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9月，中经智策信息科技研究院特邀著名经济学家任玉岭担任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改革开放初期的1982年，任玉岭作为一个学者，应邀出席由九个部委人员参加的饲料工作会。在会上，任玉岭是第一个上台并作了“大力发展饲料工业和饲料蛋白”报告，他建议要大力发展饲料工业，以促畜牧业大发展，解决中国人动物蛋白供应极低的状况。为了解决饲料工业起步中的“饲料添加剂空白”难题，经领导批准后，于1986年同广东省顺德市的同志一起，走进加拿大温尼泊，引进了中国第一套饲料添加剂生产线，在中国建起了第一个饲料添加剂生产工厂。

任玉岭1982年从政之后，除了参与生物科技“六五”攻关的组织工作外，还参与组建了中国生物工程中心、中国—欧洲共同体生物中心、中国味精技术公司、中国星火总公司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国家科委生物工程中心同时担任了酶和发酵处、咨询与推广处的处长，分管饮料技术的发展、生物技术的发展、饲料技术的发展、酒类技术的发展、保健品技术的发展、食用菌技术的发展以及生物反应器技术的发展。任中国星火总公司总工程师后，分管星火计划的计划部与国际合作部。当时星火计划项目分布全国各地，涉及领域十分宽广，这对任玉岭了解国情、熟悉经济起了不小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走了20多个国家的任玉岭来到首批对外开放的沿海城市北海市任副市长。他去北海后，北海一度成了中国最大的投资热点，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很多国家的企业家和政界要人频频走近北海，北海成了世人汇聚的大平台。特别是当时北海房地产的发展，聚集了中国30个省市和海外一些国家的开发商，北海的房地产公司一时间占了中国总量的一半。由此引起的北海兴衰变换，使任玉岭对经济泡沫的形成、发展与破裂的全过程及其严重危害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验。

任玉岭在北海任副市长时，曾经最多同时分管21个处级单位，这些工作对任玉岭来说，除了管之外，就是学。他干一行爱一行，不懂的他就学。在他的文集中报出的13个方面的建言文章，数据众多、举例真实、观点清晰、切中时弊，这都与他诸多的亲身体验和不断学习有关系。

翻译书籍有《石油发酵》、《利用微生物净化环境》；著作有《生物工程在中国》、《我爱北海》、《大力推进城市化促进西部大开发》、《加速农业产业化，加快农村大发展》等，发表文章200多篇。在国家科委工作期间，参于“六五”（生物技术）科技攻关的管理，“七五”科技攻关计划（生物技术）的制定，高科技（生物技术）发展纲要的起草，国家星火计划的实施。1992年获国家科委通报表扬1993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奖励一级工资、1995年获广西壮族自治区表彰和中国民主建国会授予的全国优秀会员称号，1996年获全国各民主党派、工商联两个文明建设服务经验交流会奖牌。他的业绩被载入《中国科普作家辞典》、《全国政协委员名录》、《北美洲生物工程学会会员名录》。他曾赴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进修，曾考察20多个国家，多次出席在美国、日本、法国和中国举行的亚太经济、生物工程、环境保护及经济发展等国际会议。

任玉岭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言包括了“关注三农”、“义务教育”、“医药卫生”、“社会发展”、“西部开发”、“奔向城市”、“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农业产业化”、“资源环境”、“科技创新”、“区域发展”、“社会和谐”等十三个章节。这些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他都写过诸多研究和建议。

任玉岭深入群众了解民生

一直有各种说法，以“市场决定一切”为由，指望“房价还会再涨几十倍”，或“中国房地产就是要暴利”。任玉岭将这些怒斥为“奇谈怪论，何等嚣张”！ “房地产改革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时候了！”2010年3月8日，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分组发言中称“房价已经高得离谱”，并直斥正是商业贿赂和政府乏力造成这种局面。同时建议经济适用房的享受对象应该占到城镇居民的70%.任玉岭说，当前我国大城市房价奇高，与家庭收入比高达20倍以上，与世界3到5倍的比例相差悬殊。“历史经验证明，行业越是暴利，商业贿赂越是严重”，任玉岭说，房地产业的商业贿赂腐败是导致房价高的根本原因。任玉岭建议，首先政府要清除几点思想障碍，不要被GDP牵着鼻子走，不要使财政过度依赖土地出让。也不要担心房地产业有风吹草动就会影响就业，增加金融机构贷款的风险。他还建议，中国经济适用房的服务对象应该考虑占城镇居民的70%。

任玉岭在参政议政、建言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2005年暴出的“任玉岭现象”，不仅在网上成了一个热点，而且经《人民日报》、《人民政协报》、《中华儿女》乃至加拿大《环球华报》等连续发表相关的专访文章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任玉岭这十多年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言之所以受到社会好评和百姓赞许，关键在于他能怀着强烈的责任心和使命感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并能以“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精神为指引，做到敢于直言。当然，敢于直言不是件易事，特别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引蛇出洞”，“抓辫子”，“打棍子”的情况，曾使很多人讲起真话来有些色厉而内荏。只有“视个人利益淡如水，视群众利益重如山”的人，才能把真话勇敢的讲出来。任玉岭恰恰是做到了这一点。正如《人民日报》对他的评论那样：“任玉岭，只求呼声变政声”。“任玉岭下基层有三个必看，一看农户、二看学校、三看卫生院”。“任玉岭的独特，在于他对解决民生问题很敏锐、很执着、很热忱”。这三个“很”字，使任玉岭从生物技术专家变成了“三农”问题专家和议政建言的行家。

