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3年（同治十二年），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因其在甘肃虐杀无辜等劣迹，被陕甘总督左宗棠弹劾，吴可读亦弹劾成禄，称其“有可斩者十，不可缓者五”，请求清廷加以严惩。在成禄被由斩立决改为斩监候之后，吴可读又上疏力争，请求“立正典刑”。结果，吴可读不仅未能说服清廷加重对成禄的处断，反而因奏疏中言语过激而引发同治帝的不满，险遭不测。后在大理寺少卿王家璧的坚持下，吴可读免于死罪，改为降三级调用。因一时无官可补，吴可读遂于1874年（同治十三年）返乡，并应左宗棠之聘，再次主讲兰山书院。直到光绪帝登基后，吴可读才重新得到起用。

1876年（光绪二年），吴可读回京，担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当时，就已故的同治帝与光绪帝及其后继者的关系问题，清廷已有讨论，但因触犯慈禧太后之忌讳，不久便遭压制，归于沉寂。吴可读恐此事不了了之，终于以自尽这一激越而不容回避的方式将该问题再次提出。

1879年（光绪五年），同治帝灵柩奉安惠陵，吴可读主动请求随行参与典礼。葬礼完成后，吴可读并未回京，而是来到蓟州（今天津蓟县）东马伸桥乡庙中。在这里，他留下上奏清廷的奏折一件，即《奏为泣请懿旨将来大统仍归承继大行皇帝嗣子事》，指责两宫太后在立嗣问题上“一误再误”，请为同治帝立嗣；致寺庙中的周老道的信函三封，将在自己死后代为报官等事交代给他；致其子吴之恒的《父柳堂绝笔》（即“遗训”）与《父柳堂亲笔遗嘱》（即“遗嘱”）各一件，嘱咐其子吴之恒安抚亲人、料理后事。

做好以上种种安排后，1879年4月25日（光绪五年闰三月初五日；一说为三月二十二日，即4月13日，但该日仅为吴可读留下遗嘱的日子，实际上闰三月初四日尚有致周老道的第二信），吴可读自尽。为求必死，吴可读决心在服毒后自缢，但因房梁既高且朽、无法系绳，遂服毒自尽。

吴可读死后，清廷经过廷议，再次明确以光绪帝的继任者为同治帝的嗣子，并且确定了具体方案，尤其是理顺了“建储”或“继统”问题与“继嗣”问题的关系，即通过继统之人的确定来同时确定继嗣之人、而不是先确定继嗣之人后确定继统之人，从而避免对继嗣问题的预先安排触犯清廷“不预立皇储”的祖制。对吴可读，清廷按照五品官的待遇加以抚恤；其葬于蓟州的遗愿，也得以实现。

弹劾成禄

吴可读任御史时，曾多次上疏言事，直声震动朝野。有两次最为有名，除了在是否要求外国公使对同治帝行跪拜礼的问题上的建言（详见后文）之外，便是弹劾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的奏章。同治年间，新疆局势混乱，乌鲁木齐提督成禄一方面畏敌如虎，听任沙皇侵略军从伊犁长驱乌鲁木齐烧杀抢掠，而龟缩在甘肃高台，不敢过酒泉一步；另一方面，又贪婪狠毒，既向民间摊派了三十万两白银的“供奉”，又因摊派未得满足，诬民为盗、纵兵残杀二百多人，以此冒功请赏。

就弹劾成禄，吴可读曾上两份奏疏，第一份痛陈成禄有可斩之罪十，有不可缓之势五。清廷有意庇护成禄，处以斩监候。吴可读气愤至极，又上第二疏，要求判处斩立决，甚至愿意为此赌上自己的脑袋。因言辞过于激烈，吴可读被降三级，回归乡里。

对于吴可读弹劾成禄的两份奏疏，世人评价不一。比如，同样弹劾成禄的左宗棠，即对吴可读的前一份奏疏加以肯定，但认为后一疏不够妥当。无论如何，尽管吴可读未能使成禄被处以斩立决的刑罚，但成禄的翻案企图，毕竟也以失败告终。

