于是又让太监们到酒肆茶坊里去传播谣言，诋毁光绪的种种昏庸不道，无端迷信西法，甚至谋杀太后（此事的有无，目前尚无定论）等等，这下反让人觉得都是光绪的不是，而慈禧太后训政便是理所当然。如此一来，光绪就更加孤立了。

但是，限于皇帝的名分，光绪虽然人被幽禁，但每日还得在慈禧太后的逼迫之下，像个木偶一样上朝召见臣工，这种苦处比禁锢独处恐怕更要痛苦百倍。每次临朝，光绪被置于大庭广厦之中，声音笑貌无一自然，如颠、如聋、如哑，而大臣们对光绪也是以颠聋哑视之，仿佛对待空气一般。

《崇陵传信录》里说：“至戊戌训政，则太后与上并坐，如二君焉。臣公奏对，上嘿不发言，有时太后肘上使言，不过一二语止矣。迁上于南海瀛台，三面皆水，隆冬冰坚结，传闻上常携小奄踏冰出，为门者所阻，于是有传匠凿冰之举。上常至一太监屋，几有书，取视之，《三国演义》也。阅数行掷去，长叹曰：‘朕不如汉献帝！’”

令慈禧太后不快的是，外国使馆常来打听光绪的境遇，颇有干涉之意。对此，慈禧太后深以为恨，便将光绪生病的消息公然诏告天下，并为之延请名医，以证明自己训政的合理性。在历史上，对天下子民公布皇帝病情的事情是极为罕见，因为这往往有皇帝将不久于人世的政治含义，而各省督抚或诧异，或觉得这是废帝的前兆，大都不敢从命。

事实上，早在戊戌年（1898年）坊间便盛传天津阅兵行废立阴谋之说，尽管那不过是空穴来风，但也未必就是无稽之谈。戊戌政变后，废立的传闻更是甚嚣尘上，京师即传出消息说“皇上病势沉重， 恐致不起”。公使们对此的反应，一方面是出于礼节，一方面也是担心有人要谋害光绪，当时“驻京各国使臣闻圣躬不豫，均诣总署问安，并叩致病之由”。

在当时北京的外国使馆人员中到处流传着这样的谣言：“皇上被毒死了”，“皇上病得很重很重”，“皇上被囚禁了”，“新的皇位继承人已经选定”等等，而坊间传闻慈禧太后在政变后不断的处死太监（确有其事），更是加剧了这种恐慌情绪。

在外国人中间具有强大影响力的《字林西报》不断发布消息，暗指光绪帝已经被谋害，并暗讽各国使节有权知道真相，“这些人都是被遣到中国皇帝的宫廷中充当代表的，而不是被派遣到一个窃居中国宫廷的僭篡摄政那里的。”

外国公使以之所以对废立传闻如此有兴趣，主要是他们大都对维新的光绪皇帝持同情态度而不愿意看到守旧的慈禧太后再度执政。在这些人中间，英国方面表现最为积极，他们的兵舰在戊戌政变之后便开到大沽口外，以示对事件的关注。在主管外务的庆亲王奕劻向英国公使窦纳乐辟谣并表示光绪帝情况良好时，窦纳乐则提出消除外界疑虑的有效办法，那就是“找一位外国医生为光绪看病，并签署一份光绪的健康证明书”。为了防住外国公使们的口，清廷最后只好邀请法国使馆医生德对福（Dr.Detheve）给光绪帝看病并证明病况，结论是“病势无大碍，惟患血虚之症”。

废立之说传开后，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表示反对，两江总督刘坤一约湖广总督张之洞一起争言不可，但后来张之洞突然后悔，途中将折子追回。刘坤一得知后笑道：“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待后图，吾老朽，何惮。”遂复电荣禄，曰：“君臣之义至重，中外之口难防。坤一所以报国者在此，所以报公者亦在此。”荣禄以坤一电入奏，慈禧太后因惧而止。

不仅如此，国人对此也是一片哗然，上海的候补知府经元善在众人拥戴下，征得万人签名，上书反对废立之事。慈禧太后得知后大怒，命立刻捕杀经元善，幸好他及时的逃到了澳门才幸免于难。

在经历了这么多波折之后，“废立”之说也就偃旗息鼓，而突然改成了“建储”计划。事实上，在当时“皇权神圣”的情况下，废黩光绪皇帝并非易事，而慈禧太后改立“大阿哥”也是另有隐情，这往往是研究者所通常所忽略的。

