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宽（1867—1942），字次饶，号厚庄，是近代温州地区热衷社会活动者，勤勤恳恳的地方文化、公益事业者，于清同治六年丁卯十月十三日（11月8日）诞生于平阳县江南乡白沙里刘店（今属温州市龙港市）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

父亲刘庆祥，字玉溪，县学廪生，能诗歌、骈文，尤善篆刻，著有《铁耕小筑印谱》四卷，《诗文钞》各一卷，以授徒为业。玉溪公兄弟四人，大哥铭新，力学早世，妻杨氏，婚后五年守寡，“恸往自裁，家人守之严，谕以翁姑在堂，祖姑年迈，死为不孝，乃止”。二哥四弟都因不事生产而败家。玉溪初娶曹氏，生一女；继娶薛氏，生一女一子，子即绍宽，可是第二年又不幸病逝。当时嫂杨氏已四十二岁，受翁姑之命，抚绍宽为已子，携归张家堡东墩娘家居住。玉溪三娶章氏，生二女二子，子名绍瑀、绍宸。 绍宽小育于杨家，这对他的成长，影响巨大。杨家“世以赀雄于乡”，到了配籛一代，“益折节务儒业，既补县学生，即入赀贡太学”，后以“捐输得中书科中书衔”，成地方有名的乡绅，杨氏即是他的女儿。但他“不事科举，而喜读宋儒书，自律甚严，言动必于礼”，与瑞安孙衣言交甚笃。金钱会起义事时，他组织团练划江自守，保卫江南，以积劳成疾而卒。配籛有三子：长纯约，字逊伯，号小溪，由增生保举训导；次镜澄，字仲愚，晚号愚楼，同治四年生员。“兄弟力学攻文，习举子业，孙衣言见其愚楼文奇之。比官江宁布政使，招往读书官廨，期之甚至。既以省试累荐不售，乃与兄纯约乡 居 教授，一以扶植后进为事，设亲仁社学，月课文字，以教里党寒畯子弟，多所造就”。第三子名镜清，号筠坪，廪膳生，以例贡太学，授文林郎。但因二兄皆受业于孙衣言兄弟，他在家独任田产生计之事。杨氏是他们的姐姐，娣弟间友爱甚笃，他们“定省之暇，晨夕怡怡，暑日之夕，列坐中庭，相与谈经史文字，及国家掌故，名人轶事，皆娓娓可听；冬则列坐曝南檐下亦如之”。这使他幼年即获得良好的熏陶。 六岁，与表弟子誾共同从廪贡生杨琴舟学句读子誾少他一岁，是镜清之子，是一天才儿童，“五岁能读《尔雅》，十岁能作文，十五毕九《经》”，二人互相切磋，学业大进。到十一岁，杨家先后换了四位蒙师，领受了不同风格的教育。十二岁，舅氏分家，杨母携他赁居中仓杨玉笙宅西庑，距舅家约一百公尺，从此走读于舅家。十三岁至十七岁，杨家请来了博通经史又精于八股文的项雨农授课，向科举考试发起冲刺，他仍走读于舅家。十七岁这一年，是他少年得志之时，四月，参加县试，经过四场考试，获得“总案第一”，受到知县汤肇熙激赏。六月通过府试，秋院试，他与子誾均考取了县学附生；冬天，又与同岁的 陈氏 夫人结婚，正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双喜并至，使杨母乐开了怀。 数年来埋头于八股制艺，整日诗云子曰“代古人立言”，这种应试学习造成知识面狭隘，中了秀才后他迫切要求开阔视野。他读了为科举俗儒稍增文虫知识的《经余必读》，“颇深有省，随时摘记之，始知有诸子之书，索取《庄子》、《老子》诸书读之”，当他看了蓝鼎元①（蓝鼎元（1680－1733），福建漳浦人，字玉霖，号鹿洲，雍正拔贡，为大学士朱栻所器重，任普宁知县，署广州知府。