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浙商为例，民营经济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特色之一，而浙江民企的实力，几乎占据了国内民营经济的半壁江山。浙江人做生意厉害，倒不在于他们有多少叱咤风云的大企业大人物，而是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和庞大的群体阵容，就是“抱团精神”，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商帮文化”。浙江人通过商会、行业协会等组织，群体合作织成一个无所不在的商业网络。浙商还形成了巨大的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这种网络就像人体的细胞或毛细血管，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无论从资金融通，还是市场开拓，商会、协会都为浙商的发展壮大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在对待商帮问题上，改革开放的缔造者邓小平在评价宁波帮时曾说“宁波帮人数不多能量很大”，他不仅充分肯定宁波帮的作用，还亲力亲为作了大量具体的工作。他指出：“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还进一步号召“要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由此可见，新中国更加重视商帮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而商会便是新时代商帮文化的载体，商会文化也是商帮文化的传承、革新的产物所在。驻京办往往承载了这样的职能——团结老乡，多数驻京办都会组织在京人员联谊会，另一方面，“北京浙江企业商会”、“北京福建企业商会”等区域性标志明确的商会组织事实上也就是那些远离故土、异乡创业的各地商人的娘家，我们可以称之为“商帮文化”与时俱进的体现。

另外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海外华商，而今，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社团，就是中国商人在海外的商帮组织。他们为华商的海外经营提供了有力保障，在为所在国经济、世界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之初，在全球其他国家对中国还犹犹豫豫抱观望态度的时候，由于与内地的“亲缘、情缘”关系，首先进来的就是港台和其他海外华商的投资，当初甚至本身只是一些“侨汇”，除个别外，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小额投资，领域也以“三来一补”加工工业为主，正是这些华人华商开拓进取精神，才使闽粤地区形成许多家电城、鞋城、服装城，从而激活了地方经济。

约翰?奈斯比特在《亚洲大趋势》里说过：“华人社团是宗族和同乡组成的公司和企业网，各企业之间层层连接，规模不断扩大，直至覆盖全球，用个形象的比喻，它就像当今的互联式电脑网络。” 有媒体甚至评论说，如果在每一个存在华人社团的城市上标注一面小红旗，那么地图就会变成一张红纸。在全球分布着成千上万个华人社团，星罗棋布的华人商会，既是联系华人社会的纽带，也成为与国内保持血脉关系的民间桥梁。

2001年9月19日，在中国内地首次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商大会上，时任总理的朱镕基动情地说：“迄今为止，在华投资的外资企业，大多数的项目和资金来自华商……中国经济取得的辉煌成就，海外华侨华人功不可没……你们的创业精神已经载入中国经济发展的辉煌史册！”

温家宝总理2013年3月5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两次提到海外侨胞。第一次是在谈2009年中国应对全球性金融与经济危机所取得的成绩时，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向海外侨胞表示诚挚的感谢。第二次是在谈维护中国统一时，指出，要认真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维护海外侨胞、归侨侨眷的合法权益，支持他们传承中华文化，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和促进和平统一大业。

无论是哪一支商帮，都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无论从事着何种行业，没有人忘记自己的根本，这就是商帮的力量，这就是民营企业的拳拳爱国之情。正如温家宝总理2008年9月23日在纽约会见华人华侨时所说，“我们每个人不管是从大陆、台湾，还是港澳来，都是中华民族、都是祖国这棵参天大树的一片叶子，而在这棵树下，那些根是连在一起的，是谁也分不开的，这就是血脉相连。” 　商帮文化承载了中国数千年的商业文化精髓，也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商帮文化的繁荣与振兴是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文明的完美结合。商帮不仅是区域经济的催生力量，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催生力量，也是世界经济复兴的重要力量，更是民营经济振兴的文化特征。因此，商帮文化的发扬光大，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节选自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杨金贵所著《商帮文化与中国经济》一文）