隐情之一，由于光绪皇帝从小就身体较差，从后来的一些病症记录来看，他患有长期肾炎等疾病并导致经常性遗精甚至早泄，其有无生育能力本身就是很大的疑问。对于这一点，慈禧太后想必也是心知肚明，毕竟隆裕皇后是她的亲侄女。

隐情之二，由于光绪皇帝在戊戌变法时可能存在谋逆慈禧太后的“围园之谋”，这让慈禧太后在感到伤心的同时，自然而然的想到自己早逝的亲生儿子同治皇帝。在之前的许诺中，光绪皇帝生下儿子后将作为同治皇帝的嗣子继承皇位，但考虑到光绪皇帝的身体状况，慈禧太后只能通过立大阿哥的方式来为同治立嗣。

另外，由于同治皇帝和光绪皇帝都是幼年继位，这种幼皇帝的朝政制度不仅隐患巨大，也令大臣们感到忧心忡忡，假如光绪皇帝无后，而慈禧太后已经年岁渐高，一旦两人发生意外，必然要再次立一幼年皇帝，这将对未来的朝政带来不可估量的危险。由此，以“立大阿哥”的建储方式作为备选，也有利于改进和完善候补皇帝的教育，为其将来的执政打下良好的基础。毕竟，一个合格的皇帝是需要多年培养的，并不是说上位就上位的。

对清宫内幕颇有所知的御史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里说，当时最热心己亥（1899年）建储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是同治皇后的父亲承恩公崇绮，他在同治及皇后死后便久废在家，郁郁不得志；第二位是同治原来的师傅大学士徐桐，他当时虽然已届八十岁，却常常倚老卖老，贪好弄权；第三位礼部尚书启秀，他在戊戌政变后受徐桐举荐入了军机处，也就跟在徐桐的后面想“邀定策功”。

在恭亲王奕欣去世后，当时军机处以礼亲王世铎为首，但世铎是个保守中庸的老官僚，当时最受慈禧太后信任和重用的其实是大学士荣禄，可谓是言听计行，大权实归。徐桐几个人商议好后，便让启秀先去见荣禄，探听下他的意思。荣禄听后大惊，赶紧将启秀打发走，并令门房将访客全部拒之门外。启秀走后，徐桐和崇绮来到荣禄府上，不得其门而入。

不过，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却描述一个更加有趣的画面，说徐桐和崇绮将废立之奏稿密请慈禧太后阅后，慈禧太后说：“你两人须先同荣禄商定”。于是两人便去见荣禄，说奉太后懿旨，将此稿给荣禄看。荣禄接稿看后，突然以手捧腹大叫道：“啊呀，这肚子到底不容啊，适才我正在茅厕，泻痢未终。闻两公来有要事，提裤急出，今乃疼不可忍”。说完，荣禄丢下他们两个跄踉奔入，良久不出。这时天正严寒，徐桐二人纳稿于袖，移座围炉。再说荣禄，其实他哪里是什么肚子疼，其实是偷偷出去找幕僚樊增祥商议对策去了，却把徐桐和崇绮两老头撂那儿了。

等荣禄回来，他又说：“刚才还没看明何事，今请一看”，于是又接过奏稿看了数行，随后便突然将稿子往火炉里一塞，火焰腾起，荣禄还连声说：“我不敢看哪！”（好个奸猾的荣禄！）徐桐大怒，说：“此稿太后阅过，奉懿旨命尔阅看，何敢如此”。荣禄说：“我知太后不愿作此事”。徐桐两人争说实出太后之意。荣禄说：“我即入见，果系太后之意，我一人认罪。”于是荣禄便去见慈禧太后，痛哭碰头，说冒此大险，万万不值，一旦招起大变，恐怕祸及太后，慈禧太后这才惧而不敢作。

对于此事的结局，《崇陵传信录》作了一个稍微不同的描述，说荣禄去见慈禧太后说：“传闻说将有废立之事，是真的吗？”慈禧太后故作敷衍：“没有啊。这事行得通吗？”荣禄说：“太后要做的话，谁又敢说三道四呢？只不过皇上罪行不明，要是外国公使起而干涉的话，这不可不惧啊。”慈禧太后说：“事情已经泄露出去了，这可怎么办？”荣禄说：“倒也无妨，皇上春秋已盛，仍无皇子，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弟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子，兼祧穆宗（同治），育之宫中，徐篡大统，这样就师出有名了。”慈禧太后沉吟良久后说：“你说得很对。”几天后，慈禧太后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在仪鸾殿开会。当时人都以为要行废立之事了，内廷苏拉还说：“今日要换皇上了！”不过最后诏书下来，却是立溥儁为大阿哥之事，也就是历史上说的“乙亥建储”。

