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岳，1915年11月19日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广门乡；1935年参加革命，由于四川中共党组织遭破坏，遂立志重新组建党组织，相继组织马列主义的“推轮读书会”，“辅仁读书会”、“未名读书会”、“海燕社”。

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共产党员饶世俊重建中共成都特支委，同时组织“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

1938年—1941年历任中共四川省乐山、眉山、潼川、绵阳、仁华等地的中心县委(地委)书记、成都市委书记。

1941年任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分管滇东地区工作；在城市斗争中，成功领导了“一二·一”学生运动、“李闻血案”、“人权保障运动”，在全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武装斗争中领导滇东地区陆良县“马街7·24武装起义”，沾益县“播乐中学九·五起义”、“路南圭山”、“弥勒酌西山”起义。在解放战争时期，组建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队”的成立奠定了基础。1949年1月参加在香港举行的“南华整军会议”。

1949年9月，作为华南解放军代表参加第一届全国政协，并参加开国大典，在参加开国大典期间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接见。

1950年后，历任省委第一任秘书长、办公厅主任、省委边疆委员会第三副书记、云南人民委员会委员、云南省政协常委；1953年赴广南壮族聚居区板茂片四个乡试行和平土改，未杀一个地主而完成和平土改。

1954年秋率一批学者赴西双版纳调查阶级分化和土地制度，他亲到24村查清封建领主（农奴主）统治下两次大变质的农村公社内农奴制的实质，向省委、省府提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建议。

1955年秋，全国抓“胡风反革命集团”受到颠倒红黑的大围攻，被撤消党内职务，保留省府委员、政协文史会主任委员、云南大学兼职教授等职务。

1956年成立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前身），孙雨亭同志任所长，方岳同志任副所长亲自参与全国人大民委云南民族调查组的组建工作，指挥各分组、小组赴边疆跨境民族地区作重点调查，主持综合研究。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侯方岳曾多次受到迫害，但他仍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

1974年-1982年任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所长、云南大学副校长。

1978年，组织“中国东南亚研究学会”、“百越史学会”、“铜鼓及华南青铜文化研究会”。三大学会成立后，侯方岳被选为“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长”，出任另外两学会顾问，潜心指导对东南亚、南亚各国研究并取得世所瞩目的成就与影响。

侯方岳同志不幸于2006年5月24日22点05分因病逝世，享年91岁。

侯方岳，1915年11月生于四川广安县贫农家庭。得亲友助而读书升学。1930年春进广安初中，得良师助，免费加入“推轮读书会”学马列，靠边坐不暴露。仅四月读书会被查封，暴露师生远走，焚禁书。方岳晨四更起秘读禁书成瘾。1933年元月初五县中学毕业会考，方岳急性胃炎捧腹应考，名列第三，教育局长校长奇之。同年夏到花园任图书馆、无息借贷局、平民夜校三职一肩的管理员，先后发起“辅仁读书会”、“未名读书会”，受控“宣传赤化”，几遭杀头之祸，蒙杨森军部秘书长（原校长）等助脱险随老局长奔成都。1935年半工半续，升高中，无工资，仅免学食杂费。利用图书馆订阅《申》报刊等与中共上海地下党联系，密创“海燕社”。

在反日救亡运动中，与潜伏极深的老党员联系。1936年冬被开除学籍和公职。“西安事变”中成立“成都各界抗敌后援会，被推选为常委兼办公主任。成都地下党重建被选为“中共成都特支委员”。

1938年起，先后被委任为中共乐眉地委、潼绵地委、仁华地委及成都市委书记，受两次蒋帮通缉令威胁。1941年夏调回南方局学习三个月后，调任中共云南省工委委员，历“12.1”运动，率孤军奋战“李闻惨案”而败事于蒋。1947年领导滇东多县武装起义，同时领导昆明“人权保障运动”，将黑名单人员全部撤往游击根据地，救出被捕二十余人。1948年春夏连续领导滇东之南北大战场十多县人民起义，连破数城，震动中共南方局与华南分局。领导宣威均益两中学师生率农民起义，解放罗平，活捉剿共特务76人，继之师宗等县解放。

