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1月，凯丰同志被党中央调回延安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此外，1941年2月至1943年3月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7月至1943年3月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1941年7月至12月任中央学校教育管理委员会主任。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由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组成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同年12月凯丰同志任中央出版委员会成员。翌年1月，被推选为中国青年反法西斯临时委员会委员。1943年3月，中央机构精简，凯丰同志任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委员。1945年4至6月，凯丰同志出席党的七大。会后担任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和中央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干部挺进东北，并成立中共中央东北局。凯丰同志被调任东北局委员兼宣传部长。10月赴东北，参加了领导建立和巩固东北解放区的工作。亲自创办《东北日报》，先后兼任《群众》编委会副主任、党报委员会书记、《党的工作》编委会副主编。1948年8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东北分院副院长。

新中国成立前后，凯丰同志于1949年3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1950年9月至1953年1月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1951年2月至1953年1月任东北人民政府委员。1952年9月，凯丰同志调北京工作，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3年3月至1954年11月兼任中共中央马列学院院长。1955年3月23日，凯丰同志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49岁。

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作词：凯丰，作曲：吕骥。

凯丰同志在30年革命生涯中，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特别是对党的青年工作和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凯丰同志参加革命早期，主要是从事团的工作。大革命时期，他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凯丰同志对共青团的建设和党的青年工作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九一八”事变后，他在《红旗周报》、《东方青年》等报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反对日本的武装侵略，肯定广大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并指出学生的抗日爱国斗争应与工农的斗争密切结合。在中央苏区，凯丰同志作为团中央的负责人，努力推动苏区团的建设，积极扩大团的组织，参与组建少共国际师，动员广大团员、青年参军参战，投身于苏区反“围剿”斗争。他撰写了不少关于青年团工作的文章、通讯等，对团的工作起了很大的指导作用。在延安时期，他仍继续致力于党的青年工作，动员和组织广大爱国青年投入到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去。

凯丰同志为党的建设做了大量工作。长征途中，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地反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1937年2月起草了《党中央与国焘路线分歧在哪里》的材料，随后在3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言，揭露和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还参与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之决定》等文件，后来又参与对张国焘的帮助和挽救工作。在长江局和南方局工作期间，他配合周恩来等同志，领导南方地区党的工作，发展党的组织，培训党的骨干，广泛团结爱国民主党派和人士，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在延安整风中，凯丰同志积极参与对整风运动的领导。1942年2月8日，中央宣传部召集延安干部会议，凯丰同志主持，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题为《反对党八股》的著名报告。随后，凯丰同志提出中央宣传部目前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为中心，这一建议得到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批准。此后，中央宣传部相继颁发一系列关于整风学习的文件。同年6月，中央成立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同志为主任，凯丰同志是委员之一，并担任宣传系统和延安各学校整风学习委员会的负责人。还被指定负总责组织陆定一、胡乔木等人解答各方面提出的问题。

凯丰同志长期战斗在党的宣传理论战线上，曾担任党中央宣传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对党的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在报刊上发表了许多文章，宣传革命，阐述党的主张。长征途中，他受命组织中央宣传委员会，负责审查有关民族问题的宣传材料。抗战时期，他编写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程》等著作，在《新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大量文章，系统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分析国内外形势，增强人们对于抗战的信心。他直接负责的《新华日报》和《群众》等报刊，起到了抗战号角和人民喉舌的作用，推动了国统区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他还协助周恩来等同志，向国际社会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业绩和主张。他撰写过《什么是列宁主义》、《马克思与中国》等文章，大力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1942年9月，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凯丰同志负责筹组中央编译局，翻译了一批马列著作，适应了全党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在解放战争时期，他领导创办的《东北日报》，有效地沟通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鼓舞了解放区人民的斗志，配合和指导了军事、政治等各条战线的斗争。新中国建立初期，他参与组织《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一重要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为宣传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兼任马列学院院长期间，为党的干部教育做了不少工作。

