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皇十六年（596年）党项首领进攻会州（今甘肃靖远县东北），兵败纷纷降附，并遣子弟入朝谢罪，向隋朝纳贡。

唐武德年间（618—626年）党项相率归属唐朝。党项羌中著名的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利氏、米擒氏、拓跋氏等八个部落，此外还有黑党项、雪山党项等部落。其中拓跋部落最为强大。

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年）唐朝南会州都督郑元踌招谕党项归附，党项首领之一细封步赖率所部归唐，唐朝在其地设轨州（今四川松潘县西），授细封步赖为刺史。其他党项部落，亦纷纷响应，又设崌、奉、岩、远四州，并以原来各部酋长分别担任各州刺史。

贞观九年（635年），唐下诏遣使开河曲地为16州，党项内附者34万口。当时曾与吐谷浑王慕容伏允结为姻亲的党项拓跋部酋长拓跋赤辞，也在与唐作战兵败、众叛亲离的情况下归附唐朝。唐就其地分设懿、嵯、麟、可等32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作刺史，以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赐姓李氏，受松州都督府节制，封为平西公。

唐初崛起于西藏高原上的吐蕃国，日益向外扩张，北上并灭了吐谷浑，并侵袭威逼党项羌。散居在今甘肃南部和青海境内的党项部落南迁，唐移静边州都督府至庆州（今甘肃庆阳县），辖下的25个党项州，也随着一道迁徙。党项族原住地为吐蕃

唐高宗永隆元年（680年），吐蕃人取代早先吐谷浑在青海湖地区的地位，迫使众多的党项人逃离故土。

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年），党项部落万余人脱离吐蕃，归属武周，武则天将其分置十州。

唐广德二年（764年），河北副元帅仆固怀恩自恃平定安史之乱有大功，对唐朝所给的待遇不满，起兵反叛，并煽动党项、吐谷浑等族叛唐作乱。朔方（驻今宁夏灵武县西南）节度使郭子仪为了防范党项等族受其煽动，建议唐王朝将居住在静边等六府的党项迁到银州（今陕西米脂县西北）以北、夏州（今陕西横山县西）以东一带居住；另将居住在宁朔州（今陕西榆林县境）的吐谷浑迁移到夏州以西。唐朝宗采纳了郭子仪的建议，召党项族大首领、左羽林大将军拓跋朝光、拓跋乞梅等五人入朝，亲自接见，并厚加赏赐，让他们返回各自部落，安抚部众。从此拓跋乞梅居庆州，号东山部；拓跋朝光居夏州，号平夏部。

唐德宗即位以后，担心党项族进一步强大，会危害到唐王朝的安全，于是下令禁止商人以牛、马、军器等物资和党项族进行贸易。贞元十五年（799年），唐朝永安城镇将向党项族索取驼、马等物，并经常对银、夏一带的党项族进行骚掠，党项不堪忍受，举部渡黄河躲避。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年），唐复设宥州（今陕西靖边县西），以保护党项。元和十五年（820年），唐宪宗命太子中允李寮为宣抚党项使。自此以后，远近的商人都带着货物到该地与党项族人民交换羊、马等牲畜。

唐文宗太和、开成（827—840年）年间，唐朝藩镇的一些官员放任当地豪强、商人肆意掠夺党项族居民的羊、马财产，引起党项居民的极度不满，纷纷举行起义。大中四年，唐宣宗诏凤翔李业、河东李拭合节度兵讨伐党项。唐军大破党项，平定了党项。

唐末宋初以来，拓跋部和被称为平夏部的夏州部落首领，接受唐、宋封授的官职，并且入居州衙通过贡赐的方式，接受了汉族的物质生活和文化。他们以这种特殊的地位，在对外作战时召集各部落形成暂时的联合。宋朝皇室也通过他们来控制党项各部落的对外掳掠。

宋朝初建，夏州定难军节度使李彝殷即附宋，并助兵对北汉作战。宋朝亦对夏州李氏政权羁縻统治。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传至李继捧，发生了党项贵族内部争夺权位的斗争。

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李继捧率族人投附宋朝，献夏、绥、银、宥、静五州之地。宋封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留居京城，党项族内部由此引起了急剧的分裂。继捧弟李继迁采纳部下张浦的建策，率领贵族逃入夏州东北300里的地斤泽，抗宋自立。

