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秋，领导齐齐哈尔8所中等学校的爱国学生运动。抗议日本出兵山东，干涉中国内政。被捕，后被释放。

1928年8月，于天放考入北京清华大学经济系，在校期间，他发奋读书，探索救国之路。

192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

1930年参加清华大学组织的驱逐校长罗家伦，吴南轩活动。

1931年5月1日，经张甲洲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中共党支部书记。

1931年“九一八”后，投入反日斗争。

1932年春，回到东北参加抗日斗争。

1932年春，与张甲洲、夏尚志、张文藻等回东北组建了巴彦抗日游击队。于天放任满洲省委特派员。

1932年5月，参加由张甲洲领导的巴彦游击队，在北满联络站负责与中共满洲省委的交通联络工作。

1933年春，中共满洲省委为加强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方面的抗日救国工作，派于天放到齐齐哈尔，任龙江特支书记。于天放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英语教员身份作掩护，深入各学校进行秘密串连。

1933年3月间到达齐齐哈尔。

1934年暑假之前，于天放被校方解聘，处境十分艰难危险，将特支工作交给宫洗尘，毕耀忠负责。

1934年暑假时期，白色恐怖更甚，党员疏散，到北平等地工作，龙江特支遂告终止。

1934年9月，于天放转移到富锦县教书（英文教员）。

1934年以县第一中学校教员身份为掩护，宣传抗日救国思想教育，部分青年入关参加抗日救亡。

1937年，于天放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后改为第十一军，先后任随军学校教育长，十一军一师政治部主任等职。在富锦、绥滨的沼泽地带及七星砬子地带，进行战斗。

1938年冬，随李兆麟领导的远征队由富锦、宝清出发到海伦一带开展游击战。

1940年2月6日(农历腊月廿九)傍晚，于天放指挥西北河战斗。

1940年5月，任六支队政治委员。

1941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进入苏联境内整训，于天放以第三路军特派员指挥六支队留在国内，在海伦、绥棱，北安、庆城(今庆安县)一带秘密发展救国会，建立抗日根据地。

1944年初，于天放领导的抗联留守小分队陷入了艰险的危困之中。为了战胜困难与群众取得联系，下山。

1944年1月，于天放派孙国栋、赵文友与拉山的伐木农民取得联系，解决粮食问题。建立了宋万金屯村民张录抗联小分队的活动据点。

1944年春，于天放决定带小分队部分人员转移到宋万金屯。化名王文礼，假称张录表哥。

1944年6月，于天放率领于兰阁、孙国栋、杜希刚秘密进住宋万金屯。结识宋万金屯小学教员王明德（绥棱上集厂人，毕业于克山师范中学，时在宋万金小学校代课，思想进步，有爱国热情）。介绍王明德加入党。在附近村、屯秘密组建抗日救国会。

1944年7月，宋万金屯抗日救国会成立。会员以上山运木材为掩护，为山里的部分抗联队员购买、运送粮食和日常用品，以各种方式为抗联小分队侦察敌情，提供情报，为抗联订购伪满报刊，通过其他秘密据点与各地抗日地下工作者接头，向群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

1944年12月，山里雪大，日伪顺着抗联的“脚溜子”“讨伐”。决定在村里隐蔽。于天放、孙国栋、于兰阁、杜希刚下山，来到宋万金屯，在王明德的小学校（宋万金小学旧址）住了下来。“于天放小分队宋万金屯活动”已被敌人发现。

1944年12月初，伪警务科派特务来到宋万金，空手返回。后收“于山东子”和“王山东子”。

1944年12月17日，王山东子来到张录家，听到了于天放、孙国栋、于兰阁、杜希刚的活动计划，告密。

1944年12月18日，孙国栋和杜希刚奉于天放之命，从宋万金屯出发，去小五部屯检查抗日救国会的工作情况。

1944年12月19日，于天放在宋万金屯小学刚，被捕入狱。此后，孙国栋、于兰阁、杜希刚、王明德、张录等人及抗日救国会的一些会员相继被逮捕入狱。于天放被敌人逮捕后，被送往庆安监狱。后关押在北安监狱。