都说中国历史是一部漫长的封建史，重义轻利的儒家文化和农耕经济的主流使得市场经济之花迟迟难以萌发。可事实上，人类社会一直就未曾离开过商人的活动。据考证，商人（或商业）的商，最初是个原始部落的名字，其部落位于今河南省商丘的南部地区，其部落始祖名叫契。因契跟随大禹治水有功被封于此。契的第十代孙名叫王亥（公元前16世纪）。王亥从事牧业而擅长经商。他的第四代孙子汤灭了夏（公元前1551年），又迁都于殷，故商又称殷，而商人仍自称为商。后来，周灭殷以后，周公（姬旦）告诉殷的遗民，要求他们继续经商。而殷商之人善于经商，周朝人便将从事这种行业的人称为商人。而历史上的商帮大体上崛起于明清时期。在明清之际曾引发了一场“商业革命”，在这场“革命”中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其中，粤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商俗称“山西帮”，亦称“西商”、“山贾”。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其贩运销售活动遍及全国范围，形成了成为能与南方徽帮相抗衡的最有经营实力的北方晋帮集团。至清乾隆（1735-1799年）、嘉庆（1799-1820年）、道光(1820-1850年）时期已发展到鼎盛。特别是到清朝中叶，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徽商，即徽州商人、新安商人，俗称“徽帮”，指徽州（府）籍商人的总称 ，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明代成化以前，徽商经营的行业，主要是“文房四宝”、漆、扣和茶叶。成化以后，因明王朝改变“开中法”，把商人输粮边区，换取食盐，在一定区域贩卖的方法，改为商入在产盐地区呐粮给盐，听其贩卖。这样一来，重要产盐地区一一两淮、两浙，成为盐商集聚中心，徽商占人地之利，逐渐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明代中叶以后，徽商形成了盐、典、茶、木四大行业。除此还有布匹、丝绸、粮油、陶瓷、漆器、药材、徽菜，以及山杂南北货、京片百货等多种多样行业。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

粤商，即广东商人，粤商主要是由广府商人和潮州商人所组成，以珠三角广府商人作为代表。广东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从秦汉时期起，广州以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最早最大的始发港。南汉时期，皇帝刘岩就相当重视商人，常在宫中接见内地商人，各地商人来到广州经商，广州本地商人也到内地各大城市经商，形成重商之风。明清时期虽然几度海禁，但广州却有过“一口通商”的历史地位，形成了独特的敢为人先、务实创新、开放兼容、利通五洲、达济天下的粤商精神和粤商文化。

广府商人指的是珠三角广州府地区的商人。明清时期，广府商人足迹遍布全国，他们所建立的广东会馆、岭南会馆、广肇会馆、粤东会馆在全国的地域分布相当广泛，以今天的省份地域来看，以北京、上海、江苏、四川及广西分布的数量最多，其他如江西、福建、湖南、山东、东北、湖北、陕西、河南、安徽、浙江、台湾、甘肃、云南等省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分布。明清时期，粤商更漂洋过海，广东会馆也逐渐遍及世界各地，广东会馆除集中分布在东南亚与美洲各国外，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也保留着不少广东会馆。

清代，中国经历了数百年闭关锁国的时代，仅仅留有广州作为唯一的政府特许对外贸易基地，十三行商成为清代粤商的核心主体。十三行商人从垄断外贸特权中崛起，经济实力显赫，是全球最大商帮，是近代以前中国最富有的商人群体，代表人物有卢观恒、伍秉鉴、梁经国、吴健彰等。广州十三行商人与两淮盐商、山陕商人一同，被称为清代中国的三大商人集团。

近代以来，珠三角广府地区出现了一批对中国近代工商业发展举足轻重的民族企业家先驱，包括唐廷枢、徐润、郑观应、梁炎卿、陈启沅、薛广森、马应彪、郭乐、简照南、简玉阶、冼冠生、唐廷桂、莫仕扬、郑翼之、李煜堂、方举赞、郑伯昭、陈炳谦、曾焕堂、蔡昌、李敏周等。粤商也成为近代上海最大的商帮之一，其中以广府地区的香山县和南海县的商人为主。

现代广府商帮涌现出李兆基家族、郑裕彤家族、郭得胜家族，香港四大家族中就占三席。还包括李文达、吕志和、何鸿燊家族、李佩材家族、利希慎家族、周永泰家族、马万祺、何贤、杨惠妍、何享健、王卫、张志东、庞康、徐航等等。

潮商指的是广东潮汕商帮，“潮商”，是潮州商帮称号。古代潮商不如晋商、徽商著名，潮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以后。大概在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私人海外贸易兴起后，潮州沿海居民开始大规模地投入海上商业冒险活动。到明中后期大批潮州人以船为伴涌向海潮波涛之中。入清以来红头船便成为潮州商人的象征；清代商人又称红头船商人。

