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蒋中正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三个职务，兼任党政军三系统之主官，蒋身边最为亲近的侍从室对于战时中国军事、政治、外交、党务、人事等事项的审定与意见，素为蒋所重视，甚至可决定何种情报上呈给蒋，以及左右蒋对人事的陟升罢黜，其影响性冠绝一时。

故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委员长侍从室的出现，多被视为蒋中正权力具体化的表征，亦是中国政治军事化的结果。

抗战结束后，军事委员会撤销，成立国防部，侍从室亦分别被并入国民政府。侍一处改组为参军处警卫室，侍二处、侍三处则并入国民政府文官处；侍卫力量亦改编为国民政府警卫总队，统归军务局长俞济时指挥管制，继续遂行侍卫及警卫任务。

侍从室则于1945年10月1日正式结束，并为1949年8月1日成立之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之前身。

侍从室于1936年1月改组，蒋介石任命钱大钧做首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从当时算起，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的10年间，待从室第一处主任一共经历了7任。他们按照先后顺序排列是：钱大钧、林蔚、张治中、贺耀组、林蔚、钱大钧、商震。他们每一任的任期有长有短，一般在一年左右到两年以上或几个月不等。商震是最后一任，他的任期最短，只有3个月。侍从室撤销后，他就改任“国民政府参军长”了。

钱大钧和林蔚都先后做过两任，他们每一个人的任期累计都在3 年左右，林蔚比钱大钧的任期略长一些。

关于历任待从室第一处主任的简历情况，据著者回忆，大致如下：

1．钱大钧（1936年1月一1938年3月）从1936年元月侍从室在南京改组就任时起，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曾随蒋介石指挥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和解决两广事变，并随蒋介石到西安，在西安事变时被击伤，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到武汉，于1938年3月调航空委员会主任时离职。

2 ．林蔚（1938 年4 月一1939 年3 月）从1938 年3 、4 月间在武汉接替钱大钧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这时，待一处又增设了一个副主任，由侍从室第二组组长邹竞（字效公，保定军校毕业）升任。

林蔚接任不久，日寇继续西进，展开了武汉大会战、不久他随蒋介石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在重庆市中四路曾家岩附近的德安里，选定了川军将领许绍宗的住宅“尧庐”，作为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一、二两处办公地址，至国民党政府迁回南京以前始终没有变动过。1938年11月，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率省府人员从长沙撤退，到重庆见蒋。蒋介石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于1939年4月初派张治中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林蔚调任桂林行营参谋长（白崇禧任主任）。

3 ．张治中（1939年4月一1940年4月）从1939年4月初接任起，大约在1940年的夏初，国民政府军委政治部长陈诚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赴湖北恩施指挥，蒋让张治中接任政治部部长、离开侍从室。

4．贺耀组（1940年4月一1942年9月）原任军委办公厅主任，1940年4月接替张治中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对西南交通和经济方面极感兴趣。1942年秋，国民党政府为了防止走私和管制物资经济，成立了“国家紧急动员会议”，调贺耀组担任这个机构的秘书长，负责主持。贺耀组在1942年9月间离职。

5 ．林蔚（1942年9月一1944年11月）林蔚曾任桂林“行营”参谋长，1940年桂林“行营”撤销，成立军委桂林办公厅，以李济深为主任，林蔚调为副主任。贺耀组离职后，林蔚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仍兼军委桂林办公厅副主任职。

6 ．钱大钧（1944年12月一1945年8月）1944年11月底钱大钧第二次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1945年8月任上海市长。

7 ．商震（1945年9月一1945年11月）1945年9月初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商震能同外国人用英语作一般的谈话。在1941年1 月间，蒋介石为了保证西南国际交通线的安全和准备协同英、缅方面的军队对南进日军作战的目的，曾组织了“滇缅参谋考察团”。蒋介石派商震为“考察团’主任，林蔚为副主任，团员有孙立人等。这就为后来商震代表蒋介石政府出任驻美国军事代表团长预先作了准备。商震到职不久，侍从室就酝酿改变组织系统，于1945年11月底侍从室的名义撤销了。以原侍一处的第二组和侍二处的第四组为基础，分别编并到国民政府参军、文官两处之内，成立了军务、政务两个局。商震在结束了侍从室第一处最后一任的职务以后，便改任国民政府的参军长了。

从上面历任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人选看来，完全根据蒋介石自己当时的需要和对重要人事上的安排而决定的。在这一历史时期中，钱大钧和林蔚都是以高级军事幕僚长的身份，两度随侍蒋介石的左右。他们都是在当时蒋介石集团内部派系斗争中颇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下面将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一处各组的情况分述如下：

