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1-24 15:03
旧中国苦难的人生
1921年2月3日午时,寒风夹雪,周少稷先生在成都原中心区北一街的民房内出生。先生的祖父周亨朝,为咸丰年间成都府第一名举人,祖母蔡氏的舅父为清末兵部翰林尚书,在当时兵荒马乱的年代,虽然没有给先生物质上的富足,但却为他日后取得巨大艺术成就传袭了先天优势。
先生的童年在硝烟弥漫中度过,全家唯一的经济来源于父亲周炳荣做小生意的微薄收入。由于父亲练就了锻造金银首饰的绝活,生意日益发达。不幸遭遇军阀伪造银圆,扰乱金融市场,父亲多年苦心经营的成果几近无存,生活陷入困境。
1937年卢沟桥事变,为躲日机空袭,16岁的少稷辍学到彭县乡下。从此,他辗转于彭县各茶铺听评书。当时,说书人是广汉的张连波,人称川西评书大王。少稷听了一年的评书,丰富多彩的评书内容令他茅塞顿开。他逢场必赶,不错过任何机会,成了有名的“周书迷”。随后,16岁的少稷不顾父母和亲人们的劝阻,毅然出走,带着评书艺人蓝其昌到外地说书。期间,他努力阅读历史书籍,广泛结识著名评书艺人,广搜博采各派所长,为日后事业的发展夯实了基础。
少稷先生不仅热爱艺术,而且向往进步和光明。1943年5月至1944年5月,他在安乐寺做香烟生意,掩护地下党工作。期间,地下党员、老红军周趣涛与他成为挚友。后来,少稷先生又在成都北一街为地下党送情报。
1946年12月,少稷被国民党特务以通“共匪”之名,抓进监狱,受尽折磨。强暴没有使少稷低头,1948年8月至1949年4月,他在成都自费办进步报纸《益报》,任报社经理兼广告部主任。1949年4月至12月又自费办进步报纸《新闻日摘》,公开揭露国民党反共、腐败罪行,后被禁止发行。
新中国使人生辉煌
1950年5月至1951年3月,少稷先生到成都市第七区人民政府工作,时任区长为朱凯。
1951年3月至8月期间,少稷先生正式拜巴蜀著名评书艺人曾树荣为师。新中国的建立,使少稷先生的人生发生巨大变化。少稷先生曾对女儿周善珍说:“艺术信仰比生命还重要,是党给了我艺术的第二条生命,任何时候不能忘记,对于我来说,艺术好比空气和阳光,须臾难离。”
正是他对党的热爱,对评书艺术的执着,为了普及评书,满足广大群众的精神需求,1951年,少稷先生穿上草鞋,从成都出发,日行170里,步行到雅安宝兴县说书,内容是《三国演义》和《玉狮带》。三个月内,他历程日晒雨淋,忍饥挨饿,先后说了近200场,听众无不拍手叫绝。
1952年,少稷先生第二次步行到雅安城区说书,他背着玉米馍从夹金山涉江越岭,走草地穿丛林。当地流行顺口溜:“翻过王母寨,看你骨头在不在;趟过烂草地,叫你身上脱层皮。”为防滑,他在草鞋后跟套上铁码子,每天仍然坚持走170多里山间小路。返蓉途中,先生不慎将演出期间的血汗钱遗失,只好将棉大衣卖了2元多,充当盘缠,一天只吃一顿饭,坚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成都。在这样的恶劣条件下,少稷先生仍然坚持艺术的理想,为人民、为新社会服务。
少稷先生说书气魄宏大,善于用起伏跌宕的情节引人入胜,令听众余音绕梁,产生古为今用之奇妙效应。除此以外,少稷先生培养了不少成功的弟子,如李伯清、彭跃先、程永超、陈光明、达鹏贵等弟子。
1983年5月,少稷先生成为西城区政协文史委员;1986年10月至1987年10月,他又成为成都市政协文史研究员。20世纪90年代初,西城区成为青羊区,少稷先生在青羊区政协文史委担任文史委员至2002年。
周老的评书艺术获得巨大成功和妻子张咏芳女士几十年倾心相助分不开。她在庆祝周少稷从艺60周年大会上的发言颇能说明问题:“少稷爱艺术如生命,我们结婚后,所有家务和教养孩子的事都由我一人包下来,从没让他分过心。因为少稷从小就喜欢评书艺术,与艺术融在一起60多个年头,心里只有自己培植的艺术占据其中,他的那份天赋秉性触动了我,决心终身追随他,跟他在一起守望一份真爱,为他分担一份人生的苦难和艺术的甜蜜。‘艺海同舟相爱深’是我俩的血管里流向府南河,响在心窝里的一首歌。”她还谈到:“没有艺术的爱情,好像山野没有烟霞显不出朦胧美,而没有爱情的艺术好像春天没有草木,谈不上绿色秀。”这就是周老秀外慧中、相伴60载春秋贤妻的心声,读之感人至深。