潮商是一支具有世界性的商业群落发源于潮汕地区（潮州、汕头、汕尾、揭阳）。上个世纪初便被泰国国王誉为“东方犹太人”。潮商是具有海洋性格、海洋文化的华人商帮，被誉为红头船商帮。潮汕商帮文化已千年，茶文化漂洋过海。

潮商一向是以冒险性格强烈、肯吃苦耐劳著称；潮商也积极向外拓展版图，离乡背井远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打天下。也因为这种开放心态，使得广东商帮在改革开放之后得以迅速发展。而潮商却伴随着近代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于东南亚和香港。这期间，潮商虽然在二次世界大战后一度沉寂，但经过战后若干年的苦斗，又终于在上一世纪60-70年代崛起于香港及东南亚。涌现出李嘉诚、谢国民、陈弼臣等一批世界级巨商。

潮商为什么能够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自古至今地发展并在今天谱写新的辉煌？事实上，近代潮商发扬了古代潮商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在近代潮商身上，也许才是潮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在五百年商海中饱经风雨，经受严峻考验和锤炼而屹立于商海之中的潮商，涌现出以庄世平、李嘉诚、陈伟南、林百欣、谢国民、姚振华、马化腾、黄光裕等为代表的一辈潮商。

“客商”，是客家人中的商人。客家人是一个具有显著特征的汉族民系，也是汉族在世界上分布范围最广阔的民系之一。客商一词，首先出现于明清之际，是当时广东的四大商帮，以这个民系命名的商帮，以福建、广东、江西三地的商人为主，背后是遍布全球的1亿多客家人。这种突破地域界限的商帮，以文化为纽带，保留着中原文化，崇尚诗礼传家，守望互助，共同守护精神家园。近百年来，客家人从广东梅州等地远渡重洋外出谋生，遍布港台及东南亚，产生了一大批创富成功的客家商人。张裕集团的张弼士，万金油大王胡文虎，就是早期客商的代表人物；“化工大王”田家炳，“领带大王”曾宪梓，“东南亚钢铁大王”何侨生，“毛衫大王”吴惠权，“国货大王”余国春等则是当代客商翘楚。这些客商，大都是“布腰带出去金腰带归来”，写下了一个个创富的传奇故事。多年的游子生活，也让客商对家乡、对祖国总有种特别的眷恋。

目前客家商帮已经超越传统商帮的内涵,演变为全世界客籍实业家的组织,是华商网络的重要成员和积极组织者。客家商帮及其成员在近现代史上有重要影响,对其形成演变以及历史影响的研究有助于当前商业文化建设和儒商文明的弘扬,对国家安全体系的构建也有积极作用。民主革命儒商

中国的经济和文化在宋代曾达到相当高的水平，经元代之后，在明代又迎来了一个高潮。据专家估计，明朝万历年间农产品总量达696亿斤，江南水稻单产量到2石（300斤）左右，与当时的欧洲处于同一水平。农业的发展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明代在官营手工艺衰落的同时，民营的手工业有了快速的发展。尤其是江苏的丝绸业，广东佛山的冶铁和铁器的铸造业，江西景德镇的制瓷业以及其他地方的棉纺织业，无论在生产技术上还是生产规模上，都有了相当的发展。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亦有相当大的发展。

政策的变化对明清三大商帮形成起着重要作用

明朝初年，为了保卫北部边防，设立了“九边”（九个军区），80多万的强军和30万匹战马给政府财政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于是，洪武三年开始实行的以粮换盐政策成为晋商和陕商形成的契机。明代中期，官府授权的私人盐业垄断经营成为了徽商成长的关键推动力。而在辽宁和张家口分别开放东西马市，对晋商由以盐业为主转向多种经营有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同样，明代中期海禁的放松，也是浙商，闽商，粤商得以形成的直接原因。

“商帮”这一概念被各省的商人们频繁使用，最早提出“商帮”概念的是五大新商帮———山东商帮、苏南商帮、浙江商帮、闽南商帮、珠三角商帮。其他各省商人也纷纷起而效仿，开始按照地缘给自己定位———山西省和安徽省的商人们分别提出了新晋商和新徽商的口号，重庆、河南、河北等地的企业家们也将自己归类，分别冠以新渝商、新豫商、新冀商。

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十大商帮，具体为山西晋商、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徽商、广东粤商（分广府帮、潮商、客家帮）、陕西、福建闽商、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商帮、龙游（浙江中部）浙商、河南豫商、山东鲁商等。