第一组（简称侍一组）主管经理、会计出纳、医疗卫生、生活福利（包括对蒋介石个人和蒋住宅的生活安排）和交际、接待来宾等项业务。

编制人员有：组长、侍从副官、侍从医官、副官、资料员、缮写人员（司书）以及在蒋住宅的看护、厨师、工役等。

第一组虽属特一处的建制，但它却担负着侍一、侍二两处全部机关事务管理的责任，同时还要兼顾蒋介石在驻留和外出活动的一切生活上的供应和安排。所需经费是从蒋介石个人名义的一笔特别费项下开支，并向蒋直接负责。1936 年1 月侍从室改组后，莫我若（湖南人，黄埔军校一期生）任第一组组长。

1938 年，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撤退到了武汉，同年3 月间，蒋派前汉口公安局长陈希曾为第一组组长。陈希曾系浙江人，是陈英士之侄，与陈果夫、陈立夫是兄弟。早年同陈果夫在上海做过交易所的生意，和蒋介石早就熟识的，曾入黄埔军校第一期。陈希曾从1938年3月起到1945年11月底止，任侍一组组长到最后。侍从室名义上撤销以后，在另成军务、政务两局的同时，仍以原来侍一组为基础改组为总务局，隶属国民政府参军处，陈希曾改任总务局局长。

“侍从副官”是在蒋介石左右担任接待宾客，执行“承启”任务的副官。蒋到各地，他们也跟随一起行动；蒋驻留时，他们就在蒋的“官邸”轮流值班，听候传唤。一向担任这项职务的是黄埔军校一期生蒋国涛、项传远两人。蒋国涛，浙江奉化人，是蒋介石的族侄辈。项传远，山东人，曾在钱大钧部下任过团长。他们都是蒋介石的学生，对蒋的生活习惯熟悉，而且懂得蒋对各方面人士的关系和态度。另有黄埔军校学生周天健，也做过蒋介石的侍从副官，但任职不久就调出去了。在抗日战争后期，蒋介石效法美国的制度，取消了侍从副宫，改为侍从武官，并挑选军校出身留美毕业的青年军官代替侍从副官的职务。蒋国涛和项传远两人也先后离开，被派到国民党军部队里工作去了。

另外，还有一名待从副官叫蒋孝镇（蒋介石的族孙），他是日常伺候蒋介石生活起居的。西安事变时，他随蒋从华清池住室越墙逃匿后山的洞穴中，寸步不离，是蒋介石最亲近的一个侍者。

侍从室还附设了一个医务室，也列在侍一组的编制之内，有大夫和看护约共3 、4 人，原由侍从医官陈方之负责主持。陈方之是浙江宁波人，早年留学日本帝大医科，在东京同蒋介石混得很熟。本来这个医务室是备随蒋出发各地行动的，也担任侍从室各处员工卫生防护和诊疗的工作。陈为人不加检点，时常夸耀他同蒋的私人友谊，也不免向外泄漏过去在日本时关于蒋介石私生活的一些秘密。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以后，陈方之调为参议闲职，后来任兵工署重庆大渡钢铁厂的医务顾问，另由曾在德国留过学的一个姓吴的大夫继任蒋介石的侍从医官，负责医务室的工作。

侍从室官兵供给待遇，由侍一组按照原来的成规统一办理，是很特殊化的。因为侍从室属于国民党军委会的组织系统，所以在这里的工作人员不论文职、军职，所有官兵基本上都是比照国民党政府规定的陆军官佐和士兵工资待遇标准发给。除按照军衔级别发给工资外，还另加发本人工资的2 / 3 ，作为津贴，并且官兵一律由公家供给伙食，按照不同的伙食标准分别就餐。待二、侍四两组的工作人员（参谋、秘书、文书人员等）因为要经常在夜间办公，还为他们准备了夜点。侍从室的工作人员平时一律著便服（中山装），大约每隔两年左右还发给每人呢料和哔叽料的中山装各一套，以便在集会或随蒋出发各地时著用，一切生活待遇比起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任何机关都是特别优厚的。

第二组（简称侍二组）主管军事参谋业务。

它和侍二处的第四组承蒋介右的旨意，综合军政机要，同属侍从室组织的核心。蒋对它的工作是十分注意的。侍二组主管的业务几乎包括了军委会所属的各重要部门和其他行政部门，从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国防装备到交通运输、后勤补给以及人事经理等等，无所不包。凡是蒋的参谋总长所不能决定或不敢决定的一些报告或请示的文件，都经过侍二组，由参谋人员研究审核，签注意见送给蒋介石作最后裁定。还有来自全国各地军政大员请示报告的文电（其中绝大部分是属于人事和经理的文件），由于蒋介石的权力最集中，所以必须亲自处理。此外，蒋介石自己发布的手令一天比一天加多，往往干涉到主管机关单位的职权，还要他们“限期具报”。因而公文泛滥，工作效率低落，因循敷衍，相率成风，给蒋自己造成麻烦，于是他大发脾气了。

