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北伐军打到河南信阳，为了动员更多的人支持和参与北伐，在潭家河镇办起一所免费补习学校。周惠年不仅再次得到上学的机会，而且接触了中共地下党员，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等革命思想，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边上学边做党的秘密交通工作，配合北伐。

周惠年早年就由父母包办定下了“娃娃亲”，婆家是地主。周惠年整天在外贴标语、组织集会、甚至登台演讲等等，惹恼了婆家，“未过门的媳妇，整天在外抛头露面，太不成体统了”， 不仅强迫她提前嫁进门当童养媳，甚至策划抢亲。在党、团组织的干预下，周惠年退了婚，摆脱了自己根本不情愿的“娃娃亲”，全身心地投身北伐宣传。

然而，1927年6月19日，信阳红枪会叛乱，中共信阳党、团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同党失去了联系的周惠年，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逃往鸡公山。因遭遇红枪会搜山，刚到山脚铁道边的周惠年，见恰有一辆火车开来，便不顾一切地跳了上去，在她看来：反正是待不下去了，还不如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党组织。

周惠年辗转到了武汉，见到自己参加革命的介绍人，并被党组织要求回到信阳，准备“潢川暴动”。暴动开始之前，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不让女同志参加，加上周惠年年龄太小，提出要她疏散回家。因周惠年坚决反对，只好被派到县委机关做地下党的交通工作。由于周惠年年龄小暂不能转党，而被决定“挂党”。 周惠年的主要任务是住机关、买纸、买菜、印送传单、送信、送文件等。为了工作方便，周惠年经常戴顶帽子把头发藏起来装男孩子，与另一女同志结伴相互掩护完成任务。别看周惠年经验还不足，但她利用女同志的便利条件，大件东西缠在腰件，重要文件和信等小件放在鞋里，别在袜筒等地方，每次都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由于受左倾盲动主义的影响，地下党片面强调以武装斗争夺取大城布，没有认识到艰难险阻和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必要性，暴动于1928年初以失败告终，周惠年被捕。后被当地颇有声望的中共地下党员邱相顺，利用绅士身份保释。

不久，周惠年被派往信阳平民工厂，搞工人运动。1929年“十月革命节”的夜晚，周惠年和几位工人党员贴标语、撒传单时，被发现并暴露身份。而恰在此时，因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交通局往返河南、上海的交通线，缺一个女交通员，经反复考核，选定了周惠年。周惠年因而成为“中央交通局第一女交通”。中央交通局工作归属中央政治局，受周恩来直接领导，工作独立，对外绝对保密，人员的调配安排是事先周密调查研究、经组织严格审查考核确认。

由于在上海单身女性租房子比较困难，且易引起敌人和外人的注意与怀疑，因而单身女同志只能与男同志假扮成夫妻租房，建立机关或秘密交通联络点。周惠年也被要求与河南交通员小刘假扮成夫妻。可周慧年毕竟还是一个情窦未开的姑娘，一听如此安排，便因难为情而提出要去苏区或去工厂搞工运工作。领导严肃地提醒周慧年：“你是个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党的分配，在工作上没有理由讨价还价。”周慧年再也没讲二话，服从了组织决定。

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小刘动了真情，爱上了周惠年。一天晚上，小刘正式向周惠年提出结婚。周惠年吓得不知所措，突然大哭。房东闻讯，过来敲门打听。小刘傻了，周惠年灵机一动，把头发散开，故意扯着小刘厮闹，向房东诉说“丈夫”在外跑面单帮不养家，钱都贴给了外边的女人，回来吃喝不顺还打她。因房东信以为真，才将真情掩盖过去。事后，领导对他们的莽撞行为进行了严厉批评。

组织上给周惠年的生活费，每天只有四个铜板，只够买一副大饼油条钱。以至于入冬了，周惠年还只能靠几件单衣御寒。为通过自己的劳作来改善生活，并减轻组织的负担，周惠年到附近一家丝袜厂应聘，并说妥每月30块大洋。但组织上却严肃地指出：“如果你上工了，来联系工作的同志就可能吃闭门羹，容易耽误大事。”周惠年再一次服从命令，放弃了这份很有诱惑力的工作。

当时，同志之间都没有使用真实的名字，彼此只是用一些化名、代号来称呼。如陈云常常装扮成账房先生，耳朵上老夹着一支笔，叫“老开”； 潘汉年比较年轻一些，叫“小开”。 周惠年直到去了延安，才知道了他们的真名和身份。还有一些人，周慧年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也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谁。

数月后，周惠年调到中共中央军委招待所，负责接待从苏区来的中央团以上干部。

“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

不久，周慧年又被调到更具风险的中央特科工作。中央特科下设总务、情报、行动、交通四个科。行动科即特三科又称“红队”、“打狗队”，队长由顾顺章兼任，主要负责武装保卫党中央及其领导人，以及会议期间的保卫工作；营救被捕的中共领导人；采用暗杀的方法惩处出卖组织的叛徒和对中共构成威胁的奸细、特务。