曾随兄廷珍入台湾，镇压朱一免起义，著论台湾善后政策，强调均赋役，广开垦以尽地力，弛海禁，提出“生财之道在百工”。尚著有《平台纪略》、《鹿洲公案》等）。的《鹿洲初集》，获知朱熹、王守仁学说的不同，询问杨愚楼，从他那里取来《近思录》，对理学家的修身养性开始关注。但对他震动较大的却是1884年甲申中法之战，8月23日，法舰突袭马江（即马尾）的福建海军及福州船政局，致使南洋海军的旗舰“杨威”号及8艘炮舰，2艘运输舰全部沉没或焚毁，附近40余只炮艇及商船亦大部被击沉，击毁；中国官兵阵亡521人，受伤150人，法国海军仅有5人毙命，15人受伤，船厂被法舰猛轰，船厂设施、仓库及即将竣工的一艘巡洋舰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摧毁，这激发了他的民族意识，爱国热情高涨“束发事诗书，成童习象舞（周代摹拟用兵时的击刺动作，以象征其武功的一种乐舞，此指体育锻炼），时当寇氛动，所志歼胡虏，壮怀每慷慨，刚肠绝媚妩”！ 二十岁，开始教读生涯。这时他已结束了与子誾14年的共学，且已有了长女涉英，家庭负担重。他再也不有任由母亲“日以针黹佐家需，夜则织纴组紃虽深宵严寒，谍谍不休”，“日常食蔬，不设兼味”，过艰苦生活了。第一批学生是王理孚和杨慕俦，次年又增加了陈毓琦，是他妻兄陈寿民之子，加上自己参加县学考试得到的津贴和奖励，杨母高兴地说：“汝能自立，吾无忧矣”。夫人陈氏也能同甘共苦，一家和乐，过着“差堪食力比三农”的生活。授徒工作一直延续到三十岁，因中丁西岁（1897）拔贡且要赴京朝考而中辍，但所授生徒如王理孚等履次考中生员而声名大噪，学生增至十多人，且多有所成就。这与他的敬业有很大关系，他曾说：“作事最易宾主不分明，既以课徒为事，则馆课中课程虽烦碎，皆正业也，而自课诸事，皆旁业也”。 这段时间，他的思想经历了一次飞跃，生活上则饱经磨练。23岁，母杨氏患痢疾去世，享年63，“溽岁秋为疠，高堂祲莫蠲，职亏人子憾，方误俗医延”。他正为不能尽孝而歉疚时，灾祸又一次降临。26岁，本生父玉溪公又卒，原本“家累綦重，遂致屡空藉课徒以供菽水”的父亲，遗下42岁的继母章氏，14岁的小妹，9岁和5岁的弟弟，这都需要他分担“事畜”的责任，家累更加重了。他深感自己“颐养无术”，作《尚志约》七条，中有“营生极力撙节，勿与世俗竞靡自败，致妄思非分财”以自励。为了节省开支，他“立定限，酌一年之用，计日而分之，每日得用钱若干。另置《家用准绳》一册，逐日按限以稽所用之赢绌，有赢则记某日赢钱若干，若绌则记某日绌钱若干，就一年通算，总期达限而止，庶乎出入有径，而靡费可节矣”。而在学习方面，他有幸得到金晦的指导。金晦（1849－1913），号遁斋，瑞安求志社创始人之一，“颜李正传在瓯骆”，颜习斋学派的实践和传播者，且是以“革生”自诩，蔑视科举的叛逆者。他受杨镜清之聘，来到张家堡给子誾授课，次年掌教金乡狮山书院。他主张“时文可不作”，“要专肆力有益之学”，他带来革新的学风，培养了一批颜李学派信徒，使绍宽“始知有习斋之学”，知“经世之务，不在乎戋戋科举”，使他的人生观“自志学以来，至此始一转手”。从1888年开始，他记日记凡十年“未尝间断，检摄身心，颇资得力”。1890年，他从螯江订购《申报》①（《申报》，中国历史最久的报纸，由英商美查（Ernest Magcn）1872年创刊于上海，1909年由该报华籍经理席裕富收购，1949年5月上海解放时停刊。）