北宋淳化五年（994年），北宋惟恐党项人“居城自雄”，下诏毁了“统万城”，将20万党项人迁到绥、银等州，也就是现在的横山、米脂、绥德一带。从此，党项族便居于银、夏、绥、宥、静五州（一说是四州，没有静州）。至此，拥有近600年历史的“统万城”渐渐沉寂在毛乌素沙漠之中。

宋初赵匡胤削藩镇的兵权，引起拓跋李氏的不满。虽然他们一开始服从宋的命令，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李德明时，依附宋朝，转而对回鹘、吐蕃部落展开大规模的攻掠，极大地加强了党项奴隶主贵族的力量，扩展了统治的领域。党项割据政权经李继迁之子李德明一代的休养生息，已经具备了立国的基础。

北宋天圣十年（1032年）李德明之子李元昊继夏国公位，开始积极准备脱离宋。他首先弃李姓，自称嵬名氏。第二年以避父讳为名改宋明道年号为显道。开始了西夏自己的年号。在其后几年内他建宫殿，立文武班，规定官民服侍，定兵制，立军名。北宋景祐三年（1036年），仿汉字创制西夏文，并汇编字书十二卷，定为“国书”。北宋宝元元年（1038年）10月11日，李元昊称帝，建国号大夏。

西夏建国后，党项族的势力不断发展，其疆域方圆二万余里，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今内蒙古阿拉善戈壁与鄂尔多斯草原及西部的巴盟、包头一带，皆属西夏所辖。著名的西夏遗址有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百眼窑石窟寺、阿盟额济纳旗西夏黑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城塔古城及巴盟临河高油房古城等。

李元昊死后，他不满2岁的儿子李谅祚成为皇帝，由其母没藏氏专政。辽攻西夏，夏大败，向辽称臣。李谅祚子李秉常即位后被其母梁太后幽禁。西夏拱化元年（1063年）吐蕃禹藏花麻归夏。梁氏又发动与宋的战争。失败后被迫让权于李秉常。李秉常死后他三岁的儿子李乾顺即位，梁氏再揽大权。重新发动与宋和辽的战争。李乾顺亲政后采取依附辽，于宋修和的策略。战争逐年减少，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西夏雍宁二年（1115年）金朝立国，开始发动对辽的进攻。

西夏元德五年（1123年）辽天祚皇帝兵败逃到西夏。同时金使到西夏劝李乾顺将辽帝擒拿送往金，以保障西夏不被金攻击。李乾顺看到辽灭已不可挽回，答应了金的条件。从此西夏归服金。金侵北宋时西夏随其尾迹而入，获得了数千里的土地。

李乾顺死后其子李仁孝即位，李仁孝的改革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保持了社会的稳定。

李仁孝死后，其子李纯佑即位，政治腐败，国势日益衰落。西夏应天元年（1206年），他的堂兄李安全篡位，杀李纯佑。李安全改变了与朝贡金朝的政策，开始朝贡此时不断强大起来的蒙古族。他发动了与金长达十多年的战争，使两个国家被削弱，而且，他统治时期，西夏百姓十分贫困，军队非常衰弱，政治腐败到极点，而李安全自己却十分腐败，沉湎于酒色之中，整日不理朝政，四处怨声载道。再说李安全附蒙抗金的策略并没有给他带来蒙古的友好。早在西夏天庆十二年（1205年）大蒙古国就开始进攻西夏。至西夏应天四年（1209年）蒙古三次出征西夏。夏无以抵挡。

西夏皇建二年（1211年）西夏内部发生宫廷政变，李遵顼篡位，李遵顼仍然保持着襄宗（李安全）的作风，西夏政治更加腐败。

西夏光定六年（1216年）西夏因不肯派兵帮助成吉思汗西征，触怒了蒙古汗国，次年大蒙古国第四次进攻西夏。

西夏光定十三年（1223年），由于李遵顼声称自己不愿做亡国之君，便让位给太子李德旺。

西夏在襄宗、神宗一再的腐败下，终于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虽然夏献宗李德旺是治国之才，仍然挽不回西夏政权覆灭命运。李德旺打算趁大蒙古国成吉思汗西征之际抗击蒙古国。不料机密泄露，西夏乾定二年（1224年）蒙古攻克兴庆（银川）。李德旺向蒙古投降，送人质，才得免灭国。

