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贞观十年（636年），皇后长孙氏病危，临终之时遗言薄葬。唐太宗遵照长孙皇后的遗言，在皇后崩后，把她临时安厝在九嵕山新凿之石窟，陵名昭陵。并决定把昭陵也作为自己的归宿之地，等他驾崩后与皇后合葬，随即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

唐太宗选择九嵕山作为昭陵陵址有着浓郁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中国古代所谓的陵墓堪舆风水之说，伴着姓氏的不断扩大及五行阴阳之说的流传而逐渐完善，至南北朝时基本形成了一套评定风水好坏的理论。九嵕山满足了堪舆家认为帝王陵墓应具有的所有条件，自唐以来，堪舆家普遍认为昭陵的风水为中国历代帝陵之最佳者。

除此，唐太宗选择昭陵还有附加的政治背景。按照唐太宗最初的想法，帝王陵寝要完全效仿汉高祖刘邦的长陵，务从丰厚。但精通经史的虞世南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汉制既劳费了民力，还使盗贼生心，所以汉陵大都被盗，帝王的尸骨也被抛弃荒野，实在是百害而无一利。他建议太宗应当向尧帝那样，因山为陵，陵内不藏金玉，并在陵外立碑予以说明。虞世南所说的“因山为陵”既能节俭民力又能防盗的建议，为唐太宗最终决定选择九嵕山作为昭陵陵址，起到了思想和理论的启迪作用。

唐太宗以九嵕山建昭陵，并诏令子孙“永以为法”，开创了唐代帝王陵寝制度“因山为陵”的先例。

昭陵自贞观十年（636年）首葬长孙皇后起，便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至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埋葬唐太宗，营建工程才基本结束。除主陵墓道地宫以外，还在陵山周围建起了规模宏大的建筑群。

唐时昭陵有宫人供养，官兵守卫，护陵军官的军衔为将军，还专门设立五品陵令管理。每年春二月，朝廷还要委派重要的大臣来昭陵祭祀。遇有太宗诞日、忌日，还安排大臣到昭陵侍奉太宗灵魂“起居”，仪仗蔽路，从不间断。

《唐会要·亲谒陵》载，有唐一代，高宗皇帝和玄宗皇帝曾亲谒昭陵，拜奠先帝。永徽六年（655年）正月一日，唐高宗亲谒昭陵，庄严肃穆，规模空前。这次祭奠活动结束后，高宗诏令免除了醴泉县当年的租赋，并将护陵的将军、郎将进爵一等，对陵令、丞加阶赐物，又诏令在陵侧修建佛寺。

唐高宗时，唐军远征凯旋而归，献俘仪式也常在昭陵举行。依照中国古代传统礼制，献俘通常都在太庙、太社举行，但高宗为了慰藉先帝未灭顽敌的遗憾，将献俘仪式移至昭陵。《唐会要·献俘》载，显庆三年（658年），苏定方俘叛将阿史那贺鲁，于十一月十五日献俘于昭陵；乾封元年（666年），李绩灭高句丽擒高句丽王，于十月二十一日献俘于昭陵。

唐时昭陵陵区严禁随便出入，至于陵区内的一草一木就更不得损坏。《资治通鉴》载，仪凤二年，左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误斫昭陵柏树，按律当除名。大理寺奏报高宗，高宗大怒，“特命杀之”。大理丞狄仁杰奏道：“二人罪不当死。”高宗说：“善才等斫陵柏，我不杀则为不孝。”多亏狄仁杰依法力谏，又罗列古代先贤事例，并明确表态：“臣不敢奉诏。”高宗怒气稍解，将权、范二人除名，流放岭南。

开元十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唐玄宗亲谒昭陵，规模可能较高宗亲谒昭陵为小。唐玄宗这次祭奠昭陵，有高力士陪伴，史载高力士见到寝殿里太宗生前所用过的梳子等物，深为太宗的节俭所感动。

从唐代开始，历代帝王都委派官员代表朝廷祭祀昭陵。由于昭陵正南方献殿前的空地不多，加之道路崎岖，石料搬运不便，所以，历代的祭陵碑都立于北司马院内，久而久之，人们习惯把北司马院称为“祭坛”。已知历代皇帝祭陵碑30余通。最早的祭陵碑是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后所立，碑上尚存“监察御史赐绯鱼袋臣韩云卿述并书”15字。其次是明洪武四年明太祖朱元璋派员所立的“御制祝文”碑。在30余通祭陵碑中，立碑最多的是清代康熙皇帝，至少有7通，其次是清代乾隆皇帝，至少在3通以上。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当中，唯昭陵在其以后形成了“祭坛”。

