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常遍阅一百余位贤良的对策之后，认为公孙弘的对策平平，无甚新意，便在向武帝上奏众贤良对策成绩时将公孙弘列为下等。疏文呈上，武帝看过之后却将公孙弘之文提升为第一，并诏公孙弘入见。武帝见公孙弘虽年迈却一表人才，便再一次拜公孙弘为博士。令其在金马门待诏。

待诏金马门后，公孙弘自动向武帝上疏，言当朝因“吏邪”而至“民薄”，又使“邪吏”行“政弊”、用“倦令”治“薄民”，以致百姓不得教化，故而天子虽在先圣的位置却不如先圣时期的治世。并盛赞周公旦辅佐成王治化之功，而周公时期的治世也是当今天子的志向所在。武帝看后作册书问公孙弘：“先生您称颂周公之治，您觉得自己的才能比之周公谁更为优秀呢？”公孙弘回答说：“我见识浅薄，才能岂敢与周公相比！虽然如此，我还是明白行治世之道是可以达到先圣时期的大治的。虎豹马牛，都是禽兽中不容易制服的，然而待到它们被驯服，却可以对人唯命是从。我听说匠人烘曲直木不过需要数日时间，销熔金石亦只有数月，而人对于利害好恶的认知，又岂是禽兽木石所能比的？教化经年才有变化，我私下认为还是有点慢了。”武帝听后为公孙弘的话感到诧异。

自建元六年（前135年），唐蒙、司马相如通西南夷以来，凿山开道一千余里，发巴、蜀、广三地戍卒数万人转运粮饷，二年后，花费巨万通往西南夷的道路没有修成，而往来间死亡的戍卒却为数不少。而西南夷又数次举兵反汉，巴蜀之地困苦，武帝为此深感忧患。不久，公孙弘便被派遣至西南夷视察。公孙弘回朝后极力反对通西南夷之策，称此举对汉朝没有益处。而武帝却并不认同。

每次朝会发起议论，公孙弘都让武帝自己做抉择，从不驳斥争论。于是，汉武帝暗自观察公孙弘，发现其品行敦厚，善于言谈，熟悉文书吏事，又能以儒术缘饰文法，武帝因此非常高兴。元光六年（前134年），即擢升公孙弘为左内史，治理京畿。（注：公孙弘任左内史官职时间史书出现矛盾，详见本词条【史说纷纭】目录下内容。）

元朔二年（前127年）六月，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之地，主父偃上书建议在河南筑朔方、五原二郡，武帝便令公卿议论是否置此二郡。左内史公孙弘反对说：“秦时曾经发三十万人在北河筑城，但最终没能建成并放弃了。”武帝并未赞同公孙弘的说法。公孙弘为人雄伟奇异，见多识广。经常称人主唯恐心胸不宽广，人臣唯恐不节俭。在做了几年左内史后，元朔三年（前126年），原御史大夫张欧，因年老多病而被免责，武帝任用公孙弘为御史大夫，接替张欧之位。

筑朔方郡的工程浩浩荡荡的进行着，劳役之累波及至崤山以东，又因苍海郡及通往西南夷道路的修建令燕齐之地、巴蜀之民疲惫不堪，御史大夫公孙弘多次向武帝谏言，称这些政策都是以疲敝中国为代价而去经营没有用的地方，希望武帝能够停止这些事情。基于公孙弘数年如一日的反对声，武帝便命中大夫朱买臣等人以设置朔方郡的利处来诘难公孙弘。朱买臣提了十个问题，公孙弘一个也答不上来。于是公孙弘道歉说：“我是山东边鄙之地的浅薄人，不知道筑朔方郡有这些好处，希望陛下停止修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和修建苍海郡的事情，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武帝这才答应。元朔三年（前126年）春，兴建不到二年的苍海郡及用事九年的西南夷工程被叫停。

在公孙弘任御史大夫期间，武帝想起于建元元年（前140年）下被狱免官的内史宁成，欲诏其复为郡守。公孙弘反对说：“我在家乡做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他处理政事犹如狼牧羊一般。宁成不可以做郡守管理百姓。”武帝听从公孙弘之言。

