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29—30日，兰科维奇参加了在亚伊策召开的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亚伊策会议），会议宣布，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是临时的最高人民政权机关；剥夺在国外的所谓南斯拉夫政府作为合法政府的权利。

由于兰科维奇和其他南斯拉夫领导人的共同努力，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运动获得了盟国大量武器和其他物资援助。兰科维奇作为铁托的亲密战友和最重要的助手之一，有着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和卓越的组织领导能力，参与了关于战争和革命的所有重大决策，为南斯拉夫全国解放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1944年5月13日领导建立南斯拉夫国家安全部，1944年5月13日——1946年3月任国家安全部长，是国家安全和军事情报系统最高首脑。1944年11月参加了第一次塞尔维亚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会议，1944年11月——1946年1月任塞尔维亚人民议会主席团副主席。1944年起先后当选为南斯拉夫民主联邦临时人民议会议员、制宪议会议员、南斯拉夫联邦议会议员、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议员。1945年作为铁托元帅的第一副手，发布了斯雷姆斯卡战役总攻命令。

1946年1月——1953年1月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在此期间，兰科维奇领导内务部同卖国贼和恐怖叛乱分子进行了顽强的斗争，制止了他们的破坏活动，保卫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1953年1月——1963年4月任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联邦执行委员会副主席。1951——1963年任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老战士协会理事会主席。

苏南关系破裂后，苏联操纵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于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1949年11月又次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掌握中》的决议。作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兰科维奇参与决定了南共对于情报局的态度，向南斯拉夫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1948年7月在萨格勒布召开，讨论情报局关于南共状况的决议）作了报告，并再次当选为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在此期间，南共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清洗情报局分子的运动。兰科维奇领导内务部大规模镇压和清洗那些同情和支持情报局决议、反对南共领导的人，由于情报局事件先后被开除的党员有59596人，受其他惩处的有31142人。情节严重的人，作为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刑事犯，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关入亚得里亚海上的裸岛和格尔古尔岛劳改营，这样的人共有16312人，其中包括十月革命参加者2人、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战士36人、战前入党的党员268人、“1941年游击队纪念章”获得者1673人、现役官兵2300人、内务机关工作人员1618人、联邦和各共和国的部长23人、部长助理99人、联邦议会议员36人。

1951年6月，南共召开五届四中全会，研究了侦查和审判机关工作中的法制问题，兰科维奇在会上作了报告，批评了司法政策方面的偏差和有关机关在工作中的违法行为，要求严格遵守法制。四中全会通过了兰科维奇的报告，并在以后的几年里纠正了某些错案，为一些人平了反。

1952年11月，南共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南斯拉夫共产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兰科维奇当选为南共联盟中央委员和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57年11月，作为南共联盟代表团成员，参加了庆祝十月革命40周年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并签署了《和平宣言》。由于与苏联分歧严重，兰科维奇与南共联盟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拒绝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和签署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宣言》（1957年《莫斯科宣言》）。

1958年2月，兰科维奇参加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南共联盟纲领草案。1963年4月当选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副总统。1953年起任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会议成员，1963年5月当选为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会议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书记。1964年7月，在南共联盟八届一中全会上，兰科维奇当选为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书记，领导中央书记处。此时，他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铁托的第二号人物。

1960年以后，以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央书记、南联邦共和国副总统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和南共联盟中央委员、联邦执行委员会委员、联邦内务国务秘书（内务部长）斯维蒂斯拉夫·斯特法诺维奇为首的集团（称“保守派”或“集权派”）与铁托等人在社会主义自治经济体制过的进一步改革、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进一步发展方向和步骤问题上尖锐对立，双方矛盾逐渐公开化。兰科维奇等人“反对共盟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路线”，鼓吹“奉行铁腕政策”，主张恢复国家主义；反对削弱联邦中央权力和向各共和国和自治省放权，主张取消地方自治，建立高度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

60年代前半期，南斯拉夫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是投资使用不当，形成重复建设和出现一批效益很差甚至亏损的“政治工厂”；二是企业的收入实际上掌握在行政官僚手中。在企业改革的问题上，以亚·兰科维奇为首的南共联盟中央组织政治书记处和以斯·伏克曼诺维奇为首的南工会中央理事会之间就是否“由直接生产者来决定扩大再生产，是企业收入在各劳动单位中形成和分配”发生激烈的争论，兰科维奇等部分书记处的领导反对这种改革。1963年的宪法正是在双方妥协的基础上的产物。

长期以来，兰科维奇利用由他控制的国家保安部门，监视党的领导人和党的领导机构。兰科维奇及其亲信所负责的国家安全机关“长期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滥用权力、不受监督，通过“窃听、跟踪和获取情报的办法，把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他们散布民族不和，宣扬民族沙文主义（大塞尔维亚主义），压制和迫害少数民族（主要是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

为此，在1966年6月16日举行的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成立了调查兰科维奇领导的国家保安部门状况的委员会。1966年7月1日，在南共联盟八届四中全会（布里俄尼全会）上讨论了该委员会的报告。全会指责兰科维奇及其一伙制造个人迷信，培植亲信，拉帮结派，组成一个“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的宗派集团”，另立“政治纲领”，“反对南共联盟的经济改革路线”，进行“争夺权力的斗争”。会议批评了兰科维奇滥用职权，监视包括铁托在内的所有党政领导人，甚至在铁托等领导人的寓所和办公室安装窃听器，进行置国家保安部门于南共联盟和社盟之上的反党活动，已危及共盟和各族人民的团结和社会的发展。全会认为，兰科维奇作为党中央负责干部政策和组织工作的书记，对此负有直接责任。会议决定改组国家安全部门，撤销兰科维奇和斯特法诺维奇的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将斯特法诺维奇开除出党。

