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琳

更新时间:2024-02-29 17:45

刘瑞琳,编审。哲学硕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兼该社旗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理想国”品牌创始人。曾任山东画报出版社副总编辑,《老照片》主编。“理想国”年度文化沙龙组委会执行主席。阅读传统的守望者。

个人经历

刘瑞琳,女。编审。哲学硕士。阅读传统的守望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理想国”品牌创始人,《温故》主编。1993年10月~2003年10月在山东画报出版社任编辑、编辑室主任、总编辑助理、副总编辑。2003年10月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曾获2010年《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之出版界人物”,《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度魅力人物”,河北卫视中国图书商报社“2012读书盛典·年度影响力书业人物”等荣誉。

2022年7月,担任2022海浪电影周艺委会委员。

编辑行当

扛书推销

刘瑞琳1993年进入新成立的山东画报出版社,参与编辑《图片中国百年史》。这部书后来获得了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刚刚成立的山东画报出版社,想尽办法挣钱生存。除了做《图片中国百年史》有人文内涵的书,还通过关系请省长题词,做了一本叫《创业者》的书,其实是找企业家入选,然后按页码收费。当时刘瑞琳不认识什么企业家,就问总编辑,新华书店的经理算不算,总编辑说,当然算。她心里想,书店的经理总比其他企业老总应该容易打交道。打听到当时山东临沂烟台两个新华书店的老总都干得不错,刘瑞琳准备走一趟。她带上已经出版的一些书,顺便推销。尤其是《图片中国百年史》这样的大书,人家只有亲眼见到才能买。她的想法得到领导的支持,借给她一套《图片中国百年史》等书,装了一纸箱,坐火车出发。刘瑞琳从济南到临沂,下火车后背着纸箱子到处打听新华书店在哪里,坐一小段公交车,路上还把裙子给拉破了,又求人用自行车帮忙推了一段,总算到了新华书店。

刘瑞琳没考虑过编辑这个岗位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不清楚这个行当那些有名的大编辑都是怎么工作的,也不理会什么条条框框。她只是凭着自己的直觉去做事情,她关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书。

胆识别具

2002年冬,刘瑞琳在饭桌上听一个记者说,陈丹青有本书在江苏印出来了,又被禁了。之前刘瑞琳在杂志上看过陈丹青的文字,很喜欢,这事她好奇,也惦记。后来她找清华美院的人要了陈丹青的电话,拿到了那本被出版社自我审查过滤掉的书。刘瑞琳一字一句读下来,觉得没有任何问题。于是她来到北京,对陈丹青说:我们可以出这本书。陈丹青问:你确定没问题吗?她说:我相信我的判断。然后陈丹青去济南,配图、排版,很快书就出来了。这本书就是《多余的素材》,凭着刘瑞琳的胆识得以重见天日。

书出来之后,他们去南京做活动。有记者问陈丹青下一本书会写什么,会在哪个出版社出,陈丹青指着刘瑞琳说:“刘瑞琳,她就是我的出版社,我下面的书都会交给她出。”后来刘瑞琳问陈丹青:“你说我是你的出版社,什么意思?”陈丹青说:“也许我在国外生活久了,我只认人,不相信机构。”刘瑞琳说:“如果我换出版社呢?”陈丹青说:“我跟着你走,你就是个好编辑。诚恳、敏锐、果断、剑及履及,这当然就是做好编辑的料啊。”在陈丹青的书被否定的时候,是刘瑞琳的判断给予了支持,而且事后证明,当时的判断是对的。

2003年,刘瑞琳离开山东,加盟广西师大出版社,陈丹青果真把他的所有书都交给刘瑞琳来出。后来又向她推荐木心的作品。当初出版《多余的素材》建立起来的那分朴素的信任,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刘瑞琳说:一直很感激陈丹青,也感激给予她信任的每一位作者。做书,其实是在做人。而作者的信任,就是作为编辑最大的资本。越来越渴望把自己的精力花在真正的好书上面,从容不迫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把书做得更纯粹,也让自己的生命更纯粹。

阅读事业

人书相遇

这些年,刘瑞琳走过很多地方,让她感触最深的是:“在日本地铁里,5个人就有5个人读书看报;在台湾,5个人有3个人读书看报;在香港,5个人中有2个人读书看报;而在中国大陆的地铁中,5个人中往往有两个人在讲话,而另外三个人在听他们讲话。”这是中国大陆的阅读现状。“而我所能保证的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不制造文化垃圾、浪费纸张。”刘瑞琳说。

从2003年加入北京贝贝特,刘瑞琳从没做过教材书,虽然此前这个公司一直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做教辅来养着。贝贝特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直属的分支机构,当年该社试图异地突围,打破偏安西南的局面,于是建立了这个公司,并采用现代企业的管理模式。出版是商业,也是文化。刘瑞琳时时需要在商业与文化之间做取舍、做平衡。于是她的中庸之道是:做出版既要有操守,又不能自命清高、固步自封;既要善于把握机会,又要有定力,有远见,有胸怀。刘瑞琳做的书,除了那些温故历史的旧书,称得上代表作的即是陈丹青的作品集,以及今年备受瞩目的梁文道的随笔集,《我执》和《常识》。偶尔,她也做做畅销书,但那也是走文化路线的。比如《郎朗自传》,比如《米其林旅游指南》。虽然这些书才是北京贝贝特书籍销售排行榜上的常胜将军。