元朔二年（前127年），齐厉王刘次昌畏罪自杀。第二年，齐相主父偃被赵王刘彭祖告以受贿、谋害齐王之罪下狱，受金事件也已坐实。武帝本不想诛杀主父偃，然而公孙弘说：“齐王自杀没有后代，封国被废，主父偃是罪魁，陛下如果不杀主父偃，无法向天下人交待啊！”于是武帝诛杀主父偃。

元朔三年（前126年），因门人擅自为自己杀了仇家而被牵累，被迫逃亡已久的游侠郭解被捕。然而因为罪行发生在大赦之前，无法将其判罪。官员曾经到其家调查时，同乡儒生因说郭解作奸犯科公然违法不能称贤而被其门人所杀并割去舌头。因此官吏就此事责问郭解，郭解不知杀人者谁。负责此案的官吏便上奏称郭解无罪。御史大夫公孙弘说：“郭解以一介白衣行侠弄权，因小事杀人，郭解虽然自己不知道，但这个罪过比他自己杀人还严重。应当判处他大逆无道之罪。”于是，郭解就这样在对门人杀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因公孙弘的一句话而被枉杀。

公孙弘平素节俭，汲黯上奏武帝称公孙弘居三公要职，俸禄多却盖粗布被子是欺诈世人沽名钓誉。公孙弘坦诚承认，在赞誉汲黯一番后又分别列举出管仲越礼及晏婴勤俭做齐国丞相的例子。武帝听了之后认为公孙弘谦让有礼，愈加厚待他。元朔五年（前124年），丞相薛泽被免职。武帝欲任用公孙弘为丞相。然而，按照汉朝先前的制度，丞相之职一直选用列侯担任，唯独公孙弘没有侯爵，于是武帝下诏封平津乡650户给丞相公孙弘为平津侯。后世以丞相封侯的实例即始于公孙弘。

公孙弘出任丞相期间适逢武帝兴建功业，屡举贤良。公孙弘亦受此益而数年之间以平民至丞相，于是在丞相府邸建起宾客之馆，广纳天下贤才参与国事的商议。并躬行节俭，欲为天下人的榜样。每餐只吃一种荤菜和粗米饭，所有的俸禄全部用来奉养朋友及宾客，家里没有余资。士人亦因此认为公孙弘贤良。

由于汲黯经常在武帝面前诋毁公孙弘，公孙弘因此而痛恨汲黯。在做了丞相之后，公孙弘向武帝进言右内史地界贵人宗室众多难以治理，不是素来有声望的大臣不能胜任，并建议任用汲黯右内史。武帝从公孙弘之言，元朔五年（前124年），任主爵都尉11载的汲黯迁为右内史。当刘端的胶西国相位空缺之时，公孙弘因董仲舒将其视作阿谀奉承之人而记恨董仲舒，而胶西王刘端凶残蛮横，害死过数位朝廷派去的国相，公孙弘故向武帝推介说只有董仲舒这样的大儒才能够胜任胶西王相之位。

在武帝大规模反击匈奴时，河南人卜式上书言希望捐献自己一半的家产以助边事，并且别无所求。武帝诏来公孙弘将此事说与他听，公孙弘认为这不是人之常情，并说不守法度的人不可以作为天下人的楷模，如若不然会扰乱法纪，希望陛下不要同意他。武帝亦听从公孙弘之言，果然没有给予卜式答复。

元朔六年（前123年），淮南王刘安的孙子刘建遣好友庄芷告发淮南王太子刘迁及王后迫害其父刘不害，并说知晓淮南王全部的秘事。公孙弘的好友审卿因自己的祖父审食其被淮南厉王刘长所杀，故极力向公孙弘构陷刘长之子刘安的罪状。于是公孙弘怀疑淮南王有叛逆的阴谋，决定深入追查此案。当朝廷正在紧急深究淮南王及衡山王谋反案党羽之时，公孙弘却病重无法处理政事。公孙弘自知无功而侯，认为诸侯谋反是自己为相不称职的原故，并担心自己一旦病死将无法尽责，因此上书请辞丞相之职。武帝却赐予公孙弘牛酒布帛，令公孙弘专心养病，并未同意辞职。过了几个月，公孙弘身体康复，于是便回朝处理政务。武帝召集公卿、列侯及诸侯王共43人与公孙弘共商谋反案，众人皆认为此案性质恶劣，大逆无道，应当诛杀。于是公孙弘与廷尉张汤等把众人的议论上奏武帝。武帝派遣宗正刘弃持符节去审判淮南王。其后，淮南国被废为九江郡。

