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多多承包粉丝厂后，起初作为“大企业家”显赫了一阵子，但终因挥霍浪费、管理不善、弄虚作假，使企业蒙受巨额损失。上级派来的调查组经过查实，决定予以处分。赵多多酒后驾车蓄意报复，不慎小车撞墙而亡。

终于，久经不幸的隋抱朴从赵多多手里接管了粉丝厂。抱朴作为老隋家的长兄，从小身心备受折磨。土改、“大跃进”、自然灾害、“文化大革命”……使他变得心情忧郁，沉默寡言，与世无争。他年轻时，曾与他家的一个女佣桂桂相爱。桂桂后得痨病离开人世。

桂桂死后，抱朴又和老赵家的小葵相爱。抱朴得知四爷爷把小葵许配给了别人，他显得胆怯、失望。小葵不得已结了婚，生了一子，但丈夫又不幸早故。小葵仍强烈地爱着抱朴，但抱朴终因缺乏勇气，小葵又一次违心地嫁了别人。

抱朴曾经久久地守着老磨坊，不断地回忆往事，追溯、解答生活中的谜。他常常研读《共产党宣言》，试图探索贫穷、苦难的根源，他惶感迷惘了几十年，当他自荐担任了粉丝公司总经理后，显得振奋，充满自信心，也显得沉重。

含章刺杀四爷爷，被公安局正式拘留，抱朴终于弄清了二十年前她与四爷爷之间所发生的一切。他悲愤不已，安慰妹妹耐心等着，自己专心写出长长的一份“起诉书”。他对未来充满着希望，认为粉丝工业在洼狸镇重新振兴的日子不会太久远了。

1984年6月，张炜开始创作《古船》张炜用心地写了两年《古船》，写了改，改了再改，定稿时还不满三十岁，而所写故事的时间跨度却有四十年。为了完成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古船》，他“构思、准备前后有四年，具体写作、修改用了两年时间”。谈到这几年的准备时，他说：“我走遍了芦青河两岸所有城镇，拜访了所有的大的粉丝厂和作坊。我读了所能找到的有关于那片土地的县志和历史档案资料，仅关于土改部分的，就约有几百万字。我访问过很多很多的当事人，当年巡回法庭的官员，访问过从前线下来的伤残者、战士、英雄和幸存者”。

1986年五六月间，张炜带着长篇小说《古船》的修改稿到北京。《当代》杂志社副主编朱盛昌在看到《古船》直接写到土改扩大化、错打错杀的第十七、十八章后，认为一定要改。和张炜面商的结果，是由他加了土改工作队王书记制止乱打乱杀坚决执行党的土改政策的一个片断（一千多字）。

隋抱朴

隋抱朴出生在洼狸镇附近的一个村庄。他是当地地主隋迎之的长子。隋家拥有河两岸最大的粉丝工厂，在南方和东北几个大城市里还有粉庄和钱庄，是洼狸镇隋姓、赵姓、李姓三大家族中最具权势和财富的一家。隋迎之突然猝死，家产在一场历史巨变中被没收。赵家取而代之成为新时代宠儿，隋家子弟抱朴、见素和含章沦落为赵家掌管的粉丝厂的工人。见素对赵家一直怀恨在心，伺机重新变成小镇的主人。隋抱朴却执意继承父亲隋迎之的“赎罪遗志”，他是粉丝厂最娴熟的技工，是磨屋一个最静默的人。每遇厂里发生“倒缸”大祸，总是他独挽狂澜于既倒，使这座粉丝大厂重回正常秩序。

隋抱朴应该具有顶天立地的大男子汉精神。但事与愿违，从他七岁那年起，还乡团杀害洼狸镇乡亲，土改运动中兄妹三人隔离接受调查，“文化大革命”期间定性被抄家，母亲自杀后被村痞侮辱，家族产业被仇人抢夺等悲剧在他的身边接连上演。他开始变得胆小怕事，精神上不断地背负种种“压力”，躲避众人，甚至不敢当众开口讲话。隋抱朴心里明白，从小到大的一幕幕惨剧使他患上了一种“怯病”，他的心灵深处将永远被惊恐笼罩着，始终无法摆脱折磨，“从来没有痛痛快快地说过话，身上的血全淤到那里，真想照准自己随便哪里扎一锥子……想是这么想，从来也没有那样的胆子”。