西夏乾定三年（1225年）成吉思汗西征得胜后又开始对西夏的进攻。

西夏乾定四年（1226年）李德旺病死，他的侄子李睍被推为皇帝。

西夏保义二年（1227年）李睍投降蒙古汗国，成吉思汗此时已死，但密不发丧，以免西夏反悔。当西夏末帝献城投降后，蒙古铁骑对西夏人进行了报复，西夏末帝所在的都城兴庆府（今天的银川市）在劫难逃，西夏王陵的墓碑也悉数被砸碎。

西夏亡国之后，夏国的拓跋贵族带领部分民众迁徙到了现在四川甘孜一带的藏区木雅，重新建立了西吴王国。这个历史上的西吴王国，有专家考证出就是西夏王国的延续。至今，四川甘孜地区还流传着西吴王的传说。

夏景宗元昊建国后，在他的周围建立起一个统治机构。由于夏国境内存在着汉族和其他各民族，元昊一面采择宋制建立官职，一面又设党项官，两个系统并列。同时也有了司法官，并逐渐出现了法律。

西夏的政治制度受宋朝影响很大，官制的设置基本上模仿北宋。中央行政机构有：中书省、枢密院、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地方行政编制分州、县两级，在特殊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国防要地有时也设郡、府。

西夏时期的军事制度是在党项的部落兵制的基础上吸取宋制而发展起来的。枢密院是西夏最高的军事统御机构，下设诸司。军队由中央侍卫军、擒生军和地方军三部分组成。

中央侍卫军包括“质子军”、皇帝卫队和京师卫戍部队。“质子军”人数约5000人，是由豪族子弟中选拔善于骑射者组成的一支卫戍部队，负责保卫皇帝安全，号称“御围内六班直”，分三番宿卫。

另有皇帝亲信卫队3000人，是从境内各军中精选出来的强勇之士组成，皆为重甲骑兵，分为十队，每队三百人，随皇帝出入作战。京城地区还屯驻一支训练有素的卫戍部队，共2.5万人，装备优良，是中央侍卫军的主力。擒生军人数约十万，是西夏的精锐部队。主要任务是承担攻坚和机动作战。因在战斗中生擒敌军为奴隶，故此得名。西夏的地方军由各监军司所辖，共有50万人，军兵种主要是骑兵和步兵两种。西夏兵役制度是全民皆兵制，平时不脱离生产，战时参加战斗。最小单位是“抄”，每抄由三人组成，主力一人，辅主一人，负担一人。

西夏出兵作战，仍保持着若干原始的风俗制度。出兵前各部落首领要刺血盟誓。李元昊率领各部首领在出兵前先外出射猎，猎获野兽，环坐而食，共同议论兵事，择善而从。这实际上是一种贵族议事的制度。

党项族政权地处西凉地区，是游牧民族，经济并不发达。其经济的来源是靠侵占宋的土地而成的。党项在太祖（李继迁）时期占领了宋的灵州（今宁夏吴忠市）和兴庆（今宁夏银川）等地，又向西占领了凉州（今甘肃武威）和瓜州（今甘肃安西）等地。这些地区丰饶五谷，经常种植蔬菜，水果和粮食。党项人在这个广阔的农田里耕作，学会了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促进西夏经济的发展。并且，党项长期与汉人杂居，农业技术也达到很高水平。史书曰：“耕稼之事，略与汉同”。

西夏建国后，景宗李元昊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力兴修水利工程，并亲自主持修筑了从今青铜峡至平罗的灌渠，世称“昊王渠”或“李王渠”。以后，兴庆府、灵州一带，一直是党项粮食生产的主要基地。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党项统治者也较重视畜牧业生产。国家专门设立群牧司负责畜牧业的管理。西夏的畜牧地区主要分布在横山以北和河西走廊地带，牧养的牲畜以羊、马、驼、牛为主，还有驴、骡、猪等。由于农、牧业的发展，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西夏的手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也随之迅速发展起来。西夏的冶炼、采盐制盐、砖瓦、陶瓷、纺织、造纸、印刷、酿造、金银木器制作等手工业生产也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和水平。

西夏本来没有瓷器，瓷器靠掠夺宋人来获得。宋夏庆历和议以后，西夏与中国宋朝交往的同时学会了制瓷技术。西夏毅宗银川平原。其瓷器既吸收中原地区的优点，也有本民族的特点如淳厚朴实等，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西夏瓷器。西夏瓷器还远销到海外。