以冀通晓时事。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非常关注战争情况，对清廷的腐败，日寇的侵诈凶残痛心疾首认为“当局之咎，不可胜诛”。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列强的侵凌，人民的苦难，使他每“展阅邸钞，不禁胸中作恶”。他认识到“船坚炮利，外夷所长，而其君民一体，志虑专精，尤非中朝所可及。讲求洋务者而不此之谋，吾恐购船购炮，靡费不赀，及至交绥，又悉以予敌，自毙当更速也”。相信“由下生上，自然井井有条；由上统下，必无善治也”。他热烈憧憬变法，认为“古今治术，自唐虞一变而为秦，自秦至今又将一变矣”，赞扬华盛顿，明治是“真不世出之主也”。这种认识，在当时可谓凤毛麟角，所以他认为经过中日议和剌激，始富于国家思想，“确是思想认识上的一大飞跃，加上生活上磨练，正如孔子所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他已卓然而立，再也不量般的乡里塾师了。 1897年，他与瑞安董绍昌、陈范、蔡念萱，永嘉陈寿宸，乐清吴熙周等同成为“文行优秀”的拔贡生，并取得赴京朝考的资格。次年四月动身赴京，这年近逢戊戌“定国是”变法之年，朝野上下出现了一片生机。他路经上海，谒见陈虬、宋恕，多所请益，抵京，会晤与孙诒让一样以“文章、道德、勋业著称”的黄绍箕、徐班侯等同乡前辈。他们都“推尊西学，以为暗合三代之法”。六月参加朝考，会试总裁徐树铭极赞赏之，认为可置第一，但因“题目落字”，抑为一等第元，得以保和殿复试。又因“黜于点划之微”而落第。返里时在上海与宋恕作数日之谈，深感他“学有本原，识解超群，诚非易得”，并在日记中留下长谈的记录，成为不可多得的资料。他又与黄庆澄讨论变法形势，认为“谈古法不能治今时者，非古法不善也，古今时世异地；谈西法不能治中国者，非西法不善也，中国形势殊也。参酌古今中外以制法岂易言乎”，现在“顽嚚聋瞽之人布满朝列”，正是男儿奋身救国御侮之时，所以王理孚对他的思想变化有这样评价：“是岁因往来京沪，结识黄仲弢、宋燕生，获闻国学要颂及中外政治之异同，且目睹康梁党狱之谲诡，剌激殊深，浩然有当世之志”。 1899年，他所教的书塾学生慕名来学的越来越多，因此被请到平阳县城西隅俞蔚文宅开馆。金晦时时告诫他“课读时文，戕贼子弟，不为无过，可辍斯业”。又说：“教学童，须命志气开发，勿令萎靡，中国败坏，皆在萎靡之故也”。他萌发改革教育之志，欲约“同志数人，联馆分任教科，设十二目”，包括文字学、经学、哲学、史地、数学、物理、体育卫生、掌故、时务、词章及应试学，把科举时文放在最后，或为应景点缀的课程。但试验未开始，义和团运动已在北方蓬勃发展，瑞平一带也有许阿擂、全宗才为首的拳民起事，江南、小南、南北港教堂均被毁，他参加了杨愚楼为首的江南团练组织，自庚子年元月十四至九月二十二，者在团练局襄办，所谓“庚子随仲舅，乡邦靖氛逆，始知家国忧，匹夫与有责”。但当义和团在八国联军的枪炮中被淹没在血泊，“神拳反”也被乡绅和官府镇压下去后，辛丑辱国和约的签订，而温郡因教案毁坏的教堂及教民受损八百余家，勒令赔款的时候，他深刻地反省说：“赔教之事，民恕颇深，偿款未到，而拆屋偿命之根皆已埋伏，而教民又愚蒙不识大体，扬言以府众怨两愚相搏，其祸仍在眉睫也”。