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柏翠按照特委指示，一举点燃了农民运动的烈火。他带头把粮食发给贫苦农民，积极筹款购买武器，不出3个月就拉起了一支拥有300余支枪的农民自卫军，人们都尊称他为“闽西王”。1928年6月，国民党驻上杭郭凤鸣旅进犯蛟洋，傅柏翠在中共福建省委的领导下振臂高呼，举行了著名的“蛟洋暴动”，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暴动失利后，傅柏翠率领农民自卫军撤出蛟洋，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驰骋闽西山区，有力配合了其他地区的农民革命运动。这一年7月，中共福建省委决定在闽西组建红军，傅柏翠任副总指挥兼闽西红七军第十七师五十五团团长，他率部一路奋战，于11月收复蛟洋。蛟洋一带成了反动势力不敢染指的“禁区”，民间盛传蛟洋是“农民的世界，共产党的天下”。

1929年5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进入闽西。部队一入上杭，毛泽东就想起了早有耳闻的“闽西王”，便给正在古田游鱼坝扩红的傅柏翠去信写道：“柏翠同志：红四军已入闽，部队来到了庙前（地名），请速来商酌有关事宜。”傅柏翠收到信时已是21日黄昏，他顾不上吃饭，立即提上马灯赶了一个小时的山路到了庙前。

朱德听说傅柏翠来了，亲自出门迎接，毛泽东和他更是一见如故，如数家珍般地说起了傅柏翠领导农民运动的成绩。接着，他们又共同分析研究了时局和闽西形势，毛泽东神色凝重地问道：“如果敌军明天早晨追来，你们能否以武力阻击敌军，使其延缓4个小时的进程？”“完全可以！”傅柏翠胸有成竹地说。毛泽东兴奋地一拍掌，和朱德商量一番后，向傅柏翠交代了4项任务：一是率领地方武装阻击敌人至少4个小时；二是侦察后方敌情，了解敌人行动，并将情况送龙岩县委转红四军前委；三是尽快集中地方武装组编一个新团，随红四军行动；四是傅柏翠本人后天到龙岩，有事交代。

傅柏翠一一记在心里，连夜赶回游鱼坝布置工作，第二天一早就带领全体武装人员和300多个农民燃放鞭炮、端茶倒水，夹道欢迎红四军官兵，场面很是隆重。接着，他又在20多天内将所率武装编成红军第五十九团，还为红四军筹集了2000多担军粮。6月5日清晨，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二、三纵队向上杭白砂的国民党钟铭清团发起正面进攻，傅柏翠率部作为右翼配合作战。由于他在当地巨大的号召力，行军途中，一支支农民武装纷纷加入。

当队伍行进至丘坊时，敌军丘坊民团已抢先占领了山头，摆开了居高临下作战的架势。傅柏翠一边沉着指挥部队从两边向山头进攻，自己则带着一名勤务兵悄悄向敌阵地摸去。待距敌只有十余步时，他猛地跃起，大喊一声“杀”，连发数枪，冲向前去，敌兵以为神兵天降，纷纷掉头往回跑，一群人被傅柏翠和勤务兵追得都不敢往身后看，红五十九团指战员趁势从两侧冲上阵地，一举将敌全部击溃。傅柏翠赶到白砂时，早已获悉战报的毛泽东上前拉住傅柏翠的手，高兴地说道：“傅先生，看起来你是文质彬彬的书生，可又是一位能打仗的猛将！”从此，“闽西王”傅柏翠更加声名远扬。

傅柏翠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耿耿忠心，为闽西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在频繁的战斗中，他与毛泽东结下了深厚友谊，两人经常阔论天下大势，还一道吟诗论词，毛泽东曾在他陪同下登上汀江边的临江楼，即兴写下了“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的名句。毛泽东深知傅柏翠虽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可他并没有摆脱先前接受的混杂了立宪派改良观点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担心他会在思想上与其他同志格格不入，便在率领红四军重返赣南前劝傅柏翠与自己同行，可傅担心自己离开家乡后父老乡亲抵挡不住敌人，便婉言谢绝了。此后，傅柏翠的人生经历则完全验证了毛泽东的担心，他恰恰就是在自己的那套思想体系中越走越远……