西夏崇宗、仁宗时期，西夏经济大大的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逐渐发达起来，四方的物品会集到兴庆，进入了西夏经济最鼎盛的时期。

党项族本是游牧民族，佛教东传甘肃以后，西夏内部开始创造独有的佛教艺术文化。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的百眼窑石窟寺，是西夏佛教壁画艺术的宝库。在额济纳旗黑城、绿城子中发现的西夏文佛经、释迦佛塔、彩塑观音像等，是荒漠的重大发现。

另外，不得不提到敦煌莫高窟。西夏广运三年（1036年），西夏人消灭瓜州、沙州的归义军政权，开始统辖敦煌地区。此时西夏将自己的民族特色融入莫高窟中，使其更加增添了几分光辉。从景宗到仁宗，西夏皇帝多次下令整修莫高窟。当时莫高窟涂绿油漆，接受了几分中原文化，还有一些畏兀儿、吐鲁番风格。党项将自己强悍的民族精神和别具一格的文化也让这座佛教建筑显得更加光辉灿烂。

西夏广运三年（1036年），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为增强民族意识，命令大臣野利仁荣效仿汉文，主持创制并推广使用西夏文。总共创制6000余字，编纂成书，分12卷，称作“国书”。

党项创制文字后，十分重视其使用。首先将西夏文“尊为国字”，这就确立了其文字的主导地位，为其使用、推行创造了前提。还规定“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并设立类似中原王朝翰林院的番学院和汉学院，其中又以番学院为重。番学院掌管与藏族、回鹘等一切文字往来，并用新制的西夏文字；汉学院掌管与宋朝往来表奏，中书汉字，旁边以西夏文并列。政府设置机构并率先使用西夏文，为其实际应用奠定了基础。

李元昊创制西夏文字后，又命野利仁荣主持建立“蕃学”（党项学）。用西夏文字翻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等书，选拔党项和汉族官僚子弟入学学习。学成之后，出题试问。学习精良，书写端正者，酌量授给官职。蕃学的建立实际上是仿照宋朝的科举授官制，并借以推动夏国文化的发展。元昊反对儒学而又译读《孝经》，显然是为了适应氏族部落制的传统习俗的缘故。

党项族住房有独特的习惯，一般平民百姓建造的房屋以石头砌房基，以黄土夯为墙，又以土盖其顶，或者用牛尾及羊毛编织覆盖房顶，一年换一次，不用砖和瓦建造房屋。只有有官爵的人，可以用瓦盖。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在《隆平集》中说，党项族“民居皆土屋，有官爵者，始得覆之以瓦。”明《嘉靖宁夏新志》中也说：党项族“俗皆土屋，惟有命得以瓦覆之”另外，党项族住房正中一间专门供奉神，设置香案，人不能居住，人住在两侧的房间。住房习俗不仅书上有记载，在西夏王陵中也有所反映。

西夏是一个封建王朝，官民等级甚严，故而党项族的服饰主要以颜色来标志着衣者的身份和地位。帝王者是“始衣白窄衫，毡冠红里，冠项后垂红结缓”。文官戴头巾，穿紫衣、绊衣；武官戴金帖云镂帽、银帖间金搂冠、黑漆冠。官员的便服是紫皂底色绣盘球紫花旋襴，束带。一般平民百姓穿青、绿色服装。男士在帽上挂红色，而女人梳高发髻。元朝诗人马祖常在《河西歌》中描述了西夏女郎的服饰：“贺兰山下河西地，女郎十八梳高髻。茴根染衣光如霞，却召霞县作夫婿。”

党项族从皇帝、贵族到平民百姓，信仰佛教。家家户户立神位，奉鬼神。军队出征前，卜卦问吉凶。另外，他们拿一只羊，先对羊焚香，喂以粮食，摇摇羊头，然后把羊宰杀，剖开腹，看羊肠胃贯通，则表示出师顺利，将凯旋而归。如羊肠胃里积有血，则表示出师不利，要推迟出兵时间。还有“种以箭敲击弓弦、听其发出的声音，判断敌人到什么地方，交兵是胜或负。西夏国尊崇孔子，尊其为文宣帝、学儒家。

党项族有秃发习俗，党项族东进以后，受汉族习俗的影响，学习汉人结发。李元昊上台后，第一道命令就是秃发令，推行党项族的传统发式，全国统一秃发，从他自己开始，如果谁不秃发，就要严惩。出土的西夏瓷人头像反映党项秃发的社会习俗。《辽史》也记载了党项族秃发的习俗。

