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更是首先提出了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问题。他说:“过去和将来国民运动的领导因素都是无产阶级，而不是其它阶级。”“由于这个原因，不要害怕参加国民运动，应站在运动的前列。”

毛泽东也发言说:“在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行不通。所有反帝运动都是由饥寒交迫者而不是由资产阶级发动的。”“不应该害怕加入国民党。”

《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在会上仅以5票的优势(21票赞成，16票反对)通过，这反映了党内对这一决议的真实态度。徐梅坤回忆说:“‘三大’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国共合作及共产党员是否加入国民党”，“这个问题争论得很激烈，一个多星期的会议，大部分时间是辩论这个问题”。

中共三大最终正式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中共三大还明确规定，在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第一次国共合作

1924年1月，国共两党在广州实现了第一次合作，点燃了大革命的烈火，谱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革命的篇章。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坚持民主主义的立场，在反对封建军阀的道路上苦斗着。但无论是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还是反对段祺瑞的护法运动，都遭到失败，这使孙中山处于极度苦闷之中。他对“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国之实”的状况痛心疾首。要想打倒军阀，建立民主政治，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依靠什么样的人，孙中山在继续艰难地探索着。

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五四运动的爆发，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使孙中山受到了新思想的深刻影响和启迪，看到了新的力量和希望，决心联合共产党，对国民党进行改组，改变脱离群众、依靠军阀进行革命的倾向，走新的革命道路。

此时，共产国际和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向苦斗中的孙中山伸出援助之手。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方针，加快了两党合作的步伐。

在孙中山、廖仲恺等国民党人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的共同努力下，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165名代表出席大会，其中有共产党员20多名，李大钊被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大会经过认真讨论与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重要议案。

这次大会，在政治上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成为国共两党和各革命阶级联合的基础；在组织上，承认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一个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的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钊、谭平山、于树德、毛泽东、林伯渠、瞿秋白、张国焘、于方舟、韩麟符、沈定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或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约占委员总数的四分之一，并有多名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担任重要职务。

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这是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开始实践民主革命纲领和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胜利，也是孙中山先生推动中国革命的历史功绩，标志着他一生最为重要的转变。国共合作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公开宣传和组织群众，领导和推动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国共合作

从1937年9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庐山谈话开始，到1947年3月国民党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办事处全部撤出为止，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近十年。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摒弃前嫌、求同存异、相忍为国、相互作出妥协的结果，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中华民族赢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推动中国的民主和进步，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关系和国共关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洗雪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抗日战争的胜利，打破了近代中国在抵抗外敌侵略中屡战屡败的向例，洗雪了近百年的民族耻辱，不仅把给中华民族造成最大危害的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而且为最终推翻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同时，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重要组成部分的抗日战争的胜利，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其突出表现有三：一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中国战场及缅甸等东南亚战场设立中国战区。二是中国“大国地位”的初步确立。1942年1月中国同美、英、苏三国领衔签署26国《联合国家宣言》，1943年10月同美、苏、英共同签署莫斯科会议《关于普遍安全的四国宣言》，1943年11月参加开罗会议并与美国、英国联合发表《波茨坦公报》，1945年又与美、英、苏一道作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三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1942年10月，美英为表示对中国抵抗侵略之尊重，加强相互间之团结，表示愿立即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特权。1943年1月，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相继签字。此后，其他国家如巴西、比利时、加拿大等国也相继发表声明，放弃在华特权，重订平等互惠条约。无论是中国战区的设立，四强地位的确立，还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从根本上讲，都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军民长期浴血奋战的必然结果。

台湾光复

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发布《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因此，《马关条约》属于废止之列，日本对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的统治，从是日起即失去凭借，中国要求恢复条约签订之前的状态。

1943年11月26日，美、英、中三国签署的《开罗宣言》规定：战后东北、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应归还中国。1945年 7月26日，美、英、中三国签署的《波茨坦公告》，再次确定了台湾和澎湖列岛等应归还中国，国际社会表明了支持中国方面诉求的一致立场。