“任玉岭现象”之所以成为一种现象，在于他身上浓缩了不少代表与委员的特点，第一，对国家和民族高度负责;第二，言论大胆、开放，又深具建设性。任玉岭是以其能以坦诚建言，发群众之所欲发，言他人所未敢言，而不断成为“两会”的焦点人物。

任玉岭，1960年南开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在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等部门工作，曾任广西北海市副市长，现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务院参事，研究员职称，四所大学的兼职教授。

总的来说，即使抹去北海那段历史，如今的任玉岭依然是一位相当活跃的公共知识分子，一位对社会焦点问题不吝热情发表看法的学者，谈反腐，谈创业板，谈西部开发，除了北海，似乎什么都是他的题目。在百度搜索他的名字，会有一连串的消息弹出。

一位当年在北海练过摊的人评价说，此人口才极佳，绝非等闲之辈，要不然怎么能当国务院参事？此言非虚。

几乎每一个早期设计、参与北海开发的风云人物，都会推崇地称他为“精神领袖”。

在任玉岭眼里，20世纪90年代初的北海是未被惊扰的最后一块世外桃源，惟一的缺点只是贫穷。这里三面环海，有世所仅见的白色沙滩，有安静的深水良港，有丰富的海洋资源，有岛，有山，有美人鱼，有红树林。这一切使得原本在北京有自己事业的他坚持举家迁来，而实际上，他这个副市长只是支援地方建设的挂职，而妻子在北京也有出色的事业。

“我后半辈子就放在北海了。”他曾经这样说过。

改变北海面貌的心愿使他满腔热情地投入到推销北海的行动中。当时北海已经被列入沿海14个开放城市之列，据说只要任玉岭一见到内地企业家或外商，不管是否相识，肯定会极力推荐北海的好。凡是他认为有可能向北海投资的地方政府和企业，他都会倾力邀请。

最夸张的是一次国外招商活动，因为连续几天不休息，刚从发言席上走下来的任玉岭竟然累得休克。

任当年的助手杨建平说，他会在南宁到北京的火车上情不自禁地操起话筒，向旅客介绍北海，仿佛那些惊讶的旅客中间，肯定会有像他一样热爱那片土地的投资者。

北海开发建设的最初想法是在一次历史性的聊天中形成的。王飞欣开玩笑说，不是这次聊天具有历史性，而是任市长接见他们具有历史性。因偶然机会到北海考察的王飞欣，碰到了正在北海考察的另一位早期参与者马小林，任玉岭恰好作陪。任玉岭跟他们聊天，说你是北京来的，是搞研究的，能不能给北海出出主意？三个人一起神侃到很晚，王、马两人都回宾馆睡觉了。

没想到的是，任玉岭居然根据他们聊天的内容，连夜开工，搞了一个方案出来。第二天一早，王、马二人还没起床，他就去敲门，把王飞欣、马小林给感动坏了，就在喝早茶的时候签了一个备忘录。那可是代表市政府签的，据说还把饭桌并起来，找了几面小旗插上。

签完字，任玉岭就把这个备忘录放到市委书记的桌子上，说你同意不同意吧，反正我已经签了，先斩后奏。书记一看之下，就有了“事关重大，宜抓紧抓紧再抓紧”这个著名的批示。

任玉岭

做出这个批示的是王庆录，当时的北海市委书记。一位知情人评价说，王书记素质很高，很有水平，任职很多年了，可是基于各种条件的限制，北海老是发展不起来，远远落后于其他13个开放城市，他心里着急，很想干出点事情来。也就是说，热情很高，魄力很大。

任玉岭敢想，王书记敢批，还要有人敢干。这个人就是当时的北海市长帅立国。

帅立国，桂林人，书香门第出身，艺术世家的背景给了他特殊的性格，据说字画俱佳，尤其喜欢泼墨。任玉岭的助手杨建平向我们介绍，帅市长生得一表人材，很受老百姓欢迎。十年后我们在北海采访，几乎每一位当事人都会敬佩地提到他。

帅立国属虎，河北人王庆录也属虎，巧合的是，北京人任玉岭居然也属虎。三个外地人在政府层面拉开了北海热潮的序幕。

所以，当时他们在那片江湖上有一个绰号：北海三虎。

2009年10月，国务院参事任玉岭在“中国应急管理高峰论坛”发言时几度哽咽，不少与会者为之动容，受到极大震撼。任玉岭披露，为了应对突发事件，地方财政不断加大公安的投入，却是挤占了三农和教育开支。任玉岭提出，切忌以管代替一切，更要防止以暴易暴，堵截上·访只能愈演愈烈；缩小收入差距，推进均衡发展，是减少应急事件的重要条件。任玉岭可谓一针见血。

2008年11月，中国农民日报在回望30年时，报道了30位对中国农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专家和领导，任玉岭是其中之一。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他是专家，但不是农业专家；他是官员，但从未分管过农业。然而，30年来，农业改革进程中，诸多领域取得的成果都与他的建言有关。他曾率先把日本的一村一品运动介绍到国内，率先提出农村应实行免费义务教育，率先公开发表文章建议取销农业税，率先系统提出解决三农问题的三大战略、十大突破等。”

任玉岭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言，正像《中国政府参事论丛·任玉岭文集》所展示的那样是涉及到众多方面的。当然也有不少是在他的书中看不到的。例如，人们在他家中看到一个十分精致的荣誉证书，其内容是“感谢任玉岭同志为我国绕月探测工程立项做出的突出贡献”。由此可见任玉岭的贡献是多方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