蒋在抗日战争中期，大约在1940 年底或1941 年初，曾想出了一套所谓“行政三联制”，提出了所谓计划、执行、考核的一套“理论”和办法。并在中央训练团的历次集会上大肆宣传他“行政三联制”，蒋厉说：“你们不要当‘委员长’是一个字纸篓，什么事都拿给我看，你们一点责任都不肯负担，那不是对待长官及对待自己的办法，有失政府设官分职的本意l ”

侍二组除了处理蒋介石裁决的有关统治的方针政策以及上述须蒋亲自核定的文件以外，还要审阅一些来自各方面的建议和处理事务性的工作，如代拟通知召见外地各文武官员、向战区高级指挥官电话传达蒋的重要手令（译成密电码传达）等工作。因此，侍二组的参谋业务是非常繁重的，而且参谋人员是日以继夜地为蒋服务的。

侍二组的业务，既为蒋介石所重视，关于组长和参谋人选都是经过蒋亲自批准而后任用，也是按照蒋自已规定的标准办法处理的。它的特点就是：官阶不宜过高，年龄不宜太大，以便于指挥调遣。由于待从室官兵的待遇标准提高．已经比外面优厚了，所以官阶也必须降低。

因此参、秘等人员的军衔，一般要比外面降低一级乃至两级任用。比如在外面原来任上校或中校级的，到侍从室工作就按中校或少校级任用。这样，一方面表明待从参谋人员的官阶不大，不致引起外人的注意，另一方面参谋人员外调离开侍从室的时候，凭蒋的一句话就可以提升一两级任用，所谓“不次之升’，表示蒋对其部下的“恩宠”，使他们对蒋感恩图报，永远做他的忠实奴仆。

蒋介石对侍从参谋人员的任用，首先考虑的是此人是否为黄埔军校出身，或者是否在统治集团中服务的年限较久，更重要的是，还要看是什么人的保荐。这一切都是先决条件。然后，还要凭他自己的经验，召见来人，亲自观察，对黄埔军校各期毕业学生也不例外。蒋特别注意来人的仪表精神，他认为满意才做最后的决定。用蒋自己的话说：“确信万无一失者方可任用 ”。

由此可见，蒋对其侍从工作人员的任用是多么注意和重视！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蒋为了对外装璜门面，标榜参谋人员的质量，逐渐挑选从陆军大学各期毕业和曾留学英、美的陆海空军人员，充任他的侍从参谋的工作，并把侍从室原来少数参谋人员，先后送入陆大深造。到了抗日战争中后期，侍从室第二组的参谋人员，几乎都是“清一色”出身于陆军大学。只配备有少数一两个英、美留学生担任外事、翻译工作。尽管如此，蒋选用他的侍从参谋工作人员的前提、标准和任用程序，从来没有改变过。

1936年1月侍从室改组，钱大钧任侍一处主任，他向蒋推荐武昌行营参谋处副处长刘祖舜（浙江黄岩人，陆大特一期毕业）任侍二组组长。刘就任不久，即转任军分校主任而离职，由钱大钧自己兼任侍二组组长。当时，侍二组只有从军委会办公厅调来的校级参谋秋宗鼎、罗兆宗二人，连同原来的尉级参谋卢集贤等共3人。以后陆续从陆军大学各期毕业生中选调部存诚、李矗岗、丁炎等，人员逐渐增多。并以参谋邵存诚代理侍二组组长。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抗日，回到南京。他命侍从参谋人员协同军委会主管部门开始研究对日作战的计划和国防工事配备。由于蒋介石对日作战举棋不定，方针不明，一切规划无非纸上空谈，并没有认真地作好准备。“七·七”卢沟桥炮声一响，蒋介石政府陷于手忙脚乱，这是理所当然的。

抗战开始后，黄埔军校一期生酆悌、刘进先后到侍从室，派在侍二组工作。不久邵存诚调三战区，蒋派酆悌任侍，二组组长。酆悌目空一切，盛气凌人，颐指气使，同钱大钧以及侍从参谋人员的关系都搞得很坏。上海战役之后，蒋派他到湖南，旋任长沙警备司令。

1938年11月间长沙大火。蒋命钱大钧驰赴长沙处理善后，并将酆悌判以死刑，在长沙处决。酆悌离开侍从室以后，蒋派侍从参谋刘进接任侍二组组长。大约在1937年12月初南京岌岌可危之际，蒋外调刘进到河南．任戴民权师的副师长，以后接替戴任师长。刘走后，由参谋李亮岗代理侍二组组长。

1938年3月，钱大钧调航空委员会主任，林蔚接任侍一处主任后，由邹竞任第二组组长。不久邹调升侍一处副主任。林蔚推荐他的亲信于达任侍二组组长。于达从1937年8月间在汉口就职后，一直到1944年秋，连续在侍从室工作了6年之久，他成为历任侍一处主任的得力助手。