1945年1月上旬，敌人把于天放从庆安监狱转移到北安监狱。敌人用打板子、鞭子抽、灌凉水等酷刑折磨于天放。然而于天放仍然对党和抗联的秘密守口如瓶。

1945年6月上旬，伪警务厅思想股长永井拿一张小兴安岭的地图，要于天放画，其故意拖延时间。

1945年7月12日（11日深夜），与抗联战士赵忠良一起乘机打死日本看守石丸，越过了铁窗和三道铁门，逃出北安监狱。留诗于监内：

中日世仇不共天，十载抗战破万难，

行动失慎遭逮捕，中国男儿入牢监；

威迫利诱逼降策，救亡信念铁石坚，

囹圄铁窗寒冬度，草木葱茏虎归山。

1945年7月12日，日寇开展了拉网式搜捕。在北安县自民乡刘家窝棚刘二嫂、刘国祯等9名群众掩护下，脱险。到讷河、嫩江去寻找队伍。

1945年8月16日，走到讷河县的老莱村，得知日本投降，东北解放了。

1945年“8·15”抗日战争胜利后，于天放重新回到革命工作岗位，先后任中长铁路护路军总监、黑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黑龙江省参议会议长、黑龙江省人民法院院长、黑龙江省军事部长、黑龙江省军区副政委、司令员等职。

1946年新政权建立后，为了纪念于天放抗联小分队在宋万金屯的抗日活动，绥棱县人民政府将宋万金屯更名为天放村。

1954年8月，黑龙江、松江两省合并，于天放转业到地方，任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兼哈尔滨师范学院院长。

1958年8月，任中共牡丹江地委第二书记兼行政公署专员。

1964年9月，当选为黑龙江省政协副主席，兼任黑龙江大学校长。

“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

1967年5月3日含冤去世，时年59岁。

1982年9月，中共黑龙江省委作出决定，为于天放彻底平反。

1939年1月，于天放任西征后成立的东北抗联“西北临时指挥部”第三支队政委。5月东北抗联第三路军（下辖三、六、九、十二支队）编成后，李兆麟任总指挥，冯仲云任政委，于天放任第六支队政委。他和王明贵，张光迪支队长率领部队“于每年青纱帐起时，深入龙江广坦，开展游击战争。他们经常活动于海伦、北安、绥化、拜泉、青冈、兰西各县，不辞雨雪风霜，不怕枪林弹雨，始终坚持着这个为解放东北人民的伟大斗争”。1941年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到日本偷袭珍珠港前，日本关东军的总兵力已达31个师团，人数近85万，号称百万。根据1940年3月东北抗联领导人与联共及远东国际代表达成的《指示提纲》，东北抗联一、二、三路军逐步转入苏联远东A、B野营地域，后组成东北抗日联军教导旅。1941年12月，于天放率三路军六、九、十二支队主力100余人至A野营整训。1942年2月12日抗日民族英雄赵尚志在梧桐河吕家菜园子中敌埋伏壮烈殉国。2月19日，周保中、李兆麟任命于天放为三路军军政特派员返回东北接替中共北满省委书记、三路军政委金策的工作。1944年1月，金策率张瑞麟小部队经二个月的长途跋涉到达A野营后，此时整个东北战场上只有于天放领导的东北抗联三路军留守部队孤悬敌后，在同日伪军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战斗。教导旅命张瑞麟立即组织六人小分队于3月底回东北寻找于天放的留守部队，但因联络失控未果，于8月折返苏联。于天放在《牢门脱险记》一书中写道：“东北是我的家乡故土，我爱祖国、我爱东北、我爱家乡、我也爱树海无边的兴安岭，不管敌人怎样凶恶残暴，抗日斗争的怒火是不能被压下去的，我决心埋尸故土，也不离开东北一步！”