面对自己的怯懦，隋抱朴是苦恼的，但他没有勇气直面病根产生的真正原因，反而是在本我精神受到长期压抑后，开始对自己乃至家族的“原罪”不断反思，以此缓解内心的痛苦。一方面，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虔诚地学习《共产党宣言》，反思书里的每一句话，寄希望于从中寻找出根治“怯病”的良药。另一方面，隋抱朴的反思并没有局限于个人本身，他将自己的忏悔与整个洼狸镇的苦难连在一起。他一直忏悔：“我是老隋家的一个罪人！”他认为正是因为自己家族对镇上粉丝厂的占有，才导致了财产分配不公，从父辈起就亏欠了洼狸镇的所有人，致使大家进入了有粮却依旧穷困的苦难日子。“老隋家的人都是受过大苦的人，他们再也不敢为了自己活着。应该想一想镇史上记了的和没记的，不要认为那些事情多么遥远。洼狸镇人受的苦太多了、流的血太多了；他们饿得厉害，吃树叶吃草，最后把白土的石粉也填进嘴里”。洼狸镇的苦难让隋抱朴的灵魂受到沉痛的打击，以致他的“怯病”在无形中被无限地扩大。他越是怯懦，就越是极力反思自己的“罪过”。他内心中“家族造就的苦难需要自己来偿还”的潜意识使他进入了人性扭曲的死循环，而“怯”与“忏悔”也逐步成为隋抱朴主人公性格中相互抗衡调和的焦点，两者融化统一，既达到了其人性撕裂的张力，也造就了角色更为立体、丰满的形象。

隋见素

《古船》的第二男主角，二弟隋见素是一个生命力顽强的小伙子。从一开始，他就表明了自己的野心：“我要夺回赵多多的粉丝大厂。”他从小就和叔叔隋不召很像，有着强烈的抗暴激情，勇敢、精明，有着强烈的征服心。他是洼狸镇第一个入城经商、回来开小商店的人，他引进了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并公开弃旧迎新。但强烈的家族复仇倾向还是使他不惜一切代价要为赵多多制造“倒缸”，他还阻挠李知常进行设备改进，尤其当他“为赵多多”扶缸而发生与抱朴兄弟间的冲突时以及他联合赵炳与抱朴对抗时，都没有记住哥哥那句“要紧的是和镇上的人在一起”。不只是上面这些，在算账发疯竞标粉厂失败、入城贩卖皮革被蒙骗、企图对付自己的哥哥之后，他患了绝症。镇上见多识广的老中医郭运说：“你刚勇激烈，取势易，可惜淡了后味儿。这与镇上人相去远矣。”

隋含章

隋家的大小姐，作为茴子的女儿，含章也与母亲一样没能摆脱家族出身带来的悲剧。在农村运动浪潮中发展起来的赵家四爷爷，是家族宗法制与政治权力运动结合的产物。他以保护开明绅士的子女为名，利用说一不二的封建家长制作风，将含章带回自己家认作干女儿，并设法救出了她的两个哥哥。但好景不长，在含章十八岁生日的那天，赵炳无视含章的苦苦哀求强暴了她。从此之后，含章的角色形象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她变得异常冷血，时常闭门不出，不敢直面李知常对她的追求，甚至哥哥隋抱朴请求她去看病，老中医郭运邀请她去把脉，都被她冷冷地回绝了，一改之前村里人眼中阳光活泼、开朗大方的大女孩形象。在漫长的十八年苦难岁月里，含章不仅耗费了自己的青春与心血，也失去了自己做人的尊严。

她的角色内部矛盾因为赵四爷爷的欺辱而变得极具张力度。在自由恋爱面前，她知道自己虽然爱着李知常并答应要嫁给他，可身上的“伤痕”让她最终反悔。含章痛恨赵炳，但在肉体上却无法离开，对他还剩一丝丝可怜的性欲，她的内心“被耻辱、焦渴、思念、仇恨、冲动、嫉愤、欲念……各种不同的刀子捅戳着”。于是不同的矛盾心理逐渐演化为她的自我封闭与精神崩溃，在禁锢与反禁锢之中痛苦地挣扎、抗争。一直以来积压在心中的愤恨情感成为含章的爆发点，终于在某个深黑的夜晚，变化为刺向赵四爷爷腹中的剪刀。虽然这样的反抗在许多读者看来似乎来得晚了些，但这种觉醒却是其角色张力最突出的爆发，是人性尊严在受尽磨难后的奋力呐喊。所以，从角色张力的角度来说，含章手里的那把剪刀不只是一把捅破个人紧张对抗的利器，更是整个文本在容纳较多存在因素后的华丽转身，涵射出更多人性意蕴的生命迸发。