十大商帮中最早崛起的就是山西商人。历史上，山西商人称为晋帮。晋商是明清时国内最大的商帮，在商界活跃了500多年，足迹不仅遍及国内各地，还出现在欧洲、日本、东南亚和阿拉伯国家，完全可以与世界著名的威尼斯商人和犹太商人相媲美。

晋商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周朝的晋唐时期；但真正崛起于明代（1368-1398年），至清乾隆、嘉庆、道光时期已发展到鼎盛。到清朝中叶，山西商人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1851-1874）时期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执全国金融牛耳的强大商业金融资本集团。并形成山西北号（票号）南庄（钱庄）两大晋商劲旅。

晋商规模如此之大，延绵时间如此之长，经商领域如此之广，靠的是什么?晋帮有自己的经商秘诀：一方面以地域和血缘关系为纽带，凝聚本帮商人的向心力；用传统道德规范经商的行为；寻求政治上的靠山，庇护本帮的经商活动。另外一个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晋商家族的重要传统之一学而优则贾。据说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功名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晋商学而优则贾理念没有多少文字记载，而是深深隐藏在晋商的心中，溶化在他们的血液中。正因为如此，使得晋商的文化程度相对于其他商帮是比较高，他们的经营模式也是最先进的，股份制、资本运作等现代经营方式，已经在他们身上萌芽。我们从晋商的成败，品出了晋商的文化哲理，一个经商世家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这些晋商不仅是商人，也是有学识之人，言传身教，治商有方，并在家族内形成重教之风。

徽商与晋商齐名，作为中国商界中的一支劲旅，徽商曾活跃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以至日本、暹罗、东南亚各国和葡萄牙，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其商业资本之巨、从贾人数之众、活动区域之广、经营行业之多、经营能力之强，都是其他商帮所无法匹敌的，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

徽州人都是经商能手，他们善于分析和判断经济形势，在买贱卖贵的不等价交换中牟取厚利，大规模的长途商品贩运是徽商致富的一个重要途径，另外，囤积居奇、特权牟利、牙行制度、高利贷等，也是不少徽商致富的手段。

徽商与其他商帮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儒字。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被誉为儒风独茂，因此徽商大多表现贾而好儒的特点，他们的商业道德观带有浓厚的儒家味。徽商以儒家的诚、信、义的道德说教作为其商业道德的根本，使他们在商界赢得了信誉，促进了商业资本的发展，是他们经商成功的奥秘所在。

大凡称之为儒商的人，理所当然是一个睿智的人。在他们身上，既充满优秀传统文化的烙印，又有和时代发展相适应（或超前）的道德水平和文化素质。他们懂得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则，有驾驭市场变化的能力。他们集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于一身，恪守做人第一，经商第二的准则。商人的务实和精明，加之厚重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使得他们处处体现着儒家理想人格的魅力。总之，儒商是属于有知识、有道德、有谋略、会赚钱的人。

福建商帮的兴起，一开始就与封建政府的官方朝贡贸易和禁海政策针锋相对。他们走私进行商业贸易，不能贸易时就进行抢劫，他们具有海盗和商人的双重性格。

内外勾结的贸易方式是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他们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他们不仅在海营商，还有许多也是陆地商，水陆两栖，海上贸易也做，陆地贸易也做。明清福建商人，把国内与国外的贸易紧密地结合起来，努力经营，进行多种形式贸易，从而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一个很有影响的地方商帮。

随着封建社会的消亡，福建商帮却在海外南洋、台湾等地开辟出新的商业场地。福建商帮中的许多商人，正是以自由商人的身份，大无畏地开拓海外市场，终于在福建帮这棵枯树上开出了新枝，使福建商帮的商业精神在海外华人和台湾的福建籍人身上得到延续。

明清时期，粤商的广东会馆在全国的地域分布相当广泛，以北京、上海、江苏、四川及广西分布的数量最多，其他如江西、福建、湖南、山东、东北、湖北、陕西、河南、安徽、浙江、台湾、甘肃、云南等省也都有数量不等的分布。道光十年，英国议会对曾在中国作过商业贸易的英国商人进行一次调查，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绝大多数在广州进行贸易的人都一致声称，在广州做生意几乎比世界一切其他地方都更方便，更好做。海外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太阳无时不普照粤人社会。粤商的辉煌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在近代，由于外国经济势力的侵入以及中国缓慢地迈开近现代步伐，晋商、徽商等因为固守传统而日渐式微，而粤商却伴随着近代广东商品流通的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海外移民的高潮而崛起，广东会馆也逐渐遍及世界各地。广东会馆除集中分布在东南亚与美洲各国外，英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地也保留着不少广东会馆。