党项自其崛起直至立国，一直处于中国北方民族势力纷争时期，其他民族如汉、契丹、女真、回鹘、吐蕃及蒙古等等，势力都比较强盛，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为了战胜恶劣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他们同仇敌忾，形成了一种铁骨铮铮，尚武好斗的民族精神，这种尚武精神也正是党项立国之本，“西夏崇尚旧俗，故能保国数百年”，所谓的旧俗即指党项族的尚武之风习。据史书记载，党项族“民俗勇悍”。

党项人的尚武精神在立国过程中及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表现得比较突出，但到后期已严重削弱。

西夏保义二年（1227年），蒙古灭西夏，党项人遂成为蒙古元朝属民，系色目人之一种。蒙古语译党项为唐兀（《元朝秘史》译作唐兀惕或唐忽惕），故元朝以唐兀氏指称党项人及其所建立的西夏。因西夏领土主要在黄河以西，汉文文献称之为河西，自蒙古语转译，又作合申，故拉施特《史集》谓“蒙古人称做合申的唐兀惕地区”。但蒙古人所说的河西人是泛指所有的西夏遗民，不专指党项族，故河西又有“蕃河西”和“汉河西”之别，《新元史》卷二九《氏族表》（下）曰：“其俗以旧羌为‘蕃河西’，陷没入为‘汉河西’。”有的学者认为，在西夏统治的近二百年间，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元朝用“唐兀人”、“河西人”、“西夏人”来指称这个民族共同体，而“党项”之名却再也不见于载籍。但在指西夏遗民时，唐兀人与河西人、西夏人还是有所区别的。由于党项族的族称在各个历史时期颇有歧异，为了行文的统一，本文仍采用其初始名称党项，以党项遗民来指元代的唐兀人，以党项遗裔来指元以后的党项人后裔。

党项族并没有在西夏覆亡时彻底消失。近年来，在四川、陕西、青海、甘肃、安徽、河南、河北、内蒙古等地陆续发现了一些与历史上的党项族相关的遗迹。虽然许多人隐姓埋名，已经融入其他民族，但他们以及他们的后代仍然保留一些本民族的习俗和许多鲜明的特征，有的还保存有较为完整的西夏文碑刻。

元朝时期，在西夏故地仍生活着大批党项遗民，蒙古元朝曾多次从河西陇右调征为数可观的党项兵士，蒙古元朝的宿卫军和镇戍军中都有专由党项人组成的“唐兀军”。

1976年，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白滨、史金波在甘肃酒泉发现一通汉文、回鹘文合璧的《大元肃州路也可达鲁花赤世袭之碑》，他们的研究结论是：此碑完整记录了一个唐兀家族自西夏亡国至蒙古元朝末年的130多年间，历六世十三人的世系及其职官世袭情况，从中可以了解元朝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活动。这个家族从西夏亡国后第二代起就不再用党项人的姓名，而改用蒙古人习用的名字，这反映了在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下，西夏故地党项遗民的一种蒙古化趋势。

元朝以后，河西陇右的党项人就再也没有消息了。白滨、史金波认为，现今分布在甘肃河西走廊中部、祁连山北麓一带的裕固族，可能是包含着党项、回鹘、蒙古血统的一个民族。

1920年代，英国人伍尔芬敦（S.N.Walfenden）曾赴西康地区进行实地调查，根据当地部分居民的语言特征，认为他们有可能是西夏亡国后南徙川康的党项人的后裔。1944年，四川大学邓少琴先生应西康省通志馆之邀，对西康地区进行历史考察。他从木雅一带居民口中听到了关于“西吴甲尔布”（即西吴王，“甲尔布”乃藏语“王”之意）的传说，说是西吴王曾为北方汉地之王，所居之地曰“木雅”，后来南迁此地建立新邦，遂亦称此地为木雅。邓少琴先生根据这一线索，以当地遗迹和历史文献相印证，写成《西康木雅乡西吴王考》一书。他认为西吴就是西夏的对音，西吴王（即西夏王）是西夏皇族亡国之后南来此地建立的一个边裔小政权，并将它与辽亡后耶律大石所缔造的西辽相提并论。他还指出，藏语的“木雅”一词源自宋朝、元朝时代汉文文献中的“木纳”、“母纳”、“密纳克”等，原是指西夏国都兴庆府地，党项遗民南来后把这个名称带到了川康地区。人们自此猜测木雅人可能是党项人后裔。