茴子

青年貌美而执拗的茴子是洼狸镇的大资本家隋迎之的妻子。在土改运动中，由于资产阶级是仅次于地主阶级的阶层，因此隋家在被赵家借机抢夺地位的同时，茴子也成为争斗过程中的牺牲品。民兵队长赵多多（土改运动前只是镇上的无业游民）对她进行猥亵成为其悲剧命运的起点以及情感释放的高潮点。当时的赵多多仰仗家族势力在洼狸镇上“权倾一时”，顶着民兵队长的头衔在土改运动中为非作歹，奸淫杀害无数女性。此前的茴子对于他的无礼行为做出了回应，但她深知只有反抗才能保存住自己的尊严与贞洁。被抄家时，她拒绝交出家中的正屋，并服毒自杀，以焚毁房屋作为自己对命运的最后宣泄。因此，茴子这一女性角色的塑造也恰到好处地体现了人性的张力。在隋家兴盛之时，茴子一直以高傲的阔太太形象示人，赵多多对她美貌的垂涎也只能是限于脑中的幻想。然而社会的巨大变革，阴差阳错地让茴子的地位一落千丈，家境坠落和情感压抑使她终于无法屈辱地活下去，最终只剩下以自杀来抗争。正是这种人物命运因历史的前后发展而跌宕起伏，使得茴子的角色张力更为突出鲜明，并引发给欣赏者内心感情更加强烈的刺激。

赵炳（四爷爷）

四爷爷赵炳出生于赤贫家庭，在老隋家没落后掌握了高顶街的生杀大权。表面上看他地位尊贵，实则是土皇帝，是大家眼中神一般存在的人物，是封建势力的典型代表，是洼狸镇“老磨”式的尊者。有着封建宗法代言人的他老谋深算，不同于赵多多的简单粗暴，在他权威尊贵的身份之下，是一颗阴毒的心，是典型的双重人格，一半尊长、一半恶魔，极会搬弄权术，见风使舵。他整人的手腕都是一门学问，从不形于色，伪善的面具极其隐秘。如他暗地里拘留了李其生，却又装模作样地舍弃了看媳妇欢儿最后的机会去“营救”李其生。他带着对老隋家最深的报复随意蹂躏含章近二十年，让含章叫他“干爹”。他常常教育众人“不能太过”，显得很有自知之明，可是谁又知道他仗着自己的权力对含章进行了几十年的侮辱。在遭受含章沉痛的反抗后，他觉得自己终于盼来了含章。他自知自己的罪行是对含章的侮辱，也是对老隋家的侮辱，但这可以完成他对老隋家精神上的复仇和自己精神上的平衡，并从中获得快感。他是镇上一切苦难的操盘手，披着“赤贫”和“封建家长制”的外衣，一毒再毒。这类人是真正的阴险，是蝎子般的人物，阻挡着洼狸镇的前进。

赵多多

他充满兽欲，在饥饿年代，什么都敢吃，小说这样写到：“他吃过田鼠、蜥蜴、花蛇、刺猬、癞蛤蟆、蚯蚓、壁虎”。心狠手辣是他的秉性，手段极其残忍。“文化大革命”时期，赵多多作为当年“无敌革命团”头头，在第无数次搜查隋家的时候，碰见不堪迫害准备服毒自杀的小茴，强迫小茴脱下“带有资本主义毒荼”的衣服，要她死不安宁。在小茴不从之下，赵多多用剪刀连皮带肉地绞下衣服，导致小茴惨死，并在尸体上撒尿。在承包了洼狸镇粉丝作坊后，生活虽然富裕了，但赵多多的卑劣行径仍在继续。他对在晒粉场捡粉丝的小孩子喝道：“你们这些小贼！”“惹我火了，把你干掉！”赵多多知道自己坏事做太多，怕人报复，所以，“放一把砍刀在身边是他的老习惯。”但恶有恶报，他最终撞车自焚，自食其果。