滇南独立大队千人三战三捷，解放西畴、麻栗等县，武工队和平解放马关县，继之滇南、滇中起义，扭转全滇形势。1949年初代表滇工委参加华南整军会议，经反复辩论，一致赞扬方岳的政治军事指挥才能，大受两局表扬，被任命为滇桂黔边副政委。四月被迫接受滇工委书记委托赴京，学习城市工商接管政策，并将家属送去；方岳在家属重病困扰中，日夜奋力调查研究老解放区各项政策及城市工商接管政策。八月上旬中共中央急电方岳回京参加华南解放军代表团出席全国人民政协首届会暨开国大典。会议末期，副秘书长将方岳改调“待解放区代表团”。接受《人民日报》采访，写成《云南人民武装的成长》载于《人民日报》9.26第6版，震动较大。

1950年任省委代秘书长、第一副秘长、省委办公厅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常委。解放初期百废待兴，方岳任秘书长一年半，力控极“左”派制造冤假错案，收效甚微。1952年参加党校整党，被诬闹独立，反领导。1952年秋，省委成立边疆工委，省委第一书记兼边工委书记，方岳副之。1953年赴广南壮族聚居区板茂片四个乡试行和平土改，未杀一个地主而完成和平土改。

1954年秋率一批学者赴西双版纳调查阶级分化和土地制度。中途暴雨受阴，半月始到思茅地委，即接省委省政府急电：“景洪暴雨成灾，24村抽穗稻苗淹死，任命候方岳同志为省政府救灾慰问团长”，方岳领导慰问救灾恢复生产。提前四小时到景洪，拒绝列队欢迎，率范龙两科长与副州长刀承忠、翻译刀秀芝小姐分片24村慰问救灾，修路修房建桥急回，改粗耕细作为保耕细作，播秧试种冬稻成功。每周五天管救灾冬稻，每周两日管村社调研和土地的剥削。亲到24村查清封建领主（农奴主）统治下两次大变质的农村公社内农奴制的实质，向省委、省府提出“和平协商土地改革”的建议。

1955年4月下旬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召开万隆会议成功后到昆，特约方岳任向导参观博物馆和民族学院，垂询云南历史、中缅边界，云南革命史。

1955年秋，全国抓“胡风反革命集团”受到颠倒红黑的大围攻，撤消党内职务，保留省府委员、政协文史会主任委员、云南大学兼职教授诸职。

1956年元月初中央决定内部勘察中缅边界，受命团结多方史学教授查清历代中缅边界变化，查清历史上中缅边界变化及英帝长期侵略造成的南北两段未定界的真实情况。

1956年7月，中宣部科研处长来云南向省委宣布毛主席与周总理指示“云南必须立即成立历史研究所”。省委最后才决定：“成立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研究所”，以书记处书记孙雨亭为所长，候方岳、方国瑜（云大二级教授）为副所长，8月8日成立。同时，全国人大民委云南民族调查组，由组长费孝通率领来昆明，中央令省委抽调文史学者参加，省委又以方岳、方国瑜为副组长。众推方岳坐镇昆明，主管摘抄“二五史”、“十通”有关少数民族资料，主持综合研究，指挥各分组、小组赴边疆跨境民族地区作重点调查。方岳仍如以往，经常通宵达旦审阅综合多村社调查的活资料与马恩经典和古文献结合作综合研究。1957年春，全国人大民委、国家民委和中央统战部召开八个大组汇报会议，方岳最后汇报佤族、景颇族社会经济、风俗和历史，不带稿子，全凭记忆，汇报得清清楚楚，受到李维汉、翦伯赞、范文澜、吕振羽的高度赞扬。

1957年初夏，北京开始“反右派”，云南省委组织部长郑敦大抓反右，多次接派专车接方岳鸣放，方岳婉拒并故意推迟在边疆调研工作的同时，晚回昆明以免上当。但郑宣布“不反右派的领导干部就是大右派”，10月省委指定的支部书记将全国人大民委派来云南被昆明接收的调研员中划了五个“右派”。省民族所，因方岳赴京，连续打招呼，也跟支书说明，而未划一人。

