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21 20:47
前田直典（1915-1949），日本著名汉学家、元史学家。1915年11月18日生于京都。父亲名直造。1928年毕业于东京市立临川小学。幼时，随父亲工作的转动，先后转住广岛、札幌、熊本等地。1936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东洋史学科。曾到中国西安等地旅行。1939年毕业，进大学院。导师是加藤繁。1940年因急性脑炎造成下半身不遂，退学。1941年10月复学，受和田清指导。1947年从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期满退学。学习期间先后为善邻学会蒙古研究所、亚洲文化研究所工作。专攻元史。1949年病死，年仅35岁。
加藤繁、和田清
《元朝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
前田直典虽然活得不长，就具体的研究成果而言也不能说有很多，但是，在谈到日本战后的史学研究时，是必须要提到他的。1948年，他发表的“东亚古代的终结”（《历史》第1卷第4号，后收入所著《元朝史の研究》），在日本的史学研究界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日本史学界有关中国历史分期的大讨论。不仅在日本，而且波及到中国。
数十年来，在日本汉学界占有主流地位的，是以内藤湖南为代表的中国史的“上古”（有史之始到后汉中期）、“中古”（南北朝到唐）、“近世”（宋元到清后期）、“近代”（清后期以来）的“四分法”（这是京都学派的分法，自内藤提出后，京都派的学者又多少有些修正，如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等，但基本的框架并无变化。关于内藤的分期法，参见《日本汉学史》第一部。）但是前田对此提出了挑战。认为：秦汉时代到唐代，中国社会并没有时代性的质的区别，所以，这期间不应该像京都派那样，以魏晋为界分为两个时期。他还认为，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时期。而到现代，中国又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他的论文中虽然没有具体论说，实际是主张中国古代社会的“三段说”，即唐以前是“古代”、宋以后到近代为“中世”、近代。他的这一看法和京都派的主要区别，在于对魏晋时代的看法。特别是对这一时期从事耕作劳动的，是否是奴隶的判断。以此问题为中心，史学界进行了论争。
对前田的观点加以阐发，并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是他的朋友西嶋定生。西嶋在1950年的历史学研究会上，发表了《古代国家的权力构造》。在赞成中国历史“三段说”的同时，强调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并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发展学说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观点，对这“三段说”进行了论述，认为中国的古代社会，从原始社会以后，也有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等阶段，这一分期的方法在当时受到相当的支持。是日本汉学界对中国历史分期法的两种主要的看法之一。
前田直典和西嶋定生的这一论说，日本学者认为，实际上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相当的影响。（参见谷川道雄主编《战后日本的中国史论争》，16页，河合教育研究所， 1993年）
前田直典对中国史的具体成果，主要是元代的研究，论文多收录在《元朝史の研究》中。其内容大致分为三类：
1，元代的经济史，主要是货币研究
论文有《元的纸币样式》《元代的货币单位》《元代钞的发行制度和流通状态》《元朝时代纸币的价值变动》等。从货币的角度对元代的经济进行了研究。其中，他所作的元代金银价格指数表，对了解元代的经济发展颇有参考价值。
2，元代的行政制度研究
主要论文有《元朝行省的形成过程》。在此文中对日本青山公亮《关于成吉思汗时代的所谓汉官特别是行省》（载《市村[瓒次郎]博士古稀纪念东洋史论集》）、青木富太郎《元初行省考》（《史学杂志》51-4、5）、谭其骧《元福建行省建制沿革考》（《禹贡》2-1）、《元陕西行省建制沿革考》（《禹贡》3-6）、邓禹嗣《行省的意义及其演变》（《禹贡》3-10）等论著中提出的有关元代“行省”的看法进行了商榷。
他注意到，各种史料中出现的“行省”一词，最初只是在汉人的文化人中使用，渐渐地，在中国的蒙古人也用了起来，到了忽必烈即位时，成了各种人种都通用的话语。他又对蒙古的“行省”的实体进行了探讨，认为蒙古政权中的行省实际上可以分为五类：“外地统治行省”、“路的行省”、“军前行省”、“处理临时事务的行省”、“征讨分省的行省”。这五类中，除了“外地统治行省”以外，连续存在的很少，只有“外地统治行省”是蒙古国初以来到元代末年都存在的地方统治机构。根据对各种行省的考证，他的结论是：“元朝的所谓十行省、中书省有时是尚书省，是和内地（内腹）统治机关相对的，相当于外地的统治机关，其原型在于成吉思汗朝以来的蒙古人或北方人的外地统治样式中，在本质上决不是蒙古人为政者模仿或采用震旦的制度而造出的。”（《元朝史の研究》188页）从而对这一有关元代行政史研究的重要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
3，对民族交通的研究
主要论文有《十世纪时的九族鞑靼》《神应天皇朝的时代》等。《十世纪时的九族鞑靼》已翻译成中文（见中华书局《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9卷，1993年）。此文论述的是宋代王延德《使高昌记》（见《宋史》卷409《高昌传》，《文献通考》卷336《车师前后王传》，王明清《挥尘前录》卷4等所收，王国维有《使高昌记校录》，见《王忠悫公遗书》外编所收《古行记校录》）中所涉及到的“九族鞑靼”。他对这以前日本的小野川秀美、松井等、箭内亘等学者所主张的鞑靼是属于“羌族系统”，主要生活在“河西地区”的看法进行了批驳，认为“九族鞑靼，或阻卜是以漠北的鄂尔浑河为本据的蒙古系的种族。”（见《元朝史の研究》234页）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考证，令人读来饶有兴味。“神应天皇朝的时代”等则从交通史的角度，对日本史上的神应天皇时期进行了探讨。
要之，前田直典不仅在宏观的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上独创新说，而且在元代历史研究的具体考证上也思路清晰，见地深锐，多有建树，显现出杰出的史学才华。他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中国史研究转折的象征。遗憾的是，英年早逝，未能留下更多的成果。悲哉。[所据资料：《元朝史の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7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