1930年春，从苏联传来了农业集体化的消息，傅柏翠知道后极感兴趣，便想在家乡搞试验。闽西特委认为傅柏翠的想法不切实际，便要求他按照中央和特委的统一部署开展土地革命。傅柏翠固执己见，对土改采取消极回避的态度，跑回家里过起了垂钓读书的“隐士”生活，还写信给特委书记邓子恢，认为农民要求的不是土地分配，而是要求发动“共家运动”，组织“共家团”，同时指责特委领导的暴力革命是犯了盲动主义错误。

眼见傅柏翠在许多问题上与大多数同志拢不到一块，闽西特委的领导人很是担心。邓子恢、蔡协民（福建省委军委秘书长）等多次找他谈心，结果都不欢而散。1930年3月，闽西首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开幕，身为闽西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的傅柏翠公开表示拒绝出席，代表们顾及大局，仍选举他为闽西苏维埃政府执行委员兼财政经济部长。然而，对于闽西特委及代表们的良苦用心，傅柏翠不仅没有体会，反而继续意气用事。苏维埃政府主席张鼎丞多次通知他到政府工作，他置之不理；中央通知他到上海的中央机关工作，他借口不熟悉机关工作予以推辞。

傅柏翠想以自己的固执证明自己的正确，结果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走上了与党组织相对立的歧途上，直至发生了“交枪之争”。原来，特委一些同志认为傅柏翠总不出来工作，就应把所藏枪支全部交出。傅柏翠听说此事后，当即给邓子恢写信，陈述自己持枪的理由，言词很是激烈。1930年4月27日，傅柏翠收到闽西特委的回信，信中写道：“柏翠同志：特委自去年冬间以来，即发见汝在政治路线上和组织路线上有不少错误，此次看到你给子恢同志的信，更证明汝的错误，不但没有纠正，而且日益严重起来，特委认为你这种错误如不纠正起来，将会走到更为危险的道路上去。因此，第135次常委扩大会为纠正你的错误和维持党的纪律，特对你予以严重的警告。”傅柏翠一心以为自己的解释会得到组织认可，不料等来的却是组织上的处分，恼怒之余，便将自己与特委的分歧进一步公开化，态度也愈加消极。

1930年底，闽粤赣边区党代表大会召开，傅柏翠是大会代表，但他照旧拒绝出席会议。会上，闽西苏维埃政府秘书长林一株列举了傅柏翠的一系列“罪状”，提出应当开除傅的党籍。虽然罗明等比较清楚傅柏翠革命经历的同志表示了异议，但大多数人都对傅没有好感，会议按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通过了开除傅柏翠党籍的决议。会后，一些与傅走得比较近的人流露出了明显的不满情绪，引起了边区特委的注意，便取消了受傅柏翠影响较大的上杭北四区各级苏维埃政权，同时要求区以下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并入其他地区。此举引起了北四区干部群众的不满，有人当面斥责甚至殴打了前来宣布命令的干部。边委中有人便认为这些人都是傅柏翠指使的，傅柏翠有口难辩，索性也就不再争辩，而接下来的一起突如其来的事件则使他陷入了更为被动的境地。

1931年初，受“肃反”扩大化影响，闽西根据地到处抓捕AB团和社会民主党分子。就在此时，新十二军召开纪念李卜克内西、卢森堡大会时，几个不懂国际共运史的战士胡乱喊出了“拥护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万岁”的口号，被当作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一番严刑拷打后，几个战士屈打成招，“供认”傅柏翠是“社会民主党闽西特委书记”、十二军一〇〇团团长林梅汀是“宣传部长”。闽西肃反委员会以此为据到处抓人杀人，短短几个月中，数千名优秀党员和革命干部，就因种种的“罪名”而被无辜杀害。危难中，许多人跑到蛟洋傅柏翠处避难，肃反委员会遂贴出布告，指责傅为“社会民主党的领袖”，蛟洋地区是“社会民主党巢穴”。

