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8-02 15:58
于慎行(1545～1607)，字可远，又字无垢，号榖山。山东东阿（今平阴县洪范镇谢庄村）人。中国明代诗人、文学家。
于慎行少年时代天资极高，学习勤奋，17岁便考中举人。乡试放榜次日，按例举行乡饮之礼，欢宴考官和中式举人，谓之鹿鸣宴。主考官非常器重于慎行这位青年才子，提出在鹿鸣宴上为他举行冠礼（即成人之礼），于慎行以未奉父命而婉辞，一时传为美谈。
明隆庆二年（1568年），于慎行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编修。万历初年，升为修撰，充当皇帝的日讲官。日讲原都是翰林院年高资深的学者充当，像于慎行20多岁年纪便成为皇帝老师的极为罕见。
于慎行为人忠厚平恕、襟怀坦白。不管对皇上、对首辅还是对同僚皆心胸坦荡、真诚相待。有一次，于慎行等人讲课完毕，神宗让人拿出许多历代字画，叫他们赋诗题字。于慎行字写的不好，只好自己作诗，请人代题，并当众承认自己写不好字。神宗很赞赏，当即写了“责难陈善”四个大字赐他，词林传为盛事。万历初年，张居正当国，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解决了明朝中期许多严重的社会问题，为明朝政治经济的稳定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张居正个人作风独断专行，钳制下僚、压制百官，引起朝中文武官员普遍不满。御史刘台弹劾张居正专恣不法，被下狱谪戍。同僚皆畏张居正之势，不敢再见刘台。于慎行不管这些，亲自登门看望刘台。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父亲病故，他不想尊制守丧，授意门生提出“夺情”。神宗予以批准，举朝大哗。于慎行与其他大臣一起疏谏，以纲常大义、父子伦理劝神宗收回成命，张居正很不高兴。一次，他见到于慎行时说：“可远，你是我最赏识的学生之一，我平时待你不薄，没想到你也这样对我！”于慎行语重心长地对他说：“正是因为你对我不错，我才不得不这样啊！”于慎行担心张居正失去朝野上下的拥护，但张居正没有听懂他的话。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死去，反对他的势力执掌了朝政，左右了神宗。神宗下令查抄张居正的家。于慎行在这种情况下，不避嫌怨，写信给主持此事的丘橓，请他照顾张居正80多岁的老母和不成年的幼子。丘橓给张家保留了住宅和足够的土地。于慎行的高风亮节、古道热肠受到朝中一片赞誉。万历十七年（1589年）七月，他升任礼部尚书。
此时，神宗的长子已经9岁，是王妃所出。神宗不喜欢王妃和她这个儿子，他想立郑妃所生的皇次子为东宫。但是，王妃名分在郑妃之前，神宗不好把这一想法明说，故而迟迟不立太子。满朝文武见皇长子日渐长大，不能正位进学，非常着急。自万历十七年起，不断有人提出立储问题，请神宗早建东宫。于慎行身为礼部尚书，对此事义不容辞。他连疏极谏，神宗非常生气，再三降下严旨，责备于慎行“以东宫要挟皇上。”于慎行说：“册立之事，是臣部职掌，我如果不说，是为失职。请皇上速决大计，我宁可弃官归里。”神宗很不高兴，大骂于慎行“疑上”、“淆乱国本”，把礼部大小官员都停了俸禄。正在这时，发生了山东乡试泄题事件。于慎行引咎辞职。万历十九年（1591年）九月获神宗批准，归隐故乡。
他家居10余年，朝野上下多次荐他出山，神宗皆不允。至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东宫已立、国本确定，廷推内阁大臣，于慎行名列7人之首。神宗命他以原官加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这时候，于慎行已经重病缠身，勉强到京进谒。不数日，卒于京华官邸，年63岁。赠太子太保，谥文定。
于慎行在家闲居16年，他探讨当世得失之故，旁搜博采，属词比事，写成《史摘漫录》、《谷城山馆文集》42卷，《谷城山馆诗集》20卷，《读史漫录》14卷，《谷山笔麈》18卷。尤其是他的《谷山笔麈》记述了明朝万历以前的典章、人物、兵刑、财赋、礼乐、释道、边塞诸事，考溯精当，纤悉具备。为研究明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宗教不可多得的史料，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另有《谷城山馆诗集》20卷和《谷城山馆文集》42卷手稿，现存山东省图书馆。回乡家居时，他关心桑梓事业，参予重修《东阿县志》，主持编撰《万历兖州府志》。他于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写《东昌府城重修碑》。于慎行与冯琦、公鼐他的泰山诗文，数量上超过王世贞，并有自己鲜明的特色，足可与前、后七子相颉颃。
于慎行官至明朝礼部尚书，太子少保兼东阁大学士。史书中，于慎行文学成就超群，但个性保守，恪守儒家礼制。纵观于慎行40年仕途，曾三次罢官，22年赋闲在家，最长的一次长达 17年。有史学家评论，他秉性忠诚，是明代官场上的异类。
