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书中作者是站在朱明王朝的立场上为这段历史作记的，因而对于其他的农民起义领袖，记述均含有一定的倾向性。首先从《序》中，我们便能感到这一点：“元失其鹿，斩木揭竿，鱼书狐呼之徒，汝、颍先鸣，淮、徐响应，濠城遥借声势，因缘起事，而滁阳位又在四雄之下。彭、赵，徐城之逋寇也，俨然踞坐堂皇，指挥奔走，所谓微乎微者也。滁阳既殁，孤军无倚，假滦城之虚名，?虚崖山之余烬，用以部署东南，号令天下。定台城，开吴国，建帝王公世之业。日月出而爝火熄，于是龙凤之君臣事业，风销烟灭，杳然荡为穷尘，而论为劫灰矣。嗟夫，安丰之振甲，宁逆耳于青田；瓜步之胶舟，终归狱于德庆。”字里行间显出了对朱元璋的推崇，以及认为朱才是真命天子的想法。而“次伪天完（徐寿辉），次伪汉（陈友谅），次伪夏（明玉珍），志割据也。次东吴（张士诚），次庆元（方国珍），志监窃也。”则对其他农民起义领袖用了轻蔑或贬抑的称语。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在封建王朝各个派别相互之间打来打去，最后必有一家平定天下，于是成为“正统”，而其他失败的对手呢，则全被他贬为“贼”、“寇”、“盗”了，所谓“胜者王侯败者寇”，信夫！作为一个命运系于君主之手的封建文人，钱谦益当然不会想着对“正统”观念发生怀疑的。

作者的历史局限客观一面

如果排除了作者的历史局限之外，总的来说，《国初群雄事略》还是有其客观的一面的。如该书还录了扩廓帖木儿、纳哈出、李思齐、陈友定、何真等人的事迹于后几卷，并在《序》中说明了这样写的理由：“天命不僭，夷狄有君，故以扩阔（帖木儿）、陈友定终焉。”尽管还是从“天无二日，民无二主”，有天下必有一个皇帝的封建旧观念出发来为其作传的，但毕竟还是有其历史的客观性的，正如其接着所写的：“于乎！有元非暴虐之世，庚申非亡国之君也，惟其聪明自用，优柔不断，权分椒涂，政出奸佞。宠赂于焉滋章，纪纲为之委替。沙河之溃师，费以亿万，而败将归踞于台湾；高邮之围寇，功在漏刻，而大军立卸于城下。省院之驳议未决，而航海之宝贿直达于宫中；江淮之壁垒方新，而旷林之干戈相录于阃外。驯至抚军之院，朝设而罢；讲解之书，此奉而彼格。

南讨之诏旨甫出河北，而北征之师旅已捣燕南。然后仰观乾象，而喟然知事之不可为也，宁有及乎！《诗》不云乎：‘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后之人主读仪鉴之诗，而以庚申为车，虽与天无极可也。”其中对元朝君主的才能是有所肯定，而不带夷夏之辨的偏见，分析元朝失败灭亡的原因，纯从其朝政的实际情况来分析。而这么写也是由于作者是要为当时及后世的读者提供历史教训的。再联系作者所处之天启年间，明朝与后金交兵正酣，而朝中魏忠贤、客氏又恃宠专权，阉党人横行不法，正直之士屡遭贬斥，联想到这些背景，我们似乎可从前面一段话品出更多的味道，像“惟其聪明自用，优柔不断，权分椒涂，政出奸佞。宠赂于焉滋章，纪纲为之委替。”这样的话，难道仅仅是一般历史教训的总结，难道不是对当政者隐约的劝谏？作者的用心可谓良苦了。对于后五卷中所述将领，钱谦益也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在《河南扩阔帖木儿》一卷中，通过大量的史料引用，一方面突出了扩廓帖木儿专横跋扈的性格，另一方面又写出了其“勇刚毅、临敌不屈”的一面：“上（朱元璋）幸汴，遣老保（扩廓之舅）招谕王保保（扩廓之汉名），保保鸩杀之。”而通过朱元璋的话来赞扬扩廓帖木儿，可见作者对其不乏称许之意：“元灭，其臣拥兵不降者，惟扩廓帖木儿。太祖（朱元璋）尝获其家属，厚恩以招来之，终不至。一日，大会诸将，问曰：‘我朝谁为好男子？’或对曰：‘常遇春。领兵不过十万，所向克捷，此好男子也。’上曰：‘未若王保保，斯所谓好男子也。’其后，民间每相消曰：‘常西边拿得王保保来耶！’至今遂成谚语”。钱谦益如此称赞扩廓，自有表白自己的孤忠之意。然而造化常常捉弄人，清顺治二年五月，清兵取南京，时为礼部尚书的钱谦益随众投降，终于没有能成全其气节，为后人所不齿。对于陈友定，书中也颇多赞叹处。如：“先是，上（朱元璋）遗使招谕友定，友定大会诸将，杀使者，置其血酒■中，慷慨饮之，誓众死守。”