莫名其妙地被冠以“罪名”，起初傅柏翠并不以为然，依然想采取一贯的消极抵抗态度应付了事。不料3月1日这天，闽西肃反委员会组织了3000多红军和赤卫队杀向了所谓的“社会民主党巢穴”。傅柏翠见大兵压境，遂感事态的严重，心情十分矛盾：如果抵抗，对方都是一同参加革命的工农子弟，自己人打自己人，令人心痛；如果不抵抗，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将被当作社会民主党遭无辜枪杀。左右为难的傅柏翠决定动员大家先转移到山上以避免正面冲突。然而，被激怒的群众根本不理会傅柏翠的劝告，主张武装自卫。双方交火后，红军有不少损失，但蛟洋群众伤亡更大，傅柏翠只好率众撤离，上山打游击。国民党当局得知此消息后欣喜若狂，通过报刊大肆渲染称：“闽西赤匪内部残杀，傅柏翠反赤树帜。”

然而，令国民党方面大跌眼镜的是，傅柏翠根本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叛党分子”，他被开除党籍、遭红军追杀，只是其个人为人处事方面出现了问题，自己遭受了委屈，他也仅是带着“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罪名默默地离开家乡，目的仅是为着避免再次发生流血事件，也为了让蛟洋能重回党的手中。因此，国民党当局对傅柏翠的一切“招安”最终都归于失败。先是国民党福建省政府主席方声涛拦住他要封他做龙岩县长遭拒绝，后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中统头目陈立夫想拉拢他同样被拒绝。直到国民党十九路军入闽，傅柏翠与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在抗日救亡的重大问题上达成了共识，方才同意出任龙岩留守处委员一职，由此，“闽西王”成了沟通十九路军与红军的桥梁人物，双方所有来往人员都由他派人接送，所有物资都由他负责中转。有一次，傅柏翠还从自己家中挑出了一件棉大衣和一件皮背心，分别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柏翠虽然历经思想上的痛苦彷徨，但他仍执着于按照自己的一套理论建设“新农村”，无论是在龙岩，还是永定、宁化任国民政府县长，他都是形式上接受国民党当局的领导，实际上却是将自己的一套理论付诸实践，深入广泛地开展分田废债、活跃市场、婚姻自由等一系列活动，创办铁厂、米厂、造纸厂，还在蛟洋各村办起“邮政代办所”，安装了40余门电话，形成了当时中国独一无二的农村电话网络。不过，尽管傅柏翠一直致力于“桃源盛地”的开发建设，结果却是惨淡经营，难以为继。渐渐地，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企图通过不彻底的反封建斗争进入理想农村社会的想法是幼稚的，只有共产党才是中国的真正希望所在，一种重返光明的渴望油然而生。

1948年冬，上杭人李汉冲出任国民党福建第七行政专署专员。一上任，这位当年的十九路军参谋就跑去找昔日的老相识傅柏翠，两人密谈了很久，达成共识，认为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1949年5月22日，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傅柏翠率领2400多名国民党军政人员在上杭通电全国，宣布起义，同时宣布成立人民解放军闽西义勇军临时行动委员会，傅柏翠任主任。接着，傅柏翠带领起义人员多方活动，有力配合了人民解放军迅速进占闽西。

老战友们对傅柏翠迷途知返很是兴奋。毛泽东亲自打电话给福建省人民政府主席张鼎丞询问傅柏翠的情况，并表示如果他身体还行的话，就请他出来参加工作。消息传来，傅柏翠感慨万千，没想到与毛泽东分别快20年了，他还一直关心着自己。傅柏翠总觉得自己是个有过之人，只求安稳生活，不愿给组织添麻烦，但架不住老战友、龙岩地委书记伍洪祥的劝说，还是来到了省城福州。张鼎丞代表人民政府热情接待了傅柏翠，再次转达毛泽东对他的问候，并安排他担任了福建省人民法院院长和省政协委员。1959年4月，傅柏翠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出席了全国政协会议。