荣禄这个人，一向喜欢在幕后操作，对于废立之事，他也不敢轻举妄动。清人笔记上还记载了他寻访李鸿章意见的事情。陈夔龙在《梦蕉亭杂记》里说，荣禄将废立之事告知李鸿章后，李鸿章起而大声道：“此何等事，讵可行之今日。试问君有几许头颅，敢于尝试此事？若果举行，危险万状。各国使臣，首先抗议，各省疆臣更有仗义声讨者，无端动天下之兵，为害曷可胜言。东朝圣明，更事最久，母子天伦，岂无转圜之望。是在君造膝之际，委曲密陈成败利钝，言尽于此”。荣禄听后急忙回报慈禧太后，说以此事不可行。

《语林》中也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说荣禄去见慈禧之前，先拜访了李鸿章。当时李鸿章因为甲午战败，声誉扫地，虽说是入阁办事，实际上无事可做（清代内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非同日可语也），每日只是闲居贤良寺，门可张罗。一日荣禄来访，两人深谈至晚餐，这时，荣禄屏退左右，说：“太后将行大事，天位当易，惟亡命者肆意鼓吹，恐友邦为所惑，夙知公娴习外情，烦一探其向背。”李鸿章说：“我办外交数十年，皆人先谒我，且此系内政，先询人，失国体。如必询，当授我以两广总督，我先于泰晤士报传其风说，届时外宾必来贺我，询我以国事，我可就而探之。”荣禄大喜，回报慈禧太后不久，李鸿章便被任命为两广总督。外国公使们听说李鸿章调任两广总督，纷纷来贺，于是李鸿章便转叩其意，外国公使称他们国书是致光绪帝的，今易帝位，是否继续承认，尚须请示本国云云。李鸿章后来便说外国公使不愿承认新帝，于是内禅之议暂止，最后只是立了大阿哥。

随后，慈禧太后以光绪的名义发布诏书：“朕冲龄入承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训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正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乃自上年以来，气体违和。惟念宗室至重，前已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庙诸大祀，不克亲行。值兹时事艰难，仰见深宫宵干忧劳。不遑暇逸，抚躬循省，寝食难安。敬溯祖制缔造之艰难，深恐勿克负荷。且入继之初，曾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统系所关至为重大。忧思及此，无地自容。诸病何能望愈，用再叩恳圣慈，就近于宗室中慎简贤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畀。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继承穆宗毅皇帝为子。钦承懿旨欣幸莫名。谨敬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为皇子。将此通谕知之。”

在皇亲近支中，慈禧太后最终选了端王载漪的次子溥儁为大阿哥人选。载漪为道光第五子奕誴次子，咸丰十年（1860年）过继给瑞亲王绵忻为孙，袭贝勒爵位；1889年加郡王衔； 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时被封“瑞郡王”，不巧诏书错写成了“端郡王”，后来便因错就错改称“端王”了。载漪的福晋，一说是慈禧太后弟弟桂祥之女（慈禧太后的内侄女），另一说是慈禧太后的养女，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载漪的福晋经常出入宫中，颇得慈禧太后的欢心。

由于名位和才干并不突出，载漪在戊戌政变之前少有建言，不为人所注意。但“废立”之说兴起后，载漪很快被推到了前台，而他也绝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稍纵即逝的机会，随后他几乎是不择手段、费尽心机培植自己的政治势力，以图把儿子溥儁扶上皇帝的宝座。

按照慈禧太后的懿旨，溥儁是按当年吴可读之议而入继穆宗同治为嗣，名号为“大阿哥”。随之，十五岁的溥儁被接到皇宫内弘德殿读书，由同治帝的岳父承恩公崇绮和原同治的帝师大学士徐桐为师傅。溥儁的太子地位，很快便在其本生父端王载漪周围形成“大阿哥党”，当时有军机大臣刚毅、大学士徐桐、礼部尚书启秀、户部尚书崇绮等人，此外还有庄亲王载勋、载漪的兄弟载濂、载澜等人。

这些人当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刚毅、徐桐为代表的顽固守旧官僚，他们不通外务，一贯仇洋；另一类则是以载漪弟兄为首的满族亲贵，这些太子党从小便不学无术，却有着极强的权力欲望。当他们听说外国公使试图阻挠“废立”之后，更是群情激奋，恨得牙痒痒。

由此，这两类颟顸宵小之徒凑在一起，在庚子年胡搞一气也就不奇怪了。

（选自《这才是晚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