昭陵工程是由出身于工程世家，先后担任唐朝将作大匠的阎立德、阎立本兄弟精心设计的。其平面布局既不同于秦汉以来的坐西向东，也不是南北朝时期“潜葬”之制，而是仿照唐长安城的建制设计。长安由宫城、皇城和外廓城组成。宫城居全城的北部中央，是皇帝起居的地方，皇城在宫城之南，为百官衙署（即政治机构），外廓城从东南北三方拱卫着皇城和宫城，是居民区。昭陵的陵寝居于陵园的最北部，相当于长安的宫城，可比拟太极宫。

昭陵的玄宫凿建于九嵕山主峰南坡的山腰间，陵园方圆60千米，在山峰底部建地下宫殿，连同陪葬墓在内，绵延数十里，气势宏大，蔚为壮观。据有关史料记载，昭陵有垣墙围绕，陵山上有房舍、游殿，是供墓主灵魂游乐的地方。昭陵的陵寝地下便是玄宫。因地宫四周山势陡峭凸凹不平，缘山凿石架有栈道，栈道绕山腰400多米，盘曲而上，直达元宫门。墙四隅建有角楼，正中各开一门，南曰“朱雀门”，北曰“玄武门”，东曰“青龙门”，西曰“白虎门”。

昭陵主陵居于陵园最北端的九嵕山主峰，190余座陪葬墓以陵山主峰为轴心，呈扇面分布在陵山两侧和正南面，犹如群星拱卫北辰一样拱卫着昭陵，恰似当年长安城的布局一样，帝王居住的大内居北，朝臣贵戚的府邸在南，象征着君主专制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力。陪葬墓的排列，也体现着浓郁的君主专制宗法思想。

唐陵陪葬沿袭了汉代制度：皇陵余地赐亲属、功臣、将相陪葬，给东园秘器。

贞观十年底，唐太宗首葬长孙皇后于昭陵后，即于第二年二月制《九嵕山卜陵诏》，除明确规定把昭陵作为自己和皇后的陵墓外，还号召文武大臣及皇亲国戚死后陪葬昭陵。接着，又下发补充诏书，允许子孙从父祖而葬昭陵，即所谓“其父祖陪葬，子孙欲来从葬者，亦宜听允。”在太宗的号召下，文武大臣和皇亲国戚都以陪葬昭陵为荣，从贞观年间开始，直至开元年间，有数百位显赫人物陪葬昭陵，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帝王陵园。

昭陵大致上采用两种方式来表现陪葬者的亲疏与等级，一是用墓葬地理位置来表现，二是用墓葬规格来表现。

用墓葬地理位置表现方面，可分山上靠近陵山的近陵部分和山下平原部分。唐太宗的妃子和嫡出公主都陪葬在靠近陵山的地方，享受这种礼遇的大臣墓发现了3座，它们分别是魏征墓、阿史那思摩（李思摩）墓和阿史那社尔墓（墓主未最终确定）。魏征是贞观良相，太宗评价他“贞观以后，魏征之功”。阿史那思摩和阿史那社尔都爵郡王，是北方突厥民族入唐为官者的代表人物。庶出的公主、王子和文武大臣大多陪葬在山下平原。显然，靠近陵山的陪葬者地位尊宠，而陪葬山下者则较次之。

用墓葬规格表现方面，由高至低依次可分为五类。

规格最高的自然属“因山为陵”，魏征墓和唐太宗贵妃韦氏墓属于此类，但未号墓为陵。

其次是覆斗型墓葬。顾名思义，这种墓葬封土就像一只方斗扣在地上。秦汉时这种封土就被称为山陵，规格也很高。唐太宗嫡出的长乐、城阳、新城三公主墓属此类，都处在距离陵山很近的地方。