于达字凭远，浙江黄岩人，保定军校三期和陆军大学九期毕业。他曾在国民党军第一师胡宗南部任参谋长很久，同林蔚的私人关系极深。他调到侍从室工作，对于文书处理，颇为林蔚所信赖。于达在国民党军部队中担任参谋长的工作时间较长，熟悉参谋业务，对蒋极为忠实。在于达任职期间待二组同侍二处的第四组在业务上的联系和配合是比较密切的。通过两处文书处理，接触蒋的“批示”，比较全面地理解蒋的意图和他处理各种事务的规律。从而为蒋的侍从参谋人员提供了研究和揣摩的线索，在处理所谓机要文件的审核签拟上，更忠顺地为蒋介石的统治服务。

1944年秋，于达外调新疆督办公署参谋长，以后转任胡宗南属下的集团军副总司令和一战区副长官，由聂松溪（山东人，黄埔军校二期、陆大九期毕业）继任侍二组组长。1945年2月间，聂松溪调任第五十七军军长，由军政部交轴司司长赵桂森接替侍二组组长，一直到1945年冬蒋介石的待从室撤销时为止。

从上述情况看来，1936年至1945年，侍从室第一处第二组组长职务，更易了好儿个人，按照他们任职先后的顺序排列，计有：刘祖舜、钱大钧（兼）、酆悌、邵存诚、刘进、李矗岗（代）、邹竞、于达、聂松溪、赵桂森等10人。至于在这10年之间，侍从参谋人员的出入变动更大。

第三组（简称侍三组）主管的任务是保卫蒋的安全。包括计划、指挥和具体行动布置等业务。它在编制上虽属侍一处的建制，但是受侍卫长的直接领导和指挥。

1936 年1 月，侍从室在南京改组，蒋介石任命陈布雷为侍从室第二处主任。他担任这个职务，一直到1945 年以月底，侍从室在重庆办理结束时为止，整整10年。他主持侍二处的业务，还为蒋写了不少文章，是蒋身边亲信的幕僚人物之一，也是国民党统治集团中的一个重要人物．

侍从室第二处辖3 个组：第四、第五、第六组。而以第四组为核心，处理国民党的政治、经济、外交、党务等有关业务。各组组长都是同这一机构共始终的。如侍四组组长陈方、待五组组长李惟果和侍六组组长唐纵，都是一直担任组长职务的。其他人事安排上，在这10年之间变动不大，是比较稳定的。

关于侍从室第二处各组的情况，大致如下：

第四组（简称侍四组）它和侍二组同属蒋介石的侍从室这一机构的核心。主管的业务是。政治、经济和国民党党务，也包括蒋介石交办的其他机密案件。

组长陈方字芷呵，江西人。早年毕业于江西省高等学堂。生平经历不详。蒋介石在南昌、武昌成立行背，陈方任秘书。他在杨永泰的培养下，掌握了官僚政客所惯用的一套所谓“权术”和办法，成为杨永泰左右得力的助手。19 36 年待从室改组，蒋介石调他任侍四组组长。陈方在国民党反动集团中工作既久，而且随蒋介石工作多年，又继承了杨永泰的衣钵，了解蒋介石的意图，他为蒋出谋献策，揣摩迎合，处理文书，敏捷精到，得到蒋的欢心和信任。陈方是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积极拥护者，他忠实地维护以蒋为首的政权，但对蒋的寡头独裁的作法时常表露不满情绪。抗战后期，阵方在重庆向笔者嵘及他向蒋建议领导方法问题。

他说在建议中提出了所谓“马尾法’，暗示蒋的领导方法像马尾一样“一把抓’，是危险和不合科学的。并引项羽以拔山盖世之雄，连一范增而不能用，刘邦起家泗水亭长，以“三不如”终能胜褚的历史，讽示蒋的不善用人。他担心蒋介石这种做法，对整个统治集团不利。结果，蒋介石一阅了之，对他并没有嚓怪。陈方对诗词书法都有一定的造诣，蒋对外的应酬文字，常出其手。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性嗜酒，有时酒后耳热，发发牢骚，颇带浓厚的封建社会“名士”习气。1945年侍从室名义撤销，即以原侍四组为基础，成立了军务局，陈任局长。1949年蒋家工朝垮台，听说他从广州进往香港，就在那年忧愤而死。

侍四组的工作人员，组长以下有侍从秘书、科员、缮写人员等，总共不到干几个人。经常在组内工作的秘书，只有两人。侍从秘怜王学素，工作时间最久，曾历西安事变，大约在1944 年外调浙江省政府委员。还有在蒋介石”官邸”工作的侍从秘书汪日章、俞国华也列在侍四组编制之内。他们主要担负机要文件的保管和收发的任务。蒋出发时，他们都是跟随行动的。

第五组（简称侍五组）这个组原来是蒋介石专为储备一批行政人员而设。最初由侍二处主任陈布雷自兼组长。组内设侍从秘书若干人，没有一定的名额，也没有固定的工作。一律按照上校军衔的待遇，每月从侍从室领取规定标准的工资，准备蒋介石随时召见咨询。其中大部分人在抗日战争开始前后，就已经陆续分别派出去了。只有萧赞育、李惟果在这里的时间最久。侍从室第一、二两处从武汉撤退到重庆，大约在1939年初，侍五组由汪日章任组长。开始主管一些关于国民党党、政高级人员（省委、厅局长、专员一级的）的调查考核和安排使用的业务。以后汪日章调任行政院简任秘书，由李惟果任组长。