近代粤商发扬了古代广东商人的冒险开拓、独立进取的商业精神，而在参与国际商业贸易的过程中，近代潮商又具有了某种开放的心态。在近代广东商人身上，我们看到传统文化与近代商业文化的某种有效的结合与融合。而正是这种文化的发展与融合，也许才是粤商继晋商、徽商衰落之后仍能发展，并进一步成长的原因。

秦商在明清的商业界里，山西与陕西商人为了对抗徽商及其他商人的需要，常利用邻省之好，互相结合，人们通常把他们合称为西商或是山陕商帮。西商在明代前期的势力很大，他们从经营盐业中获得了大量的厚利，可惜利益的原因使他们内部开始分化，陕西盐商与山西盐商分道扬镳，最终陕西盐商到了四川独立发展，这也为陕西商帮的最终形成奠定了基础。

陕西商帮生财的行道较多，在这一点上他们与江西商帮相似。陕西商帮是一个综合性的商帮，他们对财富的追求与一般商帮相同：尽可能追逐厚利，如果不行，就退而求其次。陕西商帮以盐商最为著名，经营布业、茶业和皮货业也是陕西商帮盈利的重要途径。

秦商为中国十大商帮之一，善于从各种事件、场合和时间上挖掘商机。

在两千多年前，陕西长安就与四川、云南、贵州、甘肃、青海、蒙古有着密切的商业联系，发展到明清时，陕商与西藏等地区进行茶叶、马匹交易。悠久的经商历史，使陕西人天生具有一种商业意识。

在市场经济下，现在的陕西人在发掘商机上也丝毫不比前人逊色。90年代初，川菜、粤菜及外地特色食品在西安扎下阵势，不知赚走了西安人多少钱。从吃文化中受到启发，陕西商人隆重地推出了饺子宴，此项目一经推出，使嗜面食的各地食客闻香而来。

山东商帮是山东人，自然具有山东人的特点：直朴单纯，豪爽诚实。正因为如此，与别的商帮相比，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显得单纯，直截了当。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概括起来，就是长途贩卖和坐地经商的商业经营方式，讲求信用的商品道德以及规范的商业行为。同时，山东商帮里面，主要是大官僚、大地主兼大商人，因此大部分是封建性的商人，这也决定了山东商人所走的道路及商业资本的流向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虽然山东商帮的致富之道，相对其他商帮来说实在是没有什么高明的地方，但他们的这些经验和经营方式非常实在，生意做起来踏实。

山东人经商，是好的地区的人要经商，不好的地区的人也要经商。一个省份的人，经商的动机和条件相差甚多，仿佛是中国十大商帮的综合缩影。这在中国是仅见的。

宁波商帮是中国商帮中的后起之秀。从它形成之时起，便显露出它的见识不凡和卓尔不群。宁波商帮，是指宁波府的商人，以血缘姻亲和地缘乡谊为纽带连接而成的商业集团。是一个盛行于国内和海外的商帮。宁波商人外出经商历史悠久，但大规模经商，并且结成商帮则为时较晚。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从而使宁波商帮以新兴的近代商人群体的姿态跻身于全国著名商帮之列。他们所经营的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以及保险业，也是名闻遐迩。

宁波商帮形成的时间较晚，但其发展势头却非常之快。他们的活动区域不断拓展，最终形成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的局面。宁波商帮不仅善于开拓活动地域，还善于因时制宜地开拓经营项目。他们的致富之道非常有特点，也非常实用：以传统行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使自己的商业经营在全国商界中居于优势地位。

当徽商、晋商在商场争雄之时，冷不防在浙江中西南部崛起一个颇有影响的龙游商帮。历史上所称的龙游商帮，实际上是衢州府商人集团，其中以龙游县商人人数最多，经商手段最为高明，故冠以龙游商帮。

龙游商帮虽地处偏僻，却有着开放的心态，在观念上也比较新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上，即投资上的敢为天下先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明清时期，许多商人将经营商业所赚得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或者经营典当、借贷业，以求有稳定的收入。而龙游商敏锐地意识到，要获得更多的利润，必须转向手工业生产和工矿产业上。他们果断地投入于纸业、矿业的商品生产，或者直接参与商品生产，使商业资本转化为产业资本，给当时封建社会注入了带有雇佣关系的新生产关系。龙游商人还不排斥外地商帮对本乡的渗透，并且相处友善，吸收外地商人于己帮，推进了龙游商帮的发展。