再次是为冢象山型封土，即把坟墓的封土堆成连绵不断的山形或和普通圆锥形一样，却明文规定它为象山形。此型墓葬已发现四座，即李靖墓、李绩（徐懋功）墓、阿史那思摩墓和阿史那社尔墓。为冢象山型墓葬是唐王朝仿照西汉王朝为旌表霍去病、卫青对匈奴作战的战功而为他们营墓为冢象祁连山和庐山的故事，为功臣建造的特殊封土墓葬，所以规格也较高。

第四种是普通圆锥体型封土墓葬。这类墓葬在昭陵陪葬墓中占绝大多数，如尉迟敬德墓、房玄龄墓、程咬金墓等。

第五种是墓而不坟型墓葬，也就是墓葬不起封土。本来这样的墓葬在中国商周时非常普遍，其规格高低在墓内反映，但在昭陵陵园，除初唐功臣高士廉葬仪特别隆重却又墓而不坟外，其他的墓而不坟型墓葬规格极低，通常为等进妃嫔和宫女采用这种坟墓形式。但要说明的是，建在山底平原的墓葬，只能以封土形式表示其规格，而不能以距昭陵主峰的远近为其规格评判标准。位于平原的墓葬，是按照建墓时间迟早排列的，建墓早的，离陵山较近。

九嵕山属石灰岩质，易被风雨剥蚀，加之经过历代的兵荒马乱，陵山上的建筑今已毁坏无遗，但游殿、最初安厝长孙皇后的石窟以及栈道遗迹仍清晰可辨。昭陵是中国乃至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帝王陵墓，也是唯一架有栈道的帝王陵墓，在中国乃至世界帝陵建制上有着独特的地位。

昭陵祭坛东西两庑房内置有六匹石刻骏马浮雕像，即著名的“昭陵六骏”。每边三具，皆背靠后檐墙而立。据记载，原石在每块上角有欧阳询书太宗自撰的马赞诗，随后另有殷仲容隶书刻于座上，如今俱不可见，原诗收入《全唐文》中。

六骏的名为“特勒骠”、“青骓”、“什伐赤”、“飒露紫”、“拳毛騧（guā）”、“白蹄乌”。其中“飒露紫”、“拳毛騧”二骏，于1914年被盗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骏现存西安市碑林博物馆。昭陵六骏刻于贞观十年，各高2.5米，横宽3米，皆在青石平面上起图样，雕刻人马形状的半面及细部，并使高肉突起，称之浮雕，也叫“高肉雕”。姿态神情各异，线条简洁有力，威武雄壮，造型栩栩如生，显示了唐代雕刻艺术的成就。昭陵的这些石刻在品类、造型及题材上，既不取生前仪卫之形，也不用祥瑞、辟邪之意，独具一格，所有石刻都是写实，富有政治意义的不同凡响之作。

在司马门内列置了十四国君长的石刻像：突厥的颉利、突利二可汗，阿史那社尔、李思摩、吐蕃松赞干布，高昌、焉耆、于阗诸王，薛延陀、吐谷浑的首领，新罗王金德真，林邑王范头黎，婆罗门帝那优帝阿那顺等。

这些石像刻立于高宗初年，反映了贞观时期国内各民族大团结、唐对西域的开拓以及与邻邦关系的盛况。这些石像在早年已遭破坏，今可见者有七个题名像座，几躯残体和几件残头像块。石像高不过六尺，连座约9尺许，并未超过常形，头像残块可以看出确有深眼高鼻者，有满头卷发者，有辫发缠于头者，有头发中间分缝向后梳拢者，有戴兜鍪者，但未见有弓刀杂佩者。服装有翻领和偏襟两种。

据《小方壶斋舆地丛钞》载：“九嵕山下陪葬诸王七、嫔妃八、公主二十二、丞郎三品五十有三、功臣大将军以下六十有四。”《唐会要·陪陵名位》载，前后陪葬昭陵者有妃7人，王5人，公主10人，宰相13人，丞郎三品50人，功臣大将军60人，计155人。游师雄《题唐太宗昭陵图》作165人。宋敏求《长安志》作166人。此数尚未含子从父、孙从祖及宫人（下等妃嫔宫女）陪葬者。

现代考古通过对整个陵园的实地考察，已确认昭陵有193座陪葬墓，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属夫妇合葬墓，因而，陪葬人数远远超过200人，或有300多人；陪葬墓数目之多，是历代帝王陵寝之冠。

