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定二年（1209年），时为相国的仳俚伽普华策划了高昌回鹘王国刺杀西辽监国的事件，国王巴而术阿而忒的斤投归铁木真，蒙元改译为畏兀儿国，成为属国，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被铁木真赐为第五子，并招为女婿。因策划反叛西辽，仳俚伽普华受到铁木真的器重。但随后有人进谗，仳俚伽普华无以辩驳，遂以其15岁的弟弟岳璘帖穆尔为质，投奔蒙古。后因铁木真之弟铁木哥斡赤斤需要一位老师，岳璘帖木尔被选为其师。儿子合剌普华又受到忽必烈的赏识，并委以重任。

自岳璘帖穆尔与其堂叔撒吉思随蒙古人侵入汉地后，偰氏家族子孙不仅学习畏兀儿文字，还开始研习儒学，以诗文见长。合剌普华之子偰文质因以祖宗居于漠北的偰辇杰河（薛灵哥河，又称色楞格河）而始取「偰」为姓，以表不忘祖系生身之地，遂成为偰氏家族定姓始祖。偰文质曾任江西吉安路达鲁花赤、广西府都元帅等要职，生有五子，偰哲笃为第三子。

1315年，偰哲笃以龙兴（今江西南昌）籍登进士第，与马祖常、欧阳玄等著名文士为同年。任泗州同知，自太常出任陕西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

1329年，改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监察御史，散阶奉议大夫。

1335年，伯颜铲除燕铁木儿家族势力，在蒙元中央上独揽大权。偰哲笃于广西海北道肃政廉访司佥事任上弃官归溧阳。当时偰文质「买地于溧阳州永城乡沙溪之上，奉忠愍而下六丧，以昭穆序葬」。此后除偰文质幼子偰列篪留居龙兴外，偰氏家族其他成员都迁往溧阳。

1340年，脱脱推翻伯颜专政。

1344年，《辽史》修撰完毕，以亚中大夫、中书省左司员外郎联名上表。

1347年，为工部尚书同佥枢密院事。

1349年三月，以工部尚书除江浙行省参知政事，十一月召任司农少卿。

1350年，偰哲笃任吏部尚书期间，蒙元中央财政危机日益严重。冬十月妥欢帖睦尔命朝中大臣讨论变更钞法事宜，遭到以国子监祭酒吕思诚为代表的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但在右丞相脱脱的支持下，偰哲笃所提议的新钞法依然开展起来，次年由宝泉提举司督领，始铸「至正通宝钱」，印「至正交钞」，令民间与「至元宝钞」及历代铜钱并用，本为抑止钞币贬值，但因无充足金银为钞本，滥印纸币，反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变钞失败，新的钞法反使经济更加恶化。

治平元年（1351年），刘福通于颍州起义，打出复宋的旗号，四方群起而响应。

治平二年（1352年），迁江西行省右丞，然而因江西已为徐宋徐寿辉光复，偰哲笃无法就任。于是八月十二日拜淮南江北等处行中书省左丞。

治平三年（1353年），行省以左丞偰哲笃陪同亲王完者秃镇守高邮，使高邮知府李齐出守甓社湖。五月，张士诚兵攻高邮，偰哲笃以及省宪官等都逃走了。

治平四年（1354年），哈麻任左丞相，打击了脱脱一派势力，偰哲笃被免官。

龙凤三年(1357年)，韩宋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政事朱元璋光复江苏全境，以南京为省会，征召蒙元旧官。

龙凤四年（1358年），偰哲笃愤而自杀。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褴，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在元末年社会上流传的这首《醉太平小令》中，将「变钞」、「钞买钞」说成是导致红巾起义的「根源」之一。此次「变钞」指的是1350年的变更钞法，其建议与实施者是吏部尚书、畏兀儿人偰哲笃。

偰哲笃的变更钞法的建议，是在元末蒙元中央财政危机严重的形势下提出来的。自蒙元中期以后，朝政腐败，国事日非，政治、经济况状愈益恶化。妥欢帖睦尔即位后，朝廷的骄奢淫逸、吏治的残暴窳败都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由于财政支出费用激增，导致钞法日坏，纸币急剧贬值，金银比价上升，这时蒙元的财政状况已成捉襟见肘、纳履踵决之势，再不采取措施，正常的经济生活将难以维持。