1958年元月初南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中央批准了云南抓郑王反党集团。郑敦十多年来确是野心家，将云南人民武装两支队骗往广西越南，回滇东又瞎指挥，死700余人。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提出“大跃进”、“多快好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建立“农村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高飞扬。

5月初国家民委召开民族调研会议，大型民族调查组扩大到16个，候方岳兼“云南民族调查组长，方国瑜、林跃华（中央民院教授）为副组长”，国家民委与文化部抽调教授、学生、高等学校毕业生150人参加，共320人，加上地、州、县人员约400人，分两阶段展开对25个少数民族调查。领导小组进入景洪，凭电报指挥调研工作，并保证一年内完成调研任务，写出少数民族三套丛书（后发展为五套丛书）同时还参加种万斤试验田，大炼钢铁、铜，边调查边写书，每日坚持18小时工作制。1959年初回昆明，展开大讨论，并约川大冯汉骥、西北大学马长寿等名教授，在昆明、楚雄、大理展开辩论，说服留学回国的教授，放弃英、美、法、德“伪学者”洋书谬说，纠正汉文古籍中的混乱，五月即写成主要聚居在云南的14个民族的简史、简志和八个自治州及20个自治县概况，铅印送国家民委、全国人大民委和中央统战部审查，向建国10周年献礼，并向其他各省、自治区提供11个民族的调查材料。中央民院的教师和部分毕业生也长期留云南作深入调研，方岳又到成都约请川大、西南民院的教师和部分学生反复讨论彝族简史简志，都肯定方岳的观点，并充实了史料。

196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中统部指定方岳参加。在大会上方岳作了“立足云南面向东南亚、南亚，加强少数民族与国际问题研究”的发言，引发中央各部重视，但方岳又说：云南民族所只有编制14人，过去七年，调研经费十分之八，来自中央民委；中央下派云南几十名干部的云南民族调查组撤回北京后，云南民族所不好再向中央民委索要大量经费了，困难重重，希望增加编制，经费实报实销。”这一要求获中央同意。

1958年，中科院云南分院历史研究所并入云南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所定名“云南省历史研究所“。省委宣传部调入了历史所北大、复旦五年制研究班毕业的哲学、经济、历史人才，此历史所，实质已成为社会科学研究所，这个所里训练出有“云南通”、“越南通”、“泰国通”、“缅甸通”，史料大批送到中央各部委及军委情报部，方岳大受表扬。1965年夏，云南省历史研究所接受中央安排的任务，调查研究印缅边境纳加族地理、历史和社会现状。两个月即完成此任务，受中央肯定。方岳组织人员翻译《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约请北大东语系戴着“右派”帽子工资降了五级的教师翻译缅甸《琉璃官史》等世界名著。工作正在热烈进行时，狂风冰雹猛袭而来。省委抽调厅级干部李麟阁等五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作组派往历史所，立即宣布：“候方岳是走资派，特嫌面大，立即隔离审查，不准回家，不准通信，派二人监护”，被1969年秋凌晨二时，绑票捂嘴捆入绝密的军事监护所，其专案组从五人增至十五人（是全国最大的专案组），“军宣”、“工宣”、“造反派”三个班20余人，日夜监视。“政治犯”方岳只能脸朝窗口，露出嘴唇，不准翻身，200W强灯泡头上悬，日夜轮番批斗。军代表姚忠孝严控局势，不准“工宣队”与“造反派”得手，幸未紧拳头。强大调查组旅游调查全国，在成都从敌伪档案中查到1937----1941对方岳两次通缉令，但未查到搜捕记录和审批记录，又指控方岳为蒋帮有意留在中共内部的大内奸，一直查到黑龙江省劳改农场未杀特务毛文焕，毛称他与两系特务从四川追查到云南、贵州，都未查到候太阶（方岳原名）。他们又诬方岳为“5.16”分子，迫害方岳家属。但六、七年始终未查到任何错误，1973年秋开始松动。