尸谏慈禧

当同治帝去世时，因无子嗣，慈禧为维护其专权，立其妹夫醇王子载湉为帝（即光绪帝），以弟继兄，以便用皇太后名义继续垂帘听政，此举出于慈禧私欲，违反清朝祖制，又未能对如何处理同治帝与光绪及其后继者的名分给出妥善方案，于是有吴可读尸谏之事。郭卫东等学者指出，吴可读的尸谏虽然没有挡住慈禧的垂帘听政，但毕竟由此引发清廷对继嗣问题的重新讨论，进而使此前模糊不清的继统与立嗣的关系得以理清，并由此“为慈禧的垂帘听政和光绪的继位传绪找到了平衡点”、“使朝野官绅之愤懑得以舒缓”。

通过继统之争，同光之际风行当道的清流党的气势也得到张扬，除吴可读本人外，张之洞、陈宝琛、宝廷等均表现活跃。从社会转型的大势来看，清流们的直言极谏更多地是传统社会的回光返照，吴可读的尸谏也渐成末世绝响，但尸谏所体现的不畏权势、不惧死亡、坚守信念的精神与气节，则仍有其意义可供后人借鉴。

书院山长

吴可读从政之余，历任各地教职，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他主讲朱圉书院时，针对甘肃文教落后的现状，从表彰乡贤的业绩着手，以克服甘肃诸生的自卑心理；提醒诸生注意观察生活，以“诸生何处觅文宗，绝妙文章到处逢”的诗句说明处处留心皆学问的道理；他还善于借用形象的事物来给诸生讲解抽象的事物，例如以伏羌大像山的高低平缓阴阳向背的地势特点为喻，讲解如何妥善处理文章起承转合的章法问题，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吴可读注重用言传身教来磨砺诸生的品操，使之成为刚直不阿的人才，他主讲兰山书院时的得意弟子安维峻就是这样一个人才。安维峻考中甘肃分闱后首次乡试的第一名，后任御史，以弹劾李鸿章，李莲英，语侵慈禧太后而名垂青史。

襄助贡院

在光绪以前，甘肃乡试和陕西合并举行，举院在西安。由于路途险远，费时费钱，有财力赴试的诸生只占应试的十分之二三，严重地影响了甘肃文教事业的发展。1875年（光绪元年），陕甘总督左宗棠奏准甘肃分闱乡试，但无举院。吴可读大力协助左宗棠从各州县募集白银五十万两，建成甘肃举院，使众多的甘肃寒士能够就近赴试，从而促使甘肃各地的书院蓬勃发展，甘肃的文风也逐渐兴盛了起来。

推广牛痘

吴可读关爱幼小生命，抵御天花传染，倡建牛痘局。清代甘肃倘遇天花横行，除求神拜佛外，别无良方，眼睁睁听任病魔戕害儿童。吴可读抨击这种只知祈神的愚蠢行为，宣传种牛痘可免疫的道理。他用骈文写成《创设牛痘局启》，介绍了接种牛痘法从欧洲传到广州，再传到北京，进而传到各省的经过。并说，接种疫苗后，“七朝浆足，三日苗齐”，安全可靠，以打消人们的顾虑。他建议参照北京设牛痘局的经验，先向官绅农工商募捐白银千两，购置天花疫苗，再遴选董事主持事务，延聘良医从事接种工作。兰州各界纷纷捐款，于咸丰间创设全省第一家牛痘局，为儿童的健康带来福音。

外交建言

吴可读任御史时，诸大臣针对各国使节不断要求觐见清帝的现实争论不休。先争论清帝是否应该接见外国驻华公使，继而又争论外国公使是否应对同治帝行跪拜礼，相持不下，历半年之久。吴可读上疏请令各国使节觐见时不必强令行跪拜礼，而是应该随各国礼俗，这样，既展示出宽大的胸怀，又可避免因末节小事上的争论损害国家利益。反映了吴可读的一种不妄自尊大，平等待人的进步观点。