日本无条件投降后，中国政府决定由陈仪任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主持接受当地日军第十方面军十六万九千人的投降。10月 2日，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及警备司令部前进指挥所在台北成立，处理日军集中及受降各事。17日及22日，中国陆军第七十军、第六十二军分别在基隆港和高雄港登陆。25日，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在台北市公会堂（今中山堂）举行。日本原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大将向台湾受降主官陈仪递呈投降书，然后陈仪发布广播演说，宣布“从今天起，台湾及其附属岛屿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权之下。这种具有历史意义的事实，本人特报告给中国全体同胞及世界周知。”日本侵占中国台湾省五十年的历史到此结束。

全面内战爆发，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

1、全面内战爆发

蒋介石一方面与中共进行谈判，同时又不断地发动向解放区进攻。政治协商会议后，国民党政府拒不承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东和东北的人民军队，完全否定坚持八年抗战的东江抗日纵队、琼崖纵队及坚持十四年之久的东北抗日联军。当日本进攻东北时，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放弃了整个东北。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了抢夺胜利果实，在1945年10月空运两个军在秦皇岛登陆，分两路挺进东北。1945年11月，被蒋介石任命为保安司令的杜聿明，率两个军由山海关打到锦州，挑起了关外的内战。在1946年初的两个月内，国民党军队又向这里增兵7个军，向解放区分路进攻，先后攻占抚顺、铁岭、鞍山、营口等地。值此东北内战愈演愈烈之际，周恩来在1946年4月4日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发表对时局的重要讲话，指出：国民党进入东北的军队已达28．5万人，加上政府计划增派的8个军，总数将超过50万，大多数部队都是美械师，其目的是“增加冲突，扩大战争。”国民党在完成了全面挑起内战的准备之后，于1946年6月26日以21万余兵力进攻中原解放区。至此，国民党发动的中国内战全面爆发。

2、第二次国共合作破裂

1946年11月15日伪国大召开和伪宪法的制订，将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破坏殆尽。进入1946年11月中旬，国民党调集三路兵力，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和延安。和平谈判大门已被蒋介石关闭。1946年11月19日，周恩来所率的中共代表团结束了与国民党进行了一年多的和平谈判，返回延安。

1947年1月29日，美国政府决定终止对军事调处执行总部的关系，放弃国共调处工作，退出三人会议，迅速撤退了美方派驻军调部的人员。次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解散三人小组及北平军调部。1947年2月3日，美国驻延安联络团人员撤离。1947年2月6日，北平军调处执行部美军人员撤退。此后，美国政府更加公开地肆无忌惮地帮助蒋介石打内战。蒋介石随即迫使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代表离去。1947年2月21日，国民党首先强迫中共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人员叶剑英等全部撤离。随后又限定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三地代表董必武、吴玉章及有关工作人员于1947年3月5日前全部撤离。同时，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也被封闭。

接着，国民党于1947年3月15至24日在南京召开六届三中全会。蒋介石在全会开幕词中，竭力攻击中国共产党，声称：“政治解决的途径已经绝望”，政府“当然不能坐视变乱而不加制止”。“我敢断定，决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止我们建国工作的完成。”陈诚更狂妄地宣称：“如果真正作战，只需三个月即可击破共军主力……政府用兵之目的在于平定叛乱，非至共军全部解除武装不止。”至此，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了。

3、国民党政权逃亡台湾

1949年1月10日，蒋介石看到败局已定，大陆不保，决定以预支军费名义将中央银行库存黄金90万两及白银、外汇先运厦门再转台湾。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军事失利之后，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与人心动摇之现象，殆非想象所能及，加之战地难民及青年逃奔后方，难以安置，以及沿途伤病官兵无法管理之纷乱现象，更足令人痛心。”

1949年2月26日至27日，台湾举行全省户口总清查。5月19日，台湾省警备司令部宣布自5月20日零时起实行全省戒严。5月26日， 蒋介石抵达台湾，居住于草山宾馆（后改为“阳明山”）。6月11日， 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定设立非常委员会，由蒋介石、李宗仁、孙科、居正、于右任、何应钦、阎锡山、吴忠信、张群、吴铁城、朱家骅、陈立夫12人组成，蒋介石任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8月1日，成立总裁办公室，下设党务、经济、军事、宣传、国际问题、秘书、情报、警卫、总务等9个组和1个设计委员会。10月13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12月8日，国民党“政府”迁往台北。12月9日，国民党“行政院”在台北开始办公。12月10日，蒋介石中央党部迁至台北办公。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至台北办公。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行视事”。