会议期间，周恩来专门设宴招待六旬以上老委员。当工作人员介绍到傅柏翠时，周恩来高兴地和他打招呼，还拉着他去见红四军领导人之一的陈毅。一番寒暄后，陈毅端起酒杯祝傅柏翠健康长寿。想不到自己这个有过之人还能受到周恩来和陈毅的热情款待，傅柏翠禁不住老泪纵横，热血涌动，当即赋诗抒怀：“入座春风拂面来，满堂斑白尽颜开。听了一席关怀语，胜饮醇醪酒千杯。自惭病树不成材，会集耆英喜忝陪。最是晚年逢盛世，青春已去又重回。由来磨杵可成针，漫道盈头白发浸。个个年高心未老，相期红透与专深。”

这次刻骨铭心的会见大大激发了傅柏翠对党和社会主义的无限热爱。“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打成“大叛徒”、“老反革命”，屡遭揪斗，74岁高龄了还被下放到古田山区掏粪，并被要求交代邓子恢、张鼎丞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罪证”。傅柏翠毫不畏惧，坚定地对夫人赖一心说道：“要死我自己死，别人没有错，我不能乱说乱写！”于是，傅柏翠在纸上一遍又一遍地写着：“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是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他们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我十分敬佩他们。”“陈丕显、江一真是介绍我入党的共产党员，他们都是坚定的革命者，勇敢的红军战士。”造反派无可奈何，便让他继续劳动改造。傅柏翠凭着一股不折不挠的精气神，硬是在山沟沟里坚持了32个月，而且成了远近闻名的养猪能手。

1971年，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叶剑英的关心帮助下，傅柏翠重获自由，返回福州继续担任民革福建省委副主委和省文史馆馆长。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和民革中央常务委员，多次到北京参加会议，与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民主人士共商国是。慢慢地，有生之年重新入党的念头在傅柏翠的脑海中浮现了，但苦于自己头上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帽子还没有摘除，老人只好把这个想法深深地埋在心底。直到1982年10月，中共福建省委对傅柏翠作出重新鉴定后，他才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傅柏翠在入党申请书中深情地写道：“柏翠早年参加革命，深沐党恩，不幸中途掉队，备历艰辛，如失慈母。然葵向之心未尝一日或已也！解放前夕，得以回归人民队伍参加解放大业。建国以来，党和人民不计前嫌，委以重任，加以鞭策，实粉身碎骨，难以图报。今年届九十，来日无多，向党之心更加迫切，唯望于余年之际，能与全党全民共赴四化建设之胜利与统一祖国大业之实现，是以不揣衰朽之躯，恳切请示准予重新入党，俾遂初衷，感谢无尽！”而更令傅柏翠感动的是，1985年5月14日，中共福建省委发出通知为他平反，推翻了强加他头上的“社会民主党的领袖”的不实之词，为他恢复名誉。

1986年1月7日，福建省政协党组全体党员一致同意傅柏翠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3日，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正式下文批复傅柏翠为正式党员，党龄从1986年1月7日算起。喜讯传来，91岁的老人竟像小孩子般激动得热泪盈眶，这可是自己漫长曲折人生路上的最绚丽的一笔。傅柏翠当场赋诗道：“丹心不随双鬓灰，谁说青春去不回？九十老汉重入伍，长征路上从头追。”

晚年的傅柏翠，除了读书写字，最关心的就是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就连卧病在床后，他还通过新闻记者向陈立夫转达他盼望两岸统一的情怀：“我1985年虚度九秩时，曾口占一绝，其中两句云：‘犹怀隔海金瓯缺，盼赏中原璧月明’。我已老病交加，来日无多。个人生死固不足道，魂牵梦绕乃台湾回归、祖国统一也，历数十年如一日未敢忘怀。盼望陈立夫先生和在台湾的国民党故旧袍泽、亲朋戚友们多多出力，与海内外炎黄子孙和各界人士们一起，共同促成祖国统一大业尽早实现，则我死亦瞑目也！”1993年1月，时任福建省省长的贾庆林专程前往医院探望病重的傅柏翠。弥留之际，老人用断断续续的话语倾吐自己对祖国统一大业的拳拳之心，对海峡两岸同胞的款款深情，在场的人纷纷为之动容。1993年1月10日，这位历尽沧桑的传奇老人便静静地走完了他全部的人生历程，享年98岁。

毛泽东赏识其才干，曾亲切称他为“闽西傅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