公孙弘曾经进言建议百姓不准携带弓弩，称十个贼人张开弓弩，一百个官吏不敢上前。盗贼不能及时被捕获，逃脱的就会多对贼人来说弓弩弊少而利多，这就是贼猖獗的原因。如果禁止百姓携带弓弩，那么盗贼只能与民众短兵相接，短兵相接则人多者胜。以众多的官吏补少数的盗贼，则势在必得。盗贼不能从中获得好处便不会再犯法，这是止刑罚之道。武帝将此议下由众臣议论。光禄大夫吾丘寿王以古人制作兵器的目的，周室衰微而相贼害，秦废王道而乱亡为例，言圣王用教化百姓来代替防暴。又云大射之礼，良民自卫皆须弓弩。书奏上后，武帝以吾丘寿王之论反问公孙弘，公孙弘屈服。

元狩二年（前121年）春三月戊寅，做了6年丞相的公孙弘薨于任上，谥号献。他的儿子山阳太守公孙度嗣平津侯爵。壬辰日，御史大夫乐安侯李蔡接任丞相之职。

公孙弘是公羊学家，他没有留下自己的理论著作，其思想主要在他的贤良对策中反映出来。

公孙弘的最高哲学范畴是“和”。公孙弘认为任何两种事物都是对立的，但又是统一的，统一的基础便是“和”。在社会政治领域中，人主和百姓是两个对立的阶级，但人主如“和德”，百姓就会“和合”，从而达到一种天下太平的和谐局面。作为社会领域中的个人来说，心同气、气同形、形同声都是相互对立的，但“心和”就会“气和”，“气和”就会“形和”，“形和”就会“声和”。同时，公孙弘又通过这种对立统一关系把人同天地联系起来，得出“声和则天地之和应矣”的结论，从而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公孙弘认为，“和”不仅存在于社会领域之中，也存在于自然界之中，“故阴阳和，风雨时，甘露降，五谷登，六蓄蕃，嘉禾兴，朱草生，山不童，泽不涸，此和之至也。”既然“和”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起到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统治者应把它作为最高政治理想。公孙弘认为，统治者只有把握住“和”，才能使“麟凤至，龟龙在郊，河出图，洛出书，远方之君莫不说义，奉币而来朝”，出现一个太平盛世的局面。

从“和”这一哲学范畴出发，针对汉武政治，公孙弘提出了治国安民的八项主张。这八项主张实际上讲的是两个问题：一是国家要节俭，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为百姓创造良好的生产与生活条件；二是朝廷用人要因任授官，任人唯贤，赏罚分明，使官尽其责，人尽其才。

公孙弘认为，统治者治理国家，首先要使人民信服，统治者只有做到“业之”、“理得”、“有礼”、“爱之”，才能使人民“不争”、“不怨”、“不暴”、“亲上”，这是对公孙弘的“和”中“人主”和“百姓”这一对立统一关系的具体阐述。公孙弘在此强调礼义的重要性，认为“礼义者，民之所服也。”同时，光有礼义还是不够的，还要明赏罚，只有用“赏罚顺之”，才能使“民不犯禁也”。公孙弘把礼义和刑法结合起来，从而得出“法不远义”、“和不远礼”的结论。

公孙弘的思想中渗进了不少法家成份，如“因能任官”、法义结合、赏罚分明等。不过，公孙弘与单纯的法家又有显著区别。他不像韩非那样否定仁义，而是肯定仁义，并讲求德政，认为“天德无私亲，顺之和起，逆之害生”， 是比较典型的儒家思想。由是观之，公孙弘既不是单纯的儒家，也不是单纯的法家，而是把两者巧妙地揉和在一起。

公孙弘对于边疆问题趋于保守。从建元年间第一次出使匈奴时言不合汉武帝之意到元光年间出使西南后反对通西南夷工程，再到反对置苍海郡、朔方郡及五原郡，公孙弘始终将边境百姓的疾苦放在第一位。多次向汉武帝谏言停止边疆的营造工程，尽管武帝一直不以为然，公孙弘却从未放弃。元朔三年，升任御史大夫不久的公孙弘再次向武帝提出停止西南、苍海、朔方、五原的修建，在被朱买臣驳斥的体无完肤后，公孙弘依然没有死心，自退一步要表示赞成朔方郡的修建但仍然要求停止西南夷、苍海郡的建设。武帝这才同意。