1944年12月19日因坏人告密，于天放及部下孙国栋、杜希刚、于兰阁（龙光涛）、刘文祥、王明德在绥棱县上集镇宋万金屯（今天放村）、绥化九井子、长山小五部被日寇逮捕。于天放先后被关押在庆安警务科“留置场”和北安省警务厅特务分室秘密监狱。面对日寇凶残的“威迫利诱逼降策”，于天放以其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大智大勇、坚贞不屈与日冠进行了殊死的较量。终于1945年7月12日同另一名抗联战士赵忠良打死日本看守特务石丸兼政成功越狱，并在人民群众掩护下脱险。“满洲国”报纸惊呼：“于天放逃跑，满洲国失去一大半”。日寇出百万元悬赏，还组织了疯狂的大追捕，逼迫数十万中国老百姓“拉大网”搜寻。这是日寇在“八·一五”前夕对东北抗联最大规模的军事政治行动。对于同日寇面对面的斗争，于天放早有思想和心理上的准备，1940年2月，在给三路军总指挥部的信中，于天放写道：“天放是革命者，我已牺牲了自己的一切一切，为了争取民族解放的最后胜利，为了中华祖国独立、自由而流尽最后一滴血，任何困难是能够克服的……”

1924年他就读于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第一工科职业学校，是齐齐哈尔学生运动的领袖。他是抗联领导人李兆麟的战友，率领抗联部队横扫松嫩平原。他是东北抗联军歌《露营之歌》的主要作者之一。他奇迹般地从日本宪兵队的牢房逃脱。他就是被毛泽东主席称赞为“大智大勇，人民英雄”的传奇人物于天放。

于天放，原名于九公，1908年4月9日出生于黑龙江省呼兰县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他自幼聪明好学，9岁入私塾，10岁入呼兰县立小学，14岁就读于呼兰县模范中学。1924年8月考入设在齐齐哈尔的黑龙江省第一工科职业学校，学习采矿专业。他在这里与后来的抗日名将张甲洲相识。

1927年9月20日，为抗议日本出兵山东，齐齐哈尔的各界人士举行大示威，于天放与其他学生领袖一起组织领导省立一中、省立师范、政法专科、农职校等8所学校的数千名学生进行示威游行，并包围了日本驻齐齐哈尔领事馆。黑龙江督军吴俊升派大批军警对学生运动进行镇压，开枪打伤多人，还将于天放等8名学生代表逮捕。当局迫于社会各界舆论的压力和爱国人士的大力声援，被捕学生两日后被释放。但是，于天放等人却被学校开除了学籍。

1928年8月，于天放考取了清华大学经济系。他在齐齐哈尔第一工科职业学校的老同学张甲洲则在北京大学物理系学习。他与张甲洲、冯仲云等许多优秀青年来往密切，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931年5月1日，经张甲洲介绍，于天放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清华大学支部书记。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按照党组织的指示，他迅速发动和组织北平学生及进步教师进行游行、罢课，开展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吁请政府抗日。

1932年4月，于天放跟随中共北平市委代理书记张甲洲来到哈尔滨。在满洲省委的领导下，5月16日，第一支共产党领导的当地抗日武装——巴彦抗日游击队，在巴彦县西部山区正式成立，队员200余人，张甲洲担任总指挥，于天放任特派员，负责地下交通情报工作。

“七七事变”后，松花江下游反日游击运动高涨，祁致中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在富锦县十分活跃。为使队伍迅速扩大，祁致中邀请张甲洲和于天放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1937年10月，独立师发展到1500余人，在北满抗日联军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的帮助下，独立师改编成抗联第十一军，祁致中任军长，于天放被任命为第十一军随营学校教育长

1940年春，于天放担任了东北抗联第三路军6支队政委。为转移敌人讨伐部队的注意力，于天放派出队伍到绥棱、海伦、木兰等地活动，他则率部队与讨伐的敌人在密林中兜圈子。当时抗联没有后勤保障，伤员救治和吃饭是两大难题。由于敌人集中大批兵力采取“铁壁合围”“篦梳山林”的战术，对抗联队伍进行“毁灭性扫荡”，抗联无论在平原还是在山区活动都十分困难，不断遭受到敌人的袭击。为了保存实力，抗联的主力部队从黑龙江过境进入苏联休整。于天放按照第三路军总指挥部命令，率百余人进入苏联境内。