周老对他的弟子李伯清一直是关爱备至,包括在生活上提供方便,在艺术上帮助他突破传统,走向辉煌。周老曾谈起一件往事:有一次,他到锦江茶馆听弟子李伯清讲评书,发现李伯清对传统评书有所突破,创造出民间喜闻乐见的独特散打评书。于是,他与时任成都市曲艺家协会副主席的罗竞先,还有其他同仁一起,提出“李伯清评书轰动现象”,并于1994年11月11日邀请成都市群众艺术馆、省曲协、市曲协和专家、学者60余人专门召开 “李伯清评书轰动蓉城现象”研讨会,少稷先生在会上为“李伯清现象”总结出五点宝贵经验。
20世纪80年代,他先后与人合作写成《刘湘之死》《成都巷战》,创作出《鸡火状元》《乌木梁的来历》。20世纪90年代,先后写出《庚鼎药房的来历》《西安事变》《身怀三宝无人可敌》《城隍庙的来历》《剥人皮的故事》,还改编创作《烈火金刚》《平原游击队》《红岩》和《烈火中永生》,均为广大听众喜闻乐见,每次说书,场场爆满。1997年,为迎接香港回归,少稷先生创作了《香港之行》,加上其独创的有韵评书《舌战群儒》《慈禧传奇》,备受艺术界推崇。
艺术表演特色
四川评书在清初盛行于四川,以四川方言讲述,说书者一人,以说为主,辅以动作。表演只需一张桌子,一块醒木,一把扇子,不拘时间,不择地盘,书文可长可短,书资可凭听书人随意给付。
四川评书分“清棚”“擂棚”两类。“清棚”是文人下海逐渐转为专业说书而形成,重在文说,以清说为主,妙语连天,偏重文采,以情动人。“擂棚”重在武讲,以“吼喊”为主,注重摹拟形容,力求形态逼真,常用醒木在桌上用力拍讲,刻画书中人物的喜怒哀乐或马嘶人吼,金鸣鼓擂,说书人手比足划,眉飞色舞。钟晓帆和戴全如分别是这两派的代表人物。评书话本分“条书”与“墨书”。“条书”无底本,凭艺人编连故事,立好“四柱”,上台就讲,如《三国演义》《水浒》《清史演义》等,说书人根据底本加工润色,一部书能说三五个月甚至一年半载。成都流行两种评书体:一是散文体,一是有韵评书。有韵评书为两句一换韵,仄押仄,平押平,句子不拘长短,但有节奏。现代书目有《红岩》《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
少稷先生的评书风格属于“清棚”夹“擂棚”,两者兼而有之,说寒令人冷气攻心,说暑如火燎灼肤。他追求用艺术的真、善、美陶冶听众的情操,启迪他们的思维,从而达到精神境界的升华。
少稷先生认为,说书人形象美十分重要。在台上要端然正坐,眼神集中,举止端庄,衣冠整齐,不要东张西望,一举一动都要有艺术规范和文明礼貌。态度热情,语言柔和,待人礼貌,衣着整洁,这种形象美往往带给听众艺德高尚的印象。
少稷先生幼时就阅读过很多历史书,历代故事了如指掌。他常说:“对于历史题材的评书,首先要对历史作真实的反映,让历史发出真实的声音,把历史的真实过程和隐秘的角落都泄露给人民,不要给历史留下可涂抹的空白。健全民族的人文素养,必须从历史血脉活生生的跳动基因中感受到深厚的引导力量。”
先生说某题材的评书时,往往翻阅有关正史、野史进行对照、参考。他说《南宋痛史》中的《三尽忠》时,用了三个多月时间阅读大量历史资料,研究宋史,熟悉历史人物的语言、衣饰、民风民俗等,因而能在台上声情并茂地将文天祥、张仕杰、陆秀夫等历史人物精忠报国的英雄形象,刻画得极其生动、鲜活,听众为之涕泪交加,泣不成声。
少稷先生讲书有三忘之约:“在家忘愁,出门忘事,上台忘我。”他从不讲诲淫诲盗题材和内容,常说:“讲评书是高台教化,不要钱要脸。”
中国曲艺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曲艺家协会副主席、成都市曲艺家协会主席程永玲先生的贺词如下:“周少稷先生数十年来,以弘扬民族民间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己任,积极参与整理优秀传统书目,努力培养评书艺术接班人,热心说新书,说好书,为社会主义事业作出了令人钦佩的贡献。值此机会,特撰一联,谨向周少稷先生表示祝贺,并祝愿周老先生健康长寿:‘一张嘴道尽成都市井近百年掌故,满腔情浇出四川曲苑数十朵新花。’”
弟子雷智华在贺词中写到:“周少稷老先生爱徒如子,注重人品艺德,为评书艺术培养了大批人才,将自己十年来收集整理的优秀评书艺术资料奉献给文化界有关部门,为社会主义新时期文化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