公孙弘认为酷吏行事过于残忍，如果任用酷吏担任郡守之职，势必对待百姓不仁。因而反对汉武帝提拔酷吏宁成为郡守。

游侠郭解在大赦之前多有命案，虽然后期有所转变，然而他的门客却因为他人对郭解不敬而杀人。按当时法律郭解应无罪释放，然后公孙弘却谏言郭解之罪大逆不道应该诛灭。东汉荀悦认为，游侠在民间作威作福，培养自己的势力，他们违背道德破坏法纪，造成社会的动乱。

公孙弘于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提出并拟定了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措施，以及为在职官员制定了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和补官条件。内容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个要点：

1、遵循“三代之道”，以实现天下“教化”为务，先办好中央官学，而后推广于地方。

2、规定为博士官设置正式弟子五十人。由太常择民十八岁以上，仪状端正者充任博士弟子，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国家徭役赋税。

3、设“受业如弟子”的旁听生。由郡国、县道邑推荐“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优秀青年，经郡守、王相审查属实后送报太常，成为旁听生。旁听生没有定员。

4、定期的考核及任用制度。规定满一年后举行考试，如能通一经以上的，就补文学掌故缺，特别优秀的可以做郎中。才智下等及不能通一经者，令其退学。

以儒家经学、礼义为标准的升官办法及补官条件，则主要是以“通一艺（经）以上”、“先用诵多者”为准，其中品级高的可任左右内史、太行卒史，品级低的也可任郡太守卒史或边郡太守卒史。

汉武帝求贤若渴，任用人才不避亲疏，不问出身，不拘一格。建元六年（前135年），汲黯以东海太守召为主爵都尉，位列九卿。一年后，元光元年（前134年），武帝诏举贤良，公孙弘以策问第一而发迹，后升左内史、御史大夫，后拜为丞相。元光五年（前130年），侍御史张汤因治巫蛊狱发迹，后升太使大夫、廷尉、御史大夫。在此二人逐渐显贵与汲黯同阶之时，汲黯便责难诋毁他们。后来公孙弘与张汤均已位列三公（按《百官公卿表》，张汤升御史大夫时汲黯已迁为右内史4年，不在九卿之列。），而汲黯却在九卿之位11年不曾升迁。汲黯为人心胸狭窄，因此对武帝抱怨说：“陛下任用群臣如堆积柴火，后来的反而堆在上面。”

《史记·汲郑列传》记载：大将军卫青侍中时，武帝坐在床边（一说溷厕）见他。武帝闲居时接见丞相公孙弘，有时不戴冠。而当汲黯请见时，武帝不正冠不则不与其相见。因此《史记》以汉武帝见卫青、公孙弘时的态度来证明武帝对汲黯的敬重。然而，这也侧面印证了君臣之间的亲疏关系以及官职的职责。汉侍中为加官，用以加天子近臣，可出入禁中常侍君侧，一应顾问对应无所避讳，故武帝“踞厕”视卫青为侍中之职责所定。公孙弘年迈卧病时，武帝非但没有“以病免”其职，还对其大加赏赐，并让其在家休假数月，故在非正式场合不冠而见公孙弘，可见君臣情谊。汲黯在武帝为太子时任太子洗马，素以严肃庄重使人敬重畏惧。武帝即位以来汲黯亦尝尝直言不讳谴责天子，故武帝不冠不见是对汲黯的敬畏。

公孙弘在做左内史的时候经常在主爵都尉汲黯奏事后请求面圣，见了武帝之后便将之前汲黯所提出的问题一一做答，武帝非常高兴，经常采纳公孙弘的建议。因此公孙弘日益与武帝亲近，地位也逐渐显贵。

公孙弘曾经与众公卿事先约定好上奏的事情及观点，但到了武帝面前，却违背之前的约定，顺从武帝的意思。汲黯因此而对公孙弘不满，并在廷议上指责公孙弘说：“齐地之人大多欺诈而不说真话！刚开始与我等一起提出这个建议，现在却完全违背在之前的说法，为人不忠诚！”武帝于是问公孙弘此事真假。公孙弘却侧面回答说：“了解臣为人的人认为我忠诚，不了解我为人的人认为我不忠诚。”武帝赞同公孙弘的说法。是以往后但凡有武帝身边的宠臣诋毁公孙弘，武帝反而越发厚待公孙弘。

