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絜兹先生是周思聪的同事，亦师亦友，两人曾同在北京画院及北京美协任职。1972年的一天，在黑龙江虎林插队的潘先生的女儿潘纹宣在扑灭荒火的战斗中牺牲。潘先生因失去爱女而无比悲痛。他的家人写了好多封信，想通过给潘纹宣争取一个烈士称号来安慰伤心的潘先生，但是最终却没有争取到。潘先生的情绪愈发低沉。为了安慰潘先生，周思聪以潘纹宣这个生活原型为主人公，于1973年创作了《长白青松》。“在画中，周思聪让潘纹宣“活”着回归母校。为了更生动逼真地刻绘人物形象，她向潘先生借了潘纹宣的照片，读了潘纹宣写的日记，还到潘纹宣生前所在的学校写生、访问。这幅作品，一问世就感动了亿万观众，其“红、光、亮”格调和知青题材以及表层的颂扬主题是符合当时的政治大背景的，但更多的观众是被画中在动乱年代所抒写的师生情感、人情味儿打动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幅作品最初的真实意图是为了安慰一个痛失爱女的老人。潘先生的女儿没有得到烈士称号，却在周思聪的笔下成为永恒，潘先生也是深感慰藉。

周思聪与李可染先生的师生情谊更是密切。1958年，周思聪刚刚考入中央美院就登门拜访了李先生。后来，李先生带领学生们到颐和园写生。课后，他挑选了周思聪绘制的一幅画，亲题“颐和园一角”，并推荐到维也纳参展。这幅作品，在奥地利维也纳举行的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青年美术作品展览会上荣获银质奖，这极大地鼓舞了周思聪的艺术热情。1959年，周思聪节衣缩食攒钱买了一本李先生的画集，捧了去见李先生，李先生在上面题写“天道酬勤”四字激励她。李先生去世以后，1996年，一家出版社要为他出版一本画集，根据编辑的要求，画集采用宣纸印刷，里面的作者像就不能采用摄影作品，要用一张白描人物肖像，这样才能保持整体格调的一致。让谁来画这张肖像呢？李先生的家人先想到了周思聪，但随即考虑到她此时已是重病在身，就决定请她的丈夫、著名画家卢沉来画。李家人拿了几张照片去交代给了卢沉，可是后来周思聪还是知道了此事，说还是由她来画，并打电话请李家人又补充了几张照片。之后没几天，李家人接到电话，说周思聪过世了，当时大家都没心情再问肖像的事儿，而且非常后悔，觉得不该去烦劳一位临终的人。后来，卢沉在整理周思聪的遗物时，意外地发现了这张《李可染先生肖像》。这是周思聪在自己的手已经无法执笔的情况下，用两根手指夹着毛笔画成的。当时虽然有照片，而且她也承受着肉体与精神的双重痛楚，但她丝毫没有在艺术上偷懒，并未依着照片敷衍地画，而是严肃认真地创作，画出了她对恩师的独特感受。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仍坚持为恩师绘制肖像，并且是纯粹的艺术创作，真是感人至深。而这幅白描肖像，没有着色，也成了她的绝笔。

杰出的女画家

周思聪是我国20世纪美术史上杰出的女画家，一生留下了不少极具影响力的佳作。在她的艺术生涯中，她曾受教于蒋兆和、潘絜兹、叶浅予、李可染等画坛大家。从她进入中央美院学习到进入北京画院工作，这几位大家一直关注指导着她的艺术，成为她毕生的艺术导师。几位大家和她互励共勉，以才相惜。她用自己的画笔以独特的方式感谢慰藉师长，而且其《画家蒋兆和像》《长白青松》《李可染先生肖像》等具有感谢慰藉意义的作品背后都有着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吴冠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全国政协常委）：“是个真正的艺术家，她的艺术和人品在中国都是一流的。”

朱乃正（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全国政协委员）：在画坛，卢沉、周思聪的“志同道合”、“和谐、默契”，是众所周知的。是新中国时期成长的一代画家中的佼佼者。思聪始终任职于北京画院。周思聪作品满誉中外。周思聪深秀于内，善于把主观情愫和心灵感应化为绘画，是一位人格高尚、追求执著、留下了诸多不朽作品的艺术天才。