1980年，宁夏学者李范文深入四川木雅地区，对生活在那里的党项遗裔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调查。通过调查并参照汉藏文献记载，他认为木雅人是西夏亡国经历蒙古屠杀后后幸存南迁的党项遗民和当地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相互融合而形成的。木雅人自称“博巴”，意为藏人，但藏人不承认他们为藏族，称他们为“木雅巴”，意即木雅人。今天木雅人的总数约有一万多。木雅人有自己的语言，他们一般在外讲藏语，在家讲木雅语。另外在这次调查中还发现，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土著居民的语言与藏语差异较大，与木雅语也有所不同，而与西夏语十分接近，因此李范文认为道孚人不是藏族，很可能是未曾北徙的党项原始居民弭药人的后裔。

需要说明的是，木雅并非一个非常明确的区域概念，在国内出版的任何地图上都找不到木雅这个地名，它的范围大小在各个历史时期是很不一样的，被人们普遍认为是西吴王时代遗物的八角碉，遍布于康南及大小金川流域，可见西吴王时代的领域远比今天要大得多。今日四川木雅人的分布范围，大致是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尼措寺以南，木里藏族自治县的麦地龙以北，康定县折多山以西，雅砻江以东的地带，有木雅上乡和木雅下乡之分。

迄今为止，我们对木雅人，尤其是对木雅人历史的了解还很有限，可以说木雅人的谜底至今尚未揭开，比如关于西吴王的推测就主要是建立在传说之上的。木雅人被藏族同化的过程也是党项族走向消亡的重要环节之一，这个问题还有很大的研究馀地。

对安徽党项遗裔的探索主要是围绕着余阙及其后裔展开的调查。余阙为蒙古元朝唐兀人，先世居武威，其父沙剌臧卜因在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做官，遂定居于庐州。余阙以科举出身，元朝末期为安庆守帅，城破死节，由此名声显于后世。

1981年，根据从地方志里获得的线索，同赴安徽调查余氏后裔。根据调查结果，并参证访得的两部《余氏宗谱》，弄清了自元朝末余阙至今已延续二十七世的传承关系。调查结果表明，在安徽合肥和安庆等地共有余氏后裔约5000馀人，他们今天都已彻底汉化，只有少数有文化的老者才知道自己是唐兀人的后裔。

1984年，马明达发表《也谈安徽的西夏后裔》一文，指出元朝时期移居安徽的党项人远不止余阙一族，党项名将昂吉儿自元初即统领一支唐兀军驻守庐州，后子孙世袭其职，整个蒙古元朝，庐州的镇戍军皆由党项人组成，余阙家族定居庐州当与此背景有关。

从元朝时期文献来看，当时移居河南的党项遗民数量可观。1985年，任崇岳、穆朝庆根据河南省濮阳市城东柳屯乡杨十八郎村发现的《大元赠敦武校尉军民万户府百夫长唐兀公碑铭》所提供的线索，前往濮阳考察党项后裔，以查访到的杨氏族谱及记载杨氏事迹的《述善集》等资料与碑铭相印证，得知现今居住在濮阳市柳屯乡十馀个自然村里的3500多位杨姓居民均为党项遗裔。杨氏的先祖唐兀台世居西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西夏末年归附蒙古，从军征战多年，后其子闾马定居濮阳，易姓杨氏，至今已传二十八世。杨氏子孙虽然聚族而居，但因长期生活在中原地区，其语言文字、生活习俗已与周围人毫无二致。

此外，任崇岳又根据元吴澄《吴文正公集》卷三三《故浚州达鲁花赤追封魏郡伯墓铭》和1974年在河南浚县出土的《中义大夫汉阳府墓志》的记载，推断在今天的浚县应该有一支党项人后裔，但从浚县的乡土资料中却找不到任何痕迹。