1350年冬十月，偰哲笃「建言更钞法」，妥欢帖睦尔「命中书省、御史台、集贤、翰林两院之臣集议之。」在讨论中，此项动议受到集贤学士兼国子监祭酒汉族人吕思诚等人的反对，双方发生激烈争辩。吕思诚针对偰哲笃等「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铜钱为子」的变钞方案，揶揄地说：「中统、至元自有母子，上料为母，下料为子，譬之蒙古人以汉人子为后，皆人类也，尚终为汉人之子，岂有故纸为父而立铜为子者乎？」

偰哲笃提出变钞理由是「至元钞多伪，故更之尔。」吕思诚反驳说：「至元钞非伪，人为伪尔。交钞若出，亦为伪者矣。且至元钞，犹故戚也，家之童奴且识之，交钞，犹新戚也，虽不敢不亲，人未识也，其伪反滋多尔。况祖宗之成宪，其可轻改哉。」但偰哲笃却认为：「祖宗法弊，亦可改矣。」·

偰哲笃提出变钞理这次争议的结果，因得到右丞相脱脱的支持，新钞法遂得以实行。当年十月十九日，于大都（今北京）设置诸路宝泉都提举司；十一月十八日，妥欢帖睦尔下诏：「以中统交钞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准至元宝钞二贯，仍铸至正通宝钱与历代铜钱并用，以实钞法。至元宝钞通行如故。子母相权，新旧相济，上副世祖立法之初意。」

1351年，由宝泉提举司督领，开始铸造「至正通宝钱」，印造「至正交钞」，令民间通用。

偰哲笃这次变钞的要点有二：一是发行「至正交钞」，使它与「至元宝钞」并行通用；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与历代旧币通行。偰哲笃的主观目的是企图恢复中统年间（1260年~1264年）领行中统交钞时，钱钞兼行，「钞法贵重，百物价平」的局面，尽快解决物重钞轻的矛盾，使蒙元政府摆脱财政危机。

所谓「至正交钞」，实际上是印造新的中统交钞（又称「至正中统交钞」），钞文为「中统交钞」，可能是用旧日中统钞式样加盖「至正交钞」字文，因为《农田余话》卷上记载：「前元印造中统交钞，…至至正庚寅，中统（钞）已久废，改造至正(钞)，印造中统交钞，名日新钞。」1351年所铸「至正通宝」钱，大体上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支纪年钱」，有五种三等，共十五品；第二类是「纪值钱」，有折二钱、折三钱、当五钱、当十钱几种；第三类是「权钞钱」，分为五分、一钱、一钱五分、二钱五分和五钱，共五种。

偰哲笃原拟使交钞与铜钱子母相权并用，来达到抑制钞价贬值，以实钞法的目的。然而，事与其愿违，几年之间，纸币急刷增加，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偰哲笃所推行的钞法以惨败而告终。

偰哲笃变钞的失败在于缺乏金银储备。诚然，中统钞发行时期，币值是相当稳定的，但那时国库比较充盈，政府严格规定「中统钞法行，以金银为本，本至乃降新钞」；「始造钞时，以银为本，虚实相权」。可见当时发行纸币有十足的金银作为储备，基本上做到有多少金银储备，才发行多少纸币。各行省设有钞库，管理发钞，有金银为钞本，以支持纸币的价值。

蒙元初期时对纸币的「印造支发」是有节制的，如当时中书省臣王恽所云：「其钞法初立时，将印到料钞，只是发下随路库司换易烂钞以新行用外，据一切差发课程内支使。故印造有数，俭而不溢，得权其轻重，令内外相制，以通流钱法为本。致钞常艰得，物必待钞而后行。如此，钞宁得不重哉？」

然而自蒙元中朝以后，蒙元中央政府的财政开支无限扩大，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过着极度淫靡奢侈的生活，妥欢帖睦尔时(1333一一1368)更达于极点。财政支出的四大项目是军费、赏赐、佛事和营造，国库存储耗费严重，财政赤字愈来愈大。朝廷对权贵、吐蕃僧侣赏赐多用金银。

例如孛儿只斤·铁穆耳即位时，赏赐「比先例赐金五十两者增至二百五十两，银五十两者增至百五十两。」孛儿只斤 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普赐金三万九千六百五十两，银一百八十四万九千五十两。