王明明（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美协副主席）：“二位老师的作品，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精神、自己的智慧、自己对于新中国的热爱留给了我们，这是一份非常丰厚的遗产，我看到他们的照片想到很多，中国在像周思聪、卢沉这样的艺术家，的确是太少了。因为我72年和他们学画。我今天和大家要讲的是画外的东西，是我们这个时代缺少的东西。一个就是说他们的人品，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艺术家为什么能成为大师。艺术家之所以身后能够得到人民的思念和回顾他们的经典作品，我觉得是一个人在一生中人格的修炼。他的这种魅力我觉得我们当代艺术家忽略了这一点。这点希望朋友们去研究周思聪、卢沉，对他们这些在画外的东西。他们创造了一个高峰，他们夫妇俩不同，可是我觉得我们回顾他们两个人作品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研究他们的人。延续在他们血液之中的就是敬老重文，他们对师长的尊重，我跟了他们20年，他们对每一件事，对他们的老师，他们夫妇俩是非常的尊重，如同父母。对于后学，包括我们的聂欧、杨刚，所有的学生不论你什么样的，每个人都是细心的帮助，去提携。这个就是中华民族艺术家传承的最核心的问题，他有继承，有发展，他发现人才再去提携。在当今美术发展中是特别要提倡的。他们对历史，对于传统的尊重，我在访谈和回忆文章里都在写，我到了画院以后，我钻到资料室，很多非常古典的资料里面都签着周思聪的名字，他都借阅过。我只看过几个人借过这样的书，而且同辈的画家几乎没有借过。我78年到画院，钻到这里面就感觉到，周思聪之所以有那么厚的积淀，就是对传统的吸收、学养。包括卢沉，他从另外一个方面吸收，而且他吸收的对于书法，他们俩是共同这样研究的。所以在这些，我觉得大家去研究他。他们俩是非常好的楷模。”

曾有人说，周思聪是自李清照以来中国最伟大的女艺术家。在美术圈外的人听来，这种评价也许过高，但周思聪的确是公认的杰出画家，给人们留下了丰富的艺术遗产和宝贵的精神财富。她有着超人的天赋和悟性，是新时期以来中国画当之无愧的引领者。前段时间，北京画院举办了“我爱平凡的人——周思聪创作及写生作 品展”以纪念这位女画家的早逝。 是周思聪老师诞辰70周年，她是1939出生，1996年去世的，去世已经13年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基于很多周思聪先生的老同学、老朋友们一直在呼吁，北京画院就举办了一个中小型的特色展览。 这个展览与原来办过的周思聪的展览有所不同，从展览的策划，展品的征集上应该有全新的特点。有感于当今的美术创作状况，在这几年的创作过程中，我感觉到我们在主题创作上的缺失，这些缺失就是因为我们忽视了向周思聪这样的前辈艺术家们学习创作经验，他们的经验是很需要总结的。这些经验包括她在主题构思，立意、收集素材、创作的过程等等方面。基于这些原因，我想通过这次画院策划的展览，通过周思聪在“文革”及80年代的一些创作，与她所收集的素材——素描、速写作品进行对照，以这样的方式来呈现一个周思聪的展览，让大家来了解周思聪作为一位人物画家，一位创作出很多经典艺术的中国画家的创作过程，从中来探索她在创作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希望对当前的美术创作、美术发展提供借鉴。从这次展览作品的来源来讲，囊括了北京画院收藏的周思聪的作品，周思聪家属收藏的作品，还有一位收藏家李志远先生提供的画稿、速写。在这些作品的基础上，我们进行整理、对照、研究、编辑并出版画册，这样就能够比较完整地梳理出周思聪在那个时期的创作状况。

吴长江（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将两位的作品重新呈现给今天的世人，毫无疑问是给我们一次重新感受前辈艺术光彩的绝好机会。我相信在这样全面的展示中，所有观众都可以通过一幅幅作品去体会和理解两位先生兼容并蓄，融传统境界时代精神于一体的创新精神，而这或许是两位先生逝世多年以后我们重新将他们的作品汇聚一堂重新展示的价值所在。”