1962年，在河北保定韩庄出土两座明朝西夏文石刻经幢。七十年代，西夏史研究者对经幢上的西夏文进行了解读，得知它是一批党项人的后裔于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为兴善寺亡僧而立的胜相幢，两幢上共刻有八十多个党项人姓名。过去人们一般认为西夏文的使用下限是元末，完成于至正五年（1345年）的居庸关过街塔洞壁的西夏文石刻被认为是现存最晚的西夏文资料。三十年代初，陈寅恪先生在柏林国家图书馆见到该馆所藏据称为明万历写本的藏文甘珠尔，上面偶有西夏文字，因而推测当时“或尚有能通解其文字的人”。保定韩庄出土的西夏文经幢，显示迟至明朝中叶，有党项人的后裔在河北境内聚族而居，并且仍在继续使用党项的语言文字。

西夏亡国时，末帝李睍为蒙古军所杀，西夏皇族被灭族，此后便再也没有关于西夏皇族的任何记录。1995年，原青海河湟地区李土司的后人李培业，根据他所保存的从清朝乾隆到民国间的十部族谱资料，提出李土司是西夏皇室的直系后裔，并称居住在今河湟地区的李氏后裔人口达十馀万之众。这一说法已经得到某些西夏史专家的首肯，认为它揭开了西夏皇族失踪之谜。

在对这个问题略作考究之后，上述结论是很值得怀疑的。首先，所谓河湟地区的十馀万李氏后裔，当是指原属李土司统辖的土族人（1982年的统计数字为15万余人），土族的族源，现在人们一般认为是出自鲜卑支系吐谷浑，与党项毫无关系。不过，土司的族属和土族的族源是两码事，关于李土司的来源，自明朝以来就有沙陀李氏和党项李氏两种不同说法，现存最早的《李氏家谱》即称为沙陀李氏之裔，后来有的族谱则干脆将这两种说法揉合到一起：在沙陀李氏建立的后唐亡国之后，续以党项李氏，在西夏末帝李睍之后，续以李土司之始祖李赏哥。我认为李土司出自沙陀李氏的记载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唐末曾有一部分沙陀人迁居河西，在西夏统治时期，他们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当时人们称他们为“小李”，“以别于西夏国姓”。后人可能因为他们是西夏遗民，就误认为是党项皇族李氏，而将李赏哥附会为西夏末帝李睍之子，其实并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

以上所述党项遗裔问题，有的尚未得到证实，有的即使可以确认党项遗裔者，也大都已被其它民族彻底同化了，以至于我们今天只能通过族谱资料去识别他们。只有木雅人算是一个例外，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较为封闭，其民族特征至今尚未完全泯灭（比如语言）。对于研究民族演变和民族融合的过程来说，木雅人具有它特殊的价值，应该成为西夏史研究者今后的主要致力方向之一。

《隋书》云：古三苗之后，其种有宕昌、白狼。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杂舂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周回数千里。自魏晋以后，西羌微弱。周灭宕昌、邓至之后，党项始强。其种散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一姓之中复分为小部落。大者万余，小者数千骑，不相统一。有细封氏、费听氏、往利氏、颇超氏、野辞氏、房当氏、米禽氏、拓跋氏，最为强大。唐贞观三年，党项酋长细封步赖来降，以其地为轨州，各以其酋长为刺史。党项之地，亘三千里。步赖一部既为唐所礼，余部相继来降，以其地为居、奉、岩、远四州。五年，太仆寺丞李世南开党项河曲地为十六州四十七县，内附者三十万口。有羌酋拓跋赤词者，附于吐谷浑王伏允。后亦归款，列其地为懿、嵯、麟、可等三十二州，属松州都督，赐拓跋赤词姓李氏。自是从河首、积石以东，并为中国之境。后吐蕃强盛，拓跋氏渐为所逼，遂请内徙。移部落于庆州，谓之东山部。此即夏州拓跋之始矣。其别部移银夏以北。居川泽者，谓之平夏党项，在安盐以西。居山谷者，谓之南山党项。不去者，皆服属于吐蕃。又有黑党项，在赤水之西。李靖击吐谷浑，伏允奔于黑党项。及吐谷浑内附，其首领号熟善王者，亦入贡焉。又雪山党项，姓破丑氏，居雪山之下。贞观初，亦尝朝贡。又舂桑、白兰等羌，龙朔以后，与白狗羌俱服属于吐蕃。雪山，今见四川成都府威州。又有白狗岭，皆党项旧地也。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李元昊上宋仁宗表章：“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

《辽史》卷115《西夏外记》：“西夏本魏拓跋氏后。”

《金史》卷134《西夏传》：“夏之立国旧矣，其臣罗世昌谱叙世次，称元魏衰微，居松州者因以旧姓为拓跋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