1966年9月14日，塞尔维亚共盟中央委员会举行会议，决定将兰科维奇开除出党。同年10月南共联盟八届五中全会通过将兰科维奇开除出南共联盟的决定，但保留了兰科维奇的军籍和曾获得的人民英雄称号。与此同时，在党内外开展了大规模清算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势力的斗争，大批塞尔维亚族党政干部和人民军中的塞族军官被清洗。兰科维奇的倒台，被认为是塞尔维亚人和中央集权主义势力的失败。

铁托在布里俄尼全会开幕词中严厉指责安全部门的问题不是偶然的事。他认为，“这是一场宗派小集团的斗争，是一场争权的斗争”（《铁托选集（1961~1973）》，第103页。）。在全会上，兰科维奇作了两次发言，他认为联邦安全部门的工作很难做，但他从未对敌对势力和民族分裂主义者手软。这个部门出了问题，他只负有“道义上和政治上的责任”。

当时，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对南斯拉夫解除兰科维奇的职务表示惊讶。他们认为，兰科维奇是铁托对莫斯科推行强硬路线的代表人物，他的下台将使南斯拉夫的社会和经济生活开始“全面自由化”。西方国家则对此感到高兴，认为这是“自由主义者和吉拉斯的胜利”，南斯拉夫将“取消党对社会生活的垄断”。

后来，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对“兰科维奇事件”的反应和评价是有区别的。例如，塞尔维亚有的学者认为，南共联盟八届四中全会“摧毁了一个统一国家的强力部门”，在“政治上清除了”兰科维奇及其同伴。这种“大清洗”（大约1500名党员被开除出党）不仅导致党发生分裂，出现“自由化”，而且对南斯拉夫联邦国家不利，也是对塞尔维亚广大党员的不信任。（诺维察·贝利扬诺夫斯基：《1945~1991年的马其顿国家与独立》，（Македониjа државност и независност1945-1991），斯科普里：新马其顿出版社，2002，第209页。）。

更为严重的是，自从这位以严厉手段解决*的人物被解职后，民族冲突开始升级，出现了南斯拉夫从未有过的社会动荡，连续几年示威不断，经济和社会改革受挫。还有的学者强调，兰科维奇下台加速了南斯拉夫的“邦联化”，为“它的瓦解创造了条件”。这样“自治社会主义不仅没有减缓民族对立情绪，反而加速了这一进程”（莫姆契洛·巴夫洛维奇：“1944~1981年的南斯拉夫”，载《南斯拉夫国家1918~1998》（Зборник Jугословбенската држава1918-1998），贝尔格莱德：南斯拉夫现代史研究所，1999，第765页。）。

所以，后来许多塞尔维亚的南共联盟盟员和群众都认为，这是铁托“针对塞尔维亚的阴谋”。忠实执行铁托路线的兰科维奇被解职，克罗地亚人当上了内务部长，科索沃自治省趁机要求成为共和国，这一切使塞尔维亚共和国同铁托本人及其他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矛盾加深，一时难以弥合。

兰科维奇下台后，领取养老金，过着退休生活并撰写回忆录，直到1983年8月19日在克罗地亚的杜布罗夫尼克逝世，享年81岁。南共联盟谴责兰科维奇主张官僚集权，违反和破坏民族平等的干部政策和原则，反对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

兰科维奇曾荣获南斯拉夫人民英雄勋章，1983年，兰科维奇去世后，按“人民英雄”勋章获得者所应享有的荣誉举行了葬礼，他被安葬在贝尔格莱德公墓“伟人墓群”，有约1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南斯拉夫党和国家领导人在葬礼的悼词中说，兰科维奇是卓越的革命家和南斯拉夫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但他在进行了40年的不断革命活动之后，未能跟上社会主义自治社会的民主发展进程。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一生结过两次婚，有两个儿子。

第一任妻子安吉·兰科维奇（1909——1942），南斯拉夫共产党妇女和工人运动的领导人，人民英雄，革命烈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在第二无产阶级者旅担任政工领导工作，1942年3月1日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33岁。1953年7月6日被追授南斯拉夫人民英雄称号。

第二任妻子弗拉季·斯拉瓦·兰科维奇（1920——2008），南斯拉夫经济学家，经济学博士，贝尔格莱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老战士，曾荣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一级劳动勋章和1941年游击队员纪念章。1946年与亚历山大·兰科维奇结婚，从此相伴一生，2008年病逝，享年88岁，与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合葬于贝尔格莱德公墓“伟人墓群”。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与安吉育有长子米罗斯拉夫-马克，与弗拉季·斯拉瓦育有次子斯洛博丹。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是南斯拉夫人民军上将，曾荣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人民英雄称号、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人民解放勋章、一级游击队员之星勋章、一级人民功勋章、一级各民族兄弟团结和友谊勋章、勇敢者勋章、金质“近卫军丝带”、“1941年游击队员纪念章”。

亚历山大·兰科维奇还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授予一级苏沃洛夫勋章和一级库图佐夫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