1973年12月，四川省委电告滇省委：“原西南统战部部长程子健逝世，临终前多次提出要会见候方岳，必须让候方岳参加程子健追悼会”，两省委经多次讨论，同意方岳赴蓉。方岳借追悼会之机回广安县看望八十老母，始知老父已于1969年被云南造反派逼死了。方岳再赴京、沪、蚌寻找女儿护理的重病号老伴。1974年4月粤、湘省委转滇省委电话令“方岳火速回昆”。方岳偕老伴回昆，省委传达“评法批儒”，令方岳讲法家古典文献。在缺参考书的情况下，方岳从管子变法、荀子、商殃、李悝、韩非变法讲到王充的《问孔》、《剌孟》，柳宗元的《封建论》，再讲古周公是伟大的改革家，是世界第一仁政的倡导和执行者。

1970年—1972年中央一再电令“恢复云南历史研究所”。从1969年起，历史所科研人员全部下放到劳改农场劳动。1971年又将学者分别派往各人民公社插队落户。造反派恢复的历史所只调几个科研骨干，大量接收部队转业人员，他们各懂几国语言，但缺乏历史社会经济知识，不能深入执行中央任务。在中央一再催促下，1975年夏，省委恢复方岳原职，但又加上“云南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党委委员”。

1977年夏文山州十县大旱，云大党委集体推荐方岳担任“广南县抗旱工作队大队长”，率云大、体委抗旱队前往。方岳对该队实行军事管理，分若干小队小组深入村寨，掘井抗旱保秧苗，保障人畜饮水。中后期细雨绵绵，八月才下大雨。方岳吃冷饭，喝生水，染成严重痢疾，拒绝中期回昆。完成任务后，严禁抗旱人员买活鸡鸭带上汽车，干干净净回昆明。反之，其他各大队，都买大量活鸡鸭上汽车，住旅馆，臭气熏天，群众咒骂。

方岳反复向云大党委书记说明：历史所是为中央提供现实情报的背景资料，繁重的行政事务工作影响了对中央的资料提供。1978年才减轻行政事务。方岳即奔赴北京、上海、厦门、广州、南宁访问各大学、研究所教授，商谈“中国东南亚历史研究学会”、“百越史学会”、“铜鼓及华南青铜文化研究会”，调解各派矛盾，统一各派意见。三大学会组成，方岳被公选为“中国东南亚研究会理事长”，另两学会顾问，指导对东南亚、南亚各国调查研究。自返所之日起，即向所有外语人员强调：必须补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云南各民族史，东南亚和南亚各国史，批判英、美、法、德、日各国伪学者对东南亚、南亚各国谬论，批判西方伪学者的“大泰族主义论”、“大越族主义论”。但是自1972年始，云南民院、云南大学、省博物馆、云南教育学院、江苏教育学院甚至昆钢公司都相以巨资礼聘历史所原研究员，抢走16个高级研究员。而历史所在云大内，只相当一个系，既不能提工资，又不能按学术水平参加评学衔，每年只给2—3个学衔名额，严重束缚科研工作的发展。方岳多次奔走也只争回少数几个研究员。重点则放在提高部队转业人员学术水平，布置撰写系列论文，以充分资料巧驳西方世界权威的伪学术著作，说服国内留学归来只诵洋书的“旁然”放弃反动的洋观点。多次去广西桂林、南宁调和几派矛盾，推荐年轻学者编写《中国古代铜鼓》，配合云南历史所邹启宇撰写《南洋问珠录》，以宏观史料与1500面馆藏铜鼓轻轻击败了“大越族主义”，公开的两篇文章在《求是》和《历史研究》发表，配合以“内部发行”而传之东南亚各国的论文论著击败了西方的统治世界学坛百余年的所有权威。争取了泰国王族与大批学者转变传统观念的错误反华观念，并表示要系统地修改大中小学历史教科书，西方各反动派也偃旗息鼓，“大泰族主义”消沉了。几个大“国际学术权威”的倒地，很快就改善“中越关系”、“中泰关系”，及至“中缅关系”、“中老关系”。客观实践证明：清谈的“批判武器”较之“武器的批判”，作用更大，且无副作用，未伤害东南亚各国一人，不留后遗症。因而受到胡耀邦与熊复（曾任中联部、中宣部副部长、后任《红旗》、《求是》杂志部编辑）等同志表扬。五年多惨淡管理，又恢复了经费实报实销。再调出两研究员将《云南省志》重担挑起来，又挑出两位同志接任云南民院正副院长。省委再抽出一研究员出任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后又被中共广东省委任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现在香港经济学权威。七八年中共调出21位研究员，而留所研究员，初分为四个研究所，再分成六个研究所，担任所长、副所长、研究员，移交给新成立的“云南社会科学院”。