元朔六年（前123年），淮南王刘安阴谋反叛。时汲黯在朝为右内史，掌京畿事。淮南王素闻汲黯之名，因为忌惮汲黯，于是在策划行事中说：“汲黯喜好直言相谏，固守气节愿意为大义而捐躯，很难以不正当的理由诱惑于他。至于游说丞相公孙弘，就像揭掉蒙盖在东西上的布或者把快要枯落的树叶振掉那么容易。”

汉武帝时，广招天下贤才。多次下颁求贤诏，要求二千石官员举荐人才。公孙弘因为孝敬后母，学《春秋》被两次被推荐，十年内以一介布衣拜相封侯。他在被任用为丞相之后，在自己的丞相府邸东边开了一个小门（颜师古认为开东面小门是为了与走正门的官吏加以区别），营建馆所接待贤士宾客，并与他们共商国是。成语“东阁待贤”即出于此典。后世文学作品中多用此典喻爱惜人才。其衍生词“东阁”、“孙弘阁”、“孙阁”、“弘阁”、“丞相阁”、“平津阁”、“平津邸”、“平津馆”、“招贤地”等指款待宾客、招纳贤才之所；“开阁”则指纳贤待客。

——以上五个故事皆选自《史记》、《汉书》

据《西京杂记》描述，公孙弘为延宾客一共修建了三处客馆。第一所客馆名叫钦贤馆，用来接待最为贤德者；第二所客馆名叫翘楚馆，用来接待最有才华的人；第三所客馆名为接士馆，用来接待国有才能的人。那些能够胜任辅佐君王或协助协调阴阳关系的人，住在钦贤馆；那些才能够得上担任九卿、将军等二千石官秩的人，住在翘楚馆；那些有某种优点，一技之长的人，则住在接士馆。但公孙弘自己却过得很俭省，所得的俸禄，都用来奉养招待这些人。

公孙弘做丞相之时，有一位叫高贺的老朋友前来投奔他。公孙弘让其吃粗饭，盖布被，高贺抱怨公孙弘吝啬，说：“老朋友富贵了又有何用呢？粗米布被，我自己也有。”公孙弘听后大为惭愧。高贺却对外人放话说：“公孙弘里面穿着华贵的衣服，外面却着粗麻衣；里面排列着五口鼎大吃大喝，外面却只做一道菜。这样的人怎能做天下人的表率呢？”于是朝廷怀疑公孙弘虚伪做作。公孙弘叹息说：“宁愿遇到不好伺候的坏客人，也不用遇到老朋友呀！”

公孙弘曾著有《公孙子》，写的是强调循名责实、崇上抑下、尊君卑臣的刑名之学。当时有人称其文一个字就值黄金百金。（注：据《汉书·艺文志》载，公孙弘成著《公孙弘》十篇，为“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的儒家思想著作。）

公孙弘在第二次被举荐贤良入京之时，他的同乡邹长倩因为见其贫穷，没有多少资财，便解下自己的衣裳给公孙弘穿上，脱下自己的鞋履及冠冒给公孙弘。又赠送给公孙弘一束青草，一襚素丝，一枚扑满，并附了一封信。信中写道：“人没有幽滞显达的区别，只有道在就尊贵。青草虽然低贱，却不会因此轻慢了君子，所以送给您青草一把，这就是诗人所说的’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五缕丝为一[纟聂]，两[纟聂]为一升，两升为一[纟式]，两[纟式]为一纪，两纪为一[?]，两[?]为一襚，这是自少到多，从低微到显著的道理，士人建立功勋，弘扬名节，也是这样的不要因为小善无足轻重就不去施行，所以送给您素丝一襚；扑满是用土制成的器物，用来储蓄钱财。它有入口却无出口，钱积满了就摔破它，土是粗糙的东西，钱财是贵重的财物，只知收入而不付出，只知积蓄而不能散发出来，所以摔破它，有的士人搜刮钱财却不会散财消灾，就将遭到扑满那样的命运，这难道不应该引以为诫吗？所以送给您扑满一枚。这是多么重大的事啊！此去山川阻隔，前路迢迢，加上要风餐露宿，次卿足下，愿您发奋努力立功扬名。不才我在这里等待着您有一天美名远扬。”