冯远（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我们应该好好研究周思聪先生的思想和艺术道德，研究她的艺术观。她是中国画的代表。

谭平（中央美术学院副院长）：“他们（周思聪、卢沉）是中国画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开拓者，其创作实践、艺术教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他们的艺术思想是中央美院学术追求与学术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是新中国画发展进程的重要塑造者。”

邵大箴（中央美院教授）：“给了所有观者一次重新感悟艺术、人生的机会，是一次精神体验获得升华的机会。”

郭怡孮（中央美院教授）：“他们是那一时期中国画继承与发展最为突出的代表人，同时也是中国画前进之自觉的倡导者，其做人、作画都堪称后世之表率。”

王进玉（知名艺术评论家）：“单从中国画的笔墨情趣与文化内涵角度考量，周思聪之后似乎就再也没有一位能够被公认的、有足够分量的女性画家出现了。”

作者：臧伯良

前一段时间在整理李可染遗体告别的录像带时，看到了很多画家，这些画家二十年后已有很多已不在世，其中就有新中国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女画家、人物画大师周思聪、卢沉夫妇，周思聪是继即中国近现代史上任伯年、蒋兆和之后著名的人物画大师，她继承了她的老师蒋兆和的中国画传统，周思聪完全没有旧的东西，她在新的时代，推动了中国人物画，往前大大的走了一步。周思聪70—80年代的作品，吸收了油画及素描的体块结构、明暗光线，又大胆的运用了大面积的水墨晕染，把李可染先生山水画的层层叠加技法，运用到人物画的创作中，开创了一代中国画的新面貌，真正是新时代中国画最杰出的人物画大师。

记得1980年的春节，好像是初三，在李可染家里碰到了周思聪，那时周思聪还很年轻，四十左右，她原来是中央美术学院蒋兆和大师人物班的学生，并不是山水班的学生，但她崇拜李可染先生的人品、画品，一直把自己称作是李可染的学生，自从那次相识之后就经常去她家中请教或是能帮他做点什么，三十年前，周思聪住在北京光华路附近，那时候光华路（即东三环，老中央工艺美院对面）还荒芜的很，印象中周思聪是住在六层还是四层，记不清楚了，房间很小，大约也就五、六十平米，卢沉先生是他的丈夫，当时不怎么在家住，周思聪带着孩子、屋里乱糟糟的，好像根本下不去脚，不能想象，周思聪怎么在这间屋子里画画，当时的北京画院还在地安门附近，是个大四合院，也很挤，根本没地方画画，周思聪家楼下一楼还住着一位国画大师张大千的弟子，以画虎著称的胡爽庵先生。

大约是在1986年前后，周思聪、卢沉搬到了老中央美院（王府井大街帅府园），那是一个新盖的红砖六层楼，好像是在三楼，80年代，因为在南方开着画廊，主要以卖自己的画为主，还卖些国内名家的作品，当时周思聪、卢沉的画，四尺三裁的，在荣宝斋也就是百八十块钱，她虽然是一代大画家，可她总是窘窘的像个家庭妇女，臧伯良曾经帮她卖过一些画，记得1985年初，给她结了一笔账，大概卖了七、八张，每次都多给她点润笔，一共800块钱，又给她留了一千块，当时一千块可以拿到周思聪十张画，那个时候，她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病魔折磨得她脸色土灰，她说：“我这个屋子特别乱，根本没法给你画，干脆你就拿一些我参加展览的画吧。”正好那个时候有一个北京女画家联展，展出了她三十几张画，都不太大，都是四尺三裁的和四尺对开的居多，当时她的画风正由写意的人物往变形上过度，那个时候她刚刚拿出了一批彝族少女为主的作品，画的非常精致，线条肯定，结构清晰，脸部还有她以往的傣家少女的风格，非常雅致、漂亮，臧伯良当时连忙推脱：“不不不，这些画是您参展作品，也是您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卖了就实在太可惜了，您还是随手画一些以前傣族少女的老风格的作品吧……”