1981年，方岳坚决离休以负担繁重的新任务，赴各大专院校讲学，以此带动为老战友恢复党籍和冤死者平反昭雪。此任务比任何大专院校首长的任务繁重得很多，第一要得罪解放以来大量冤假错案制造者，树敌几个大宗派集团，第二要说服内外学者，进一步肃清百余年来的“世界权威”的谬论，以增强社会科学界对建成社会主义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强国的信心。这一学术活动并无工资，除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外，都要自付差旅费。即使集中西师八院校的讲学40余天，除付住房、饮食费外，仅够赴蓉路费。

方岳的讲学活动，开始于1955年-----1958年赴云大历史系，1959年北京中国人民大学马列基础部，1963年于人民大学经济系、中国历史博物馆、湖南师范大学，1982年于西南师范大学、南充师范学院、成都市委礼堂、乐山、仁寿、广安等地县委礼堂，渝、蓉、乐等市报纸报导了方岳讲学的消息（《重庆日报》专栏报道较详），震动各省学坛。于是青海师范大学、贵阳师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厦门大学历史第及南洋研究所、桂林师范大学、四川省社科院、广西社科院等相继请方岳去讲学，几乎应接不暇。方岳无瑕写讲稿，仅凭两页提纲，就滔滔不绝一口气讲三个多小时，充分肯定法、意诸国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和马恩列斯毛重要著作。介绍德国两大哲学家论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性及黑格尔对亚洲历史的偏见。介绍马恩列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历史规律和五种生产方式逐步明确深化的历程。批判反面的德国政治经济学派、美国民族学历史批判学派和新进化论派，反对共同规律性，主张历史发展多线论的谬论。进而批判普列汉诺夫、托洛茨基的“双线论”、魏特夫、梅洛蒂的历史发展多线论、外因决定论、侵略有功论、地理水利条件决定论、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封建主义改朝换代论、中国与第三世界人民革命悲观论、建设社会主义无望论、中国历史停滞论、静止论。

方岳的讲学声势，就为老战友的冤假错案甄别、平反创造了条件，三次奔赴乐山、峨眉、眉山，为幸存而残废的老战友恢复党籍、调工资、移住房，为两股被打断的老战友黄彦修买轮椅、雇服务员，为三位冤死者平反。但十年努力，被两大宗派主义集团破坏了三分之二。在川西北，方岳也于十年中奔走三次，阻力很大，1992年幸得德阳市委书记李永寿同志之大助，幸存都得以平反昭雪。在乘势顺利解决绵阳三台等市县几十年遗留问题的同时，也作理论学术报告。

方岳对子女媳教育甚严：一不喝酒，二不吸烟，三不经商，四不当官，五努力教研，六多作贡献。至今，多数是教授，只有一个是文艺处长，没有一个是拜金主义者。

方岳学历浅，智商不高，但坚持“人一能之，已十之；人十能之，已百之”、“三更灯火四更鸡，更是男儿读书时”，勤能补拙，故博通古今中外，遍及社会科学诸科。

方岳爱科学，爱真理，爱人才，礼贤下士。一不贪污，二不好色，三不害人，品德高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