刘瑞琳比较骄傲的是,全国很少有像他们这样做高端书的还能略微盈利。她信奉的是,盈利是靠好书,而不是靠铺天盖地炒作出来的垃圾书。她知道贝贝特的读者群是有坚持有趣味的那一小撮人,所以一直守得住这份寂寞。过去的十年,出版业内的关键词围绕着畅销书、网上书店、营销、网络写手、包装、签售等等一路走来,事实上,刘瑞琳说这些词她都不喜欢,虽然她也不得不跟着去做。而伴随着互联网的冲击,越来越多的人们以为即使不看书也能获得信息。而就在最近,亚马逊电子阅读器Kindle”和巴恩斯·诺布尔的电子阅读器“Nook”,在这个圣诞已经卖脱销了,这让传统的纸质出版业处境愈发尴尬。而刘瑞琳这样的老出版人却多少显得固执,在她看来,浏览信息和阅读,永远是有区别的,“我们阅读的古老习惯,永远无法取代”。而纸质出版在她看来是个思想的传承和文化的延续,它带给人温暖的感觉,这不是其他东西能够替代的。就像出版社与作者、与读者的关系,也是一种人与书维系的温暖。

上来透气

业内很多人对于陈丹青与北京贝贝特的铁杆关系嫉妒得眼红。各种关于天价版税的猜想众说纷纭。而其实,陈丹青只是与刘瑞琳合作惯了,当刘离开山东画报出版社,陈也就跟着转会。虽然当时,他其实并不太清楚这个新东家。出版界对于盈利的渴求,让刘瑞琳感觉大家普遍有种焦急的短视。仿佛过了今天就没明天,先把这个作者抢来再说,只靠高版税来吸引人,根本没有耐心交流、琢磨、维护。“这不是一种从容做出版的方式,我们从不抢作者,那没意思。要是认为用钱能买到一切好的作者,那他就错了。”

2003年,刘瑞琳离开体制内的山东画报社,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北京贝贝特出版顾问有限公司总经理。她没有选择去三联、商务这样的老字号大社,刘瑞琳想做的是一种新型的出版模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当时在全国首先实践了异地建社的设想——北京贝贝特,这属于既在体制内又可以享受体制外的自由。这也正好符合刘瑞琳想要“上来透口气”的想法,那些年在山东画报出版社,让她真实地感觉到出版行业的那些束缚。那几年,整个出版行业改革慢是和“有饭吃”历史的关系很大。“有饭吃”包括两方面,一方面它享受政府拨款,依靠书号生存;而另一方面,靠教材出版,很多出版社日子也过得不错。这也正是喊了那么多年的文化出版行业的改制,雷声大雨点小的关键。而北京贝贝特的这种发展方式,在当时属于介于体制内外之间的一种自由。自由意味着自食其力,但对刘瑞琳来说,一个企业只谈文化,商业上不成功,到最后一定还是走不下去的。

困扰刘瑞琳们的最大问题,还有图书的定价。她时常问别人,花上百元看场电影,还是花一半的钱买本书?而遗憾的是,很多人往往用脚选择了前者。这让她时常困惑,是人们对做书的人充满了失望,还是人们越来越不愿沉思了。

人物评价

短发、干练,每次在活动现场见到刘瑞琳都觉得她行色匆匆,但服饰、妆容却颇为细致,像一本装帧考究的精装书,赏心悦目、内容丰富。作为智慧与坚韧并存的建设者和推动者,从做书到做沙龙,在她手上诞生的,不仅是出版界最响亮的品牌“理想国”,还有出版圈中最为稀缺的理想主义。(潘启雯评)

获奖理由

在2010年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人物”中,刘瑞琳是出版界人物获奖者。她的获奖理由是:

在出版体制的静水中搅动微澜,在民营书商的紧逼下未乱方寸。刘瑞琳和其麾下的北京贝贝特,印证着中国文化及出版行业世纪之交的困境与挣扎。这些年,我们看到她和她的团队不弃出版人的操守与情怀,不断奉献好书,但遗憾的是,他们至今还没有盈利。

扉页名人

读者最初知道刘瑞琳和她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几年前他们出版的一本《袁氏当国》,虽然薄得要命,但已经足够颠覆以往从教科书里得来的那段历史。那一次也是读者第一回知道了唐德刚

对于那些生来对历史不敏感的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历史书让他们对历史有了刨根问底的冲动,从唐德刚开始,到黄仁宇,再到史景迁……一路读下去,竟然掀起了一股“读史热”。读者们发现,当年从教科书里拿来的那点历史知识,竟然差不多陆续都还给了教科书。

后来,刘瑞琳主编了一本叫《温故》的小书。这本介于期刊和书籍之间的出版物,坚持着编者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思考。正如开篇语说的,人类始终生活在历史的投影里。

那差不多是一个开始,之后刘瑞琳的名字不断出现在一些好书的扉页。作为一个书籍出版者,这些年她策划出版了很多好书,但作为个人却始终寂寂。这也许只应了刘瑞琳常说的一句话,只为了人和书的相遇。

自有方寸

她是一个十分低调的人,几乎从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媒体鲜有其专访发表。

她是一个名气很大的女人,这名气不仅仅是在出版业,而且是在中国知识界,她用她独有气质和才艺诠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个国内一流出版品牌全新的魅力。

她是中国出版界唯一一位获得“中国新闻周刊十年影响力”的人物。其“获奖理由”这样写道:“在出版体制的静水中搅动微澜,在民营书商的紧逼下未乱方寸。刘瑞琳和其麾下的北京贝贝特,印证着中国文化及出版行业世纪之交的困境与挣扎……”

她在领奖台上这样说:“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我觉得这种影响完全来自于我们的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是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坚守,他们的良知,在感染和影响着每一个读者,包括我们自己。我觉得这个荣誉应该属于他们。”

刘瑞琳:一个知性的女人,一个精致的女人,一个优秀的出版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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