凯丰同志还为党的文化教育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时，凯丰同志发动团的干部协助教育部门开展扫盲工作。1933年10月，在中央苏区文化教育大会上作报告，提出要吸收文化教育专家参与根据地文化教育建设。在延安，凯丰同志常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讲课、作报告，受到学员欢迎。1937年初，他为抗大写下了深沉、激越、催人奋进的《抗日军政大学校歌》：“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在南方局工作期间，他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发展国统区的抗日进步文化、团结文化界人士等做了大量工作。在延安整风过程中，凯丰等同志协助毛泽东同志与文艺工作者谈话，并邀请一百多位作家、艺术家及思想文化战线的负责人，举行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凯丰同志主持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次会议对解决延安文艺界存在的一些倾向性问题、促进文艺工作者与人民大众的结合起到了重要作用，并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全国解放战争时期，凯丰同志十分关心东北解放区的文化教育工作，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东北解放区的文化教育事业，与其他建设事业一样，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凯丰同志一生对理想坚定不移，对事业忠心耿耿，光明磊落，心胸坦荡，始终充满着旺盛的朝气，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党和人民。在他的身上，体现出共产党人所特有的高尚品格和精神风貌。

凯丰同志对党的事业和理想信念非常坚定，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和复杂，都能经受住考验。1931年5月，因叛徒出卖，凯丰同志在香港被捕。敌人几次对他审问并严刑拷打，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毫不动摇，并机智应敌，保守了党的机密。出狱后，他又很快投入了新的战斗。他早在中学时就得了肺病。参加革命后，工作紧张，环境险恶，生活艰苦，又得了肠胃病。1948年，肺病复发，大口吐血。党中央安排他去苏联治病，未及痊愈，又急切地向中央要求返回国内参加新中国的建设，最终不幸英年早逝。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凯丰同志能够正确对待和勇于改正自己的错误。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期间，他曾经是“左”倾教条主义错误的积极支持者。特别是在遵义会议上，当与会大多数同志明确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反对博古、李德等人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决定撤销他们对红军的最高指挥权时，凯丰同志却仍旧站在支持博古的立场上。他的做法应该说并不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但在当时党和红军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的这样一种政治抉择，无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会后，在党中央的批评帮助下，面对着红军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挥下扭转战局的事实，他很快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转而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对于这一段历史，凯丰同志在6年后回忆说：“因当时对过去中央苏区所犯的错误还不了解，在遵义会上坚持了错误的方面，现在想起来真是幼稚可笑。经过中央的批评在很短的时期内就了解了自己的错误（大约两个月的光景）。”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凯丰同志又联系实际，解剖自己，对以前的教条主义错误和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得到党中央的谅解。在延安时期，凯丰同志与毛泽东同志友情逐步加深。1942年9月15日，毛泽东同志在给他的信中安慰说：“不愉快的事，过一会也就好了。”后来，凯丰同志在东北写信给毛泽东同志，汇报《东北日报》工作情况，并请题写报头。毛泽东同志欣然为《东北日报》题写了报头，并对凯丰同志表示亲切问候。

凯丰同志对党的工作勤勤恳恳。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的进退得失和职务高低。在党的七大中央委员选举落选后，他没有怨言，而是正确对待自己过去的错误，愉快服从组织安排，积极完成所肩负的工作。新中国建立之初，他在东北任沈阳市委书记期间，任劳任怨，为抓好这座大城市的生产、市政、社会秩序和战争后勤工作竭尽全力。他坚定沉着，有条不紊地领导开展各项运动和民主改革，为沈阳的经济建设和支援抗美援朝战争做出了贡献。

凯丰同志始终清正廉洁，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1951年3月，凯丰同志得知二女儿成家并参加了工作，就写信勉励女儿、女婿：“在工作中仍应继续学习，提高政治文化。”告诫他们“应当时时注意廉洁奉公守法”，并在“廉洁奉公守法”几个字下加了着重号。后来，二女儿生了孩子，负担加重，给父亲写信，想调到父亲身边工作，以求得到照顾。凯丰同志虽然很关心和疼爱自己的女儿，但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回信说：“还是靠你们自己去养活你们自己及你们的小孩。”凯丰同志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属子女，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和党的高级干部模范执行党的政策、不谋私利、廉洁奉公的高度自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