隋不召

隋不召作为一个浪漫的航海家，好奇心永远不减。出逃到外面的世界，回来后为死气沉沉的洼狸镇带来了一抹亮色。他时常念叨着地下河的开发和铅筒的后患，但灰暗的洼狸镇，似乎永远不会欣赏这个大孩子身上的美，直到他英雄赴死，人们才发现一种贵重的价值观消失了。虽然侄子见素得了他爱好自由的真传，但不同的是，隋不召不参与洼狸镇的勾心斗角，他的心里只有航海家郑和大叔。他天天拖着酒瓶子，交绊着双脚，孩童般天真地梦呓着。在整个洼狸镇蒙罩着灰色的时候，只有他保持着可贵的清醒。看似疯癫，实则有一种令人震颤的清醒。隋不召浪子般的外表下，有着火一般的热情。他似花朵，浓艳，芳香。他是沉默时代唯一的亮点，只是他没看到抱朴的出山。这个具有抗暴激情的人物，是真正的有识之士。

反思批判

张炜的长篇小说《古船》作为一个承载民族思想的文本，其表层囹圄于伤痕、反思文学思潮下的改革题材，内在形式显现的人性揭示与文化批判，又有着寻根、现代潮流悖论下叙事姿态的妥协，可以说是作为现代与传统的精神角力场，从而引发了社会变革期的集体性焦虑。研究无论是触及人类性角度的内涵深度，对伦理文明的非理性倾向，还是社会思潮背后的意识形态谱系无不彰显着历史文学叙事的立论原点，再现一种现代与传统理念并置的精神寄寓方式。

人性批判

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土地改革运动具有普遍的暴力倾向，而四五十年代的有关土改的小说中，如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和赵树理的《邪不压正》等，都没有直面这种暴力事实。20世纪四五年代的土改小说，只是政治的传声筒，着力于对土改运动的宣传，还来不及对土改当中的错误倾向进行深刻的反思。相比之下，写于20世纪80年代的《古船》中有关于土改的内容不仅不回避暴力的描写，而且还把血淋淋的暴力事件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表现了《古船》对土改中的暴力的深刻反思。

在《古船》中张炜用了很大的篇幅写隋抱朴这个人物的内心剖析过程，在整篇小说中也只有隋抱朴能够对自己的“病”进行自我剖析。从隋抱朴的自我剖析过程来看，在第十七章当中他说：“我知道病根已经扎得很深很深了。我被病折磨着，又不敢仔细探究这种病……”之后隋抱朴就开始转入土改中的暴力事件的回忆当中。由此可见，隋抱朴的“病”是与土改中的暴力记忆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隋抱朴的“病”其实就是土改中的暴力记忆对隋抱朴所造成的精神戕害。土改中的暴力记忆不仅是隋抱朴的“病”，也是含章、见素、李其生等人的“病”，也是洼狸镇之病。

随着隋抱朴的有关于土改的暴力回忆的展开，洼狸镇在土改当中的暴力事件血淋淋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小说中，既写了民兵对地主阶级的暴力压迫，也写到了地主阶级的武装势力还乡团对人民的反抗和残忍报复。正如隋抱朴所说：“镇上的人就是这么撕来撕去，血流成河。”在这里，作者没有明确的阶级立场，而是以一种客观的态度借隋抱朴之口叙述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之间的残忍的、血腥的斗争以及在这场政治运动中人性的扭曲。无论是农民阶级对地主阶级的暴力，还是地主阶级的还乡团对农民的暴力报复都不具有正义性。作者在《古船》当中所显示的政治立场也是模糊的，他批判的不是在土地改革这一政策，而是对在执行土改政策过程中的人的人性批判。

死亡时代

张炜是现实的，在小说中前后40年的时间跨度里，并没有忌讳谈论死亡，而是在开篇就写到了隋大虎的死亡；伴随着小说的前进，其他人的死亡也不断展现在书中。死亡成为了一个主要的元素，它和时代紧密结合在一起，仿佛叙述着另一个寓言——死亡，既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另一个时代的开始。《古船》着重描写了三个时期：土改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以及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三个时期均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时期，并给国家带来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洼狸镇在这三个时期都有人死亡，或以群体为单位，或以几个标志性人物为单位，用死亡来映照历史，映照时代，使其更具有史诗的性质。

