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名风潮”开始

四中大上上下下都不愿改名“江苏大学”，所以当更名之议尚在酝酿之时学校就提出了异议。而改名“江苏大学”的训令正式下达后，四中大师生“不胜骇异”，立即成立了由李铁铮等人组成的“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改定校名请愿代表团”。代表上书大学院，认为江苏大学“既不足以冠全国中心之学府，又不足以树首都声教之规模”，并详细陈述了改名江苏大学的失当之处：

第一，会使“全国学术失其中心”。因为全国学术应有中心，而江南素称富庶之区，南京实为人文之薮，“新都肇建，学术中心，舍兹莫屑”。而四中大历史悠久、规模粗具，把它立为矩范，树之风声，就必然能“表率群伦，革新学术”。如改称江苏大学，则范围限于一省，规模自然属于一隅，全国学术必定失其中心。

第二，不利于学校的发展。因为自清季以来，由三江师范经两江师范，到国立南京高师和国立东南大学，再到9校合并的国立四中大，校名虽多次更换，但是都足以代表东南各省共有之学府，“经费之取给，既不限一二省”，“学生之来源，更几遍于全国”。一旦改称江苏大学，则安徽、江西等省籍的学生就享受不到他们省的经济津贴，从而失掉在四中大学习的机会。显然，这不利于“新都大学”的发展壮大。

第三，以省名校，带有浓厚的封建思想的色彩。因为省界之称，定于前代，沿用既久，“窒碍实多”。况且民国以来，各省教育属于各省的教育厅，以致教育方针常为割据一方的军阀所左右。而大学院创设大学区制，正是希望“以超然学术之精神，破封建思想之省界”，怎可以省名校。

第四，会造成校名上的混乱。大学教育，规模应该恢宏，但要量力而行。我国各省文化参差不齐，教育发展势难一致，如新疆、甘肃，每省设一大学区是很难办成的，而像江苏、浙江等一省却有可能设两个大学区，必定又要用省命名，势必造成命名及管理上的混乱。

建议更名方案

在列述了不宜改称江苏大学的理由后，代表团恳请大学院收回成命，改国立第四中山大学校名为“国立南京大学”。因为这样有许多好处：

第一，具有国际性。东西文明各国都有一所京都大学，如英国的伦敦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日本的东京大学等，都是学术粲然有数十或数百年历史的著名学府。而“吾国金陵文物，冠冕南朝；明代国学生徒，数以万计”，如欲恢复旧观，重振雄风，与东西各国首都大学并驾齐驱，最具有国际性的校名便是“南京大学”。

第二，具有永久性。政治变化，兴荣无常，要想使校名一成不变，而与世界各国古老大学相媲美，最具永久性的就是“南京大学”。

第三，具有权威性。《大学区条例》由国民政府议决颁布，按照该条例，改称南京大学，更是毋庸置疑。即使为全省教育行政便利起见，也应以一省之名名大学区，而以所在地之名名大学。况且时值军政时期，中央威信首应树立，若一定要改名江苏大学，“将置国民政府威信于何地？”

第四，具有全局性。改称“南京大学”，可与北京大学遥遥并峙，南北二校便是中国大学的象征。

可惜，这一建议当时未被采纳。对此，全校师生大失所望，非议甚多。至1928年2月23日四中大才极不情愿地依令更改校名。

只称“江苏大学”

1928年4月5日，大学院作出决定：“大学区大学均不必加‘国立’二字”，原第四中山大学只称“江苏大学”。（《大学院公报》，大学院第6会议决议，1928年4月5日。）

师生抗议活动

在大学院作出“大学区大学均不必加‘国立’二字”，原第四中山大学只称‘江苏大学'”的决议后，师生更是不能接受，群情激愤。

1928年4月13日学生在体育馆召开大会，作出3项决议：

(1)全体罢课三日；

(2)全体至国府请愿，并质问大学院；

(3)将江苏大学校牌保存于校学生会，永远不许悬挂。

学生摘下勉强挂了40天的“江苏大学”的牌子，一路游行，全体沿路高呼“拥护国民政府大学区条例”、“反对江苏大学”、“促成国立南京大学”等口号，将校牌抬送到位于成贤街的大学院，“奉还”校牌，以示抗议。宣称在达到要求以前，仍用“国立第四中山大学”之名。大学院副院长杨杏佛以院长加校友的“双重身份”向学生进行了解释，他说名称与学校无大关系，不必再改。见学生不改初衷，他便应承下星期召开大学委员会临时会议时提交会议讨论，大学招牌“仍请诸君抬回”。学生遂又到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无果而回。后又传来大学院的严厉训斥：“竟有不叙姓名而自称国立中山大学学生百余人，忽将江苏大学牌子舁至本院，似此儿戏举动，殊不类曾受高等教育者。”（后发表于《申报》，1928年4月22日。）这无疑是火上加油，学生闻之，异常愤慨，乃议决自20日起罢课三天，并将江苏大学的招牌存放于学生会，永不悬挂。