周惠年归属三科领导。她的具体工作是看守机关，保存武器，为三科队员执行任务运送枪支弹药，传递行动命令和情报。“那时我们去执行任务，必须慎之又慎。先乘有轨电车，然后进公园兜几个圈，再坐黄包车左绕右绕，确定后面没有‘尾巴’，才走向接头地点或执行任务的地点。”周惠年曾回忆说。

1929年7月，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的白鑫，通过他的弟弟、在国民党军政部任储备司司长的白云深，秘密向国民党上海市党部自首。为了邀功请赏，他把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部分负责人将于8月24日在设在新闸路经远里的江苏省委机关开会的消息，透露给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以上海市公安局的名义，经与租界巡捕房政治部交涉，共同采取行动，逮捕了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农委书记彭湃，政治局候补委员杨殷等五人。

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当晚主持召开特科负责人紧急会议，部署对彭湃等人的营救，并要求严惩叛徒白鑫。

11月11日，是白鑫准备逃往意大利避风的日子。特科决定在白鑫住宿的范公馆附近，用手枪将其射杀，然后迅速撤离。入夜11点，有六七个人从公馆后门走出，白鑫也在其中，三科队员迅速扑过去向白鑫射击。由于夹裹在人群之中，没有被第一排子弹击中的白鑫，一面拨枪还击，一面狂奔夺路而逃。三名队员对白鑫紧追不舍，终于在他跑出二十多个门院时，将其击毙。

白鑫在众多保镖护卫之下，仍被特科追杀，震惊了整个上海，有报纸称之为“东方第一大暗杀”。

而负责为特科队员提供武器的就是周惠年。

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许多人反对的情况下强行召开，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在王明路线影响下，中共白区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机关在上海处境更趋险恶严峻。

4月1日，张国焘在顾顺章护送下离开上海前往汉口。抵达汉口后，顾顺章并未按照中央的要求立即返沪，而是在汉口登台表演魔术，结果被叛徒发现而遭到逮捕。顾顺章提出立即去见蒋介石，面陈一网打尽中共的计划，并要求武汉国民党特务机关不要将他被捕消息电告南京，而尽快将他解往南京。但特务急于表功，没有理睬他的请求，直接向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拍发了电报：“顾顺章已经叛变，称能将中共首脑一网打尽。不日即可被送到南京。”

中共中央在南京的卧底钱壮飞获悉电报内容后，立即找到李克农，并报知周恩来。好在周恩来紧急布置转移，才使得特务按照顾顺章所供，来到中共中央、中共电台所在地搜捕时，一无所获。

顾顺章摧毁中共中央机关的计划虽然没有得逞，但他的叛变还是使中共地下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恽代英被枪杀于南京军人监狱；蔡和森在香港被逮捕；打入国民党特务机构、并已居于要害位置的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宋再生等人，被迫脱离原工作岗位；原在敌特机构中为中共服务的重要官员杨登瀛等人遭国民党当局的羁押。

也就是在顾顺章叛变后，中共中央决定让总书记向忠发尽快到苏区去。负责向忠发安全的周恩来因担心他出事，曾让他暂时和自己同住在一起，嘱咐他不要出去。可向忠发偏偏偷偷溜出去，找与自己姘居的杨姓女子，结果第二天早晨被敌人暗探认出被捕。

周恩来发现向忠发私自外出并彻夜未归后，立刻觉得有问题。当核实到向忠发已经叛变，周恩来在通知大家紧急撤离的同时，自己也粘上人丹胡子，化装成日本人，辗转去了江西苏区。

三任革命伴侣皆为光明而献身

周惠年进入特科后，接触到了成为她第一位丈夫的谭忠余。当时，谭忠余已是三科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即三科科长顾顺章的副手。

周惠年和谭忠余结婚后，他们的家实际上成了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点。周惠年常常装成家庭主妇，其他的同志则有的装扮成亲友，有的装扮成佣人。

向忠发叛变后，谭忠余和周惠年也离开上海，前往湖北和河南交界的襄枣宜根据地。谭忠余任红二十六师的师政委，周惠年则在特委的妇女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动员民众参加红军，向广大妇女进行宣传，积极支援前线作战。

由于襄枣宜距离国民党核心地区较近，在国民党军的重重围剿下，红二十六师损失惨重，襄枣宜特委也被迫于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转入地下。原本公开活动的谭忠余、周惠年，也转入了地下。鉴于谭忠余一口的上海话在鄂豫地区很容易暴露身分，党组织决定他们夫妇返回上海。