土改时期，是镇子第一次经历巨大死亡的时期。先是隋迎之为还债将血液彻底流干，后是他的妻子茴子服毒自杀，紧接着就是镇子上一系列地主“麻脸”“面脸”“叫驴”等遭受严厉的批斗，殒命于时代之中；更有四十多个无名的百姓被铁丝穿成一串活埋在红薯窑中；甚至连妇救会的主人，在遭受身体折磨的同时，还要眼睁睁地看自己的孩子被别人用门分尸。整个时代被一种仇富的心态所操纵，使得原本平均分配的理想走上了歧途，变成广大穷苦人民对少数富人的打击报复。小说中集体死亡的群像，是张炜在向每一位读者真诚的倾诉，国家应该朝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土改时期的路线是要不得的，仇视富裕，一味追求表面的平等，就不会有积极的去创造富裕的生活，更不会有人过上好日子；文化大革命中的情绪也要不得，对知识的敌视使得没有人真正掌握知识，没有知识就不会有前进，而落后也不会给人带来幸福的生活。国家的极端路线是无法给予人民生活希望的，取而代之的是绝望。杀戮在同胞、亲人中进行，而存活下来的人，似乎也没有真的体会到幸福与安定。张炜将自己的近似于乌托邦式的理想寄托在未来，寄托在美好时代之中。

反思现代化

在张炜的小说中，纯真善良的人受到现代化的迫害或者其是受到迷惑的情况屡见不鲜，他们丢失了自己的家园甚至失去了亲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在小说中他总是会在具体的情节发展中暗示出他对这种情况的担忧，《古船》中就出现了很多暗喻现代化技术、现代化生活给传统乡村生活的人带来的消极影响。现代生活在表面上好像在帮助洼狸镇的人们获得更便利的生活，比如李知常安装的电灯还有传送豆子的机器变速轮都让洼狸镇的人们惊呼感叹，可是每一件事情背后都付出了血淋淋的代价。变速轮在粉丝房第一天试机的时候，洼狸小镇最有野性、最自由的老人隋不召就被卷进皮带轮里带上了最高空，最后死的时候血肉模糊，隋不召的死去对整个洼狸镇的人来说都是一种痛苦，仿佛失去了隋不召是巨大的损失，失去了一种凝聚整个镇子的向心力。他是为了救李知常而死，李知常在整个小说里就是“新技术”的发起人，甚至可以说是“新技术”代名词，这里张炜对现代化进入乡村的排斥态度不言自明。还有所谓的地质勘探队进入洼狸镇勘探地质、调查环境却意外的遗失了一个铅筒，给洼狸镇的后辈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在小说最后结尾也不知所踪。隋家老二隋见素不甘于默默无闻，来到大城市做起了自己的小生意，之后却被花花绿绿的都市生活和漂亮的女孩所诱惑、困扰，再加上生意失败心力交瘁竟染上了重病，而这种在都市医院里无法治愈的病却经过老中医郭运的治疗、调养竟然有所好转。五光十色的生活扰人心智，当回归干净纯粹的生活，头脑里复杂多样的念头会因之逐渐变少，那么身体的污浊也会减少。现代文明以及己然被现代文明腐化的地方在张炜看来已经对人产生了极坏的影响。

价值物化观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对人的独立意识和自我价值的肯定，以及对于人的自由意志和个人尊严的高度重视，而张炜小说中表现人文精神的失格主要体现在物化了的价值观念。《古船》中隋见素离开洼狸镇到城里寻找“出路”，但是要想在城市里立足却并非那么容易，小说中借隋见素在这里的碰壁揭示了城市“潜规则”：“他为各种各样奇怪的手续奔波了近半月，进城后又差不多为一些相同的手续奔波了一个整月。”奔走于各大办事处，也和不同官员打交道，消耗了大量从老家带来的钱却得到个一无所有的结局。但他适应城市的速度仍然快得令人震惊：他先是将自己扮作精英、强撑起一个虚架子，骗得一对开小店的夫妇同意他入伙、合资办店。然后“活用”在城市里流浪所得来的经验，把“洼狸大商店”打扮得光鲜时髦，店长的妻子冲调的“劣等速溶咖啡”是披着绅士外衣的色狼假作高深莫测的道具，就连择偶标准也迅速被“城里人”所同化，当打扮得奇异美丽的县长女儿周燕燕出现，便瞬间忘却了对大喜的承诺，抛弃了那个单纯质朴、对自己至死靡它的“乡野村姑”。但是通过投机取巧得来的东西无法长久，随着他从益华股份有限公司手里非法进购的进口衣服被查封，他在城市一展宏图的计划只能终止。然而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早已沁入骨髓，他们对崇高的理想不以为然，当损失惨重的见素看到“时代演说有奖比赛大会”时，眼里心中只看得到“有奖”二字，且脑内迅速总结出赢取奖励的技巧“看谁在规定的时间内能够更多地运用最新词汇。”隋见素不仅对“时代”精神一无所知，甚至面对发表激昂演说的人们嗤之以鼻，殊不知凡俗桃李永远无法理解卓然不群之人的伟大理想。他们自愿成为了金钱的奴隶，他们对金钱的渴望简直从骨子里往外渗，双眼无一例外都被权财的欲火烧红了，张炜用“目光如炬”形容店主夫妇看到见素掉在地上的三百元奖金的眼神，令人思之胆寒。作者在《古船》中通过讲述隋见素在从乡入城的历程中，由一个坦诚率直、善良朴实的农民转变为满口谎言、贪图私利的小人，向世人展现现代化发展突飞猛进的速度相匹配的是文明失落的速度。