至今记得她眼中透着不解和有些惶恐，她右手收起画，左手急急的去拿那一千块钱，仿佛是臧伯良要拿回那一摞钱，当时没有一百元人民币的面额，那一千块钱很厚的一摞，她似乎感觉臧伯良不想要这批画，想想，都心酸得想掉眼泪，臧伯良一生都不会忘记周大姐那种期许的目光，臧伯良说：“不不不，周大姐这个钱你先用。”大家知道那个年代生活很拮据，她跟卢沉大哥两个人的工资才100多块钱，她身体那么不好，非常需要营养，她和孩子也需要添些衣服，她总是穿着旧旧的衣服，像个家庭妇女，又聊了一会儿，周大姐仿佛很不安，好像她不愿意白拿别人的钱，她非常希望臧伯良能高高兴兴的拿走一些作品，臧伯良心里非常难过的跟她说：“大姐不着急，这十张画，我以后再来拿。”从此以后，她的身体就越来越不好，王明明我们既是亲戚又是好朋友，他是周思聪的大弟子，所以有什么事，就问明明，这样，一晃就是几个月，曾经在画展和公开场合见到过周大姐，周大姐总是说：“有时间你到我那儿去取画……”可是看到她身体一天比一天差，在公开场合我们相遇的时候，她总是主动跟你打招呼，把你拉到一边，这时候，反而更加非常不好意思，大约是在1987年左右，有一次画展上我们碰到一起，握手时，她的手直直的各个关节都肿的像个木头棒子而且冰凉，臧伯良非常惊愕的问她：“周大姐，你身体怎么这样啊？”她也很难过，没说什么……

1989年12月5号，我们的恩师李可染先生去世，治丧期间她去了可染先生家有四、五次之多，那个时候看到她身体更加的每况愈下，连走路都气喘吁吁的，到李可染先生去世的时候，已经靠药物维持，从此以后，到她去世，再也没有去过她家，因为她那种窘窘的期许的眼神，让人异常难过，想过再去她家，给她送点钱去，但想想她一定不会要，她还会提起前面那十张画的事，从1986年离开她家，就听王明明说她根本不能画画……

周思聪一位新中国培养的女画家，一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女画家，苍天就这样折磨她，57岁便离开了人世，一位平凡而又伟大的女画家，走过了她57年的短短的艺术生命历程。 （摘自臧伯良回忆录）

百合花凋谢了

周思聪去了，正当她的盛年，疾病最终夺走了她无穷的创造力。然而，她那宁静淡泊的品格，冰雪聪明的天资，继往开来的才智，以及她对静谧大自然和平凡人们的热爱，却永远凝结在她的作品中，留驻在众多同行和无数观者的心灵深处，默默地焕发着永恒的光采。 毫不夸张地说，周思聪不仅是新中国女性画家中德艺双馨的出色代表，而且更是本世纪后期中生代里最优秀的画家之一。她的创作，突出地体现了二十余年来中生代画家的沉思与勇进，集中反映了新时期中国画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周思聪资质颖异，英才早发，五六十年代即是中央美院附中和中国画系的高材生。在名师指导下，主攻写实，兼攻写意。在九年的刻苦努力下，炼就了扎实全面的基本功，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基础，敏悟了传统笔墨的表现力，始以山水画获世界青年联欢节奖，继而遵从师教专攻人物。至七十年代，她便以表现时代心声又具有高强水墨写实能力的《人民和总理》《清洁工人的怀念》（与其夫卢沉合作），名满艺林，卓成大家。

青年时已负盛名

周思聪是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女画家。她天资颖悟，从小喜爱美术。她上小学，就以得天独厚的艺术禀赋引起美术教师张怡贞的重视。1955年她进入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接受严格的素描基础训练，又得到老校长丁井文的特殊关怀。1958年她以优异的成绩升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有幸亲得李可染、叶浅予、蒋兆和、刘凌沧、李苦禅、郭味蕖、李斛等名师的指授。连续八年的专业训练，使她打下了坚实的造型和笔墨基础，成为一名品学兼优的高材生。周思聪是很重师生情谊的，她终生感念师恩，这也是很难得的品格。 1963年，她从美院毕业，分配到北京中国画院做专业画家。这使她获得更多的学习传统和创作实践的机会，在艺术上更快地成长起来。1964年，“首都中国画展”上展出了她的《朵朵红花送模范》《女清洁工》《纺织女工》三幅作品，显示了这位女青年画家的出众才华，也说明了她的创作方向和道路。