1940年，侍从室第三处成立，以陈果夫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原来侍五组的人事业务移交给侍三处办理。这个组的职掌，改为主管外交行政。它同外交部发生了直接的联系。

侍五组的工作人员也不多，只有一两个秘书。沈昌焕和邵毓麟都曾做过该组秘书。沈昌焕能讲流利的英语，当时只有三十儿岁，经常任蒋介石、宋美龄同美国人之间的翻译工作。邵毓麟原在侍六组随唐纵搞关于日本和朝鲜的国际情报工作，后来调到侍五组任秘书，不久派到外交部工作。

还有蒋介石的速记人员也是列在侍五组的编制之内的。蒋对速记人员的工作和人选非常重视。在侍从室改组以后，一直到国民党政权崩演时止的十几年中，蒋一共用了3个速记人员。他们都是从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中，经过陈果夫的亲自挑选，合乎所谓“忠实可靠，万无一失”的标准，才备蒋任用的。

1936年第一次派到侍从室担任速记工作的是萧乃华和萧自诚，两人都是湖南人。西安事变时，他们随蒋介石住在临渔华清池，当军队搜查时，由于箫乃华的抗拒而彼枪杀了。以后，长时期以来，由萧自诚一个人担任速记工作。蒋介石撤退到重庆后，又从“中政学校”毕业生中调来一个名叫曹圣芬（湖南人）的协助萧自诚工作。在1944年左右，萧自诚升任待从秘书，协助陈布雷整理、编辑有关蒋介石的言论和他的《 实录》 的工作。

速记人员经常同蒋“官邸”的侍从秘书人员同住在一起，随时听候蒋的传唤，他们也属于蒋的近侍人员的一部分。当时，他们是在蒋介石法西斯独裁的政治教育制度下培养出来的学生，对蒋抱着极端敬仰、崇拜，为蒋忠心耿耿地服务。抗战中期，蒋在中央训练团，分期分批地凋训备战区各机关的国民党党、政、军人员，还办了一些训练班（兵役、人事训练班等）。蒋介石也经常住在重灾的浮图关（蒋改名复兴关）上。

他的侍从秘书和速记人员，是不离左右的。蒋会客或召见他的部下时，速记入员担任谈话记录。特别是将在会客中的“指示”，事后还要抄交侍从室各处主管单位分别处理。由于蒋对其部下讲话的次数过多，又没有什么新鲜内容，于是速记人员就把他讲过的话，整理编印成所谓《 蒋总裁训词选辑》 小册子，分发给中央训练团的学员们阅读。每周蒋亲自参加中央训练团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在会上总是由教育长王东原照小册子宣读蒋的‘训话’，然后由蒋补充几句话，就这样在形式上总算是“总裁”亲临“致训”了。

第六组（简称侍六组）主管情报业务。这个组是1938年蒋介石撤退到武汉以后成立的。派唐纵任组长。它在建制上虽属侍二处，但同时也受侍一处主任的双重领导。而且它在侍从室内部也是一个保密的单位。

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一向重视情报业务和发展特工组织。蒋在内战期间经营的CC和复兴两大特务组织，在抗战开始又重新充实和安排起来了。这两个特务组织送给蒋的密报文件，在1936年侍从室改组时，是按其内容性质，由侍一、侍二两处分别处理的。即。关于中统局的情报，是用徐恩曾的名义直接封送给侍二处（第四组）处理的，关于“军统局”的一般情报，如对国民党军部队长的贪污腐化和私生活等项的密报，均用戴笠的名义分类列表，封送给侍一处（第二组）处理。其他涉及到政治、经济方面，.如抗战初期四川军阀内部矛盾和活动等情报，则由戴笠先送侍二处，经陈布雷、陈方等阅后，会同侍一处（第二组）研究处理。1938年，蒋介石撤退到武汉，成立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复兴系统的特务组织范围更加扩大了。由于情报来源日趋复杂，而且蒋介石都要亲自掌握，所以蒋在其侍从室里成立侍六组，综核一切特工组织的情报业务。

侍六组成义之初：．从侍二组调去参谋卢集贤一人和缮写人员数人。后来增设秘书，担任研究和对外面特工组织的联系。邵毓麟和王尤生都曾在该组任过秘书。他们搞的是关于日本和朝鲜方面的特务工作。王凡生在重庆《 大公报》 星期论文上 时常发表关于战时经济方面的文章，也翻译发表一些日本资产阶级的论文，对外掩护他的特务身份。邵毓麟自诩为．“日本通”，他还担任过当时流亡到重庆的“韩国”傀佩组织的联络工作。