象征意象

《古船》有许多象征和意象如种种障碍迷阵，令人扑朔迷离：那铁褐色的古城墙，那喷溅了鲜血的大红马，那不断发出鸣隆声的老磨屋，那支离朽碎通体染血的老船，“倒缸”的神秘恐惧，藏“镭”的恐怖铅桶，见素的“绝症”，赵多多的“自毁”，巨雷焚毁的老庙，跛四隐含预兆的笛音，这一切共同构成了一个神秘的艺术层面，体现出叙述者对人生、自然、现实、历史的疑问、不解、痛苦、矛盾、宿命等主题结构。而这样一个艺术层面，又与作者的温柔、单纯、理解、宽容、执着等形成一种更高层次上的主题结构。

宏大叙事

《古船》写渤海湾一个村镇两大家族的发展史、灾变史、命运史，其中的老赵家在强者的辉煌发达中走向人性的沦落，最后演变为可怕的社会功利性存在形态；而老隋家则因时势而颓败并受到残忍的迫害和侮辱，但他们却始终坚守着自己的生存方式与精神信仰。因此，这首先还是一部有关乡村家族历史的“宏大叙事”，类似的作品经常出自当代北方作家之手；但《古船》不仅在同类作品中出现得较早，而且它一开始就已非通常意义上的乡村历史和乡土文化的审美表现，亦非人们所习惯和熟悉的史诗性手法的运用。在一种比较完美的历史书写和审美书写的基础上，《古船》已经形成了超越家族叙事的非常重要的精神流向。

角色张力

在《古船》中，张炜通过平实的语言艺术，采用多线条的叙述手段，让读者在隋抱朴这一人物主线上感受到与之相连的各个角色之间的力量对抗。在多线条叙事的过程中，作者熟练地将不同的语境紧扣在一起，产生大量的剩余意、中间意。这些意义引起的角色张力伴随着一种节奏，不紧不慢地深入人心，促使读者在阅读审美时感受到了隋抱朴受禁于家族、社会苦难的枷锁，也感受到了源于自身“怯病”的懦弱与无奈；感受到了闹闹追求爱情的痴迷和勇敢，也感受到了孤独的灵魂下她无可奈何的挣扎；感受到了见素煞费苦心希望完成家族救赎却遭到失败的打击；也感受到了李知常对科技的孜孜以求……所有的人物角色中所蕴含的这些丰富内涵都与角色之间的人性冲突造成的张力息息相关。张炜正是以抱朴为核心，塑造了连接弟妹，赵、李家族人等等人物的张力场，才让这些角色背后的人性的张力美得到充分发挥。