告台湾同胞书

自1949年台湾问题形成以来，大陆始终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进行了长期不懈的努力。1978年，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的发展从此进入历史新时期。《告台湾同胞书》就是在这个重要历史背景下发表的。

1979年元旦，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郑重宣示了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大政方针，两岸关系发展由此揭开新的历史篇章。《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实现中国的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一定要考虑现实情况，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和台湾各界人士的意见，采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办法，不使台湾人民蒙受损失。《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告台湾同胞书》明确倡议，通过商谈结束台湾海峡军事对峙状态，撤除阻隔两岸同胞交往的藩篱，推动自由往来，实现通航、通邮、通商，开展经济文化交流。《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标志着解决台湾问题的理论和实践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自1987年底两岸同胞隔绝状态被打破以来，随着两岸经贸交往、人员往来和各项交流蓬勃发展，两岸同胞交往日益密切。面对两岸交往中衍生的具体问题，台湾当局不得不调整“不接触、不妥协、不谈判”的“三不政策”，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就事务性问题与祖国大陆方面进行接触商谈。鉴于台湾当局的有关文件中明确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追求国家统一，鉴于海基会以“中国的、善意的、服务的”为建会宗旨，祖国大陆方面为促进两岸交流、维护两岸同胞的正当权益、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同意进行事务性商谈，并于1991年12月16日成立海峡两岸关系协会。

两岸三通

1981年9月30日，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叶剑英，在新华社发表谈话时，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对两岸和平统一与两岸往来的一系列重要的政策主张。这也是祖国大陆第一次明确“三通”的内容，即由1979年的“通航通邮”与“经济交流”概括为“通邮、通商、通航”。

台湾方面则将叶剑英委员长的主要主张概括为“三通四流”(即通邮、通商、通航与探亲、旅游以及学术、文化与体育交流)。

2008年12月15日，台湾海峡北线空中双向直达航路正式开通启用，民航上海区域管制中心与台北区域管制中心首次建立两岸空管部门的直接交接程序，标志着两岸同胞期盼已久的直接、双向、全面空中通航变成现实。

1992年11月，两岸两会就解决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问题，找到了解决办法，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

两岸事务性商谈伊始

海协基于两岸交往中的具体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的客观现实，提出在商谈和协议中必须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的基本态度，可以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表述的方式可以充分协商。

1992年8月1日，台湾当局的“国家统一委员会”就两会商谈事务性协议时有关“一个中国”涵义问题作出“结论”，内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但双方所赋予之涵义有所不同”；“台湾固为中国之一部分，但大陆亦为中国之一部分”；台湾当局“已制订国统纲领，开展统一步伐”。这份“结论”表明了台湾当局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和“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追求统一的立场。

为进一步表明海协的态度，为两会达成具体表述创造条件，1992年8月27日，海协会负责人发表谈话，指出这份“结论”确认“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之原则”，“明确这一点，对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表明，在事务性商谈中应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已成为海峡两岸的共识”；同时，针对这份“结论”中祖国大陆方面不同意的内容，海协负责人也明确表示：“不同意台湾有关方面对‘一个中国’涵义的理解。主张‘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反对‘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两个对等政治实体’的立场是一贯的。”

1992年10月28日至30日，海协与海基会在香港就“两岸公证书使用”问题继续进行工作性商谈。对于如何在协议文本中表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问题，双方各自提出5种文字方案，但未形成一致的意见。随后，海基会代表“建议在彼此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各自以口头方式说明立场”，并又提出3种口头表述方案，其中第八案的表述内容是：“在海峡两岸共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双方虽均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但对于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这一口头表述内容，由海基会代表逐字逐句念出，请海协会代表现场记录下来。