慈安太后、慈禧太后：至吴可读以死建言，孤忠可悯，著交部照五品官例议恤。

濮兰德（J. O. P. Bland）、巴克斯（旧译“白克好司”，Edmund Backhouse）：这个在光绪皇帝非法继承问题上捍卫国家忠诚信念的人，将被载入中国的史册，他就是御史吴可读，一个刚正不阿、勇敢无畏的士大夫。······他的死，对于让慈禧醒悟到自己的错误，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作为恪守原则、从容淡定（这是儒家哲学的精华）的榜样，吴可读这个人物值得我们在这里以同情的态度详加研究，我们将完整讲述这位爱国志士以死谏争的故事，并抄录他的临终遗折。

赵尔巽等《清史稿》：可读尸谏，幸鉴孤忠。

蔡东藩：吴说似迂，左议近夸，但得吴可读之一疏，见朝廷尚有效死敢谏之臣工，得左宗棠之一折，见疆臣尚有老成更事之将帅。光绪初年之清平，幸赖有此。或谓吴之争嗣，何裨大局？······不知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盈廷谐媚，而独得吴主事之力谏，风厉一世，岂不足令人起敬乎？

周奉真：古来言官，或犯颜直谏，或背人焚草，嘉言懿行，不一而足。但论言行一致，蓄志不改，以及上疏惟求事理得当，归于至善，而不杂半毫名心与者，则如吴可读，实属罕见！

据《栖霞阁野乘》，吴可读未中进士前，不修边幅，行为放浪，整日流连于陕西巷的妓院之中，因此得了个极不雅的外号，叫“吴大嫖”。当时有副对子：“余三胜重兴四喜班，吴大嫖再住九天庙”，讽刺他床头金尽，被老鸨子赶出，重回九天庙借住用功的窘况。一直到四十多岁，吴可读才中进士。但浪子回头，即以直声动天下，成为名士中的骨鲠之臣。吴可读在留给儿子的《遗训》中说：“我少好游荡，作狎邪游，然从无疑我大节之有亏者，故同乡及两书院及门诸子，至今犹愿吾主讲席。”所谓“浪子回头金不换”，观吴可读一生，尤其发人深思。

明清时期，甘肃对联有了长足的发展。吴可读善于撰写楹联，并多次在对联中表达重振甘肃文风的期待。例如，他曾修缮伏羌先贤石作蜀之墓，并为此撰写两件楹联，其二云：

“共仰孔门高，问颜曾七十之徒，何处最多佳士；

休言秦俗悍，自邹鲁三千而外，此间大有传人。”

此联意为，不要说陇人只能崇尚勇猛，孔子七十二门徒中的石作蜀等三人就是陇人，一说吴可读是以此鼓励伏羌诸生勤奋向学。

在甘肃贡院落成时，吴可读亦曾撰写楹联：

“二百年草昧破天荒，继滇黔而踵湘鄂，迢迢绝域，问谁把秋色平分，看雄门四扇，雉堞千寻，燕厦两行，龙门数仞，外勿弃九边桢干，内勿遗八郡螰楠，画栋与雕梁，齐焜耀于金戈铁马以后，抚今追昔，饮水思源，莫辜负我名相怜才，如许经营，几番结撰；

一万里文明培地脉，历井鬼而指斗牛，翼翼神州，知自古夏声必大，想积石南横，崆峒东矗，流沙北走，瀚海西来，淘不尽耳畔黄河，削不成眼前兰岭，群山兼众壑，都奔走于风檐寸晷之中，叠嶂层峦，惊涛骇浪，无非为尔诸生下笔，展开气象，推波助澜。”

吴可读此联共192字，虽称不上“长联之冠”，但在贡院对联中是最长的一副。上联前四句说甘肃在建省200多年之后，终于破天荒地与陕西平分秋色，成为继贵州、湖南之后单独乡试的省份，有了自己的贡院。接下来描述了新贡院的宏大规模和壮丽景象，并希望到新贡院参加考试的考生们要“饮水思源”，不要辜负了左宗棠的“怜才”之心。下联前四句表示相信华夏文明必将在甘肃发扬光大，随后转而描述兰州周边的地理环境，最后重新归结到贡院。全联集叙事、描述、议论、抒情于一身，脉络清楚，语言流畅，排比、自对运用灵活，长短句配置生动而不板滞，文字骈丽，对仗工整，是难得一见的上佳长联。