陪葬墓主要有长孙无忌、程咬金、魏征、秦琼、温彦博、段志玄、高士廉、房玄龄、孔颖达、李靖、尉迟敬德、长乐公主、韦贵妃等，还有少数民族将领阿史那社尔等15人之墓。20世纪70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徐懋功（李勣）、尉迟敬德、程咬金、张士贵、郑仁泰、长乐公主、韦贵妃等40余座陪葬墓。

昭陵还分布有功臣贵戚等陪葬墓167座，已知墓主姓名的有57座，形成一个庞大的陵园。陪葬墓的石刻极为精美，温颜博墓前的石人，魏征墓碑首的蟠桃花饰、尉迟敬德墓志十二生肖图案和石椁的仕女线刻图等，皆为当时艺术精品。从墓内还发现大量的精致的工艺品，例如李勣墓中出土的“三梁进德冠”，花饰俊美，据说唐太宗亲自设计了三顶，赐予最有功之臣，李勣得了一顶。众多陪葬墓衬托了主陵的宏伟气势，加之各墓之前又多有石人、石羊、石虎、石望柱、石碑之属，更能点缀陵园繁华景象。

昭陵地面建筑虽被毁坏，又屡遭战乱破坏，但陵园遍布丰富的古迹和文物，还藏有大量的古代美术工艺品及其他文物。昭陵博物馆展示众多墓碑和墓志，保存了大量的有关唐代的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史料，展示了初唐书法艺术的高度水平。

1961年3月4日，昭陵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010年8月21日，昭陵被纳入陕西省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名单。

2011年1月10日，陕西省文物局邀请有关专家，组织礼泉县文物旅游局等相关部门，对唐昭陵北司马门祭坛遗址保护工程和礼泉文庙保护维修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经过专家组商讨后，一致同意通过这两个保护工程的竣工验收。

2012年6月26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唐昭陵长乐公主墓保护工程设计方案的请示》（陕文物字〔2012〕72号）。

2012年6月26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唐昭陵韦贵妃墓保护工程设计方案的请示》（陕文物字〔2012〕73号）。

2013年2月6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唐昭陵陪葬墓——长乐公主墓保护工程方案的请示》（陕文物字〔2012〕219号），原则同意《唐昭陵长乐公主墓保护工程方案》和意见。

2013年2月6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唐昭陵陪葬墓——韦贵妃墓保护工程方案的请示》（陕文物字〔2012〕220号），原则同意《唐昭陵韦贵妃墓保护工程方案》和意见。

2014年06月20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昭陵文物保护规划的请示》（陕文物字〔2012〕194号），原则同意所报昭陵保护规划。

2015年04月09日，国家文物局批复《关于上报〈昭陵博物馆可移动文物预防性保护方案〉的请示》（陕文物字〔2015〕63号），原则同意所报方案。

在中国古代，有向逝去的先人哭诉的传统。唐制，臣民有冤者，可到昭陵哭诉。《唐诗纪事》引李洞诗：“公道此时如不得，昭陵恸哭一生休。”后世求进不得的志士、贤才，企慕贞观之风，也常望着昭陵咏诗言志。宋陆游《遗怀》诗中就有“积愤有时歌易水，孤忠无路哭昭陵”的诗句。

唐和唐以后的历代帝王都委派官员代表朝廷祭祀昭陵，已知历代皇帝祭陵碑30余通。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当中，唯昭陵在其以后形成了“祭坛”。这说明，唐太宗及其昭陵，对后世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

地址：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烟霞镇九嵕山

门票：昭陵山门票旺季35元、淡季20元；昭陵博物馆门票旺季40元、淡季25元

开放时间：夏季8：30—18：00；冬季9：00—17：30

交通：1、从咸阳汽车站乘坐咸阳至烟霞、赵镇方向的汽车，在昭陵博物馆下车。

2、从西安城西客运站坐西安至烟霞、赵镇方向的汽车，在昭陵博物馆下车；或者城西客运站乘坐西安至礼泉高速，西安至礼泉、乾县方向的汽车在礼泉县下车，换乘礼泉至北屯的班车在博物馆下车。昭陵现没有直达车辆，游览须包车或租车。

3、自驾车：从312国道北上召路口向北直走28千米，到达北屯后，向左拐7千米即到。

2022年2月，经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组织评定，确定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