海协研究了海基会的第八案，认为这个方案表明了台湾当局和海基会谋求统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虽然提出对“一个中国”的涵义“认知各有不同”，但没有出现具体涉及“一个中国”政治涵义的文字，而海协历来主张“在事务性商谈中只要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不讨论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在得到海基会1992年11月3日来函作出“已征得主管机关同意，以口头声明方式各自表达”的正式答复后，1992年11月16日，海协致函海基会，表示同意以各自口头表述的方式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并提出海协的口头表述要点为“海峡两岸都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努力谋求国家统一。但在海峡两岸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一个中国的政治涵义。”海协还以附件的方式，将海基会的第八方案附在函中。1992年12月3日，海基会回函对此不表异议。至此，双方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1993年8月12日海基会出版的《汪辜会谈纪要》，也记载了海基会在两会同意以各自采用口头方式表述对一个中国原则的态度后，才积极考虑举行汪辜会谈。

达成共识

在“九二共识”中，双方都表明了“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努力谋求国家统一”的态度；对于“一个中国”的政治含义，海基会表示“认知不同”，海协表示“在事务性商谈中不涉及”，做了求同存异的处理。换言之，“九二共识”是在双方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态度的前提下，暂时搁置了对“一个中国”政治含义的分歧。正是在此基础上，两会成功地举行了汪辜会谈，建立了制度化的协商与联系机制，进行了一系列商谈，开启了两岸政治对话，为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九二共识”虽然是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的共识，但其过程和内容均有明确的文件和文字记录，是任何人、任何政治势力都否定不了、歪曲不了的。我们要求台湾当局领导人明确承认“九二共识”，就是要求他回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立场上来，求同存异、搁置政治歧见、面向未来、务实谈判。

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

“九二共识”为两会商谈和“汪辜会谈”奠定了基础。

汪道涵与辜振甫

1993年4月27日上午10时，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正式举行第一次“汪辜会谈”。双方就两会会务、两岸经济交流、科技文化交流等三项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汪辜会谈”对发展两岸关系、扩大两岸经贸、科技合作和人员往来、各项交流产生了积极的作用。签署了《汪辜会谈共同协议》等四项协议。这是海峡两岸高层人士在长期隔绝之后的首度正式接触，是两岸走向和解的历史性突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两岸协商

“汪辜会谈”推动了两岸协商，也带动了两岸交流的蓬勃发展。

再度会面

直至1998年，在两岸同胞的共同努力下，两岸气氛有所缓和，辜振甫与汪道涵才再度会面。1998年10月，辜振甫率海基会代表团访问上海、北京，与汪道涵会长在上海举行了“汪辜会晤”。这次会晤开启了两岸政治对话，双方还达成了包括两岸继续进行政治对话及汪道涵会长应邀访问台湾的“四项共识”。

江丙坤访问大陆

2005年3月，江丙坤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身份访问大陆，这是56年来中国国民党首次正式组团访问大陆。江丙坤表示，此次大陆之行既是“缅怀之旅”，也是“经贸之旅”。国民党方面表示，两岸正值紧张态势，国民党愿意为化解僵局跨出主动的第一步。

江丙坤在大陆期间，先后会见广东省长、江苏省委书记、台办主任陈云林、国务委员唐家璇、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等，大陆方面接待规格相当高。

江丙坤大陆之行，被视作两岸间第一次“党对党”正式接触，台湾传媒更用“破冰之旅”来形容这次行程所代表的意义。同时，双方就加强两岸经贸等领域交流与合作广泛交换了看法，为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60年来国共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

时任国民党主席的连战率领访问团抵达南京，正式开始其在大陆的“和平之旅”。4月29日，连战与胡锦涛在人民大会堂会面，胡锦涛表示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两党就共同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这是六十年来国共两党主要领导人首次会谈，标志着国共两党告别长达70年的恩怨史,在新的条件下开辟了两岸“党与党”对话的新篇章。

连战此次之行及随后的江丙坤、连战寻亲之旅，萧万长的融冰之旅，宋楚瑜的搭桥之旅，吴伯雄的雨过天晴之旅、双赢之旅，共同开启了2005年之后两岸关系有效沟通、坦诚交流的新局面，更为日后的台海交流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岸1949年以来首次最高层接触

胡锦涛在海南博鳌会见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董事长萧万长。萧万长是赢得胜选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马英九的副手，即台湾地区副领导人。胡锦涛以“萧先生”称呼萧万长。胡锦涛说，两岸经济交流合作面临历史性机遇，双方需要共同努力，愿意与萧万长就两岸经济交流合作交换意见，又赞扬萧万长是这方面的专家。萧万长说，很高兴来到博鳌与新朋友旧朋友见面。他说，两岸经济密不可分。