关于对日作战的日军行动的情报，仍由侍二组处理。至于中共和八路军活动的情报，则是侍六组业务的一部份。在抗战后期蒋很重视这方面的情报，为他反共反人民积极做准备。并调张国疆（军校九期、陆大十七期）任该组参谋，专搞这方面的工作。

组长唐纵，湖南人，黄埔军校六期毕业。蒋曾派他做过驻德的副武官。抗战初期回国。唐在德国法西斯主义的直接薰陶下，回国后，对蒋介石表示竭尽忠诚，坚决服从“领袖”，为蒋所“赏识”。唐为人外表温和，沉默寡言。工作上非常精细、认真。1945年，侍从室名义上撤销，侍六组业务划归军务、政务两局以后，唐调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大约在1946年春升任内政部次长兼警察总署署长。从此，他就一帆风顺地成为蒋介石的亲信人物了。

侍六组的业务是直接秉承蒋的意旨处理的。除了侍一、侍二两处主任可能知道有关的一部分情况以外，其业务对侍从室内部也是严密封锁的。

抗战后期，侍从室还成立了一个机要组。由蒋直接掌握，由侍二处主任陈布雷指导，专门处理蒋介石的来往电报。派他的侍从秘书毛庆祥兼任组长。组内配备秘书和译电人员，都是经过毛庆祥亲自挑选的。蒋出发各地，由机要组轮派译电人员随行（以前是从军委会机要组临时抽调的）。因此，这个组是蒋介石小朝廷内部的一个机要的通讯单位。

关于军委会机要组（组一长毛庆样）的业务主要包括：翻译收发密码电报．编制和配发各种通用与专用的密码电本，在技术上统一控制各地公私电台。行政组织上隶属于军委会办公厅。此外，机要组还运用专业技术人员，在国际、国内的无线电密码通讯中，进行窃听、窃取、研究和处理，是为蒋介石提供情报的一项重要的特务工作。故机要组也是军委会保密的特工单位之一。由于这两个机要组的领导人都是由蒋介石的亲信毛庆祥一人担任，它们的业务必然是密切联系着的。

蒋介石的侍卫长这一职称是很早就有的。当侍从室还没有改组以前，即远在南昌行营时期，经常跟随蒋到各处活动的，就已经由宣铁吾（黄埔军校一期毕业）担任侍卫长了。以后宣铁吾调职，由何云继任。何云字玉龙，浙江人，曾任公安局长。据闻，何云在大革命前后，曾担任过蒋的保卫工作，对蒋非常忠实，为蒋一贯信任。工93 已年1月侍从室改组，成立了侍一、侍二两处以后，何云因年老多病，迭向蒋申请辞职获准，安置他住在杭州西湖边休养。蒋随即派钱大钧兼任侍卫长。

改组后的侍从室，规定侍卫长负责指挥第三组和警卫一大队。在蒋驻留和出发各地期间，担任保卫工作。

第三组（简称侍三组）设组长一人和警卫人员若干人。为蒋介石服务的普卫人员，按他们的分工，又区分为侍卫和警卫两部分。侍卫人员，轮班随侍蒋的左右担任保卫工作。有军官和军士之分。军官叫做侍卫官（从中尉到中校级），军士叫做卫士（又称便衣卫士）。他们一律著便装（按季发中山装，由侍从室供给），佩带武器。在蒋驻留的‘官邸’或出发各地活动时，无分昼夜，都由待三组配备侍卫官和便衣卫士，轮流值班，担任护卫。侍卫官几乎全是蒋的乡亲故旧，不用外人。

侍三组的警卫人员，由警卫股、特务股和警卫大队三部分组成。

警卫股祖任制定蒋驻留和外出活动的警卫计划．安排内外勤人员和调动武装警卫部队（包括驻军、警察和宪兵部队），并监督检查警卫计划的执行情况和必要的安全措施。特务股是根据警卫计划，同当地驻军、警察、宪兵以及特务机关（当时各大、中城市都有军统局派驻的特务分支机关，如稽查处之类的单位）切取联系，采取侦察防护等行动，以保证蒋居住和行动的安全。

警卫大队是一支保卫蒋介石‘内廷’的亲兵。大概是由三个步兵连、一个骑兵连和一个机炮连（机关枪、步兵饱）组成。大队民是楼秉国（浙江人）。各级军官都是从中央军官学校和中央警官学校挑选来的。士兵都是江南人，绝大部分是从浙江师管区征集来的”子弟兵”。蒋在南京时住在黄埔路中央军校校园里。又从警卫大队中挑选了一批军士和上等兵，编组一个卫士队（相当一个连），经常驻扎在蒋的“官邸”附近。蒋介石左右的便衣卫士，就是从卫士队里挑选出来的。这个卫士队又成为蒋的“禁卫”亲兵了。