辛丑年他三十五岁，晚年回忆这一段时间说：“自是以后，悲悯之念日深，国身之系日切，较之十年前则大异矣。盖余平生之学问自六岁入塾至二十二岁而一转变，至三十五六而又一转变”。怎样转变呢？他觉得救国必须治愚，而治愚舍教育莫由，他开始把重点转到教育上来。辛丑八月，清廷命各省、府、州、县设高、中、初等学堂，为此致书孙诒让，询问瑞安“蒙学程规”及县学堂开办之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壬寅，年初，在杨氏宗祠授徒，有学生十人，不久，被移任平阳最高学府――龙湖书院山长，十人均转入书院。七月，清廷正式颁布《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章程》、《蒙学堂章程》等所谓壬寅学制，知县胡为和来商办县书院改制为学堂之事，拟移聘他为监督（相当于校长），他愿作教习，主持教务，推陈筱垞为监督，筱垞又让吴承志，自己挂名堂长。平阳县中学堂正式成立。他又与 鲍竹 君在刘店创白沙蒙学堂，竹君任堂长，他时往讲课。县学堂当时是新生之物一切都要摸索，从选择校舍聘请西文教习，招收新生，安排课程直至研究教学方法方式，从实际出发组织班级等，都要他操劳，加上与陈子蕃一同负责中文课，确实“忙冗异常”。次年，学堂增聘了邃于史学的王魁廷子秩，同心协力，学校蒸蒸日上，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将学习与培养爱国情操、锻炼工作能力紧紧结合起来，如与学生谈话时说：“瓜分之说，诸生谅已有闻。向时不学西文、不通西语，尚无大碍，今则处处将与外人交涉，如不通西语，将大有妨害。本地风气不开，视东、西文无甚紧要，外问于东文几乎人人能读，而西文则懵然不知者亦少矣”。他将震旦学院的经验移植到县学堂，如学习震旦“每间一礼拜演说一次，预日出题，命学生预备”，“所议皆国家政要，令诸生知有国事，以动其爱国之心”。1904年开学不久，开了一次演说会，题目是“日俄开战如何结局”，学生、教师都热烈地各抒己见，参加辩论。又可临时出题讨论，如“西人公德致富强之由与兼筹效法之策”等。推行学生自治，如“拟堂中章程三十余条”，“择定堂长四名，照堂章四星期由学生公举一次”等。 这段时间，他对教育的目的，宗旨进行深入的思考，批判了中国科举制度下的教育是“利禄之途开，士为仕而学，其不为士者，举为无教之民矣，即其为士者亦只以学戈利禄而已，而无所谓教育”。所以“欲讲真实有用之学问，而定教育之方针，决自废科举始”。又指出：“今之教育，于教术之何以培材，实学之何以致用，言然不得其端倪，而惟趋向时风，依附未响，刺取《学堂章程》而杂就之，随购各书坊课本而模范之。东涂西抹，自谓竭尽能事，问诸学生智识发达乎？无有也；官能增长乎？无有也；培公德，结团体，有高尚志趣与资格者乎，无有也；”这都由于教育未立宗旨。他强调“热心学问之士，专自造就其国民资格，万不可希冀利禄之心，以致荒废正业。任教育者，须于此准定方针，指示来学”。只有立定这“唯一宗旨，如流水焉，万折必东，始能达所就之目的”。这些，在当时真是石破天惊之论！所谓造就国民资格，即培养有知识、有能力、有公德、能团结，有爱国爱民的“高尚志趋与资格”的人才。