“胡萧会”被认为是1949年以来海峡两岸最高层的直接会谈，同时也预示着台海回暖。随后，国民党方面宣布，将以海基会与海协作为两岸谈判和对话的第一轨道，国共论坛和其它交流 管道作为第二轨道，6月重启两岸对话。同时，还正式公布了实施两岸“直航包机”的具体时间表。而内定将出任“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的江丙坤更是表示，希望让两岸真正消除隔阂，加强双赢与互动。

江丙坤会见陈云林:两会时隔10年再协商

江丙坤率海基会代表团前往北京﹐时隔近10年的海协会与海基会两会协商之门重新开启。这次复谈，将就“两岸周末包机”等议题展开协商，两岸协商大门于此正式打开。

2008年11月，海协会会长陈云林率领代表团赴台湾，针对两岸包机直航新航线及增加班次与航点、两岸海运直航、全面通邮等问题进行协商。这是海协会与海基会首度在台湾举行的协商谈判本次协议内容生效后，两岸全面开启“三大通”。此后，江丙坤与海协会长陈云林到2012年8月举行了八次两岸海协海基两会领导人会谈，签署18项协议。八次陈江会，推动两岸经贸合作贡献不可磨灭。

台湾陆委会负责人王郁琦2014年2月11日率团访问大陆，并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会谈，台湾陆委会主委到访大陆国台办是65年来两岸首次官方接触。

岛内媒体强调，这是1949年国共内战暂停后，两岸首次正式“官方接触”，意义堪比1993年实现两岸交流历史性突破的“汪辜会谈”。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2014年2月18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及随访的台湾各界人士。台湾媒体对此给予高度关注和评价，认为“习连会”描绘两岸前景，习近平最新对台政策论述充满“两岸一家亲”的温情，充实并巩固“一中框架”的内涵。

台湾“中央社”报道说，习近平发表2014年以来最重要的对台政策谈话，以中华民族复兴为主轴，重提“九二共识”。该社援引专家的话说，习近平最新对台政策谈话着重历史、血脉、命运、中华民族复兴，把中国梦与两岸梦相联结。

2015年5月4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

2015年11月7日，海峡两岸领导人习近平、马英九在新加坡会晤，这是1949年来两岸领导人首次会晤。

中国大陆为促进台湾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系列对台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根据国际国内形势发展变化，从中华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发展战略全局出发，在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关于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思想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一国两制”伟大构想，为确立“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江泽民同志提出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丰富和发展了对台方针政策。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大陆就对台工作作出重大决策部署，提出一系列新主张新举措，赋予对台方针政策新的内涵。反分裂国家法的制定和实施，把中国大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大政方针法律化，表达了祖国大陆坚持和平统一的一贯立场和最大诚意，同时表明了全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台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共同意志和坚定决心。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以来，在两岸同胞和各界人士共同努力下，两岸关系发生重大变化。1987年底，两岸同胞长期隔绝状态被打破，两岸同胞交往日益密切，两岸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形成互补互利的格局。1992年，两岸达成“九二共识”，双方在此基础上举行首次“汪辜会谈”。2005年，国共两党领导人实现历史性会谈，达成“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2008年3月，台湾局势发生积极变化，两岸关系迎来难得历史机遇。2008年5月以来，本着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的精神，两岸协商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得到恢复并取得重要成果，两岸全面直接双向“三通”迈出历史性步伐。双方妥善处理一系列问题，保持两岸关系改善和发展势头，推动两岸关系展现出和平发展的前景。今天，两岸同胞往来之频繁、经济联系之密切、文化交流之活跃、共同利益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中国人民维护台海和平、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事业日益赢得国际社会理解和支持，世界各国普遍承认一个中国的格局不断巩固和发展。

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最重要的是要遵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制定和实施的对台工作大政方针，顺应了时代潮流和历史趋势，把握了民族根本利益和国家核心利益，体现了尊重历史、尊重现实、尊重人民愿望的实事求是精神，反映了对两岸关系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从而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我们要继续长期坚持和全面贯彻这些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大政方针，继续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不断向前迈进。