关于校名的讨论

教育界元老吴稚晖与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副院长杨杏佛会谈，经磋商后吴公开表示首都学府改名江苏大学，实不适当。吴稚晖对大学命名一事提出3点意见：（1）广东中山大学区为纪念总理而命名中山；（2）首都大学区应在“首都”二字意义下定名；（3）其他各地大学区，则以所在的地名命名。

其后，吴稚晖在报上公开发表专文，一面说明大学院的意义与名称，一面对江苏大学的校名宜改为“首都大学”提出自己的理由：（1）“首都大学”这一名称使大学与首都相联，也为南京新首都作有力的广告，因此也没有必要因为是首都所在地就改江苏为直隶，那不过是封建时代的名称；（2）首都大学区可将上海、江宁特别市纳于一区中，名正而言顺。其考虑大学名称的出发点主要还是从大学院的角度，目的是为对大学区进行有效的管辖。因此对于学生所提议的“国立南京大学”这一名称，吴则持反对态度，认为“南京”是一俗名，又有陪都之嫌，故而不妥。

吴的主张在各大报纸披露后，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其在教育界的影响力，社会各界均认为其意见不久就会成为事实，并即以“江苏大学”将改名为“国立首都大学”相传告，有的新闻媒体甚至在大学院讨论之前，就将江苏大学改名为“首都大学”作为新闻正式刊发出去。

此后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马饮冰首次提出宜改江苏大学为“中央大学”。马饮冰认为大学取名贵在简单、上口，江苏大学取名不当已为有识者所共知，并如该校改名问题特刊所言，“南京”二字又有陪都之嫌，“首都”二字又太空泛，且声音颇暗，读时也不顺口。所以他主张将江苏大学改名为“中央大学”，一则，“中央”二字，一方面既可表示国都的所在地，另一方面更足以显明文化的中心；二则，正名为“中央大学”，则南京、江苏、上海均可包括于中央大学区之内，可以免除省市教育权方面无谓争执；三则，大学区内各中学名称，不必冠以某某大学字样，取名简单。马饮冰强调：“窃以为一国首都所在地，允宜有一名实相符之中心学府，以江苏大学现之规模，在国中实不多见，足以形成中心之学府。中央二字，何等冠冕，何等辉煌，故吾国人不欲造成全国之中心学府而已，否则除该校正名为中央大学也，实别无相当之名称。”其后大学院大学委员会在讨论江苏大学的改名时，最终采纳了马饮冰的意见。

校名风波平息

1928年4月24日大学委员会临时会议议决：“江苏大学改称中央大学，得加‘国立’二字。”（《大学院公报》，大学院第337号训令，1928年4月24日。）

1928年5月4日，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到校宣布了这一决定，校名风波始告平息。

改称“国立中央大学”

1928年5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根据大学委员会的提议，作出了“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的决议。国民政府任命吴稚晖为校长，吴坚辞不就。校长便仍由张乃燕担任。

办学规模同国立第四中山大学。

（一）教育行政院；（二）大学本部；（三）研究院；（四）所属教育机关；（五）评议会；（六）教育经费机关。

（甲）行政组织分注册组、文书组、会计组、事物组、图书馆，各设主任一人；

（乙）教育组系共设九院，每院设院长一人：（1）自然科学院内分算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地学系、生物学系、人类学系、心理学系。（2）社会科学院内分史地学系、社会学系、经济学系、政治学系、法律学系。（3）文学院内分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语言学系。（4）哲学院设哲学系。（5）教育学院分教育学系、师资科，附设教育各专科。（6）医学院分医学基本学系、内科、外科、妇、儿、产科，专科，附设护病专修科。药学院药学科。（7）农学院分植物农艺科、动物农艺科、农产制造科。（8）工学院分机械工程科、电机工程科、土木工程科、建筑科、矿冶工程科、化学工程科、染织科。（9）商学院分银行科、会计科、工商管理科、国际贸易科。各系课目得再分组，各科课程得再分门，各应用科学院亦得重分系组。

1927年6月9日，国民政府任命中央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张乃燕为四中大校长。四中大更名国立江苏大学后，张乃燕继任国立江苏大学校长。1928年5月16日，国民政府行政院作出“江苏大学改称国立中央大学”的决议后，国民政府任命吴稚晖为校长，但吴坚辞不就，校长便仍由张乃燕继续担任。张乃燕也成为国立中央大学首任校长。