一个世纪后，这种真知灼见，不是仍有借鉴的价值吗？ 随着对教育理论的深入思考和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他感到有必要走出局促的天地，到日本考察明治给维新后教育的情况以资借鉴。在孙诒让和温处道童兆蓉的协助下，他与陈子蕃自筹经费，于1904年八月初二起程，十六日上法国轮船并赋诗明志云：“少不如人壮志虚，名场困我廿年余，此行聊补蹉跎憾，敢贩新闻当著书？”二十一日到日本横滨，十月十八日回国，二十五日到达上海。他马不停蹄地参观了从幼稚园，小学、中学、师范，各类专科学校到帝国大学等高等院校，上野帝室博物馆，图书馆、动、植物园等文化教育设施，及东京地方裁判所、监狱共38所，尚不计与旅日同乡的讨论切磋，与日本友人的交往，参观华族女校和农大运动会，到神田三省堂购中小学课本，东京造画馆购图画等教材、饭田町购“幼稚园思物”（幼儿园教具），且经日友人介绍和帮助购得《法典全书》、《职员录》、《小学校事汇》。他欣喜地说：得前二书，“于日本职官、政法可得其概”后一书，“翻阅此书，于办理学堂诸务，可得大半矣”。他总结此行是：“计往来共七十日，足迹大半在于东京，而于西京，大阪、北海道等处未能一涉。良由落拓书生，交游素尠，无钱财以恣远游，无权贵以通声气，徒以热肠忧国，无事可为，自分于教育一途稍竭智虑，庶于国民分子略有补救”。但因“国势衰弱，外侮迭乘，听睹所及，愤慨难已”，更激发了他的爱国热情，奠定了爱国教育家一生奋斗的基础。 日本回来，过瑞安谒见孙诒让，详述观学体会，回平阳后，“以其考察所得，遍语其乡人，不数月而江南一乡，蒙学堂创成十有四区”。他又将所得，写成《东赢观学记》呈请孙诒让，孙大为赞赏，嘱予付印，又寄来序文一篇，邀他同往温州商量郡学之事，认为“平邑诸贤殆无逾吾兄者。“1905年六月温处道童兆蓉接受留日学生”青田陈兰薰（琪），平阳黄溯初（群），永嘉吴璧华（仲镕）等建议，“设一统摄两郡学务机关”，大力推进温处两郡学务。但童不久“猝感暑作古”延至九月，由代温处道程恩培致函各县学界中人，“订期集会”。孙治让特嘱将《观学记》寄一二册给程，让“先睹为快”。平阳参加会议的有绍宽、子蕃、子秩、理孚、仲芸等13等人。大家公推孙为学务处总理，孙提名他为副总理，他坚决推辞，孙更赞赏他“力任学务而不欲居其名”的风格。温处学务分处开办后，他担任编检，实际上“缮定学务处简单”以至其他筹备工作，都是出了主要力量，确是“为教育服务于温州全郡之始”。如主编《学校管理》，协助各县聘请教师、招考学生、调解纠纷、编订课本、为乐清；瑞安60多出外游学者办文申送，修订务本学堂历史课本，忙得不亦乐乎！ 1906年四月，他在同乡京官黄绍箕，徐定超电举，孙诒让、陈介石支持下，就任温州郡学堂监督。郡学创办于1902年，学制混乱，“办理数年，毫无成就（与学务处）密迩咫尺，听其腐败，关碍殊多，讽令改良，如风充耳”，而且“堂中学生腐败之名为五县最”，“大为商家之累，故商家皆以学生为畏物”。他的接任，显然是一个烫手山芋，但他面对困难，毫无畏惧，正如他过去所信守的，立定宗旨，“如流水焉，万折必东”，又如他所钦佩的吴郁周书斋联语：“无坚强不屈之操，难堪托足；为庸俗无知所骂，愈见平心”！有这样的志操，在改造郡学堂的六年中，他的教育事业达到了高峰。首先是整顿学校秩序，严格学校纪律。