蒋单独乘飞机出发各地行动，如果不是长期驻在某地时，只带几个警卫和待卫人员随行就够了，一般是不调动卫士队的。记得1936 年蒋介石从武汉乘民生公司轮船“民主号”入川，以及他在西安事变前，从洛阳乘火车到西安，都是有卫士队随行的。蒋介石住在狭西临渔华清池时，就调了卫士队一个区队（相当一个排）护卫他。区队长毛裕礼就是在西安事变时被打死的。

侍从室在南京改组时，设第三组，派蒋孝先任组长陈善周、黎铁汉分任警卫、特务两股的股长。陈、黎两人都是经戴笠向蒋推荐委任的。蒋孝先是蒋的族孙辈，同蒋的亲随侍从副官蒋孝镇是兄弟行。他毕业于黄埔军校一期，在“九· 一八”前后，任过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在北平镇压抗日进步运动，大批屠杀革命战士和无辜青年，坚决与人民为敌，是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蒋孝先调侍三组组长兼任副侍卫长，关于蒋介石的保卫工作，实际上是由蒋孝先一人负责，钱大钧不过徒有虚名，对外撑撑门面而已．蒋孝先除对蒋介石一人卑顺外，却极骄矜自恃。平时不言不笑，面部阴森可怖，侍从室的工作人员甚至有人望而远逊。1936年10月间蒋介石在洛阳过50岁生日，蒋孝先随行，他当时同驻西安的宪兵第一团团长杨镇亚（西安事变时被杀）互相勾结，逮捕了大批知识青年，诬以反蒋抗日的罪名，非荆拷打。西安事变前夕，蒋孝先正在西安城内，尽情欢乐。翌日（12月12 日）清晨，他同侍一组会计蒋某（忘其名）是到城内取款的，同乘汽车赶回临潼，在半路上被东北军第一〇五师的岗哨截住，驶入临潼城内。经该师驻在城内的部队讯问。当时蒋孝先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向部队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姓名。嗣后，部队又问他：“你是不是做过北平宪兵第三团团长的蒋孝先？”他答：“不错”。于是，当即就将他执行枪决了。蒋会计被讯明后释放，他携款绕道逃回了西安。

西安事变以后，蒋介石回到了南京，派警卫股长陈善周代理待三组组长，钱大钧仍担任侍卫长。1938年，蒋介石撤退到武汉。是年3月间，钱大钧调任航空委员会主任，离开了侍从室，蒋任王世和为第三组组长，代理副侍卫长，侍卫长一缺未补人。

王世和是浙江奉化人。据说他跟蒋有亲属关系。早年以随从身份，跟蒋到过广东。蒋任黄埔军校校长时，王世和也参加了黄埔军校一期学习。王世和体态臃肿，性情粗鄙，临事飞扬浮躁，自以为跟随蒋介石便足以骄人。平日好酒嗜赚，屡受蒋的呵斥，毫不在意。工酒后每肆言无所顾忌，时常卖弄他是蒋的亲信，借此自重。据他自己说，在广东黄埔军校时，白天在队上学习，晚间睡在蒋的寝室门口，亲加护卫，一还听到他自己津津乐道，关于蒋介石派他伴送邓演达出到南京城外，在麒麟门附近，由他亲手加害的血腥罪行。大约1942年前后，在蒋的侍卫人员中忽然发现有人在重庆参加了青红帮的组织和活动，据传查出官兵有约10人。蒋闻报大为霹怒，就把王世和给赶走了。他请求到“陆大”特别班学习，听说．在抗战结束以后，王又被调到西北，安插在胡宗南的部下，任某个集团军副总司令。

王世和离职后，蒋介石派冯圣法任副侍卫长，陈善周任侍三组组长。大约在1944年春，蒋调俞济时（浙江奉化人，俞飞鹏之侄，黄埔军校一期毕业。当时任国民党军某集团军副总司令）任侍卫长。

俞济时是侍从室的最后一任侍卫长。他从1944年起，到1945年底侍从室名义上撤销，始终担任侍卫长职。

1945年，侍从室结束，机构有的撤销了，有的改组了、独有蒋介石的侍卫长以及他所属的警卫组织、人员和军队，仍旧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转移于国民政府的编制之内，受蒋直辖。蒋任命俞济时为军务局局长兼侍卫长。

1938年待从宝随蒋从武汉转移到了重庆以后，侍一处和侍二处的内部组织，经过调整更加充实了。蒋介石对人事权的控制，从来是抓得很紧的。按照蒋的规定奋凡庸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和行政院所属机关、部队，以及中央和地方各行政；单位的高级军、政主管人员的任免，必须经过蒋亲自核定，然后交给主管部门发布命令。关于高级行政人员的储备、考核、挑选、任用，蒋介石曾命侍二处第五组负责主管。由于业务范围涉及的方面较广，而且情况也比较复杂，需要调查和研究。

大约在1939年底或1940年初，陈果夫秉承蒋的意旨，提出了，由党（国民党）培植掌握新干部的计划，向蒋建议成立一个独立单位，专门办理人事调查、登记、考核的业务，经蒋批准。为便于蒋的直接掌握和业务保密起见，就在侍从室系统下成立了第三处。