龙游商人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和海纳百川的肚量，是他们良好的经商心态的反映。他们虽然是出自一个偏僻之地，既无官府支持，又无强大的宗族势力作坚强后盾，但他们却能在强手如林的各大商帮中崛起，自立于商帮之林。

几乎就在龙游商帮兴起的同时，另一个商帮在中国的洞庭湖上不知不觉地兴起了---洞庭商帮。当年范彝财色尽得，泛舟五湖，引起多少人的艳羡。他经商成功，一定给太湖、洞庭湖流域的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洞庭商帮是在明万历年间才初步形成。

审时度势，把握时机，这是聪明的商人的做法，而洞庭商人就是这样聪明的商帮。洞庭商人没有与徽商、晋商在盐业和典当经营上争夺市场，而是扬长避短，稳中求胜，利用洞庭湖得天独厚的经商条件贩运起米粮和丝绸布匹。他们还不断更新观念，开拓经营新局面，向外部世界发展着。尤其是鸦片战争后，在作为金融中心的上海，洞庭商人利用自己的钻天之术，开辟了买办业、银行业、钱庄业等金融实体和丝绸、棉纱等实业。在新的历史背景下，从事着不同于以往的商业活动，由此，洞庭商帮产生了一批民族资本家，走上了由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发展的道路。

洞庭商人十分讲究具体的经营手段，而这些手段看起来则非常符合现代经商的要求。洞庭商人非常注意市场信息，时常预测行情，在经商过程中，洞庭商人会根据市场行情与商品交换的情况变化而变化自己的经营策略，不拘于成见，只要有利就行。洞庭商人还会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比如商人资金和民风特点，因地制宜的采取独特的经营方式。

江西商人绝大多数是因家境所迫而负贩经商的，因此，小本经营，借贷起家成为他们的特点。他们的经商活动一般是以贩卖本地土特产品为起点，而正是江西商人这些独特的背景，使得江西商帮具有资本分散，小商小贾众多的特点。除少数行业如瓷业比较出众外，其他行业与徽商、晋商等商帮相比经营规模就要显得相形见绌，商业资本的积累也极为有限。当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在他的作品中，曾经就这样描述江西布商一个包袱一把伞，跑到湖南当老板。另外，江西商人浓厚的传统观念、小农意识也影响到他们的资本投向，只求广度，不求深度。所以，尽管江西商人人数众多，涉及的行业甚广、经营灵活，但往往在竞争中容易丧失市场。

江西商人讲究贾德，注重诚信是江西人质朴、做事认真的性格的一个外在反映，也是江西人头脑中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自然流露。江西商人还善于揣摩消费者心理，迎合不同主顾的要求。总之，以销售尽手中的商品和捕捉商机为原则，这是江西商人发财致富的经验总结。

尽管十大商帮曾在历史上风云一时，但由于他们的经营模式无法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而注定要走向衰落。下面以晋商为例，其衰落自身的原因主要有四点：

其一、沦为封建政府的附庸，商业模式单一。明初晋商藉明朝统治者为北方边镇筹集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又充当皇商而获得商业特权，清季又因为清廷代垫和汇兑军协饷等而执金融界牛耳。一言以蔽之，明清山西商人始终靠结托封建朝廷，为其服务而兴盛。但当封建朝廷走向衰亡时，山西商人也必然祸及自身。

其二、“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流向土地，在明代已屡见不鲜。入清后，晋商购置土地者很是普遍。有民谣称：“山西人大褥套，发财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此谓“大褥套”是指形同褥子的布套，也可搭在牲口背上供人骑坐。这句民谣反映了晋商外出经商致富后还家盖房置地养老少的传统观念。在这一传统观念支配下，其商业资本是不利于向近代资本发展的。

其三、墨守成规，思想保守。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旧有的商业模式已被打破，加快改革，适应潮流，是求得自身发展的途径。但是，由于晋商中一些有势力的财东和总经理思想顽固，墨守成规，以致四次失去票号改革机会。

其四、投资周期过长。20世纪初，晋商中一些有识之士投资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但由于当时保矿运动的影响，其资本主要投入了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资金大量积压，陷入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