他排除阻力，斥革了四名害群之马，恢复被排斥的六名优秀学生学藉；制订学校规章守则，在监学石聘南的协助下，贯彻执行，从门房规则至学生请假规则，课堂规则等等，至1908年，形成了一整套《温州府官立中学堂暂定章程》计二十六章。这“不仅在温州为首创，即使全国亦不多见，为温州中学历史上依法治校奠定了基础”。①（郭绍震《刘绍宽对省立十中的贡献》，转引自林勇主编《永怀集》）。其次是因材施教，调整班级，扩充学额。他比照学部《中学堂章程》，重新编排班级，通过考试，调整和淘汰了一批不合格的学生，招收程度相当的插班生，“厘定学制一律为五年，毕业后比照贡生，奖励毕业生出身。这样学生程度比较整齐，可按年级进行教学。学额”由“原来的80名，扩为400多名”。第三，聘请名师，扩充校舍，以身作则，提高教学质量。如亲赴上海，专程聘请毕业于圣约翰的陈守庸为西文教习，月薪120元，而一般教员约30元，他自己也只40元，且在五个班级所兼经学课及国文课，均不支课时费。守庸执教六年，“成绩为浙中诸校冠”。其他教师，都是一时杰出人才，如慈溪洪允祥，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聘为总教习（相当于教导主任）；乐表曹志旦任经学课，国文为陈宗易，陈燕甫、张振轩，数学瑞安岑晴溪，理化金伯昭，法制经济为青田刘祝群，图画汪如渊，体育杭州王瑞侯；及李式揆，刘景晨、高谊、蒋叔南、吴次垣、王子秩等，济济一堂，蒸蒸日上，“成绩于浙府诸校尚占特色”。最后，在扩建校舍，改善教学条件和学生生活上，都煞费苦心。校舍由原来的十亩二分地基，扩充为四十余亩，“校内教室、实验室、图书馆、大礼堂，师生宿舍、自修室、厨房、浴室、厕所等等。及内外大操场，一应俱全，校舍场地如此宽敞，在当时全省是数一数二”。监学石聘南更是同心协力，为学校建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自己同样严定工作“规律，早起必思今日所为之事，登之于册，日间既施为所思，又采听于人；夜则尽检一日所为，而更定明日所应为之事，循此毋变”。1909年闰二月，学堂举行第一次毕业考试，将名列最优等的陈叔平三名学生，报请省提学使转禀学部，遵章作为拔贡奖励，破格留校任教。陈在校任教学教师连续二十六年，以善教闻名，为温州培养了大批数学人才，为温中赢得了“数学摇篮”的美称。 1907年温州师范学堂建成开学，聘他为经学、修身两科教员。1910年春，中学举行第二次毕业试，毕业生18人且赴省复试。但辛亥革命发生后，学校“为省款所掣，至于停课三月，惟甲班诸生得相从毕业，其余风流云散，不复能从容所学”。这使一心扑在教育事业上的教育家，只能“拊心陨涕”了。而这也是徐定超抵温，任温州军政分府都督后千方百计支持的结果。在毕业典礼上，他语重心长告诫学生，“尤亟在于道德的扶植，盖用世不可无才，尤不可无德。有德且才，譬之参、术、苓、桂，为药剂珍品；若才而无德，则乌、附、石、砒，虽有一时取胜之用，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由于时局急遽变化，会计乘机透支挪用，学生伙食费的发给，又要监督伤脑筋，及至多方挪移发给，自己归时已不名一文，由陈守庸、吴郁周各借给一百元，才得回家度岁。 