侍从一室第三处成立，蒋派陈果夫为主任，萧赞育为副主任。并在重庆南温泉中央政治学校附近选定了侍从室第三处的办公地址。原来侍五组主管的部份人事资料和它主管的业务，都移交给侍三处办理。

侍从室第三处按照顺序成立了第七、第八、第九等三个组。 陈果夫身兼数职，他经常把精力放在控制陈家党和国民觉中央政治学校的工作上。侍三处的内部业务，由副主任萧赞育负责。侍从室第三处的工作，大体上是按照下列步骤逐步开展起来的。首先，整理原来已有的人事资料，并以此为基础建立其业务，其次，它是通过各种组织，主要是“中央讥练团”的组织，进行联络、吸收和甄选各方面为蒋家王朝忠实服务的人才，最后，他们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人事登记制度，进一步调查、统计和考核，以加强人事的管理和控制。关于待三处人事登记作用，按照他们当时吹嘘的说法是：“一面为集纳人事资料的尾间，一面为供应人事资料的源泉。”以上也就是整个侍三处业务的主要内容。

侍三处成立后，开始向蒋政府有关机关搜集人事资料。他们以军委会（铨叙厅）和考试院锉叙部分别提供的全国各军事机关科长以上人员简历册和全国荐任以上主管人员名册以及全国各机关的概况、隶属和相互关系的资料与统计图表等，进行整理。并把这些档案材料，作为机关登记运用的基础。

在侍三处的工作中，是把组织工作摆在首要地位的。他们是以国民党CC特务组织为核心，采取各种方式，对人事进行联络、拉拢、甄选和控制。据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活动方式，

1．成立所谓“实业计划学会”。

陈立夫是该会负责人。陈立夫原系北洋大学毕业。他本来是学工程的。利用“实业计划学会”的组织，在研究“学术”的保子下，拉拢当时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和知名之士，如大学教授、工程师以及科学研究工作者，通过侍从室第三处向蒋介石推荐。

2．成立“中央训练团”受训结业学员通讯处，隶属侍三处。

派CC系的小头子吴铸人为主任，梁子青为副主任。规定“中训团”受训绪业的学员，回到工作岗位以后，要按时和“通讯处”联系。并规定学员报告的内容。除个人读书、工作和所在机关单位的活动情况以外，还要汇报周围旁人的思想情况。待三处根据汇报，进行考该、登记，择优予以升迁。

随着情况的发展，中训团在重庆办了三十几期，受训的学员越来越多了。在抗战后期，侍兰处取消了学员个人通讯的办法。把各期受训结业的学员，按地区或机关单位组成通讯小组。定期召开小组会，由侍三处指定的小组长负责汇报学员的动态和思想情况。

3．在中央训练团成立高级班。

抽调国民党厅、司、局长和专员级官吏来团受训，期限半年。结业后，由侍三处登记，直接掌握，作为培养使用的对象。

4．控制考铨处。

考铨处是国民党考试院铨叙部派在各地方的分支机关（大约两三个省份设一个考铨处）。陈果夫首先把CC系的人塞进各地考铨处当处长，随即掌握了考铨处。就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侍三处便可以直接指浑各地方考铨处，撒布人事“情报网”，对地方人事进行染指。

此外，侍三处还逐步建立了比较完整的一套人事登记制度和方法。它运用了人事登记的技术，把经过调查和从各个方面搜集到的人事资料，经过分析研究，制成各种登记卡片，同各种原始资料构成人事登记卷。然后按指定姓名和指定范围，制成各类索引片，依照运用程序一索即得。

侍三处人事登记，是把已经参加登记的每一个人，编列一个号码，制成姓名索引片。可以通过姓名索引片，查其已否登记和此人的详细情形。他们的中心工作，还在于分类。也就是把籍贯、出身，职业、专长分成4 大类，进行登记，并制成索引片。

从上列可以看出，侍三处人事登记的目的，是对从“中央”到地方的人事加强管理和控制。对“中训团”各期学员的登记特别重视。据姜超撤同笔者谈话透露，蒋介石在1043年曾手令侍三处甄选20名陕、甘、宁籍的土木工程人才。要专科以上学校毕业，要有实务经验，同时还要曾在‘中训团”受训毕业而目前赋闲的。

按当时正是蒋介石发动三次反共高潮被粉碎以后，解放区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的时期，为什么蒋介石在这个时候需要这么多具备各种条件的陕、甘、宁籍的工程技术人员？其目的和阴谋何在？是颇耐人寻味的。

侍三处把“汉奸”也列入所谓“特种人才”之内。他们公然承认投降敌伪为有“功”，这种人事管理和控制的范围竟扩大到敌伪方面去了。

侍三处于1945年11月间撤销。关于人事考核和“中训团”学员通讯小组领导等项业务，并入以后成立的政务局继续办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