周思聪走上学画道路的青少年时代，新中国充满了一片光明和希望。歌颂新中国，歌颂革命领袖和劳动人民，一直成为她美术创作的主题。她坚定走党所指引的道路，从美院创作课开始，不断深入生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部队去接受锻炼，参加劳动，和工农兵交朋友，为他们画像，表现他们的斗争生活。多年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使她的思想更开阔，道路更宽广，艺术也更成熟了。

1966年，文革开始，她和其他人一样被迫停止了创作。1969年她与画家卢沉结婚。她俩是生活上的伴侣，事业上的合作者，有一子一女，日子过得紧迫，但是默契、和谐。在家庭中，她是贤淑的妻子、慈爱的妈妈、孝顺的媳妇，繁重的家务劳动耗费了她过多的时间和精力，业务荒疏和生活重负使她陷于两难之境，她的心情一直不能平静。70年代她才重新捡起了画笔，她的创作热情，如地下岩浆进发，画出了许多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的作品，受到群众的赞扬和欢迎。1973年她创作了《山区新路》，通过一个可爱的山村小姑娘给修路的工人叔叔送水的细节，反映了山区建设的面貌。同一年她又画《长白青松》，歌颂了志在边疆的青年一代，描绘两个军垦战士手捧长白山的幼松，回母校向老师汇报和表决心。画中主人公原型是在北大荒一次扑灭荒火中牺牲的我的女儿潘纹宣。这幅画笔笔饱和着作者的激情。

盛名之下亦不飘然

周思聪20几岁就已负盛名，一向谦虚的周思聪在盛名之下，非但没有飘飘然，反而向自己提出了更艰巨的任务。她要在平凡的人物中开掘更深沉的精神内蕴，在写实手法中参以不拘于写实的因素，在已为人们喜闻乐见的风格中真正洗发出特立独行的艺术个性，为此也大胆地向国外艺术寻找他山之石，有所借鉴，有所吸收。八十年代初，她创作的《矿工图》，体现了这种努力。该图已由关注时代的心音转为对普通劳工昔日苦难与忧乐的潜入，由情节性的突显转为绘画性的强化，由符合“三一律“的客观时空转化为突出情感的心理时空，由写实的造型转化为不无夸张的造型。她开始向着超越既有的成绩和师辈的经验而变法图新迈出了关键的一步。《矿工图》无疑是周思聪殚精竭虑的力作，追求着深沉的思想内涵和震撼人心的艺术力度。然而，就其性情而言，周思聪毕竟是文静含蓄而温和的，为了画出更符合本真的艺术风采，她进一步从矿区走上凉山，从理解饱经沧桑的老矿工、铭记民族的苦难，走向与边疆彝族妇女的内心沟通、体验现代文明未曾沾溉的生活方式与情感状态。

她的初衷未必止于创作风情小品，但通过彝女的平凡生涯来吟味生活，表现平凡安静中的内美，恰恰符合了周思聪的个性。稍后，突然降临的长期病痛，夺去了她身临其境地体察生活的条件，指腕的强直，更使她无法胜任宏篇巨制。但难以想象的病魔摧折，不仅没有使坚强的周思聪搁笔，反而磨练了她的意志，升华了她的精神，使本来安静内在的她更加宁静淡泊，更加摒弃俗累，在返朴归真中，透彻了人生真谛，了悟了艺术奥秘。自此，她的人物画由外物的感知化为内心的披露，由描绘化为抒写，由精严生动化为简练、虚静、率真和稚气，由激动情绪的表现化为静默无言之美的吟唱，虽然不免也流露出一些苦涩与荒寂，但一样饶于真情远思而耐人寻味。八十年代后期的彝女小品，正是如此。从中可以看出，这时她人物画的风格意蕴已经彻底走出了师辈的门墙，在水墨写实风格之外形成了唯她独有的风采，显示了优秀的中生代画家不因袭前人也不因西风猎猎而迷失自我的识见与定力。