弹劾成禄时，吴可读愤不可言，措辞激烈：“想见古人忠君爱国奋不顾身家之义，臣亦愿效此愚忱，奏请皇上先斩成禄之头，悬之藁街，以谢肃百姓。然后再斩臣头，悬之成氏之门，以谢成禄。”言语质朴，几近讥刺，同治帝少年初解文字，敏感异常，认为吴可读欺他年幼，所以才敢如此顶撞。黄濬的《花随人圣盦摭忆》称，吴可读奏疏呈上后，同治帝大怒，直说“吴可读欺负我”，甚至为此大哭，“非要吴脑袋不可”。清律规定，定人死罪，非刑部尚书、左右侍郎，都察院左都御史、左右副都御史，大理寺正卿、少卿，共十三位堂官“全堂画诺”，缺一不可，可大理寺少卿王家璧无论如何不肯下笔。因王家璧的持正不阿，吴可读方才保住了性命。

吴可读与左宗棠同龄，左对吴推举有力，吴对左多有感念。1875年（光绪元年）左宗棠六十四岁生日时，吴可读曾撰一寿联赠左：“千古文章，功参麟笔；两朝开济，庆洽牺爻。”上联盛赞左氏的道德文章，可列名于历史典籍；下联借用杜甫《蜀相》中“两朝开济老臣心”句意，赞颂左宗棠历经咸丰、同治两朝，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并在联中暗喻其功可与诸葛亮相提并论，这正好与左氏平时爱自比诸葛亮相合；而“羲爻”之“爻”，为《易》卦的基本符号，相传为伏羲作，故名，此又《易》之六十四卦之数，切寿主“六十四岁大庆”。据说，左宗棠见此联后，非常高兴，并传各司道官员共同欣赏，声言“不可负此佳联”。

吴可读的传世作品，有文章、诗作、、对联若干。后人辑录并出版有《携雪堂文集》、《携雪堂全集》（含《文集》二卷、《诗集》一卷、 《罔极编》一卷、《遗训》一卷）、《吴柳堂先生文集》、《吴可读文集》等。

吴可读与其妻有子吴之恒和至少两个女儿。吴可读自尽时，长女已逝，妻子与之恒、之恒妹尚在，之恒家中亦已有三个幼儿。

吴可读自尽后，其子吴之恒依其《遗训》，将他葬于蓟州。墓地位于蓟州东马伸桥三义庙东一里许，即今天津市蓟州区马伸桥镇东。

吴可读自尽的同一年，直隶总督李鸿章向清廷奏请于蓟州马伸桥吴可读旧宅建吴可读祠，得到两宫太后的认同，李鸿章亲撰碑文。此祠后俗称景忠祠。吴可读在北京的故居，位于北京城中的南横街，清人也曾在该故居设立祠堂以祭祀可读。

吴可读在兰州的故居，位于兰州市城关区金塔巷91号。该故居坐南朝北，为典型清代兰州民居。1921年，吴可读族人出售此宅，由皋兰县兴文社赎回，补修后归兴文八社财产管理处经营。故居大门高深，门额双钩镌刻“吴柳堂先生故宅”7个隶体大字，下款镌“民国十年岁次辛酉，皋兰兴文社赎回”，均为刘尔手笔。天井呈长方形，上房及东西厢房窗大门小，正面均为木板装修，至二十世纪90年代尚保存完好，但2006年有报道称其已被拆除。

《清史稿·列传第二百三十二》

吴可读的形象，在惜华楼主《皇清秘史》、蔡东藩《清史演义》、高阳《慈禧全传》等小说中均有呈现。其尸谏典故，还见于李宝嘉的《官场现形记》等以晚清为时代背景的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