1912年春天，他发函杭、嘉、宁、绍、金、处各中学校长，征求中华民国成立后的办学意见，但开学后有新派私议“学校亦须革命者”，他乃力请辞职，省方多次挽留不得，才予允准，由日本留学回归在校任教的马毓琪接办。他作《留别》诗六首，在《别同事》中殷勤嘱托：“绝学开新境，颓波挽倒流，育才吾党事，岂为稻粮谋”。在《别全校学生》中，表达了“不尽相依感”，叮咛“大难来日事，后望莫辜予”。《别新校长马君》则说：“相期未了事，攻错莫留瑕”，希望多予批评，以改正自己办学中的瑕疵。“归来主郡校，生徒满东瓯”这是他最大的安慰。 离开改名为第十中学的郡校，他又面临人生中第二个高峰，主修九十九卷的《平阳县志》。原县志修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至民国成立，已相隔154年了。民国四年，知事项需“以禁烟罚锾羡余询众择所用”，士绅们都赞成以之充当县志经费，要求续修平阳志，并票选王理孚为修志局主任，聘流寓温州的符璋为总纂，推举绍宽为副纂， 鲍竹 君、周喟、夏克庵任纂修，并聘采访14人。他事先拟定《县志序目》、《说略》、《采访事例》，并移寓县城考棚。8月1日开局后，便全身心投入修志工作。方志是科学的资料书，首先要求详实，他和同事们考察了大量寺庙祠祀，摩崖碑版，学校书院；“全县地形，皆经目验，村名土俗，或藉谘询”；“嫌采访之不详，扁舟载书具笔砚，遍历各乡河流，穷源竟委”。他们充分利用文献、档案、族谱等资料，往东来瑞安玉海楼、杭州文澜阁、南京图书馆，上海商务印书馆藏书处，及福建涵芬楼，阅读、抄摘，不辞辛劳，取得了大量资料。他秉承吴承志、孙诒让朴学精神，实事求是对资料严格审核，并撰《修志辨误》。如周喟撰“名宦传”，误收谢瑾，他查阅了《甬上耆旧集》，“始悉谢瑾鄞人，知平阳府，幼康原稿误收，今删去”。又如旧志“选举志”，将萧振，宋之才定为“重和元年戊戌（1118）王昂榜”进士。但他查证后改为政和八年（1118），因为“考《宋史·徽宗纪》，是年十一月改元，赐第时尚无重和年号，今据改”。就是这样芝麻绿豆小事，他也一定要符合当时事实，其他严谨处可想而知。对一时尚难掌握的，绝不马虎过去，如修“食货志”，“以田赋猝难修定，送县署第二科核对征收数目”。在“再勘《县志》，夜、觉”“学校”“一门缺学田一条，因作函致苏达夫查稿并案”。 在县志体例方面，他有了多方面的创新，如符璋在《民国平阳县志序》中所指出“四善”之一的“体例之善，列学校为专门；物产于食货，仓储，籴运蠲赈附焉，而盐法别厘为卷。山水皆实叙，或自源及委，或自委穷源，不规模《禹经》（《尚书·禹贡》）、《班志》（《汉书·地理志》），如吴氏（吴承志）稿本之泥古”。又如全志结构，卷首为舆图，卷1～59为志，包括舆地志、建置志、学校志、食货志、武卫志、风土志、职官、选举、人物、神教、经藉、古迹、金石、杂事各志，60～62为“补遗、正误、考异”；63～98为“文征”和“诗征”。真是体大思精，为现代修志提供了范例，正如洪焕椿在《浙江方法志考》中誉之为“近代浙江方志之佳作”而董朴垞评曰：“为近出新志之冠”。这是形式方面，在编纂主旨方面，则是“博稽食货诹风俗，将兴教放奠民康”；“愿挽士风敦善俗，待诹吏治起疲氓”，强调了“凡以为民而已”的志书资政，教化作用。如《仓储小序》指出：“古之治者藏富于民，民足则国无不足，故赋税之纳所以给国用也。然使岁馑民流，则赋安从出？此亦为国者所深虑也”。“人物传”，是教化关键所在，他“唯于人物著评论，微文指斥时低昂”。