1942年2月春节刚过，抗联总部任命于天放为军政特派员，回国组织地方群众工作。于天放小分

队的活动让日伪军惊恐不安，敌人开始四处张贴布告，悬赏缉拿于天放等人。小分队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处于内无粮草，外无群众支援的困境。为了保存实力，于天放带领小分队20余名队员退到绥棱丰水山的原始森林中建造了密营，又在东南十几里外建造了前营。于天放和战友李兆麟、陈雷创作的东北抗联军歌《露营之歌》第四段的《冬征》里也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艰苦生活和坚强斗志：“朔风怒号，大雪飞扬，征马踟蹰，冷气侵人夜难眠。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壮士们，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伟志兮，誓挽狂澜（何能消减）。全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

1944年12月19日，由于汉奸出卖，于天放在绥棱县宋万金屯小学被日伪警察抓捕，后被关入庆安县监狱。1945年1月9日，敌人用专车将于天放从庆安转押到北安省伪警务厅特高课收容处。这所监狱有坚固的铁窗，三道铁门，3米高的围墙，从看守到伙夫都是清一色的日本人。于天放被关押在2号牢房。

刚开始，日本特务向于天放大献殷勤，嘘寒问暖，端来好饭好菜，还不时故意训斥看守招待不周，妄图软化利诱于天放投降。于天放则与敌人斗智斗勇，日本特务在百般劝降、无计可施的情况下，露出了狰狞面目。他们开始用鞭抽、打手板、夹手指、灌辣椒水等各种刑法。尽管于天放在受刑中一次次昏死，又一次次被冷水浇醒，但他却守口如瓶，没有透露任何信息给敌人。

于天放虽然身受重刑，但他不甘心坐以待毙，始终考虑着如何越狱。他利用放风的机会摸清了看守的位置及看守放置钥匙的地方。他与关押在3号牢房的抗联3军侦查排长赵忠良悄悄拟好越狱计划。7月12日凌晨1时左右，于天放以解手为名让已喝得醉醺醺的看守打开牢门。这时，赵忠良也敲门说要解手，看守毫无顾忌地上前打开3号牢门。于天放见时机已到，从身后拿出刚刚从墙上摘下的烙铁砸向看守，赵忠良也扑上来帮忙。两人制服看守后，从他身上掏出钥匙，悄悄打开三道铁门，翻过围墙，消失在黑暗中。敌人发现于天放和赵忠良越狱后，立刻组织拉网式搜查。于天放和赵忠良为了缩小目标，二人便分开行动，相约在北安铁路桥会合。

可是，于天放没有等到赵忠良。他只身离开北安向西走，昼伏夜行，时而躲进野地，时而躲在百姓家。1945年8月16日，于天放走到老莱村时，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后，他与村民们一起欢庆胜利。

1945年11月初，东北人民自卫军总司令周保中任命于天放为中国长春铁路护路总监。没过多久，他回到哈尔滨见到了东北局副书记陈云。12月，陈云委派他回北安，担任黑龙江军区副司令员，于天放又投入到建立人民军队、剿灭土匪、保卫民主政权的工作中。1949年4月12日黑龙江省和嫩江省合并，成立新的黑龙江省，齐齐哈尔为省会，于天放回到了他曾经学习和工作过的第二故乡齐齐哈尔，历任黑龙江军事部长、黑龙江军区党委副书记、副政委，负责军区的政治工作和干部工作。

1951年11月，他撰写的回忆录《牢门脱险记》由东北青年出版社出版，成为人民群众喜爱的读物，后经东北人民出版社、辽宁人民出版社等多次再版，发行90万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畅销的红色图书。1954年8月，松江省并入黑龙江省，于天放离开齐齐哈尔，担任新成立的黑龙江省政府副主席。在那年的国庆节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与于天放握手时，以诙谐幽默的湖南乡音说道：“天放，抓不到；今天，见到了。大智大勇，人民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