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象劳动是形成价值的相同的人类劳动，是价值的实体，而价值所体现的又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不论社会的经济形态如何，也不论劳动的具体形式如何，人的劳动总是人的脑、肌肉、神经、手等的耗费。这种生理学意义上的人类劳动力的耗费，就是一般人类劳动或抽象劳动。但抽象劳动不仅仅是生理学意义上的一般劳动力的支出，它同时还是通过商品交换而表现其社会性的一般人类劳动，是形成商品价值的一般人类劳动。抽象劳动之所以成为这样的一般人类劳动，是由商品的交换过程所决定的。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经济中，商品生产者的劳动是作为私人劳动表现出来的；但是由于社会分工,各种私人劳动都是社会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因此也具有社会性。这种私人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在生产过程中始终是隐蔽的，由于生产者只有通过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才发生社会联系，因此，他们的私人劳动的特殊社会性质也只有在交换中才表现出来。在交换过程中，各种具体劳动由于质的不同无法进行量的比较，必须把劳动的特殊形式抽去，还原为共同的一般人类劳动，才能互相比较、互相交换，实现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社会联系。正是由于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的矛盾，各个商品生产者的劳动虽然都是社会总劳动的一部分，但它们并不能在具体的有用的形式上直接成为社会劳动。这种劳动要通过它采取与自身直接对立的形式，即抽象一般性的形式，才变成社会劳动。“这种劳动只有在交换过程中扬弃了自己原有性质后才证明为一般社会劳动”（同前，第13卷，第34页）。可见，一般人类劳动、抽象劳动是商品生产者私人劳动借以表现为社会劳动的一种特殊的社会形式，它体现着商品生产者之间的生产关系。

抽象劳动是商品经济的范畴，它只有到了资本主义历史阶段才具有充分的现实意义。因为，只有现代社会，“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是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在一种特殊性上同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sansphrase〔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真实的东西”（同前，第12卷，第755页）。

劳动二重性学说的意义 　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二重性问题,是经济学说史上的重大问题。在马克思以前,资产阶级经济学者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正因为如此,他们在劳动价值论上陷入了困境。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者A.斯密虽然撇开了劳动的各种具体形态，宣布了“劳动一般”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虽然他在劳动价值论上比他以前的经济学者前进了一步，但是他却错误地认为，创造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劳动是单一的或相同的劳动，他没有把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区分开来。他感觉到，劳动就它表现为商品的价值而论，只是劳动力的耗费，但他把这种耗费仅仅理解为牺牲安宁、自由和幸福,因而,他所提出的“劳动一般”的涵义还不等于抽象劳动。D.李嘉图比斯密前进了一步，他看到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区别,把价值归结为劳动时间,并始终坚持了劳动决定价值的原理，但是由于他本人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和形而上学的方法论，他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永恒的社会形态，因而他不能理解形成价值的劳动是一个特殊的历史范畴。他“从来没有意识到，劳动的纯粹量的差别是以它们的质的统一或等同为前提的，因而是以它们化为抽象人类劳动为前提的”（同前，第23卷，第97页）。于是他也就不能揭示出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他一方面认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而在另一方面，却把创造价值看作是劳动的自然属性。这样，就必然导致他得出一切社会的劳动，甚至象鲁滨逊那样生活在荒岛上的孤立生产者的劳动也能形成价值的错误结论。因此，他的劳动价值论也是不彻底的。马克思在批判地继承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关于生产商品的劳动二重性的学说。这一完整的劳动二重性的学说是政治经济学上的伟大变革，它正确地解释了价值形式和价值实体，使劳动价值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并进而科学地阐明了剩余价值论,解决了政治经济学上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因此，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学说，是马克思在劳动价值论上的创造性的发展，是“理解政治经济学的枢纽”。

比如，一条毛巾5元，一块肥皂5元，就是生产毛巾和肥皂付出的社会劳动量是相等的，就是付出的人的体力脑力的综合抽象劳动相等，而生产毛巾的具体劳动过程和生产肥皂的具体劳动过程完全不一样，根据具体劳动无法衡量价值，只有通过对抽象劳动进行量的计算，才得出他们的价值，所以抽象劳动就是社会劳动的一个量，一个尺度，就是马克思说的无差别的一般人类劳动，体现商品的价值，而 具体劳动只能体现商品的使用价值，无法体现价值，只有抽象劳动才体现商品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