病痛之中仍不颓废

她更晚些的创作，《儿戏图册》完成于1990年，《高原风情图册》完成于1993年。这时，她的病痛有增无已，但绘画却进入彝女小品时期更清明真率的境界。《高原风情图册》的取材，已不限于彝女，其它高原少数民族的女子也出没其中，而且颇有一些童心未泯的少女和少妇。她们仍在从事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未息的平凡又平凡原始又原始的劳作，有收获，有负薪，有上集市，有绕线，有浣纱，有敬茶，时而也有家居和少男少女的幽会。像前数年画彝女一样，周思聪没有描写画中人的亢奋与激动、歌舞与狂欢，而是在最习见的生活常态中，表现那朴素、自然、真诚的无言之美。不同于以往所画彝女之处，是更加宁静、清明、虚灵与深挚了。苦涩味几乎不见了，能见到的恬静自得，荒寂感也几乎没有了，有的是与大自然合而为一的身心的充实。是的，她在画中女子身上，寄托了自我，但这个自我已有点悟入天人之际了。

就画法而论，显然已成功地借助速写的灵动、写意画的笔墨、儿童画的雅真，改造了刻意求实的写实作风，形成了疏简、虚淡、空明、雅丽而依然充实的艺术语言。人物略有变形，变而愈美，神秀而体壮。环境以少胜多，点到为止。用笔简无可简，自成描法，若断还连，外柔内刚，虚中见实，秀而厚，劲而苍。用墨更加惜墨如金，于中见湿，似有若无中形成某种斑驳陆离的肌理感。布色则以灰白色块与鲜明补色比衬，仍保持着八十年代彝女小品的和谐，却已由灰调子变为合雅明丽。观赏这一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的册页可见，周思聪把炼狱般的病痛留给了自己，却同时把静美与光明留给了人间。

《儿戏图册》无论画蹒跚学步，相互喂食，结伴上学、给羊喂食，采摘野果，点燃爆竹，还是拾贝、剥莲，都惟妙惟肖地刻画了儿童天真无邪的动人情态，充满感情地歌颂了他们的成长，表现了他们在认识世界中获得的乐趣。人物画法大体与《高原风情图册》相近，但更少艺术加工的痕迹，真是信手拈来，皆成妙谛。主于环境的点染，则发挥了写意花鸟画的精诣，即此亦可见她才能的全面。这时，已逾知命之年的周思聪，却在心态上返回了童年，不是童年的幼稚，而是那纯真未经俗世污染的赤子之心。惟其如此，她才能创造出上述精妙的作品。也许，严重的疾病，并未影响她对商品大潮下人心异化的忧患，也许她的忧患意识使她寄望于天真纯朴儿童的未来。郑燮题李鱓《秋稻晚菘图》曾曰：“几点濡濡墨水，一幅大大文章“。对周思聪的童戏图，亦可作如是观。

《儿戏图册》中斗蟋蟀，不禁令人想起李可染的类似作品，对周思聪晚期人物画的艺术渊源有所顿悟。实际上，从《高原风情图册》到《儿戏图册》，都表明周思聪从得益于蒋兆和兼采赤松、丸木和西方现代技巧的《矿工图》画法中走出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借经了可染人物的。不过，叶浅予以速写入画的生动性，刘凌沧用笔设色的雅丽，李苦禅和郭味蕖花鸟画的笔墨，都已在周思聪的胸中和腕下厚积而薄发同时化入我法而自出机杼了。正因为周思聪既善于继承又勇于创造，她才在描绘平凡生活中诗意的领域中，开拓了中国人物画的审美领域，丰富了人物画的艺术语言，为后学者积累了沉静而非浮躁深入而非浅层地师古而变、学洋而化的宝贵经验。

2023年5月，根据《国家文物局关于颁布1911年后已故书画等8类作品限制出境名家名单的通知》，其代表作不准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