祖国大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巨大进步，是推动两岸关系发展、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雄厚基础和可靠保障，决定了两岸关系的基本格局和发展方向。

实践充分证明，海峡两岸中国人有能力、有智慧把两岸关系的前途掌握在自己手中，通过交流合作增进感情融合、增加共同利益，通过协商谈判积累共识、减少分歧，循序渐进解决问题。

“台独”分裂势力及其分裂活动违背两岸同胞共同利益，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拂逆中国发展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是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威胁，必然遭到两岸同胞共同反对。任何人、任何势力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一国两制”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简称。中国共产党为解决祖国内地和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以及在香港、澳门恢复行使我国主权的问题而提出的基本国策。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内地坚持社会主义制度作为整个国家的主体，同时允许台湾、香港、澳门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在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提出。1979年元旦发表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提出“在解决统一问题时尊重台湾现状”。

习近平强调：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 促进共同发展造福两岸同胞

习近平指出，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走上了和平发展道路，两岸关系发生历史性的深刻变化，展现了合作共赢的前景。和平是宝贵的，和平需要维护。两岸同胞要总结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经验，精心维护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

习近平强调，“九二共识”对两岸建立政治互信、开展对话协商、改善和发展两岸关系，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如果两岸双方的共同政治基础遭到破坏，两岸互信将不复存在，两岸关系就会重新回到动荡不安的老路上去。中国大陆始终把坚持“九二共识”作为同台湾当局和各政党开展交往的基础和条件，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只要做到这一点，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都不会存在障碍。“台独”分裂势力及其活动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企图挑起两岸民众和社会对立、割断两岸同胞精神纽带，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是台海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必须坚决反对。两岸同胞要对“台独”势力保持高度警惕。

习近平指出，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我们发展两岸关系的着眼点和落脚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要两岸同胞共同推动，靠两岸同胞共同维护，由两岸同胞共同分享。坚持为两岸同胞谋福祉的理念不会变，为台湾同胞办实事、办好事的政策措施不会变。祖国大陆注重听取台湾各界特别是基层民众意见和建议，愿意了解台湾同胞想法和需求。祖国大陆欢迎更多台湾同胞参与到两岸大交流进程中来，成为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支持者、参与者。要继续加强两岸同胞交流往来，实施惠及两岸同胞的政策法律措施，扩大台湾基层民众受益面和获得感。祖国大陆愿意让台湾同胞分享大陆发展机遇，愿意为台湾青年提供施展才华、实现抱负的舞台，让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他们的成长、成才、成功注入新动力、拓展新空间。

习近平强调，民族振兴、人民幸福是两岸同胞的共同追求。中国梦既是国家、民族的梦，也是包括两岸同胞在内的每个中华儿女的梦，同我们每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紧密相连。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两岸同胞从来都是命运相连、荣辱与共的。两岸同胞要携手同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希望民革、台盟、台联各位委员深刻领会中共中央对台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充分发挥同台湾地区和海外联系广泛的优势，密切同台湾同胞的联系，促进两岸人员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两岸同胞携手共圆中国梦。

杨毅： “九二共识”是两岸开展协商、建立互信、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政治基础。“九二共识”的核心是坚持一个中国，精髓是求同存异。中共十八大首次将“九二共识”纳入中国共产党代会的报告，明确指出“两岸双方应恪守反对‘台独’、坚持‘九二共识’的共同立场，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

台湾《经济日报》称，从1987年两岸开启纯民间接触的1.0时代，到通过“民间”的海协、海基两会进行2.0时代交流，再到摘掉“白手套”，由双方两岸事务主管部门负责人首次正式会谈，标志着两岸接触进入2.5新时代。岛内舆论期望很高。不过透过台“立法院”给王郁琦划的“不签署任何政治性文件”、“不接受‘一中框架’”等红线，分析人士看到两岸关系进一步突破面临的重重困难，并断言此次会晤象征意义更大。两岸能开拓新渠道对话已然是一大进步。

1．积极促进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及早期收获计划等尽快生效和执行，以利两岸产业和民众尽早受益。及时展开后续商谈并签署相关协议，进一步推动两岸经济关系正常化、机制化进程。