强调“志传后作论断，本为《四库提要》所讥，余窃有取于此，虽被讥不顾也”。在《吴荣烈，林钟英、鲍天兆传》后评论说：“清低赋税，丛弊之薮，谓之天储正供，使民间不得抗议，一抗议刑即随之。黄梅三案皆抑勒之极，使激而上诉。窦待郎几蹈不测，以莅则蒙恶以死，虽事终得值，而夷伤多矣；天兆所控在商而不及官，故为祸较浅，然城狐社鼠，驱除已不易矣”！指出专制统治下赋税的害民，令人警醒。 《县志》从1915年开局，至1925年完成，历时十年。岁月淹迟，时局变化，其词因难重重，都需要他们一一克服。首先是人事的变动，总纂符璋说：“志局甫开，遽以公款为人挪用暂行停办告余，于是谋食他方，全局摇摇”。绍宽与同事们毅然负起全局责任，重行具体分工：“地理选举、古迹诸志，则克庵主之，职官及人物传，幼康主之；金石，拙中主之；物产，则属余弟仲琳主之”。测绘舆图，则浙江陆军测给生张凌霄等七人主之其馀则绍宽“自撰，而 于诸 君所纂之稿，时加参订，人物传增易尤多”。在经费方面，“开局三载”，款即“用渐告罄，陆知事维李为请于省长，附征田赋两年为修刊资，不敷，则志澄先备赀以继”，他“与克庵、拙中自具笔札供役，赓续七载，始得竣事”。但款刻又，需要一批经费，又亲自往各地劝捐，或解决某人困难后由他们乐助。最后在平阳人民支持下，“《县志》将次结束”，他欣慰地说：“十年之功得以告成，虽覆瓿亦无憾矣”。但更值得我们崇敬的、是他排除政治干扰的毅力和作出的钜大牺牲。他在民国十一年《日记》按语中说：“是年选举县议会正会长，不无开费，承亲友为招会，共一千一百四十元，后皆分年解偿，每年偿四之一，四年偿清，不计息，并记于此，以志厚谊。是年所以谋为议长者，以《县志》在刊未竣，恐正副议长或非其人，将有干涉县志，使不能成刊之事。省志停修，亦一殷鉴，此所谓文士自爱其羽毛也。然牺牲金钱与名誉，竟所弗计矣！”实际上，担任议长后，“每开会必岁二次，大好光阴，消磨于无谓谈话中”，他不禁慨叹“至为可惜！”而且，他还要经受闽浙军阀混战对县志工作的干扰：1924年，“闽军入浙过境，县议会副议长被害，志局校勘移到金乡”潘氏塾中，他“与克庵皆往塾中校勘”。工作的艰苦，那些“盛世修志”的人无忧无虑，专心编撰，如仍坐靡公粟，十年无成，那真要无地自容了。 《县志》完成，他将六十岁了，但仍为温区文化事业作出不凡的贡献。1925年，张宗祥任瓯海道道尹，“下车伊始，行视图书馆，目观书籍阙佚，编制混乱，谆谆以整顿为意”。①（潘猛补《乡国富文献，先生探宝多》中引梅冷生到刘次饶信，见《永怀集》。）梅冷生推荐绍宽，经道尹再三敦请，六县教育局长交推，他于5月到任，至1927年秋，他“就严编书目，加以审订，写定影石，曰阅览室检查书目；其平装书别为一目，曰阅览室近著检查书目。一面刊发通启，广征图籍于各省、县，以裨购买力所不足。一时征者，如吴兴刘翰怡、张石铭、周湘舲，嘉兴陶拙存、徐仲可，南海黄秋南，诸氏赠书，凡百数十种，中多精本”。②（孙延钊《刘绍宽与早期籀园图书馆》，见《永怀集》。）任间复著《籀园笔记》，记述籀园馆事情况及观书所得。其所编书目中，所列线装书，都二万四千八百二十八册，平装书计一千三百六十四册，其中包括黄绍基家属捐赠的蔘绥阁藏书九千一百九十五册最为珍贵，他为特编专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