“友定见势穷蹙，乃与副枢谢英辅、参政文殊海牙诀曰：‘大事已去，吾无以报国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乃退于省堂，按剑仰药饮之。……黎明，我师入城，友定气未绝，遂舁之出水东门外，值大雷雨，复苏，械系送京师。”“友定至京，帝将释之，授以原官，曰：不降，伏‘铜马’（古炮烙刑也）。友定伏之。命■其尸。”其事迹真是可歌可泣，催人发奋。对于降明的李思齐，纳哈出，何真等，钱谦益也不吝赞词。对于纳哈出，引了《太祖实录》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其忠心和诚朴：“上初获纳哈出，以为元世臣子孙，待之甚厚。纳哈出居常郁郁不乐，上遣降将万户黄俦察其去就，俦见纳哈出言上所以待遇之意。纳哈出曰：‘蒙主公不杀，诚难为报。然我北人，终不能忘本。’俦以告上，上曰：‘吾固知其心也。’谓徐达等曰：‘纳哈出，元之世臣，心在北归，今强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还。’达等以为虏心难测，若舍之去，恐贻后患，不如杀之。上曰：‘无故而杀之，非义。吾意已决，姑遣之。”连一向多疑刻薄的朱元璋也对纳哈出如此看重，那么作者的褒贬之意显然更清楚了。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晚号蒙叟，东涧老人。学者称虞山先生。清初诗坛的盟主之一。常熟人。明史说他“至启、祯时，准北宋之矩矱”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一甲三名进士，他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官至礼部侍郎，因与温体仁争权失败而被革职。马士英、阮大铖在南京拥立福王，钱谦益依附之，为礼部尚书。后降清，仍为礼部侍郎。但很快他就告病归，与反清势力保持联系。其诗作于明者收入《初学集》，入清以后的收入《有学集》；另有《投笔集》系晚年之作，多抒发反对清朝、恢复故国的心愿。乾隆时，他的诗文集遭到禁毁。

《国初群雄事略》是辑录当时所有的各种史籍中有关的史实，由撰书者攒辑而成。从中可以看出钱谦益治史的路径和功力。该书每述一件事，除要引用正史中的材料外，还要引大量杂史、笔记、文集等，显示出了独特的治史方法。在《宋小明王》一卷中，钱氏一共引了《元史》、《草本子》、《元史续编》、《庚申外史》、《死节诗后序》、《太祖实录》、《皇明纪事录》、《龙凤纪略》、《鸿猷录》等二十全种文献，其中俞在《皇明纪事录》、《秘阁元龟政要》、《龙凤纪略》的原书现已亡佚，愈显出《事略》一书中史料的可珍贵处了。《事略》中还附以校勘记，对所引史实的疑问错讹处，均有详备的考证和按语。如《河南扩廓帖木儿》卷后的校勘记中，即有二十处改正，中如：“‘得志者方命’，原本讹‘方’为‘妨’，据《太祖洪武实录》卷一二改，”“‘据其省治’，原本讹‘治’为‘城’，《元史》卷四六《顺帝九》至正二十三年三月条载：‘戊申，孛罗帖木儿遣竹贞等入陕西，据其省治。”又“‘癸酉’，原本讹‘癸’为‘己’，《太祖洪武实录》卷三一洪武元年十月条载：‘癸酉，兵至泽州，故元平章贺宗泽、张伯颜等引兵遁去，遂取之。’据改。”由此可以看出，钱氏引史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在考证上下了很大的功夫的。我们从这些方面也可品出该书的价值来。

《国初群雄事略》是研究元末明初历史的重要史料。由于钱为乾隆帝所不喜，其书曾被禁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