2．推动两岸新兴产业全面合作。促进两岸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的对接；通过规划引导、政策支持、产学研共同参与的项目合作，探索两岸产业合作新模式和新途径，提升合作水平。

3．扩大两岸产业合作领域。继续实施两岸产业合作搭桥项目，鼓励双向投资，推动产业合作试点项目；深化在纺织、电子、精密机械、石化等领域的合作；加强信息、生技、新能源、节能环保、电动车等新兴领域的合作。

4．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提升两岸服务业竞争力。在金融服务、农产品物流、网络服务、观光医疗、电信增值服务等领域加强合作，创造两岸服务业新价值，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提升人民生活质量。

5．加强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链优化整合。鼓励两岸企业通过共同投资、研发、生产及开拓市场等形式，提升产业技术和制造能力，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核心竞争力。

6．推动两岸科技合作，提高自主创新能力。鼓励两岸共同建立研发中心，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机制；鼓励两岸的科技园区、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就新能源、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开展合作；深化两岸技术标准合作，建立沟通机制。

7．协助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引导大陆台商利用大陆实施区域发展规划和扩大内需市场的契机，调整发展策略和市场布局；鼓励两岸中小企业发挥优势，加强合作，增强应对市场竞争和适应技术变革的能力。

8．加强两岸技术、管理人才教育培训的合作。为太阳光电、风力发电、节能环保等产业提供高素质人才，提升两岸新兴产业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

9．建立两岸新能源、节能环保产业（节能车辆、先进电池、LED照明、光电产业等）交流合作平台。定期举办新能源、节能环保项目合作交流；扩大知识产权合作，共同推进产业标准的研究与制定，探索联合组建专利数据库或建立专利许可合作机制；加强两岸氢能领域的信息交流与学术研讨；研商两岸企业参与全球碳交易市场机制的可行性；建设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和消费模式。

10．推动两岸环境保护和环保产业共同发展。促进两岸在发展循环经济、环境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信息交换、环境监测技术与仪器研制等领域的交流合作。

11．支持两岸企业共同开拓国际市场。通过定期发布产业、市场信息，促进两岸产业相互了解，掌握国际市场最新动态，加强对两岸出口企业合作的支持力度。

12．鼓励两岸积极开展应对极端气候的防灾、救灾合作。推动建立气象监测数据、遥感数据的交流平台；开展灾害监测、预警与应急响应的交流合作；通报灾害预警警报，建立定期交流与灾害联防机制；鼓励开展两岸灾害应变及专业救灾人员交流；联合举行应对重大环境威胁的演练；建立重大自然灾害相互救援时的联系协调机制，简化手续，便利两岸专业人员及物资尽速投入救灾。

13．支持制定扩大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的政策，继续加强两岸文教交流，推进交流的制度化、规范化，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

14．鼓励两岸就协商文化、教育交流协议进行规划研究，推动商签工作尽快启动。

15．积极促进两岸在合作编纂中华语文工具书、规范术语和专有名词及建设中华语文云技术数据库方面获得实质进展。

16．继续鼓励和支持两岸青少年参加形式多样的交流活动。

17．加快推动两岸学历学位互认，鼓励两岸学生互至对岸学习研修，促进建立两岸高等院校相互招生的联系与协调机制，建立两岸学历学位证件查验及作业平台。

18．积极促进两岸体育交流合作。加强两岸奥委会、单项协会和各类体育组织及专业人员的交流；继续推动两岸优秀运动员、教练的交流互访和移地训练。

19．建立出版物交流合作规范，继续扩大出版物贸易和版权贸易。探讨两岸图书批发零售业相关促进政策。

20．采取具体步骤，推动尽快实现两岸媒体互设常驻机构。支持制定促进新闻交流与媒体合作的政策。营造便捷、良好的采访环境。

21．完善两岸广播、影视、出版等业界沟通对话机制，鼓励加强两岸文创、数字内容、音乐产业的交流合作，支持制定两岸合作发展文创产业的规划及相关政策，共同开拓海外文化市场。

22．推动落实两岸知识产权保护合作协议，共同维护两岸文化市场秩序，保障两岸业者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