——以上四个故事皆选自《西京杂记》

据蒙学经典《三字经》中描述，西汉时期，公孙弘以及董仲舒的弟子路温舒早年皆因家贫而买不起书。于是路温舒便将书抄于蒲草之上，而公孙弘则在自己牧猪的竹林中砍伐竹子削成竹简，将内容抄于竹简上。虽然他们二人没有书，但是却不忘勤奋勉励。

根据《史记·乐书》记载：汉武帝曾经在渥洼水中得到一匹神马。尤为喜欢马的武帝一时高兴，便即兴以神马作了一首祭祀太一神的《天马歌》。后来汉武帝派李广利伐大宛获得了一种叫“蒲梢”的千里马，武帝又作了一首《西极天马歌》。由于太一是当时至尊的神明，因而太一祭祀是非常庄重的事情。时任中尉的汲黯因此谏言：“但凡王者创作乐歌，上以承继先祖，下以教化万民。现在陛下得到马就写诗作歌，并在宗庙中演奏，先帝及百姓难道能明白这种音乐吗？”武帝听后沉默不悦。于是丞相公孙弘说：“汲黯诽谤陛下创作的诗歌，罪当诛杀。”

然而，汉武帝于渥洼水得神马发生在元鼎四年（前113年）秋，伐大宛得汗血马发生在太初四年（前101年）春。公孙弘死于元狩二年（前121年）春，汲黯于元狩五年（前118年）被迁往淮阳任太守，至元鼎五年（前112年）死于淮阳未曾回京。由此可知，武帝作《天马歌》时公孙弘已去世9年，作《西极天马歌》时公孙弘已去世21年，而汲黯已去世12年。再者，据《汲郑列传》及《百官公卿表》，汲黯不曾任中尉一职。

故公孙弘诽谤汲黯一事，疑非司马迁所载。真假有待考证。

造成公孙弘擢升左内史时间的迷雾的因素有有二：

其一：《史记·封禅书》及《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前134年）公孙弘第二次被征为博士与《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记载的元光五年（前130年）被征发生矛盾。而《汉书·武帝纪》记载元光元年及元光五年皆有举贤良诏。始通西南夷发生在建元六年（前135年），公孙弘在元光元年或五年参与策问之后被武帝派遣至西南视察在时间上皆无冲突。又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及《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分别记载的二岁中至左内史，一岁中至左内史，因此对于公孙弘擢升为左内史的时间产生元光元年（前134年）、元光二年（前133年）、元光五年（前130年）、元光六年（前129年）四个时间段。

其二：唯一明确记载公孙弘擢升左内史时间的《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载的元光五年（前130年）与《汉书·武帝纪》记载的元光五年举贤良时间发生冲突，虽然在《汉书》的公孙弘传记中将《史记》记载的“二岁至左内史”改为了“一岁”，与《百官公卿表》时间一致，然而《武帝纪》中载元光五年举贤良时间发生在秋八月。而在太初元年（前104年）改用新历法之前，秋九月即为一年之末，冬十月作下一年之始。因此在仅仅剩下一月余的元光五年里，公孙弘没有足够充裕的时间通过郡国推举，再从齐地到长安，参与策问之后，又往返于长安与西南夷之间并进行视察工作，随后擢升左内史。故而《百官公卿表》所记载时间成立无疑与元光五年第二次入京，“一岁”抑或“二岁”中至左内史皆存在矛盾。

基于以上原因，本词条在此延用第一手史料《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所推时间，即元光六年（前129年），请知悉。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公孙弘墓在兴平县东北十八里处。明朝李昌祺《剪灯余话》记载，霍去病墓西北为公孙弘墓。又元朝郑元佑《题魏钟繇<荐季直表>》记载，霍去病墓西稍北，有一座比卫青墓封土更矮一点的墓世传为公孙弘墓。

据现代考古发掘证明，公孙弘墓在茂陵西边较远处。1982年12月，咸阳市人民政府公布，兴平市南位镇陈王村村南一公里处，南近高干渠，有一座圆形墓冢，即为公孙弘墓。然考古界尚未定论。该墓葬封土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破坏。据传墓前曾竖立小碑一座，早已丢失。