因为谭忠余在上海的熟人太多，难于展开活动，中共中央又决定派遣他取道海参崴去苏联学习。周惠年由于刚生下孩子不足半月，而没有随同前往。

谭忠余在苏联学习了一年多。得知红军已经长征到达陕甘宁边区，谭忠余和另外4人带着六七头骆驼、武器、电台，从蒙古经三边前往延安。因谭忠余在井边喝水时，露出了腰间的枪，而被民团扣押。最终由于身份暴露，被敌人砍下头颅，挂在城头示众。

1933年，周惠年经人介绍，和她曾经相识的李得钊结为夫妻。婚后，一度住在法租界内法国公园附近。

身为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的李得钊，工作十分繁忙，既要接待从各地白区来中央请示汇报的同志，又要同共产国际保持密切的联系，还要安排护送部分在白区工作的人员前往各红色根据地。李得钊时常一大早就离开家，很晚才能归来。甚至因为环境明显更加恶化，李得钊每天离家前往位于马立斯新村的上海中央局，都很难说晚上还能否再回到家里。所以，夫妻俩从刚住在一起，就相互约定了敲门的暗号、被捕后的假供词。

1934年6月26日晚，上海中央局书记李竹声在与共产国际代表接头后，回到马立斯新村中央局所在地，被守候在那里的国民党中统上海行动区的特务逮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李得钊等领导人。

仅过了一个小时，周惠年就在住所内听到急促的敲门声。未等她开门，一群特务已经破门而入。因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周惠年毫无准备，结果特务们搜出了一纸袋文件，并将周惠年强行带走。

由于周惠年坚持说自己是个没有文化的妇女，对丈夫的活动和有关文件的事一无所知。特务们又缺乏她是共产党人的丝毫证据，只好在关押一星期后，把她交给法庭审判。中共组织为周惠年请了一个擅辩的律师辩护。经租界法庭审理，周惠年以参与赤色活动证据不足，被判无罪释放。

同年9月，刚分娩20天的周惠年，再次被捕关进上海市公安局监狱。后又转送到南京宪兵司令部看守所关押。接着又被转送到国民党苏州反省院。

1936年9月，反省院方面通知周惠年，李得钊在南京军人监狱病死。原来，李得钊的肺病在监狱恶劣的环境下日益恶化，出现连续高烧。而监狱根本未予认真治疗，误诊为疟疾，给他服了大量金鸡纳霜。李得钊因药不对症而牺牲（建国后，周恩来致函华东军政委员会，追认李得钊为革命烈士，革命史料陈列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馆。1991年，永嘉县人民政府在烈士家乡修建纪念碑，国家主席杨尚昆为纪念碑题词）。

“西安事变”后，出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大好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了释放政治犯的主张，加之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苏州反省院不得已同意政治犯们自行疏散。

周惠年决定先去江浙交界处暂避，再图同组织联系。1937年10月，周惠年辗转来到武汉，与党组织接上了头。

在武汉，周惠年遇到了刚组建的中共长江局组织工作负责人黄文杰。黄文杰为党的事业不辞劳苦忘我工作的精神，赢得了与他在一起工作的周惠年的爱慕。不久，两人结了婚。但彼此相见时难别时频，很少能过上正常的夫妻生活。

1938年仲秋，为应付广州即将沦陷的危局，黄文杰又一次以特派员身分前往广州。他一抵穗即与广东省委代理书记李大林召集紧急会议，做出省委机关迁往粤北；成立中共西南、东南特委；省委常委分赴各地分片领导；广州市委组织部长陆新带领部分党员从事地下斗争四项重要决定。年底，中共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写信要黄文杰到重庆接受新的工作。由于紧张和劳累，黄文杰染病在身，且非常虚弱。但他还是在听到召唤后，和周惠年历尽艰险辗转到渝。

不久，周惠年根据组织的安排，来到延安，成为马列学院的第六期学员。毕业后，先后在中央社会部、延安保安处、中央办公厅工作。

1940年中秋，本是中国传统家人团圆之日，可周惠年却蒙受了感情历程中的第三次打击：原本患有肺病，又由于积劳成疾染上伤寒的黄文杰，在日军飞机轰炸重庆，因在又潮又阴冷的防空洞内躲得太久，受凉发高烧，经抢救无效，不幸逝世。

中国共产党充分肯定了黄文杰献身革命的一生。尚在十八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的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等亲为黄文杰送葬；《新华日报》、《群众》均出专版纪念“对党无限忠诚，对人对事大公无私”的黄文杰。叶剑英在其悼念文章中，称赞黄文杰“做事负责认真，有骆驼般精神”。

从延安马列学院学习结业后，周惠年就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周恩来回到延安后，曾经两度在重要场合表扬过周惠年，高度评价她当年在白区的地下工作和她为革命做出的默默奉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惠年被调入中共中央编译局工作，先后任干部科长、秘书科长、办公室副主任等职。

周惠年曾被陈云同志称誉为“我党保卫工作的第一位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