孛儿只斤·硕德八剌即位，赏赐计金五千两，银七十八万两。

孛儿只斤·也孙铁木儿即位，赐金七百余锭（三万五千两），银三万三千锭（一百六十五万两）。

除普遍赏赐外，蒙元皇帝还常颁特赏，例如孛儿只斤·铁穆耳一次就赐予驸马蛮子带银七万六千五百两，赐额之大实为惊人。西番僧侣当时荣宠无比，受赐金银更是无可数计。

佛事耗费金银数额颇巨。例如孛儿只斤·图帖睦尔1329年以来，佛事岁费比旧增金一千一百五十两，银六千二百两，妥欢帖睦尔在1334年，佛事岁费与忽必烈时相比，岁增金三十八锭（一千九百两），银二百零三锭四十两（一万零一百九十两）。此外，当时常以黄金写经，造金浮屠、金宝盖，寺宇窗壁皆用金为饰等，如此耗用之金难以估计。如此挥霍资财，国库宁得不空？

蒙元中期以后，税收比忽必烈时增加了二十余倍，包银亦增加十余倍，但还是「入不敷出」，财政日趋竭蹶。孛儿只斤·海山时，政府一年的收入仅为二百八十五万锭，但他即位不到一年，竟耗费八百二十余万锭，为弥补支出，只得动用钞本七百一十多万锭。这以后，每当财政上发生亏空时，总以抽用作为钞本的金银当作渡过难关的办法，导致纸币准备金愈来愈少。迨至孛儿只斤·图帖睦尔即位后，由于帑藏空虚，中央政府赏赐已力不从心，只得下诏「凡金银五锭以上减三之一，五锭以下全畀之，又以七分为率，其二分准时直给钞。」

妥欢帖睦尔时，国库更为空虚，政府无法开支，竟到了「执事者括金民间以充用」的地步。这说明此时钞本亏欠严重，已没有多少金银作为储备了。而偰哲笃为达到「以实钞法」的目的，规定新钞一贯合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至正交钞虽在形式上规定钱本位，实则既不能再用银作准备，也不能用钱来代替，钞变成了币制中的本位。它远远不像中统钞时代有大量金银为钞本，而是企图以政府对钞面规定的信用来维持金融。这实际上是以虚代实的作法，后果只会是通货膨胀。

当时宝泉提举司「每日印造，不可数计。舟车装运，轴轳相接，交料之散满人间者，无处无之。昏软者不复行用。」钱钞兼用的结果也不妙。时人王祎说：「钞乃虚文，钱乃实器，钱钞兼用，则民必舍虚而取实。故自变法以来，民时或争用中统（钞），或纯用至元（钞），好恶不常，以及近时，又皆绝不用钞，而惟钱之是用。」由于纸币滥发，钞值一再贬值，结果人民要铜钱而不要纸币。

至正交钞发行的第五年龙凤元年（1355年），蒙元社会经济已陷入极度混乱之中，《元史·食货志》记云：「物价腾踊，价逾十倍。…京师料钞十锭易斗粟不可得。既而所在郡县皆以物货相贸易。公私所积之钞，遂俱不行。」人民最后连铜钱也不用了，开始以物易物，纸币更是信用破裂，几成废纸。

偰哲笃钞法改革遭到惨败是必然的。他的「变钞」是在无金银作本的情况下进行的，纸币没有准备金且又无限制地发行，以致市场纸币充斥，急剧贬值。依照金融规律，财政收入增多，货币发行量自必减少，反之亦然。至正年间币值剧贬，物价腾贵的根本原因是蒙元中央政府开支过大，财政拮据，国库空虚，纸币已无现金作准备，从而导致了恶性的通货膨胀。

由此可见，造成元代末年巨大金融困难的根本原因是收支不能平衡，以致纸币储备金被动用一空，「楮币失母子相权之道。」中央政府当时应当采取的唯一措施是紧缩通货，节省开支，增加财政收入，使币值趋于稳定。

然而蒙元统治集团已然奢靡成风，挥霍无度，欲壑难填，不但每年的财赋收入被他们耗费千净，而且还入不敷出，造成财政上无法弥补的亏空。面对着当时山穷水尽的国家财政状况，可以说任何高明的理财家也是无力回天，不能够遏止住经济崩溃的趋势。

偰哲笃实行钞法改革已是蒙元处在病入膏肓的时代，他不懂得只要蒙元权贵淫糜奢侈的生活方式不加改变，政府的财政危机必然会如影随形地出现，或者说他虽然懂，然而他不敢对权力者的挥霍无度提意见，不敢触及问题的根源，而只敢力图用「变钞」这样不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来改善金融财政。在腐朽政治未加改变的情况下，偰哲笃的努力不仅是徒劳的，而且适得其反，可谓治丝而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