清朝阎循观《程符山十咏·并序》记载，在潍县西南二十里的地方，东面有一座一丈高的高台，台下有七眼泉水，此台名为麓台，是汉朝平津侯公孙弘读书的地方。民国《潍县志稿》载，明朝刘应节在浮山下修建麓台书院，一名公孙弘书院。除此之外，麓台还有公孙弘别业、公孙弘牧豕处、公孙弘墓等众多说法。

1979年，麓台公孙弘墓被立为潍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月，潍县革命委员会在麓台旧址为公孙弘墓新立墓碑。

清朝毕际《淄乘徵》记载，公孙弘墓在淄川县南十五里处，地名为公孙庄。此处有一块断碑。当地的邑志记载，公孙弘墓在县南十五里龙口村的东边，但是墓已经不存在了。等到明朝嘉靖年间，一名知县寻找公孙弘之墓，得到一位老人的相告，便在老人所指之处重新修建公孙弘之墓。2009年3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队于淄川区发现公孙弘墓遗址。此遗址位于淄川区龙泉镇韩圣村湖南公路东交叉路口处。据悉，韩圣村原称公孙庄，村庄北庄桥原名“平津桥”。“平津桥”地处 “南园”，当地百姓称是公孙弘的花园。文革时期，嘉靖时期复修的淄川公孙弘墓冢被夷平，原有的半块石碑亦被毁弃。

司马迁：①公孙弘行义虽脩，然亦遇时。汉兴八十馀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②大臣宗室以侈靡相高，唯弘用节衣食为百吏先。

班固：①平津斤斤，晚跻金门，既登爵位，禄赐颐贤，布衾疏食，用俭饬身。②世称公孙弘排主父，张汤陷严助，石显谮捐之，察其行迹，主父求欲鼎亨而得族，严、贾出入禁门招权利，死皆其所也，亦何排陷之恨哉！

汲黯：弘位在三公，奉禄甚多，然为布被，此诈也。

王政君：维汉兴以来，股肱宰臣身行俭约，轻财重义，较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平津侯公孙弘者也。位在丞相而为布被，脱粟之饭，不过一肉。故人所善宾客皆分奉禄以给之，无有所馀。诚内自克约而外从制。汲黯诘之，乃闻于朝，此可谓减於制度而可施行者也。德优则行，否则止，与内奢泰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

司马贞：平津巨儒，晚年始遇。外示宽俭，内怀嫉妒。宠备荣爵，身受肺腑。

欧阳詹：公孙弘自明诚而为卿。

刘祁：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风一变，以学问为上，故争尚经术文章，一时如公孙弘、董仲舒、二司马、枚乘之徒出，文物大备。

蔡幼学：公孙弘为相，卫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业无有。

冯梦龙：公孙弘曲学阿世，然犹能开东阁以招贤人；今世密于防奸而疏于求贤，故临事遂有乏才之叹。

王夫之：公孙弘请诛郭解，而游侠之害不滋于天下，伟矣哉！

黄宗羲：公孙弘虽诈，其以卜式输财助边为非人情，以睚杀人而郭解不知为甚于知，此是弘长处。

于慎行：汉武表章儒术，公孙弘之力也。弘奏请博士弟子，第其高下，以补郎中文学掌故。又吏通一艺以上者，皆得选择，以补右职。为是劝学有文之典，遂为历代所祖。其实自弘发之，可谓有功于经术者矣。世徒以其曲学矫情，薄其相业，而不录其功，亦非通论哉!

蔡东藩：①八十衰翁待死年，如何尚被利名牵！岂因宣圣遗言在，求富无妨暂执鞭？②公孙弘则智足饰奸，取容当世，以视董子辕固之守正不阿，固大相径庭矣。然笑骂由他笑骂，好官我自为之，古今之为公孙弘者，比比然也。于公孙弘乎何诛？

柏杨：晁错……主父偃……凡是忠心耿耿、意图改革的人，都受到酷刑。而像公孙弘这种八面玲珑、貌似忠厚的长者，却一帆风顺。和稀泥的人有福了，他除了关心自己的官位外，什么都不关心。非关心不可时，只关心陷害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