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于阁学慎行》：于慎行是明末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他生当隆庆、万历年间，起而反对李攀龙等人一味因袭模仿为“复古”的弊病。由于他“读书贯穿经史，通晓掌故”，“学有根柢，词知典要”，所以其诗文“春容弘丽，一时推大手笔”，被推称“文学为一时冠”。
清代纪昀评价他的诗“典雅和平，自饶清韵”，对于“后七子”的弊卷端能够“矫枉而不过直，抑尤难也。”
主要诗作：《驱车上东门行》、《子夜歌四首》、《子夜春歌二首》、《子夜夏歌二首》、《子夜秋歌二首》、《子夜冬歌二首》、《感怀》、《杂诗三首》、《长安道》、《杨柳青道中诗》等。现存诗作九十四首。
《明史·于慎行传》
于慎行十岁时，就读于东流书院，家人和书童陪伴他，去兖州参加省学政主持的科考。路经一桃园，正值桃花盛开，慎行折了一枝，一路玩赏来到考场，舍不得丢弃，把桃花藏在袖子里。恰好考题为“桃花赋”，正中下怀。于慎行挥笔而就，第一个交上考卷。学政见案下一少年举手交卷，便起座俯身去接，瞥见其袖内桃花，顺口念到：“小学生，袖桃花，暗藏春色。”慎行知道学政在考自己，灵机一动，深施一礼，对答：“老大人，坐高堂，明察秋毫。”学政被少年慎行的才华达礼所打动，在卷子上直接写了“中”字，十岁的于慎行破例批准赴省参加选拔庠生的院试。
他在京充日讲官时，一次讲课完毕，皇太子拿出御藏书画，令众讲官赋诗题字。于慎行不善书，诗成后请人代题，并以实相奏。太子嘉其诚，当即御书“责难陈善”赐之。慎行为感“钦洒宸翰”，即赋《钦赐责难陈善》诗答谢。于慎行的书法虽一般，但因为敬重他的学问人品，人们皆以拥有为荣。于慎行把乡居时作的大量游记专门辑为《东游记》，他说：“其游与若士为偶，左手操杯，右手操管，其止恒饮，其醉恒歌。”他的人生哲学与生活情趣由此可见。
当于慎行回到家乡，郁闷的心情顿时变得无比轻松，洪范诸泉汇聚而成的狼溪河水从他的府前缓缓流过，更让他乐而忘忧。他以耕读田园、优游山水、潜心著述为己事，写诗道：“向来多远梦，从此闭重关。不似终南路，依栖慕世间。”他另筑居所，并惬意地写道：“归来四壁故依然，卜筑桃源别有天。种树新移彭泽柳，买山旧赐水衡钱。”于慎行为人厚道素有人望，里居期间，京城同僚及四方官员过东阿者，无不造庐请谒。同僚中交往深密者有沈鲤、朱可大、冯琦、贾石葵、叶向高、邢侗、萧大亨等十余人，《于慎行年谱》云：“惟与亲友平生置觞荤五七品，园池之外，纵游山水；荷蓑笠，行钓于城南。”
于慎行墓地，在于氏祖茔前，位于平阴洪范池以北二二零国道旁。墓地由万历皇帝敕建，占地60余亩。 当地人回忆，墓地规模宏大，建筑雄伟，墓前甬道两侧，立有石俑，石马、石羊、石虎和华表各两对，华表上雕有望天吼华表高约20米，周身云纹，手可插入从而可攀缘而上——精美绝伦。上面蹲有怪兽，名“ 望天弯”。
于慎行神道碑立于古御道旁，几百年来凡到过此地的官员、名流、文人、商客等，都要观瞻此碑。据当地人或当年毁碑人回忆，该碑高约十八米左右，宽约一米八，厚约六十多厘米，这在全国是极为少见的。碑额书“大明”二字，碑文为：“资政大夫，太子少保，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赠太子太保，谥文定谷山于公神道。”字为于慎行得意门生、大书法家邢侗所书。
墓地前门外有两高大石狮，雕刻精细，生动逼真。前门外还各有两块石碑，东边碑额书“恩光金壤”，西边碑额书“崇溢春秋。”墓前建《帝锡玄卢》坊一座，并刻有万历御书“责难陈善”四字。石坊两边立有十三块碑，每块碑皆在前文刻有“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应为圣旨碑，其中有一块无字碑，据说是传圣旨碑，即圣旨来后，挂于碑上。
墓内除去植柏树等外，万历还御植白皮松，此种松树为稀有树种，现存44棵。
于林的过亭在四角各刻有“降龙獭”，这在众多的林墓中，也极为少见。于林的过亭为什么有降龙獭？其一，于慎行是三代皇帝的老师，人们把过去的皇帝比作龙，而他所教的正是年幼的帝王，在很多事情上，除了在世父王，还有他能降服“龙”，这是再自然不过了。其二，由于于慎行既是明朝诗人、文学家，又是三代帝王之师，在当时来说，他虽不是帝王，但却也是个举足轻重极少有的人物，所以把他称为自天而降的一条龙。其三，安在这里的“降龙獭”还起一个“避雷针”的作用，能阻止妖魔鬼怪到此打扰。
该墓为万历皇帝下诏按一品官例为老师修建。工部侍郎刘元霖奉旨，遣通政司建造。邢侗在于慎行去世后，帮着求敕、求谥及办理丧葬诸事，于慎行墓地及神道碑刻多由他书写，直到把墓地建筑全部完成。
于慎行墓地在“文革”期间，毁于聊城师范的“革命小将”手中，园内石刻全部推倒。石刻大都破成石料，被用来修桥、垒石渠。于慎行第十九代孙于庆坤施巧计，保存了于慎行妇墓碑。他请当时任洪范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的高长齐，在墓碑背面写上毛主席语录，这样谁也不敢毁坏，这件文物得以完整保存至今。
2009年12月，平阴县野外文物实地调查工作进行时发现了于慎行家谱碑。
新发现的于慎行家谱碑位于平阴县东阿镇小学南面约150米处，为三块石碑并立，最高的一块碑高约2米，石碑上刻有于氏家族的名录。于慎行为明万历皇帝及其子、孙三代帝王师，于慎行家谱碑为于慎行后人在清代所立，为研究于慎行家族的变迁提供了重要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