人性救赎

在张炜的小说中，心存善意的人即使人性在一定的阶段里有所缺失，但是最后会通过自我或者是他人来获得救赎。在传统与现代强烈碰撞的乡村、小镇，生命实现自我以及他人的人性救赎是张炜20世纪八九十年代长篇小说中经常出现，也是张炜创作持续关注的核心问题。《古船》中隋见素因为不想让粉丝大厂在赵多多的手上发展的越来越好因此想要阻止李知常研制变速轮，可李知常知道变速轮的出现是不可避免的，而为了老隋家的隋不召李知常却犹豫了，由是否研制变速轮就引发了隋不召对李知常的人性救赎，在这里的转换运用到了话语干预，使叙述从李知常与隋见素在变速轮的纠缠上转换到了隋不召对李知常以往的恩情上：“隋不召对于他，也许只有一个词可以概括：恩同再造。’’……一句话就使叙述层面发生了变化。李知常是一个聪明却又懦弱的人，他自认为的罪恶感来自于他的欲念以及由此引发出周围人嘲弄的眼光，而把他从这种罪恶的漩涡中拉出来的人是隋不召，在他在柳树林里做出了所谓的“见不得人”的事情后，受到了洼狸镇人的嘲笑甚至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可是最后隋不召拿斧头劈开了老李家紧锁的屋门救了他的性命，也带给了这个镇子以新的希望。隋不召拯救的不仅是李知常的人性缺失，也是对被传统束缚的人性的救赎。张炜通过话语干预的方式把人性问题巧妙的阐释了出来并且把叙述的故事自然而然的引发出来，张炜用自己的写作笔法把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抒发的淋漓尽致，也展现出了作者个人的心理世界与人性观。

1999年，《古船》分别被评为“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亚洲周刊）和“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北京图书大厦），并被法国教育部和法国科学中心确定为法国高等考试教材。

2018年9月27日，由中国作协《小说选刊》杂志社、中国小说学会、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青岛市作家协会承办的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最有影响力小说评选在青岛揭晓，《古船》入选改革开放四十年最具影响力小说。

《古船》开始创作时张炜年仅28岁，无论在内容、风格还是历史视角方面，都称得上突破之作。张炜创造了中国小说的一座里程碑、一部对一切人类进行言说的作品。（美国中国文学首席学者葛浩文评）

《古船》既有民族心史的深掘，又留出很多正在我们时代展开的难题。所以，在社会改革的舞台和文学的舞台上，它都堪称一块厚重的基石，一次长篇小说审美意识上的大幅度扩展和变迁，一首雄浑深沉的序曲！（中国当代作家雷达评）

《古船》不仅浓缩了80年代中国文学的批判力量，代表了80年代反思加深度，也为90年代的小说设立了一个并不容易超越的水准。（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评）

《古船》断然是五四以来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文学评论界称其是‘民族心史的一块厚重碑石’，言简意赅，正是直指核心的评价。（台湾学者陈晓林评）

《古船》描写的是极左政治与封建残余结盟对农民的残酷的剥夺以及农民对这种剥夺的麻木、隐忍、仇视和反抗。《古船》的政治倾向是明确的，它所揭露和攻击的矛头始终对准极左政治、封建残余。当它把农民自身的弱点当作农民接受外界压迫的内应物来描写的时候，也不惮于痛下针砭。中国农民的古典命运以稍作变通的形式重演于解放后的中国，便是由上述因素的交互作用所决定的。必须彻底抛弃被形而上所歪曲了的阶级论，必须彻底抛弃作为这种阶级论的文学理论反映的机械的典型论，必须彻底抛弃人道主义无论怎样都不能成为一种价值标准的历史偏见，才能正确理解《古船》以三个家族的矛盾结构它的历史的悲剧的合理性。（评论家冯立三评）

《古船》正面描写改革“巨雷”最初在中国土地上带来的沸动，以惊人雄心回溯此前半个世纪的改革“前史”，自问世之初，便被评价为具有史诗品格的集大成之作，也开启了以家族史与地方志透视大时代变革的叙事模式。历史河道中不息的奔流和作者自身不断扩展的文学版图，都为后来者的解读提供了新的参照系。张炜在而立之年创作《古船》时那种“奔涌的热情”与“执拗的勇力”，已凝固在时间中，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宝贵经验的一部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当代》杂志主编徐晨亮评）

《古船》首次发表于《当代》1986年第5期。1987年8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后有不同版本的再版。

张炜，当代作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山东省栖霞市人。1975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刺猬歌》《外省书》《你在高原》等21部；诗学专著《也说李白与杜甫》《陶渊明的遗产》《楚辞笔记》《读〈诗经〉》等多部。作品获“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世界华语小说百年百强”、茅盾文学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特别奖、南方传媒杰出作家奖等。出版《张炜文集》50卷。作品译为英、日、法、韩、德、俄、西班牙、瑞典、意大利、越南等数十种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